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
Author: 路遥
Date: 2021-07-07

短篇小说集

基石

一

青刚山的高峡深谷中，锤声、钎声混合着巨大的爆炸声，日日夜夜地喧吼着。公路，像一条游龙，在陡峭峻险的峰仞间伸展盘奔。

中午，我从工程指挥部出发，去红岗公社民工营负责修建的十六号桥梁，检查工程进展的情况。

盛夏的太阳火辣辣地烤炙着大地。我迎着一股股刺鼻的沥青味，在软颤颤的公路上艰难地跋涉着。汗水把衣服全粘贴在身上，刺痒痒地难受。望着沟里那一湾清湛湛的流水，真想跳下去痛痛快快地洗个澡。但是，听见前面那一片火爆爆的锤钎声，我反而走得更快了。

等我赶到建桥工地时，民工们已去吃午饭。河边的场地，摆满了大大小小的料石。刚锉打过的新石茬子上，不知一些什么颗粒闪耀着银灿灿的光芒。我望了望架桥的地方：桥基全部挖好，第一层基石已经铺设一大半了。我不禁自言自语地啧啧称赞：“‘老虎营’真是名不虚传啊！”我正想迈步去营指挥处，突然被一阵“叮叮咣咣”的锤钎声拉住了。我赶忙四下搜寻，连个人影子也不见，不觉纳闷了：是谁连午饭都不吃，在敲打什么？

我撵着传来的声音，走向一个小坡下。现在看见了：在远远的小河边，那棵乱石缝里长出的老柳树下，一个光着上身的人正在那里锉打一块石头。他是多么地聚精会神啊！连树阴移开了他一丈多远，都好像没有发觉似的，一股欢实地抡着锤儿。背上一串串的汗珠，就像新石碴上那些颗粒一样，在闪闪发光。

我好奇极了，想尽快看看这是怎样一个人，但他背朝着我，又离得很远，看不清楚。于是，我像要发现一件秘密似的，紧张地走过去，站在了离他十来步的地方——我不愿意马上打扰他的工作。

这时，我看清了：这是一个五十开外的老头，稍有点驼的背，被太阳晒卷起一层层皮鳞，黑黧黧的。花白的头发，让汗水浸拧成一些小绳捻。那握钎的胳膊肘上，亮晶晶的汗珠一滴接着一滴滚落下来，浸湿了地上一小摊石末末，随着锤钎的起落，他面前的石头上，冒起了一股股白烟……不一会儿，他放下锤钎，拿起铁方尺子仔细量了量那块石头，然后，又挺起腰板左顾右盼地看了一遍又一遍。那个神态呀，就像绣花姑娘端详着自己的刺绣品一样，完全陶醉在无比的甜蜜中。我的心一热，不由自主地走近了他。老人发现了他面前出现的倒影，蓦地一个猛回头！我不觉一怔：在他那张皱纹密布的脸上，只有一只灼热、深邃的眼睛在忽闪，而另一只分明是受伤失明的眼睛，深深地陷进了眼眶内。这时，他用右手摸了一把汗渍渍的脸，侧着身问：“哪来的？”

“工程指挥部。”我回答。

“噢，小伙子，过来在树下歇会儿。”他漫不经心地说完后，仍回过头去，操起锤钎“叮叮咣咣”地敲打了起来。

我踌躇了一下，绕过去蹲在了他的对面。啊，刹那间，我吃惊得几乎要跳了起来——老头握钎的左手，只有三个指头！那无名指和小拇指处，只有一块红粉粉的疤。三个握钎的指头，包裹着一层厚厚的老茧，显得格外粗糙、壮实。

“大伯！……”我忍不住叫出声来。

“什么事？”他听见我的叫声，停下手中的活计，用那只深邃的眼睛看着我。

我一时不知说什么是好，结巴地问：“大伯，这……这石头硬吗？”

“硬。”

“这叫什么石头？”我接着问。

“碇石。”

“您打的这块石头是桥上哪个部位的？”

“基石。”他一边说，一边从旁边拿起旱烟锅，点着“吧嗒”了两口递给我，我赶忙掏出“三门峡”牌香烟双手递给他一支，他摇了摇手说：“那不足劲，各抽各的吧。”

这时，我细细地观察了那块基石：它有二尺见方，蓝里透黑的切面上，锉刻下整齐美观的几何图案，每一条锉纹都像墨线打过去一样笔直……谁能想到，这活路出自一个一只眼睛、八个指头的老人手里啊！

我想很快知道眼前这个人物的一切，便按捺住一阵心的跳跃问他：“大伯，您什么时候成了残废的？”

“受伤吗？早啦。”说完这句话，他又拿起锤钎“叮叮咣咣”地打了起来，一锤子一股白烟，一股白烟一片石碴飞溅。“喂，小同志，以后不准你说我是残废！”他补充着说。

看来这是一个不爱表白自己的人，他把全部精力都倾注在了他的工作上。然而正是这一点，却紧紧地攫住了我的心！

我知道再不能多发问了，就对他说：“大伯，咱们一块回去吃午饭吧！”

他抬起头来，手里还摇晃着锤钎，但并不打下去，对我说：“我的饭一会儿有人带来，你快去吃吧！”

从那只灼热、深邃的眼睛中，我感觉到他的感情是那样真切、实在。但是，我没弄清楚：在他身上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事？

在去营指挥处的路上，耳边一直响着“叮叮咣咣”的锤钎敲打声。老人那张碇石般的脸，那只灼热、深邃的眼睛，以及那块红粉粉的疤，不时在我眼前闪现着……

二

红岗公社民兵营的营长，由这个公社的党委副书记高峰同志担任。他是个顶顶爽快的人。由于经常在指挥部见面，我们已是老熟人了。

他听我说明来意后，一脸络腮胡子笑得直颤：“欢迎啊！”说着便把我拉进指挥处。

指挥处是一间木柴和拧条编织成的简易房子，里外糊了两层泥巴，进了房子，就像钻进热蒸笼一样，闷得厉害。

文书小杨拿了一个大铝盆去给我打饭，我和老高便汗淋淋地在一张脱了漆皮的桌子旁坐下来，攀谈起关于十六号桥梁的建筑情况。

我兴致勃勃地听完他的介绍后，便向他问起那个老头的情况。老高的那两道粗眉毛一扬：“你碰见他啦？”

“他叫什么名字？”我很快地问。

“硬过钢！”

“硬过钢？”我正要回味这个特殊的名字时，老高却滔滔不绝地讲起“硬过钢”的故事来了……

“硬过钢”大名叫宁国钢，“硬过钢”是他的外号。

他是苦蔓蔓上结出的苦瓜，父母在他五岁的时候，就一前一后被地主“宁老扒”折磨死了。他这个孤苦伶仃的孩子夏天光着屁股翻山过沟去讨饭；冬天，穿着邻居做的破皮袄，还是去讨饭。日煎月熬，他的身上，就像那根讨饭棍一样，被地主的犬牙咬得伤痕斑斑。

没等他满十三岁，就又被“宁老扒”拉去扛长工，重复着折磨死他父母的那种苦生活。

历尽磨难的孤儿生活，把他变成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他全部的精神世界都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从不随便流露。

毛主席率领红军来陕北的那年，他心中长久积蓄的烈火被点燃了！一个漆黑的夜晚，他抡起劈柴的大偏斧，砍死“宁老扒”的看门狗，翻墙逃出了地主的院坝，赤脚来到延安，参加了革命。

在革命队伍中，他什么都干过，勤务员、马夫、伙夫……不论做什么，他总是默默地拣重头子扛。

八路军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的时候，他已是一名威武的战士了。

踏上河西的土地，他紧咬着嘴唇，看着荒芜的田园、浓黑的烟火，手中的钢枪都捏出了汗！

战斗马上打响。不到两个月，他就参加了几十次搏斗，一声不吭地在枪林弹雨中冲杀，那根挑弯了的刺刀下，丧了几十个鬼子的命。渐渐地，“硬过钢”的外号就在部队中传开了。

在一次激烈的攻坚战中，宁国钢所在的班负责炸毁敌人阵地的一个前沿碉堡。

他们冒着密集的炮火，爬过一道道铁丝网，来到碉堡下。可是，这座碉堡建筑在一个土墩上，干硬溜光的崖有一人多高，很难爬上去。下面甩上去的手榴弹，马上又滚了下来，只得赶忙用脚踢到坡下。

怎么办？总攻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而敌人的机枪还在疯狂地叫着。

这时，只见宁国钢脸上的肌肉抽动了几下，两手往崖上一托，脊背对着大家，只吼了一个字：“上！”

大家踩着他的脊背一个个冲了上去。他肩胛渗出了血，牙把下嘴唇都咬破了……但当他听见“轰隆”一声巨响后，又抓起了枪，跟着冲锋部队，攻过了山包！可是，就在这次战斗中，敌人的炮弹炸伤了他的右眼，当即被抬回了后方医院……

伤愈后，党为了照顾他的身体，派他回家乡做地方工作。这个从来不爱动感情的人，第一次流下了眼泪：他并不是难受自己失去了一只眼睛，而是难受他不能上前线作战了！

到了红岗乡政府后，共产党员宁国钢还和以前一样，话不多。他给自己做了一条扁担、一把镢头，串走在红岗的几百座大山间，给互助组掏地，给烈军属背柴、挑水……

一九四七年，蒋胡匪猖狂进攻陕甘宁地区，宁国钢马上组织起红岗游击队，重新扛起钢枪，又投入了战斗。

一个风雪弥漫的夜里，他们的游击队被敌人包围了！当时人少弹缺，情况万分危急。宁国钢命令其他人立即突围，自己操起一挺机关枪掩护。

后半夜，当他扛着机关枪奔回宿营地的时候，就一头倒在了战友们的怀里，鲜血染红了衣袖，染红了枪身，他的左手失去了两根指头……

“高营长，饭！”小杨端着一盆黄灿灿的小米饭不知什么时候就站在了我们身边。

“哈哈，你看，我都忘了你还没吃午饭呐！”老高笑着从小杨手里接过铝盆。

我心里翻腾得厉害，没有动筷子。

“老高，宁大伯后来呢？他怎么到这里来了？三个指头怎样学会打锤钎呢？”我连串地问他。

老高笑了笑说：“后来还能‘软’了！解放后，他被评为一等残废军人，组织打发他回宁家山修养。他一回去就把残废金交给了集体，从早到晚身子不闲一下，给集体放牛、锄菜、务果园，什么都干。等庄稼一收割，他就把铺盖卷往场里一搬，拿一根柳木棍，给集体的庄稼站岗放哨……‘农业学大寨’运动一开始，他跑到大队书记家里说了一声‘我要学石匠！’还没等书记说什么，就跨出门坎，跑到城里买了一副锤钎，来到大队水库工地……”

“那三个指头怎样握钎打石头呢！”我不禁脱口说了一句。

“当时，水库工地上的社员都和你一样看待这问题。”老高随手拿起一把蒲扇递给我，自己也拿起一把，先用扇边刮了刮脸上的汗珠子，然后扇着说：“嘿嘿，钢硬不过他，石头哪能是他的对手！他咬着嘴唇，一声不吭，就在那里练，练，钎把上的血磨掉了一层，又染上一层……就这样，终于练成了一名呱呱叫的好匠工！哈哈，谁能想到，这个看来笨手笨脚的老头子，还能在石头上刻花花哩！”老高越说越上劲，手里的扇子也一下赶不上一下地扇着。“水库去年落成，上面留下了‘硬过钢’锉刻的八个大字：‘愚公移山，改造中国’。”

“他怎么来到工地呢？”我问。

“那很自然，他们大队水库修成不久，抽调民工的任务就下来了，他听说是修备战路，没二话，报了头名，第一个来公社集合……”

电话铃响了，老高走了过去。

我呆呆地坐着，耳边仿佛响起了“叮叮咣咣”的锤钎敲打声，那张碇石般的脸，那只灼热、深邃的眼睛，那块红粉粉的疤，又一齐浮现在了我的眼前！

三

吃过午饭，老高到指挥部开会去了。文书小杨引我去建桥工地进行具体检查。

太阳像一团火球，高挂在偏西的天上，山野里风尘不动。

路旁，一簇簇拧条子耷拉着枝叶，小雀雀躲在树丛深处，垂下眼帘，张大着嘴巴。

我和小杨从半山坡上的营指挥处起身，沿着一条盘山小路走着。

两人的手绢都湿透了，脸上还是汗珠直淌。我们索性把手绢装进口袋，任一道道汗水在下巴汇合，然后滴在石末、尘土覆盖的小路上。看见滴在地上的汗点打卷起一粒粒泥团，我们不时相视而笑，一个心照不宣的名词是——挥汗如雨。

“小杨，你熟悉宁大伯吗？”我问。

“怎能不熟悉，我来民工营第一个认识的就是他！”小杨一边说着，一边用右手在下巴上接了一滴汗水摔在地下。

“噢，你第一个认识的就是他？”我感兴趣地问。

“那还是修九号桥梁的时候，我从公社调来在民工营当文书。刚来的那天晚上，我站在一个小石峁上，很有兴致地观看青刚山的雄伟壮丽，说真的，当时我真想写一首歌颂祖国大好河山的诗歌，哟，可惜咱肚里墨水少，心不能如愿，写不成。”他笑了笑继续说，“突然，我发现左边一个小山坳里，有一团红火一闪一闪的。我觉得很奇怪：大家都睡了，谁还在那儿干什么呢？我三脚两步跑过去，一看：嘿，一个右眼失明，左手只有三个指头的老汉正在那里捻钎。我说：‘大爷，您这么大年纪了，又是残……’那个‘废’字还没说出口，只见他猛地一下抬起头，瞪了我一眼说：‘以后不准你那样说！’我吐了下舌头，再没敢说什么。”小杨说到这里，我不觉会心地一笑。

“第二天，我才从高营长那里知道了他的全部情况。随后又去打造基石的一连，了解到他很多动人事迹。比如，收工后，大家都走了，他还在工地上转来转去捡秃钎、钉钉、铁丝，晚上又点起炉子，把那些秃钎捻好，第二天送给别人；中午他从不回灶房吃饭，总是让大家吃完后给他带来一点，他利用来回走路这段工夫，还要多打几场基石……当时，我观看青刚山时那种想写诗的激情又来了，不过，这回转到‘硬过钢’身上了。诗写不成，干脆就来了个‘顺口溜’！”小杨异常兴奋地叙说着。

“你写了些什么呢？”我问。

“我能背下来。”他的脸一红，然后熟溜溜地念了起来：

咱营有个宁国钢，
外号又叫“硬过钢”；
当年战场建功勋，
如今还是老闯将！
不光基石打得好，
其他事也该表扬：
捡铁钉，捻旧钎，
修斗车，编土筐；
上工下工一个样，
大家歇下他还忙！
这真是——
人老心红志更坚，
青刚山高比不上！

“编得挺好啊，而且把‘残废’两个字也避免了。”我称赞地说。

“不好了！”

“怎么？”

“‘顺口溜’抄出去的第二天，我去工地送水。刚走到工地黑板报前，宁大伯正站在那里。他见我来了，就说：‘把水放下！’我一愣，见他表情冷冷的，只好放下担子。他指着黑板报说：‘谁干的？’我说：‘是我。’只见他把手中的锤子一扬，大声说：‘擦了！’我惊得一后退，他又赶忙过来一把抱住我：‘小心水！’我朝脚下一看：乖乖，险些把一桶开水碰翻，就冲着他吐了一下舌头。他笑了，在我的肩头轻轻打了一拳：‘快送水去！”’小杨说完后，乐得“咯咯咯”地笑起来，从裤口袋里掏出湿手绢拧了一把，一下又一下擦着脸上的汗珠子……

我顺手扯下路边的一片苦菜叶，放在嘴里嚼着。苦味一刺激，浑身一阵清凉。

我在反复思忖：宁大伯这样的人，为了我们的今天，曾付出过血和生命的代价；而今天，今天照样为建设社会主义流血流汗。但他们从不因此而炫耀自己，只是一步一个实脚印地为革命操劳着，年年如此，日日如此……这是一种多么伟大的精神啊！我们中国革命的大厦，不正是这样的精神、这样的英雄建造起来的吗？而我们这一代人，又怎样才能把这种精神接过来，传下去呢？！……

“你看！”小杨兴奋的呼叫声，把我从沉思中拉回。

在我们的眼前，展现出了工地那种特有的热烈场面：空中飞旋着斗车，地上跳跃着夯桩；河滩上，料石、毛石摆得密密麻麻，每一块料石前，都坐着一个飞锤晃钎的匠工。夯工、运石工的号子声夹着炒爆豆似的锤钎声在轰鸣，而这些声音又在山峡石谷中响应起回声，组成了一部伟大的劳动进行曲！

我的眼睛左右扫视着，从近处一直到远处，张望，寻找，极力想在繁忙的人群中，发现那张碇石般的脸——我是多么想看见他啊！

离工地还有点远，我没有能发现他，但我知道他一定会在人群里，于是火急急地对小杨说：“走，快到工地去！”脚步没等话音落，就冲了出去。

小杨理会我的心思，在我的身后气喘喘地说：“宁大伯一定在铺基石，咱先到桥基上去！”

我们一路小跑来到铺桥基的地方，独独不见宁大伯。

小杨先把我介绍给一连长，并说明了来意，然后就冲着问他：“宁大伯哪里去了？”

“医务所。”

“什么？！”我俩同时吃惊地叫了起来。

一连长一字一板地说：“刚才两个后生抬来一块石头，刚要往下放，石头就偏溜下来，眼看要打在老周的脚上，老宁一步冲过去把老周推开，自己的脚背却叫石头削了一块皮肉。不管他愿意不愿意，硬把他拉走了。”

听完他的话，我和小杨的眼睛都热了。我极力控制住自己的激动，对一连长说：“咱们开始工作吧！”

四

深夜十二点了。

我把十六号桥梁工程进展情况以及存在问题的书面报告写完后，走出了营指挥处的拧条门。

漆黑的夜空搅拌着浓重的乌云，天气更加闷热了。

我站在房门前，心里牵挂着宁大伯的伤势，没一点睡意。

“轰隆隆……”西方传来一声暮沉沉的雷。

“要下雷雨了。”我轻叫了一声，准备回去睡觉。刚要转身，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宁大伯在老柳树下打的那几块基石离河那样近，稍微起个水，不就会被冲走吗？……不行，得赶快搬到高处！我想马上把小杨叫起一同走，但听见房子里那香甜的鼾声，不忍心打动他，于是，就一个人向山下走去。

“嘎啦啦！……”一串炸雷从头上滚过，接着，狂风呼啸着卷来了。

我尽量凭白天的印象，跌跌撞撞地在这崎岖小路上攀摸、行走。

天空划过一道明晃晃的闪电，接着，又是一串“嘎啦啦”的响雷。雷声一过，头上像打漏了千百只水缸——大暴雨来了！

我恨不得一步飞到老柳树下，心急如火，竟跑了起来。还没跑两步，就不知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一个跟头，“骨碌碌”地滚了下去。

我昏糊糊地停落在一个积满了泥水的小坑里。雨水泼得连眼睛都睁不开，脸上什么地方大概摩擦掉几块皮，火辣辣地痛。我顾不了多少，一闪身爬了起来！

河水已经开始呜咽。我仔细辨认了一下：已经到了沟底！心里不觉暗暗感谢刚才那一跤呢！

我跑着、跳着向老柳树下冲去。

不知摔了多少跟头，终于来到了我急切要到的地方。

河水已经在咆哮，但还没有到达老柳树下。

我急忙蹲在地上去摸那几块基石。摸来摸去，身上不觉出了一身冷汗：一块也没啦？！

我站起身来，一阵恍惚：基石哪里去了？收工时，我还特意来过这里？在宁大伯今中午打的那块基石上坐了一会儿呢！

“哗啦……”洪水已经扑到了脚下，溅我一身泥。

“河水在上涨，看来很快就要到坡上的，那大片打好和没有打好的基石就要……”想到这里，我又跑着、跳着向坡上冲去。

天，像锅底一样墨黑，雨，在猛烈地倾倒着。脚下的平地上，奔窜着无数条溪流。

我的脚碰上了第一块基石！接着，我就闭着眼睛（即使睁开也无用），摸着一块块基石，慢慢地向河边走去。我多么希望洪水和基石间有一段距离啊！

水吼声越来越大，我感到面前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终于走在空滩上了！我不由一阵高兴。

“哗……”一个浪波在我脚下漫过，我一后退，猛然，身上像触了电：脚下有块基石！我腰一弯就去扛，又一个浪波打了过来，我“啊呀”了一声，就被洪水吞没了！

大学游泳池里学会的游泳技术，在这狂咆的洪水里一点也无用。我在岸边的泥水里挣扎着，两只手在空里乱抓，极力想抓住什么，却不知被什么钩住了领口。我立即用双手抓住了它，就在这一刹那问，我的心“腾”的一下：手！一只三个指头的手！

只听见岸上那熟悉的口音说了一句“冒失鬼”就一把把我拉了上来。我一下扑在他的怀里，搂住他的脖项。“刷”的一道闪电劈照过来——啊，我看清了：那张碇石般的脸，那只灼热、深邃的眼睛！

“宁大伯，您的脚？”我在河涛的暴吼声中大声问。

“不要紧！”他大声回答。

“柳树下的……”

“搬啦！”

“啊？……”一切，我都明白了。

“哗……”，洪水已经涌到了脚下，宁大伯一把推开我，命令似的喊道：“快叫人！”

“你……”

“快！”他吼了我一声，扛起一块基石一跛一跛地向坡上走去。

我刚跑了几步，就听见一阵“嘀嘀答答”的号声在暴风雨里传播开来！

一道道手电筒的光柱，切割开了漆黑的夜空，人群排山倒海地冲到了锻石场！顿时，沸腾起一片喊声、脚步声、“吭唷”声……

我扛着一块基石，一边跑着，一边向身旁的人吆喝着“小心，小心”。突然，肩上的石头被一个人抓了过去，我一回身：“啊，老高！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刚才。你见老宁了吗？”他喘着气问我。

“见啦！”我把刚发生的事简单向他说了一下。

“哈哈，这个人！”老高一边笑，一边大声说，“半夜里医生向指挥部‘报案’，说他偷跑了！”

老高收住了笑，对我说：“指挥部让你马上回去，有紧急事！”

“现在就回去？”我问。

“嗯。”老高把手电筒塞到我手里，一转身就不见了。

大部分基石已经脱险，但是战斗并未停歇。人们继续来回奔跑着。

我用手电筒照着每一个从身旁跑过的人，仔细瞅看是不是宁大伯。

十来分钟过去了，还没发现他。我的嗓门眼不由得一阵热辣辣的。望着人影晃动的锻石场，我喃喃自语：“夜黑，人稠，今晚上是很难和您相遇了！……”

我一步一回头地离开了十六号桥梁工地。

一个月以后，十六号桥梁胜利竣工了。

我跟随指挥部祝贺团，来参加通车典礼。

一根根矗立的桥墩，在山峡间托架起一道长虹。宽阔的桥面上，锣鼓雷吼，红旗飘飘，一辆披红挂彩的大卡车，穿过欢呼的人群，徐徐驶过了大桥。接着，一辆，两辆，三辆……一条车的长龙飞过了雄伟的十六号桥梁！

人群里，我找到了高营长，一把拉住他的手，第一句就问：“宁大伯呢？”

“前几天已经走了！”高营长笑着说。

“什么？！去哪里啦？”我着急地问。

高营长朝东指了一下：“到关键工程长流河桥梁准备基石去了。”稍停一下，他又说：“他们是‘先头部队’，再过两天，我们全部人马就都要开过去啦！”

我伫立在大桥上，向着东方极目远眺——青山无边沿，大路望不断……这时，一个强烈的感想已经在脑海里形成：宁国钢，不正是革命大道的长桥上，一块比钢铁还坚硬的基石吗？而这样的革命基石，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何止千千万万！

（原载《山花》1973年5月23日（总第15期））

代理队长

赵大娘站在垃畔上，两只手捏弄着围裙，眼盯着对面山上那条小路，咀里叱叨着：“什么时候了，人家早拾掇了碗筷睡了觉，还不见那死鬼的影子……”

太阳，在头顶喷射着强烈的火焰。黄土高原这个小小的山村，宁静得无一点声响。

六月啊！这是一个多么关键的季候：麦子等着抢收，秋苗盼着喂水，人们每天都是起鸡叫睡半夜地在地里泡着，操劳着，疲乏到了极点。午饭后这一阵香甜的小憩，谁连个梦都不做。

窑檐影子已经变成了窄条条，小路上还是什么也没有。赵大娘轻轻地叹了口气，转回到自己窑里去了。

南山上，一个光着上身，赤着脚片子的老头，背着一捆苜蓿蹒跚着下来了。他，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微微眯瞌着，以防额上的汗水浸入。在那一脸松针胡子上，黑黧黧的胸脯上，弯曲的胳膊肘上到处都挂着汗珠，窜着汗流，浑身上下冒着热腾腾的气。

这人就是赵大娘的老伴、赵湾生产队的贫农社员——不，代理队长——赵万山。

这赵万山说话少，管事多，在这一带是出了名的。不过他只管外，不管里。生产队场边抛撒几颗粮食，他都能发现，一粒一粒捡起来，放在手心里吹掉土。装在集体的口袋里。如果谁家的猪跑到生产队的庄稼地里，他手里捏几块土疙瘩，连追带打。把人家的猪追回圈，拉上门，还要把主人叫出来，喘着粗气说：“再要叫猪跑到地里，我非把猪腿打折不行！”至于自己家里鸡下了多少蛋，猪掉膘了没有，这些“内政事务”，他很少查问，为这些，能干的赵大娘对他有意见得太大哩！有意见你有意见，赵万山还是那样：说话少，管事多；只管外，不管里。

今天一大早，生产队长贺虎去公社开会，临走时对大家说：“我明天才能回来，这几天活路正紧张，看谁把队长代理一天？”大伙七嘴八舌地说：“就让赵万山代上！”

赵万山一句话没说，操起榆木棍，敲响了上工钟。接着，他把全队人马安排成三路：一路锄草，一路放水浇地，他自己带着一路去割麦。

赵万山把苜蓿放在饲养室门前，用毛巾擦了擦身上的汗水，这才不紧不慢地向自己家里走去。

一进门，赵大娘瞅了他一眼，说：“还晓得回来哩？！你人挣气，肚子可不给你挣气！”她见赵万山不说话，就一边给他倒丝豆汤，一边继续说：“你一不当官，二没补贴，常出那些外余力顶什么！你看看这顿饭吃到什么时候啦？”

赵万山正要擦火柴抽烟。听老婆数说他，便把烟锅从嘴里拔出来，瞪着眼睛说：“看你说些什么话！给社里多做一点活儿，是为了当官挣补贴？！死脑筋！”他点着烟吧嗒了两口，不在意地说：“贺虎开会去了。我今儿给他代理当队长。”

“代理，代理，代理一天队长还耍你那二百五！亮红晌午，你不给那牲口砍苜蓿不行？人家常是后晌派一个人去砍，你收了工不回来吃饭……”

“你瞎唠叨啥？活计这么紧，能节省一个人力就节省一个！等连阴雨把麦子沤在地里，你这死脑筋就高兴了？！”

赵大娘“扑哧”一笑：“好，好！就数你能！你那外余力出得有理，快吃饭吧！”说着，把筷子往他跟前“啪”的一放。

赵万山磕了烟灰，随即端起了一碗红豆角角菜，用筷子扎了一个白面馍，正准备下口。突然，他透过窗上的玻璃，瞥见他的堂兄赵有贵扛了一捆干酸枣刺晃了过去。他不禁一愣，心想：赵有贵不是中午照水坝吗？这会儿不在，那水漫过坝堰咋办？再说，他那捆干酸枣刺是哪里来的？……坏了，准是后渠羊圈门上的！赵万山放下碗筷，三脚两步冲出了门坎。

“死人！你又到哪里去？！”赵大娘困惑不解地在窑里喊着。

“寻赵有贵去！”老汉在院外回答。

赵大娘无可奈何地把饭收拾到锅里，坐在小板凳上，轻轻地叹了口气。

赵有贵是个一辈子没成家的单身汉，旧社会给国民党当了几年兵，养成了好吃懒做的恶习，并且手脚也不太干净。平时，别说是给队里好好做活，就是个人的自留地，也常是草长得比庄稼高。赵万山常指教他这个同族，但赵有贵总是今天宣布洗手不干，明天又旧病重犯。

今天，赵万山分配他去后沟的自流水坝放水。本来这是个轻便营生：放水时，拔开水眼，顺便在渠上跑一跑，看有没有漏洞；中午不放水了，就在水坝上照看着。防止坝里水过堰，后晌上工时来一个人再顶他去吃饭。可赵有贵乘中午人睡定了，却悄悄离开水坝，把压在羊圈门上防备狼的那捆干酸枣刺扛回家。

“好我的万山兄弟哩！当时就烧不开了，贺虎不在家，你就饶了这一回，本家本姓的……”赵有贵的音调。

“滚远！你不会上山自己砍一点柴？不要磨牙了，送回去！水过了坝堰有你好看的哩！”赵万山斥责的声音。

赵大娘从小板凳上站起来，手里不断地捏弄着围裙。这时，她透过窗子上的玻璃，看见赵万山扛着那捆干酸枣刺走在前面，赵有贵耷拉着脑袋跟在后面，朝后沟走去。

赵大娘长长地叹了口气，转过身往灶里投了一把碎柴，晃悠悠地拉起了风箱……

赵万山还没踏进门槛，赵大娘便嚷开了：“算了吃这顿饭啦！”嘴里嚷着，手里却揭开锅盖麻利地往盘子里拾馍馍。她一边拾，一边继续嚷着：“代理人家当一天队长，不知你管些什么！代理，代理，把劳动生产代理一下就对啦，惹那些人干什么！”

赵万山气头来了：“代理队长就什么也要管！代理要管，不代理也要管！不光要管赵有贵，还要管你！”

“我情愿你咋样管理！赵有贵那号人你管他做什么？那是个死黑皮，小心往后咬你一口！”赵大娘一边端饭一边说着。

“咱不歪门邪道，怕他什么？！”赵万山端起饭碗出了门，向院外那棵槐荫走去。

他刚蹲下咬了一口馍馍，突然像被蜂蜇了一下，“腾”地跳起来：一渠水满满地淌了出来！糟糕，一定是水口脱了！他把菜碗往地上一撂，把咬了一口的馍馍往怀里一揣，跑进窑里拉了把铁铣，风一样窜出了门。

“又咋啦？”赵大娘手忙脚乱地追了出来。

“水口脱了！”赵万山边跑边说。

“把其他人叫醒去堵吧，死人，你还没吃饭哩！”赵大娘慌乱地捏弄着围裙。

“不要叫！众人都熬得要命，让他们多睡会儿！”赵万山头也不回地跑了。

赵大娘叹着气转回到屋里，对着炕上的一盘子饭菜发愣。

赵万山气喘吁吁地跑着。他终究老了，加上又累又饿，等到了水坝，几乎昏晕了过去。

水坝上，不见赵有贵的人影子，只见水口子的泥块全都豁了，碗口粗的一股水直往外窜。

赵万山一下扑在水口子旁边，甩过铁铣，双膝跪在烂泥里，用手捧起一把把泥浆，使劲地堵住了水口子。

随后，他抓起铁锨又反转身直奔村前的玉米地。他知道这股水到了地里，会把那些血汗筑起来的畦园地冲得七缺八豁。本来，把水渠中间的闸门拉开，让水流到沟里就没事了，但六月里的水啊，滴滴都宝贵！谁忍心浪费？

赵万山胸口像塞了一块火炭，两条腿已经疲乏得难以起动，全身又洗了一次“汗澡”，但他还是跑着，与奔流的渠水争时间。

他正跑得起劲，忽然，发现路下边的一棵柳树下睡着一个人——啊，是赵有贵！

他从路上跌撞着跑到柳树底下，朝赵有贵的屁股就是一脚：“你死下啦！”

赵有贵神经质地一蹦起来，瞪大了迷糊着的眼睛。

“水快跑光了！你这个二流子！”赵万山狠狠瞪了他一眼，车转身子就跑了。

赵有贵还没完全清醒过来，糊里糊涂地向水坝跑去。

等赵万山急忙赶来时，水头已经越过了上午浇过的畦园，向四面漫溢着。他一纵身就从路上跳到玉米地里，不料，那个咬了一口的馍馍也同时跟着从怀里跳了出来，滚落在地上！他赶忙弯腰捡起来，使劲地吹着上面的土，哪能吹掉呀！本来就热腾腾的馍馍，又被汗水浸得湿渍渍的，上面粘上的土变成了一层泥巴。

“咳！”赵万山丧气地摇了摇头，把这个粘满泥巴的馍馍，随手放在了玉米地一棵小枣树的权上，提着铁铣又往流水泛滥的畦园奔去。

到了跟前，他顾不得喘口气，马上把水头拨进没浇过的一畦，又东一铣，西一铣地铲来土，加高那积水过剩的畦园。

干完这些后，赵万山浑身瘫软得一点力气也没有了。他把水拨进了另一畦，便双手拄着铁铣把，靠在田埂上。火辣辣的太阳烤得老汉头昏眼花，早已饥饿了的肚子，这会儿“咕咕”地叫得更欢了！

这时，小路上走来了赵大娘。看那份神态，准是要大喊大叫的。

她走到赵万山跳下去的那个地方，正要扯开嗓门，突然，小枣树杈上那个粘满泥巴的馍馍撞进了她的眼帘。啊，一股热辣辣的激流涌上了她的心！两行泪水在那张皱纹脸上不断线地淌……她猛然觉得，阳光下，她那光着脊背的丈夫，是一位多么了不起的先进啊！

赵大娘用围裙揩去脸上的泪痕，溜下土塄子，急匆匆地向赵万山走去。

她到了他的身边，用亲昵的声调说：“代理队长，你这营生叫我代理上，你回去吃饭吧，菜和馍馍都在锅里热着哩！”

赵万山把铁铣交给他的老伴，用手搭个凉棚，抬头望着太阳，说：“已经过晌午了，这工作你可以代理上。我得和大伙一块儿上工了。”

他走过去在小枣树权上取下那个吃了一口的馍馍，用布衫襟子揩掉泥巴，走一步，咬一口，向村前老柳树上那口古铜大钟走去……

（原载《山花》1973年7月16日）

优胜红旗

雨，淅淅沥沥地下了一夜。

老槐树上清脆的钟声，回荡在村庄的上空，唤醒了熟睡的人们。

二喜钻出热烘烘的被窝，隔着窗子听了听，檐水还滴答着，雨还没停。

他伸了个展腰，把浑身各个“关节”，弄得“叭叭”作响。

他重新依在枕头上，袒露着黑红红的膀子。一股喜气爬上了那张年轻的脸——他的思想又回到了前些日子……

前一晌，在大队开展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热潮中，农田基建队分了两个组：一组由大队党支部委员石大伯领导，另一组由他这个团支部书记领导。两组龙腾虎跃地展开了一场热火朝天的竞赛。在那些日子里，大家都是“天不明起身半夜里回，两手老茧一身泥”。工地上，歌声笑语，人来车往，交织着一片镢头和铁锨的闪光；拍打梯田塄子的“乒乓”声，像六月里连枷上了场，震得崖畔直吼叫。

工地黑板报上，那两条表示进度的红粉笔线，在交替上升着。

石大伯真不愧是个吃钢咬铁的老汉。别看他身架瘦小，力气却大得惊人，周围几十里路上，谁不知道他的名声！

他使用的铁锨又大又重，别人拿上干一天，累得腰困腿乏，可一到他手里，就像拿起他的烟袋锅那样得心应手。你看他那架势：一条腿撑着，一条腿蹬着，两只铁钳似的胳膊，把个沉甸甸的铁锨甩得圆舞舞的，汗水把那件老布褂子都湿透了。他打过的梯田塄子，硬得像铁壳壳。他一边拍打，一边还向大伙招呼着：“胳膊上用点劲！”“打结实！”……那股子劲头呀，真叫他这后生怯火。

但是，二喜这个小牛犊子怎能服输：你“石匠”光穿个小自褂子，咱就脱个精身子；锨没你的大，你拍一下，咱就拍两下，反正要赶到你头里！组里的这把子人马，也真争气；干起活来，一个个呱呱叫……终于，他领导的组比石大伯领导的组，提前一天完成了任务。

由于这几天生产任务紧张，大队一直没机会开会，发“优胜红旗”的事已搁了好几天。下雨不能出工，正好开会，这是老规程。再说老支书昨天从县上开会回来，今早上开会，十拿九稳。想到这里，二喜一个鱼跃坐了起来，穿好衣服，“腾”地跳下了炕。

开会的钟声真的响了，二喜微微一笑。他把烟锅住口袋里一揣；顺手拉开门栓，便踏入蒙蒙的雨雾中。

当二喜走进挂着“跃进大队革委会”木牌的窑洞时，窑里还空朗朗的没有一个人。

他坐在炕栏上，香喷喷地抽着烟。瞧着墙上那面“优胜红旗”，他的心，不由得喜滋滋的。他真想过去摸一摸那光闪闪的绸面，看看它是不是和家里的锦花被面一样粘手。

门外几声咳嗽，打断了他的思绪。老支书和大队会计三宝，说着话进了门。看见他们俩，二喜明白了：今早上开的是干部会。

三宝一进门，就捅了二喜一拳头：

“这蛮牛小子，还真有两下，把‘老石匠’都赢了！”

“你小子敢的话，咱两个也赛一回！”二喜笑嘻嘻地还了三宝一拳。

两个年轻人的几句戏笑话，没有逗乐老支书，他紧皱着眉头，在思索什么。

各生产队长都陆续来了。

开会前，少不了一些“乱弹”，大伙你一言，我一语，把个会议室闹得热腾腾的。

二喜一边轻松地抽着旱烟，一边瞅瞅会议室里的干部。这时，他发现石大伯还没来，心想：平时开会，他都是第一个到场，怎么今天……这个“优胜”……

老支书刚要像往常一样，说一声“言归正传”时，发现石大伯还没来。就问和他挨门住的一队长栓虎。栓虎说：“他那关节炎的老毛病又犯了。昨天黄昏，我见他一跛一跛地在我们队的场里垛糜草，我让他回去休息，他说你来了正好，咱们一块垛完它。还说他腿上的‘气象站’预报晚上有雨，这点散草不垛起来，会被雨沤坏的。今早上大概腿又痛得不能动弹了，我也没叫他。”

老支书着急地听完了栓虎的报告，脸上显出了不安的神色。他叫大队“赤脚医生”三宝吃完早饭后，立即去给石大伯扎针。随后便宣布开会。

老文书首先传达了县委“关于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活动”的精神，慢慢又把话题转到大队前一段的竞赛活动上。他表扬了全队社员在这个运动中所表现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中间几次提到石大伯和二喜的名字，二喜不由得耳门子一热。

老支书渐渐地提高了嗓门：“要让大寨之花开在咱队的土地上，就得先让大寨之花开在咱们的心头。我们现在开展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也要发扬大寨人的精神，大寨人的风格，不为名，不为利，一心为了共产主义。不要把劳动竞赛搞成锦标主义。广播里不是常说，现在世界上打乒乓球都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嘛！”

老支书的滔滔话语，压住了窗外的风雨声。

老支书接着说：“咱们农田基建队的第一轮比赛已经结束，等天一放晴，就在工地上开大会，把县委的指示精神传达给每一个社员，顺便也就把‘优胜红旗’发了。”

老支书讲完话后，大家又商量了其他几件事。

散会后，雨还在没完没了地下着。

二喜跨出队革委会的大门，在回家的泥泞小路上，一步一滑地走着。

秋末的田野，恬静极了。一缕缕青蓝色的云雾，缠绕在远处的山腰上。地里那一片片金黄色的浪涛，早已被勤劳的人们收拾得干干净净，只有那一排排的庄稼茬茬，披挂着晶莹的水珠珠。

二喜一边艰难地走着，一边盘算：天一放晴，他就要在工地上当着全队社员的面，代表小组，从老支书手里接过那面红光闪闪的“优胜红旗”了。那时候，全组人马都会乐呵呵的，调皮的铁蛋准会高兴得翻个跟斗！是的，谁说不应该高兴呢！这是大家艰苦奋斗的结果呀……

二喜越想越热乎，头上的毛巾下面，已经沁出了一层小汗珠，他索性把扣子解开好几道。此时，他竟改变了回家的念头，大步向老高山基建工地走去——他要在那块亲手整治好的土地上转一圈，看一看他和石大伯，和全体基建队员在陡斜的山坡上，用血汗筑起来的“盘山龙”。仿佛只有这样，才能充分抒发他此时的激动心情。

现在，如果有谁和这个小伙子一块走路的话，你会撵不上他那轻巧得像风一样的脚步。

老高山离村子并不远，不一会，二喜便兴冲冲地爬上了梯田畔。眼前的一切，使二喜那股子高兴劲，霎时跑到了九霄云外，一身热汗变成了冷冰冰的凉水！

他伤心地看见：北面，石大伯组修的梯田整整齐齐，在风雨中巍然不动；南面，他们组靠山头的两条梯田坎，经不起风雨的冲刷，塌开了三四个豁子……

二喜麻木地站着，脑瓜里像钻进一群蚊子，嗡嗡直叫。

突然，一阵“乒乒乓乓”的声音，把他从呆迷中惊醒，他仔细听了听，这声音是从塌了的梯田塄下面传来的。

他紧走几步，来到一个小土峁上。天啊！他真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那不是石大伯吗？

是的，这人正是老支委石大伯。他正挥舞着他那沉甸甸的铁锨，铲掉倒塌了的田坎，准备重新修筑。那斑白的头发和胡子上滴着水珠珠，雨水淋透了的粗布衣，被风吹得贴在身上，显得更加瘦小了。但是，此时这个瘦小的老头，蓦地在二喜的眼睛里，变成了一尊巍然挺拔的铁塔！二喜的眼睛模糊了。石大伯那一字一板的话语，又响在了他的耳边：“年轻人，干活可不能马虎啊！你们好胜心强，这不是什么缺点，但是要一步一个脚印去争取胜利。毛主席说，要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几个字少了那一个也不行，可万万不能图快不顾好啊！……”

眼前的情景，使二喜痛苦地回忆起一桩往事……

那天，太阳刚刚偏西的时候，他们组的梯田已接近最后完工，而石大伯组好几条田坎还没动一锨土。看来，得这一轮比赛的“优胜红旗”是无疑问了。就在这个时候，石大伯过来和他“对火”抽烟。

火对着后，他噙着烟锅，正要挥锨接着干时，石大伯却一把拉住他：“歇会儿吧，蛮牛小子，把老汉撵得连气也喘不过来！”随着一串爽朗的笑声，一只温暖的手搭在了他的肩上。

“看了你这股‘牛’劲，大伯打心眼里高兴！往后可要多注意点身子；年轻人，使劲的日子还在后头呢！再过一些年头，咱们村，咱们陕北都要变成‘花果山’、‘米粮川’了。为了这一天快快来到，咱们要一辈一辈苦干、实干下去！”石大伯疼爱地抚摸着他的肩头。

“石大伯，你……”

他清楚地记得：当两双布满血丝的眼睛里闪烁的目光碰在一起的时候，四只结满老茧的手，是那样紧紧地、紧紧地握在一起……

“完工以后，把老镢、铁锨、土车子都收拾到‘山窑’里，不然，风吹雨淋会损坏的。”石大伯叮嘱以后，便向他们组的工地走去。

没去多远，石大伯就呐喊他过来。

“你看，这儿‘夹生’了。”

“啊哟！”二喜惊叫了一声。可不是嘛，不知谁把好多干土块拍在了梯田塄坎上。

“这塄坎不结实，应该返工。”

“返工？”现在好容易赶在了前面，如果返工，那……可是，这“夹生饭”也不能吃下去啊！突然出现的情况，随即勾起的矛盾心情，使他不知如何是好，顿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二喜，要盖高楼大厦，一砖一瓦都不能马虎！”石大伯一字一板地说。

他的心口火烧火燎地难受。

稍停了一下，石大伯又说：“家具不够的话，过来拿上几把。”说完就离开了。

他气呼呼地把全组人集合起来，问这营生是谁干的，大家都说是铁蛋推土车时，把几车子干土块碰翻在新挖的湿土里……

太阳隐没在火红的晚霞里，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今晚上再不能叫同志们夜战了。可是，这是节骨眼啊！”他反复考虑着。

一会儿，眉头上那团疙瘩舒展开来了，他笑了，立即吹响了收工哨子，让大家回去休息，自己装着收拾工具，留在工地上。

当众人的影子远去的时候，他挥起铁锨，把梯田塄坎上一块块干土剜了下来，又把一锨锨湿土补了上去……就这样，从暮色初罩，一直干到夜半鸡叫。

他总以为这两条梯田不会出麻达了，可是现在……

二喜站在风雨中，火燎似的难受。他现在才清醒了：不除去内部的“夹生”，再结实的塄坎也要塌陷的。他悔恨自己为什么当初不听石大伯的话，重新修整这两条梯田坎！

他带着内疚的心情，转过了身子，“蹬蹬蹬”地冲下山，向老支书家里跑去——他要向老支书诉说这一切……

不多会，老槐树上的钟声响了。老支书扛着镢头和二喜一起向老高山走去。

他俩赶到工地时，石大伯还在那里挥舞着铁锨，“乒乒乓乓”地收拾着梯田塄坎。

社员们闻讯后，也都纷纷拿着工具来到了工地。

老支书紧紧地握住石大伯那双结满老茧的手。他感觉到：在那湿淋淋的老布衫子后面，有一团火在熊熊燃烧。此刻，一连串熟悉的身影，迅速地闪现在他的脑海：扛长工时，那个和他一同吞粗糠、睡马棚的伙伴：土改时，那个赤着脚片子和他一起斗地主、分田地的“石委员”；打胡匪时，区游击队上那个带伤炸毁敌人汽车的“石老虎”；成立互助组、合作社时，那个报头名的“石带头”……从陕北闹红到现在，风里雨里几十年，这个人称“石匠”的共产党员，就像一块“金刚石”那样，实扎扎地铺垫在革命大道上啊！

老支书激动得有些颤抖，他脱下自己的棉袄，披在石大伯的身上，千言万语只说了一句：“老石，快回去暖暖身子吧！”

石大伯抹了一把脸上的汗说：“大家都来了，我怎能下‘火线’？咱就一块干完它！”

这时，二喜眼角里噙着激动的泪花，不知说什么才好，默默地站在石大伯跟前。

石大伯拍着他的肩膀，一字一板地说：“现在咱一搭里刨掉旧的，重修新的，让它永远不要塌陷！”

老支书一个“干”字没落地，一把把明晃晃的老镢、铁锨，早已冒着雨丝，向塌陷了的田坎开战……

浩荡的东风吹退了云层，雨，停了。

在金灿灿的阳光下，被雨水泡塌的梯田坎，又重新站了起来，一层层盘上了高高的山顶。

战斗结束后，老支书展出“优胜红旗”，望着一张张冒着热气的脸，像是在问：“把它发给谁？”

二喜第一个放开嗓门呐喊：“发给石大伯！”

接着，大家一哇声地呼应：“发给石大伯！”在老支书身边，石大伯一手握着那把沉甸甸的铁锨，一手拉着二喜，又是一字一板地说：…优胜红旗’还是发给二喜他们组。后生们那股子虎劲，是咱闹革命的宝贝。年轻人出点岔子怕什么？只要敢打‘牛筋石’，就能炼出好匠工！”

大伙一哇声：“还是发给石大伯！”

老支书点点头，深情地把红旗交给石大伯。

石大伯看了看耀眼的红旗，又用深沉的目光望着大家说：“这面‘优胜红旗’，应该插在战场的最高处，让大家时刻不要忘记，我们应该怎样争取它！”

（原载《陕西文艺》1973年第7期）

父子俩

掌灯时分，黄河的涛声渐渐地涨高了。

一只手电光向渡口劈面照来，夜色中，像一柄明晃晃的剑。和往常一样，是民兵队长高三星察视渡口来了。

他两腮鼓鼓的，一副随时准备和人吵架的淘气模样。他有力地迈动着脚步，不断有些风干了的黄泥巴，从他赤裸的腿上掉下来。

离河边约摸二百码的地方，手电光罩住了一个苍头发老汉。呀，这是他爸嘛！

“怪事！你是前几天去河东镇子上看病的嘛，可肩胛上的麻袋里沉甸甸地背了些什么？”三星望着父亲，心里盘算着。职责感使他的神经系统很快地进入戒备状态。他本想先问候问候老人的病情，可嘴里不由得带着盘查的口气问：“你这是背了些什么嘛？！”

老汉被手电光照得眼花缭乱，听见问话，才知道是儿子，便火气十足地说：“胡照啥哩，灭了！……给自留地闹腾的一袋化学肥料，怎？！”他眼珠子瞪得老大。

听父亲一说，三星立刻警觉起来。再没有比他更了解父亲了！旧社会半庄稼人半小买卖人的渡口生活，给他的思想过多地留下了旧意识的痕迹。“有空不给自己打个小九九，那是实憨憨！”老汉常情不自禁地说那句说惯了的话。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曾严重地震撼了他几十年养练成的生活哲学。但精神上的那个“复杂的结构”只塌倒了一些重要的支柱，要全面崩溃，大概还需要巨大的力量和相当长的时间哩。

三星这阵儿想：“化肥是国家统一分配物资，这袋化肥肯定是从那些可恨的投机倒把分子手里转来的。按规定应该收公！”

“这可是你老子！”他好像看见那些平时说他麻糜不分的人，正对他讥笑。

“自己的老子又偏咋？！干革命，就不能徇私情！真是！”他心里对自己大声呐喊。这来自心灵深处的呐喊声，使他浑身的血液加快了循环，顿时产生了无比的激情和力量。

当一个人的思想精神被崇高的动机占据了的时候，他的所作所为就会是无所顾忌的。

共产党员高三星情绪激动地对须发苍苍的父亲说：“走，背到公社派出所去！”

老汉嘻嘻一笑，说：“别给老子唱戏了！”

说完留神一看，儿子那张严肃沉着的脸分明不是“唱戏”嘛，这才一下子慌神了。

老汉精明了一辈子，可这阵儿精明气跑光了。他目瞪口呆地望着这个人党才一年的儿子，一时不知说啥、做啥。呀呀！他总不能嘻皮笑脸地凑上去，给自家的儿子递一根纸烟嘛！

“我把你这个糊脑子！你想把你老子整造死？”他心里喊着，脑瓜里转着。

现在转“开”了。他威严地咳嗽了一声，带着父亲对子女的那种家长优越感，十分气壮地对儿子吼道：“我把你这个龟孙子！人家的狗往出咬，你狗日的尽是往回咬哩！自留地收回来的五谷扎你的喉咙哩？咹？”说着丢下麻袋，顺手脱得一只鞋，眼看就要动武了。

比老汉高一头的儿子，像一根石柱子钉在地上动也没动。他只是扑闪着一双大眼睛，带着嘲笑的神气看着老汉瞎诈唬。冲突双方相持不下了。

但是，“均势”只维持了一个很短的时间。原来处于进攻地位的一方，凌人气势急骤直下，很快地败啰！

老汉手里的那只钉皮掌的黑条绒鞋掉在了地上。他感到，这只鞋的力量根本不是儿子的对手。光那两道目光就像两条厉害的鞭子啊，抽得化老汉抬不起头来！

三星走近父亲一步，对神情已经沮丧的老汉说：“爸爸！其他人的不法行为在这里通不过去，说句实心话吧，你更不得过去。就这！”

“哎呀呀，我又不是投机倒把嘛！到了派出所，赔钱不算，丢人事大！”老汉抬起苍头，样子可怜地说。

“不行。”

“再不了，就这场了，高抬你的贵手！”老汉求饶地说。

“不行。”

“就这场了嘛！啊……”老汉摆下了哭相。

“不行！不行！”三星知道这是爸爸的“第二手”。他态度更强硬了，眼睛严厉地盯着老汉说：“你过河不好好看你的病，胡弄啥哩嘛！这能治好病？”

“爬远些，”老汉见软来也不行了，心不在焉地辩解道，“我的胃口这几天不泛酸水子了……”他看看脚下的麻袋，又伤心起来，“唉，我把你狗……”他没再骂下去。骂儿子等于骂自个哩！

老汉一屁股坐在麻袋上，长送着气。

三星指着自己的额颅说：“你的病根在这里，要好好疗治哩。”

老汉明白这话的掏搅。他也不反驳，只是犟着头，听任他的“败家子”的数落。好久，他连眼皮子也没抬一下。他心里说：“过去比你能说会道的王乡长都没把你老子指教好！你小子解开个甚！”

过了一会儿，老汉眼仁里突然飘过两朵火花。他觉得儿子这一番指教中，有两句话值得他认真研磨研磨。他心里反复品味这两句话：“……爸爸呀，你真糊涂！咱要把眼光放远点嘛……”

对了！老汉两道苍白间杂的眉毛上下跳了两下，顺手摸起那只鞋往脚上一蹬，他自信他领悟出了儿子的“话中话”！他一闪身站起来，哈哈一笑，说：“啊呀呀，我这个瓷脑！翻不开个歪和好了！走走走，我把化学肥料背上，你在后面把老子押上，咱立马就到派出所去！”

老汉这一非常举动，倒是十分了解父亲的高三星所根本没有料想到的。他思想上明知道这个变化不会是父亲思想本质的变化，但一时弄不清老汉心里又打什么“小九九”了。

老汉见儿子“怔”住了，便自喜自乐地说：“你小子，精！”他把黄铜烟嘴噙在口角里，用牙咬着，从口袋里掏出“鸡啄米”式的打火机，一边打火，一边吐字不清地说：“你小子估算得对着哩！九九归一嘛！有它这么一件事，不扬股好名声？有股好名声，吃公家那碗饭，还难？我没念过书，是个睁眼瞎子，可耳朵不聋！你当我没听说大学要招生？”他吸了一口烟，望着表情严肃的儿子，精明地微笑了：只要自家受点委屈而能给儿子换来美事，那还不好？儿子又不是别人的！再说，为自家后人谋美事，社会上又不是光他高进发老汉一人！

三星终于明白父亲这个“九九归一”了。起先，他想笑。心啊！心啊！两颗心离得这么近，可谋事的尺码又相差得这么远！

可他没有笑。父亲那自私的、可怜的笑容打消了他的笑意。民兵队长的表情是严肃的。他思想：爸爸曾经历了一个多么可怕的前半世！地主的皮鞭和资本家的文明棍曾给他的身上留下了受屈辱的“纪念”——伤疤；同时，也给他小生产者的心灵里留下了很难愈合的旧意识的创伤。而头发苍苍的老人，只承认前者是被压迫者受损害的印记。对于后一点，他只是笑笑，用那句说顺口了的话说：“实憨憨才不给自个打小九九哩……”

高三星是这样一个人：对于他认为是错误的事儿，不仅仅局限于口头上的指责，他常常是用自己的行为来作无情的批判哩。

他现在想：“不管爸爸你如何打你的小九九，我有我的老主意哩！今儿个，不管你软的硬的，反正你甭想过得去！……好嘛，眼下只要你同意去公社派出所就好！”

他对父亲说：“那咱就起身。”

“说走就走。”老汉兴致蛮高。

就这样，父子俩一前一后，沿着黄河畔坎坷的石头路，向公社派出所走去。

波涛汹涌的黄河，在夜行者的脚下奔腾东去；听得见岸沿上一处、两处泥沙被波浪扑落入水的响动声。……

糟糕！派出所的人睡了。

正好！公社张书记没睡。高进发老汉和高三星都佩服这位中年领导人，正伏在桌上看一张水利规划图哩。书记脸上的情致，就像小学生看图识字那样认真和有兴趣。

公社的当家人热情地接待了这两个夜来的不速之客，并专心听取了事件本身情由，然后按党的政策作出了处理决定：按国家统一标价收公。

现在，这一袋化肥的事情看来以喜剧结束了。张书记和三星不用提说，老汉更是高兴。他心想：“赔贴几块钱算个甚？张书记说了嘛，三星的光荣事要向全公社宣扬哩！”

张书记倒了一杯开水，双手递到老汉手里，然后在桌上的一摞公文里寻找什么。他一边翻寻，一边对老汉说：“三星不为私情，敢和你老的不正确做法作斗争，是全社青年学习的榜样。他这股革命精神，咱们老一辈也要好好学习哩！”

“学习，学习……这小子冒张劲大，全看你们好好指教呢！”老汉带着荣幸的神色，谦虚地说。

张书记找到了所要找的材料，轻轻往老汉面前的桌面上一放，说：“看看，这是他的决心书。小伙子下决心咧！决心不报考大学啦，留下改变咱干河畔的面貌呀！”

“啊？！”老汉大吃一惊。喜剧尾声这个爆炸性的插曲，强烈地震动了这个庄稼人兼小买卖出身者的心灵。

第一次翻上老汉心头的是一阵恼怒的浪潮。等这股浪潮从心头落下并趋于平静的时候，他开始恼恨自己了——自己小看了儿子啊！

他抬头看看张书记，书记满脸含笑看着他。那目光是对他说：你有一个多么好的儿子！他又看看比他高一头的儿子，儿子两腮鼓鼓的，冲他淘气地露齿一笑。

生活啊！生活啊！浪涛一般推进的生活，不断给人们提出了一次又一次严峻的考验！无疑问，经受一次考验，就能跨入一个新的境界。除过那些被利欲完全熏黑了心灵的人，谁都会被革命的浪涛带入生活主流而前进的。尽管这前进的步伐有大小快慢的差别。

这阵儿，好像有一团火球似的东西，在高进发老汉的胸膛里滚动。唉唉！他只熟悉那个光着腚子、拿着小铁铲在黄河沙滩上玩“修渠打坝”的三娃；而对眼前这个个头高大、在黄河畔领导修建三级抽水站的突击队长兼民兵队长的高三星，他陌生了。

老汉沉思了一会儿，对儿子说：“三娃，明儿一早，我自个背上这袋化学肥料往派出所送呀！回去甭瞒这事！得空，我在社员会上有话要说哩！……”

老汉把手里的烟锅往腰带上一别，从小凳上站起来，对张书记感慨地说：“书记！你到过我家，见我院门前有两棵树来吧？那棵疙疙瘩瘩的老槐树，几十年来也长进哩，可总直不起腰身来。怎哩？小小受症了嘛！可你看那棵箭杆杨，你不晓得，才栽上几年光景，而今就齐楚楚地冒高了！怎哩？一是栽好，二是常有人剪掐拐枝哩。九九归一嘛！人，也是这个理。笑哩？”

（原载《陕西文艺》1976年第2期）

不会做诗的人

一

刘忠汉是大家公认的全县最过硬的公社书记。可是不知为什么，前两天突然被调到县副食公司当书记去了。

这消息太叫人吃惊了！因为大家知道，他领导的地盘最大的芦河公社，各方面的工作一直走在全县十八个公社的前头。全农会召开到眼下仅仅才一个多月，他们的农田基本建设就在全地区冒了尖。近日来，外县、外地区的人不断头地跑来学习取经，给这个僻远的山区县份带来多么大的光荣啊。谁不说刘忠汉是好钢用在刀刃上了嘛！

退一步说，就是调动工作吧，无论从哪方面看，这样的干部都应该放到仗火最紧张的地方去。而眼下副食公司无论如何不是县上工作最吃劲的单位。

副食没“正食”要紧！有人敲怪话说。

大家猜疑：这个调动里面恐怕有些文章哩。可究竟有什么文章，一时乱嘴纷纷，谁也说不清楚。

于是，一些被称为“本县消息灵通人士”的干部，便对这事四处打探开了。

当终于弄清楚刘忠汉工作调动的原因后，多少人惊讶得张大了嘴巴：啊？是因为他不会作诗？

二

老实说，公社书记，可不是个轻省职务。

满年四季，你看那个忙乱吧！无穷无尽的问题，大大小小的会议，各式各样的规划，没明没黑地奔波。批评别人，自己也常挨批评。有时要和别人高喉咙大嗓门地争吵，有时又得苦口婆心地劝别人别争吵……吃不了苦的县级中层干部，对这个职务或者是退避三舍，或者是干一两年就打了退堂鼓。

这刘忠汉从公社成立起，近二十年却死活不下这座鞍马。大多数人对他这一点非常钦佩，也有人说他是瓷脑：老呀老了，还受那份劳苦干甚？法院里判决你不能当县上的部局长啦？真是喀！

不管别人钦佩也好，说他是瓷脑也好，可刘忠汉就喜欢这工作！他说他以前一直打游击，以后又随野战军抬担架，紧张惯了。这公社工作也真有些打仗作战的味道，正适合他。他对他的岗位充满了感情，工作越忙，任务越重，他的心情也就越激奋，越畅快。相反，到一个舒舒服服的环境里，他说他受不了嘛！精神不畅快不说，单就那浑身像散了架一样的痛，他就招架不住！

今年足足四十八岁的刘忠汉，身材不高，但结实得像一截枣木墩子。一张黑而粗糙的椭圆脸，从两鬓角到下巴密密麻麻地栽着一圈硬胡楂子。他一身连季衣服，天热了单穿，天凉了套穿，早已被风雨和汗水洗得灰不灰，蓝不蓝，你眼睛凑上看半天也确定不了究竟是啥颜色的。只有天很冷了，他才披上他那件穿了多年的光板老羊皮袄。

他的外表平平常常，没有什么奇特的地方。真的在陕北到处你都能碰上这号干部。但请你不要以貌相人吧！中国革命的许多奇迹，正是这些披着光板老羊皮袄的人创造的。他们外表并不起眼，但内心里却有一个博大的世界。

在人们印象中，刘忠汉这十几年没害过什么大病。谁见过他什么时候去过县医院呢？公社医院他倒去的不少，不过不是去看病，而是去解决问题。他身上什么地方起了个什么小疮，什么时候起来的，又是什么时候好的，只有小疮知道。他个人的事，他只知道，一年之中，他老婆用麻绳子和丝线纳的七八双铁壳子一样的踢山鞋，都被他磨烂在那些土路和石头路上了。

在世界上所有的人里头，只有他老婆和少数几个人知道：他在那严寒的冬季跑一天回来，膝关节痛得他怎样在炕上呻唤哩！但这件事，他只让它发生在夜间。白天，他还是他的老模样：满身冒着汗气，腿把子像安了发动机一样在有力地弹跳着，把全公社一盘子棋，拨弄得车是车路，马是马路。

全农会召开后，刘忠汉更不要命了。他早晚屁股不着地，从这个村奔到那个村，从这个工地奔到那个工地。眼睛熬红了，嗓子呐喊哑了，黑煞煞的脸上没一点血色。头发胡子长了一柞多长，顾不得刮剃；脚老拇指头突在了鞋外边，也不晓得！只有那双熬红的大眼睛，流露出他的内心是多么地畅快呀。实话！这么忙，这么紧张，还不畅快，那就不是刘忠汉了！

这天，他正在兔坪大队的老牛沟里，打水坠坝哩。他立在半山坡炸药炸下的一批黄土上面，双手抱着一根冒水的黑胶皮管子，像抱着一门炮筒，正朝虚土堆上无情地扫射着。碗口粗一股水从他胸前喷射出来，顺着一条壕向山下流淌。壕两边，面对面站着的两行男女，将他们脚下的黄土往水壕里愣撬着。一条泥龙便通过这两行人中间，嗬嗬地向沟底的坝梁上飞蹿而去。整个山坬上水花喷射，泥浆飞溅，铁锨闪光，人声喧腾。啊呀，比打仗拼刺刀还要紧张，还要激烈！

站在高处的刘忠汉看着这情景，畅快极了。他从天不明开始抱上这根黑胶皮管子，还一直没松手哩。中间曾有好几个队干部扑上来和他抢夺，让他去干别的轻活，他都没给。他说他还没过了“瘾”。水坠坝是新引进这个公社的打坝方法，他想把这个新式打坝法的优点好好体验体验。这种土活立得高，打坝的各个环节都能看清楚哩。

他黑胡巴碴的椭圆脸上，泥水、汗水纵横流淌；钢刷子一样直立的头发，也被汗水浸泡得贴在了脑皮上。他想揩揩汗，但两只手腾不开。操蛋！他把头像拨浪鼓一样猛摇了几下，把满头满脸的泥汗珠子甩掉一些。他被自己这种揩汗方法逗得直想笑！很明显，他现在太疲劳了。看！当他猛摇头甩汗的时候，身子也不由得趔趄了。

为了转移劳累感，他用开了他的老方法——拣件能使他兴奋的事情来思考思考。

他很快找到了题目：我们将要把这两华里长的老牛沟整治成个什么样子呀？

望着胶皮管子喷涌的水花，他脑子里思考开了：“……唔，将来，沟两边的坡坬，一定得都修成梯田。但不种庄稼，统统栽果树！桃三杏四，枣圪蹴起就是。用不了几年就能见益。嗯，当然，沟里的坝地要弄成高标准海绵地，要达到人家先进队的水平，再不敢像以前那样光坝起就不管啰。留不留个清水坝哩？要留！留下养鱼呀！陕北人不爱吃鱼？是他没吃惯嘛，吃惯了睡到半夜里都想哩！嘿嘿……

“另外，坝地里种什么呀？玉米是高产作物，应种玉米？笑话，不种玉米还栽稻子呀！咦，它金盆湾那么个阴梢沟都能栽稻子，咱这里为什么不能试试哩，试不成了还坐禁闭呀？真是！对，栽！咱陕北人的嘴生来就是吞咽粗粮的？咱要把这个规程改一下……小马怎跑来了？看那失急慌忙的样子！发生甚事了？”

现在，刘忠汉中止了对老牛沟未来的遐想，定睛看着公社文书小马手脚并用从坡下爬蹿上来了。

文书站在了他面前。他喘着粗气，向他做紧急报告：在冯家店大队蹲点的公社副主任张玉山打电话说，地区来了个检查团，由地委的一个副书记带队，已经到了他们大队，要他马上赶来哩！

刘忠汉听说事这么紧，赶忙把喷水的胶皮管子交给别人，快腿把子踏崖溜坡三跷两跷就到了沟底。他在小河里把泥脚洗了洗，撩起衫襟子揩了一把泥脸，便急急忙忙向冯家店奔去了。

中午时分，刘忠汉那两条快腿，已经跑到了冯家店的村头。

他透过密麻麻的枣林，朝村中搭眼一看，不觉吃了一惊：冯家店小学的大操场上，不知为什么黑压压挤了一大片人。看样子不光是冯家店一个村的社员，是南片七个大队的社员都来了！

霎时，一股怒火涌上了他的心头。他鼻子口里粗气直冒，一排密实的牙齿狠狠地咬着下嘴唇，那双铜铃大眼瞪了多大！

当张玉山急急忙忙迎上来时，他黑煞着脸，恼悻悻地问：“你疯了？这么忙活的季节，把这么多社员召集起弄甚哩？”

张玉山大嘴扯到耳门根：“啊呀呀呀呀，你给我发什么火哩嘛！我是个糊脑松？我不晓得这季节忙？这是人家地区领导的要求，人家要检查咱的工作哩！”

“怎这么个检查法？往常都是咱一两个人引上到各大队去看哩嘛！歪歪好好明摆着哩，他们看就是了，还用得着把自己这么多人集合起来听咱俩吹吗？”

“哎呀，你看你！你还当是叫你来介绍农田基建经验哩？人家要检查咱的‘三赛’活动哩！把我窜了个箭箭不离屁股，半天才把那些小学教师铺排开叫弄上啦……”

“什么‘三赛’？”刘忠汉瞪着眼睛问他的副手。

张玉山噗哧一声笑了：“嘻！你看你！晒糜子、晒谷、晒棉花嘛！”然后，他两只瘦手在大腿上一拍，一脸哭相地说：“老天爷呀！人家要检查的，咱两个都还不清楚哩！我也是刚才在小学教师那里投了一回师才知道的，说是天津小靳庄的经验，‘赛诗、赛歌、赛唱样板戏’哩！人家这次还强调要咱结合评法批儒，批孔老二，还有《水浒》什么……说这是路线还是什么政治……啊呀……脑子痛得没记全！”

刘忠汉的思想被张玉山的报告搅得乱哄哄的。他知道最近出了个典型小靳庄，他只含含糊糊听说是文艺活动搞得好。至于怎个好法，他不知道多少。他也顾不上查问这号事！他和他的一班人手，全部精力都用在农田基建上了嘛——我的天！全农会规划出了多么宏大的农业图景，敢分散一点心力吗！

他的脑子是带着他原来的一套来冯家店的。对于现在面临的新情况，他连半点精神准备也没有。他简直想不通为什么要把生产第一线成千上万的人集合起来搞这个“政治”。噢，人的嘴巴子光是用来说“政治”呀？还要吃五谷哩嘛！就这样下去，嘴巴子会饿得张不开呀。再说，这是什么“政治”！评古人，论死人，把个秦始皇吹得比马克思都伟大了。操蛋！法家那么革命，要共产党干啥哩？林彪栽死了，魂灵还没散嘛！这不是一路子货？他烦恼地头一摆，说：

“真是活见鬼！”

张玉山双手慌忙上来往他的胡子嘴上一捂，光头朝四下里转了几转才放下手，心有余悸地说：“啊呀，好我的你哩，以后千万不敢乱说！你知道小靳庄是谁抓的点？谁提倡的‘三赛’？”

刘忠汉说：“我不知道。你知道吗？”

张玉山右手食指在他左手的泥手心里点了个“三滴水”。

刘忠汉那有胡楂的椭圆脸阴沉了。他两只手叉在一起，把指关节捏得咯吧咯吧直响。沉默了一会，他对张玉山摆摆头，俩人便一前一后朝会场走去了。

在县宣传部那个年轻副部长的指导下，经过各村来的小学教师一阵没命的忙乱，这个“三赛”会的会场现在基本上算布置好了。

冯家店小学的全部课桌好不容易才拼凑了个主席台。全村所有干净一点的床单和新一点的热水瓶，也都统统集合到了这里。

原县党校教员、因辅导“评法批儒”而号称全县“理论权威”的新提拔的县宣传部副部长，左胳膊贴在胸前，右胳膊向前伸展开，正彬彬有礼地引导来宾入座：地委主管文教的杜副书记气宇轩昂地走在前头，后面是各县宣传部和文化馆的领导人。

会场现在陷入了极大的混乱。在会场的圈外，有些以为是来叫“看戏”的农民，像往常一样捎带来了自家的农副产品，现在正交易开了。鸡、鸡蛋、瓜果、菜蔬、猪娃子，摆得到处都是。临时组织起来的民兵小分队，正强制这些交易立即停止进行。有的交易者便和干涉者发生了冲突，吵成了一团。在会场中心部分，一些小学教师正小声领着一些临时安排的不识字的农民，背叨他们为他们代写的诗歌；冯家店小学的几个女老师忙忙乱乱地给一群“小铁梅”的后脑勺上挽接马尾巴毛做的假辫子；而县上来的另外几个文化干部，正跑前扑后警告带娃娃的妇女们：千万不敢叫自己的娃娃大哭小叫……啊呀，看那个乱吧！这场面看了会使任何有才能的组织家灰心。

张玉山到主席台前张罗去了。

刘忠汉脑子乱哄哄地坐在靠边的一条凳子上。他掏出旱烟锅子，挖了一锅子烟噙在嘴上。由于情绪冲动，手颤得连擦三根火柴都没点着。他起火地从自己嘴上一把取下烟锅，在手心里吧吧两下磕掉烟末，把烟锅又重新塞进口袋里。去他娘的，不吃了！他两只泥巴手抱住多时没剃头发的脑袋，索性闭住了眼睛。

霎时，他耳朵边又响起了老牛沟那柴油机的“突突”声，眼前晃动着黑色的胶皮管子，蠕动的稠泥糊，飞溅的水花子……接着，这一切都又消失了，出现了绿蓁蓁的果树林，一嘟噜一嘟噜的花红果子；还有那一坝一坝金黄色的稻子被秋风吹起了波浪……一丝甜蜜的微笑，爬上了他那张黑而粗糙的汗泥脸……

这时，主席台上，杜副书记一边用手摩挲着自己的背头，一边嘴巴凑在应酬陪同他来的县委副书记的耳朵上，说了几句什么。县委副书记便把正要宣布开会的张玉山叫过来，同样嘴巴凑在他耳朵上说了几句什么。

张玉山立刻瞪起了惊慌的眼睛。他茫然地愣了一会，才拖拖沓沓走到会场前，两条瘦胳膊上下扇着，喊叫大家安静下来，然后宣布“三赛”会开始。

脑瓜灵活的张玉山显然遇到了什么作难事！人静下来后，他那张巧嘴竟半天吐不出来一个字！

他满脸通红地站了足足一分钟，才结结巴巴地说：“地区领导……叫咱们公社……的刘书记……带头做……诗哩……”

刘忠汉汗泥脸上挂着微笑，这时正忘我地憧憬着老牛沟继而到全陕北的未来。他带劲地想：只要照全农会的精神这样干下去，用不了多少年，陕北的山山沟沟就肯定要大变模样呀！咦？有人喊他的名字？

他抬头一看：呀！全场一大片脸都对着他。

当他听张玉山又结结巴巴说了一遍时，全身的热血轰地涌上了头部！

这突然袭击弄得他措手不及！他原想今天这扯淡事的角色，大概主要是小学娃娃和各村的知识青年，万没想到，现在竟要他来上台呀！他哪年哪月曾梦见过做诗呢？他生性不爱嬉笑耍闹，别说当着这么多熟人拖音拉调地做诗，他一生在大庭广众面前连半句歌都没哼过哩！何况，今天这“三赛”会从形式到内容，他都反感得像饭碗里吃出来苍蝇一样！

“操蛋！这是把人当猴耍哩！”他在心里吼喊。

这时主席台上响起掌声，场上一片喧闹。张玉山已经不知退到了什么地方，那个空空的场地在严厉地等待着他。

一刹那间，这个在紧张时候能使自己冷静下来的人，迅速地思索开了。他想：自己是党的基层组织的领导，怎能在这么多的群众面前对抗党的一个上级领导呢？如果在党的会上，为这号事，他敢和他辩论，甚至争吵！可现在……这样不行，万万不行啊！

崇高的党性原则促使他从小凳上站了起来，但腿把子上的“发动机”熄火了。他心情沉重地朝那个两张课桌拼起来的“三赛台”走了过去。他面对几千人站着，满脸泥汗，满身泥巴，像一尊泥塑。他只知道他非得站到这里不可，但来干什么，现在竟忘得一干二净了！

当他重新想起要他来这儿干什么时，精神又一次陷入了极大的痛苦。他觉得脑口上像压了一块石头，感到出气很困难；嗓门眼也像塞了一块火炭，烧烘烘的。

他站在那里，五马六道的泥脸上沁出一层热汗珠子。眼前每一个庄稼人的面孔都是熟悉的，他们都用同情的眼光望着他，和他一样紧张，甚至比他还紧张！他难受地想，以往这样的大会，他们都是来听他传达党的伟大号召，是开革命和生产的誓师大会的！可现在，竟让这成千上万的人停止了紧张的庄稼活，停止了热火朝天的农田基建，集合起来看他出丑哩！他那张黑而粗糙的脸痛苦地抽搐着！

他站在那里，两只泥手不由得叉在了一起。扩音器里偶尔传出来咯吧咯吧捏指关节的响声。

由于长期睡眠不足，加上在水坠坝拼了那么一气命、刚才又跑步了几十里路，他现在感到一阵阵眩晕，人群、山水、天空都开始东倒西歪地晃动了。糟糕！晕倒在这里比作不出诗更糟糕，去他的吧！他命令自己赶快离开这里。

就在他脚步挪动的时候，等了半天而终于没等上他做出诗来的人，突然看见走了几步的他又站住了。这是怎回事呢？怪！

是的，他又站住了。他胡子巴碴的嘴颤动着，表示内心有强烈的冲动，表示有什么要说。啊，他大概终于想起一首诗来了！

刘忠汉说了，畅畅快快地说了，认认真真地说了，不过说出来的终于还不是主席台上的人所指望的“诗”！

刘忠汉厚嘴唇颤动着，一字一板地说：“贫下中农同志们，社员同志们，咱们要好好听毛主席的话，要坚持农田基建哩！……”说完，他三脚两步回到了原来的座位上。

以后的事，他已经感受得不连贯了。他只知道可怜的张玉山为了挽救局面，进行了最大的努力，但这个“三赛”会还是开了个一塌糊涂！

除过个把秧歌队的农民伞头和几个小学教师，站了几分钟而一句诗也没做出来的农民不是一个两个；就是做出来几句的，也大都是胡拉被子乱拉毡，牛头不对马嘴。有个小学生娃娃竟然做了一首题目叫“少正卯同志真英勇”的顺口溜，弄得大家哭笑不得……

事情总算这样过去了。

当天傍晚，一弯明月挂在冯家店的东山梁上，劳累的庄稼人早已在自己的土窑里吹灯酣睡了。

张玉山把刘忠汉送到村头，最后请求说：“好你哩！你看你的身体成了甚！今晚上就在这儿歇了，明早走还不行？你这人呀！”

刘忠汉不回答这问题。他把那棒槌一样的粗胳膊搭在张玉山的瘦肩膀上，睁着铜铃大眼，严峻地对他说：“玉山！往后有些怪事还会越来越多的。吃的都是五谷，可人的心眼长得不一样嘛！嘴上说的都是革命话，就都是真心的革命人吗？我看把革命口号吊在嘴上当曲儿唱的人，往往屁股底下压屎着哩！这号人咱越要操心提防哩！咱们的党不是没这方面的教训嘛！林彪栽死了，红脸黑心肠的人就死绝了吗？我看没！当然，全国的问题，咱也能看出一点，但咱管不了，这有毛主席和党中央哩！他坏人迟早跑不了。可眼下芦河公社这个摊子党交给咱们管了，咱可万万不能让那些不正经的东西在咱这里瞎传播呀！今这事，咱俩都没精神准备，它以后谁再来胡骚情，咱就顶他狗日的！咱只管按全农会的精神干！它天王爷塌下来咱也不怕！玉山，你说对不对！”

张玉山瘦手握住他的铁壳子手，光头严肃地点了又点。然后，用尊敬的目光，望着他那枣木墩一样结实的身子，渐渐消失在通往兔坪去的山路上……

过了不多几天，正在忙得不可开交的刘忠汉就突然接到调他去副食公司的调令。这好比是晴天打了个炸雷！轰得他脑袋嗡嗡直响。这是怎回事呢？为什么组织部事先也没找他谈谈呀？这太叫人奇怪了！

他丢下所有的紧事，急忙跑到县委组织部去询问原因。

组织部长一五一十地告诉他：他们公社那“三赛”会后，地委杜副书记生气极了，到县上专门召集了县常委会，把县委领导收拾了个三下五除二。他强调说，芦河公社太唯生产力论了！政治气氛相当不浓，“三赛”活动等于没有开展，公社书记连首诗也不会做，这怎能把小靳庄的经验推广开哩？他说如果县上还要把芦河当先进点树立的话，那么就要很快撤换掉这个公社的一把手，派懂意识形态的领导干部去掌头……当然，县委的绝大部分领导并不同意这样做，但也无可奈何……

刘忠汉听着，两只手搓着那永远搓不完的干泥巴，他厚嘴唇微微地颤动着，声音有点沙哑地问：“……那谁接我的手续呀？”

组织部长用嘲弄的口气说：“再还有谁‘懂得意识形态’呢？‘理论权威’嘛！杜副书记直接向县委举荐的，叫他除当芦河公社一把手外，还继续兼任县宣传部副部长，过问全县的宣传工作哩……”

刘忠汉听着听着，那双皱纹包围的大眼睛里，燃烧起了火焰：从今天起，他就要告别他干了近二十年、怀着多么深厚感情的岗位了！这并不是说他已经真正干不了这工作，仅仅是因为他“不会做诗”啊！

三

过惯了紧张生活的人突然闲下来，大概比闲惯了的人突然紧张起来还要糟糕得多！刘忠汉躺在副食公司办公室窑内炕上的黑羊毛毡上，难受地这样想。他到这个被人看作是县上的“轻闲单位”已经是第二天了。

他躺着，透过敞开的天窗看见：对面山上的庄稼已经收割完了。半山腰的打谷场上，扬场机正把谷粒不断头地抛向天空。一阵尘雾飘过，金黄的谷粒在中午的阳光下闪闪发光。他顿时感到一股带着庄稼味和苦艾味的深秋气息，吹进了他的鼻孔，那么香甜，那么令人心胸舒坦啊！

他翻了一个身，深长地向窑顶送了一口气。

他躺着，像一个经过长途颠簸的旅客，躺在宁静的店里。但是，那生活旅途上的疾风暴雨，却不断地出现在眼前——

当年那紧张的游击队生活：神出鬼没地突袭，翻山越岭的急行军……

担架队那出生入死的战斗，多么危险而又多么激动人心：飞机尖叫，炮弹皮乱飞，战火中很快背起一个伤员，跑啊，跑啊，鞋掉了，脚碰破了，舌头干得在嘴里转不开了，心，像要从胸膛里跳出来一样，但还是跑啊跑……终于跑出来了。掉头用汗水淹痛的眼睛一瞧：伤员活着！那个高兴畅快劲啊……

还有那充满旱烟味的农村公窑，芦河公社渗透他心血的远景规划，以及那热气腾腾的农田基建工地，激昂吼叫着的拖拉机和推土机……

别了，这一切！

他咽了一口唾沫，把身子躺平，头枕着一只手，另一只手搓着黑茬茬的下巴。

他又透过天窗，遥望对面：黄土高原千山万岭，像起伏的波涛，气势磅礴地向天边逶迤而去。近处，那有着几棵松柏的山峁，不就是烈士陵园吗？是哩！就是哩！那美丽如画的松柏下，掩埋着几十个为解放这座县城而牺牲了的年轻生命：也掩埋着他可亲可爱的首长——县游击大队的高政委！

顿时，他又看见了政委那张白而清瘦的脸，高高突起的颧骨；看见了他那双严厉而温暖的眼睛在盯着自己，说开了他常爱说的那些话：“……同志，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只要记住自己是个革命战士，那你时时处处就知道自己该怎办了。不要忘记，革命养育了咱们，咱们就要为革命尽忠，直到你咽了最后一口气……”

躺着的他“噌”地从黑羊毛毡上坐起来，鬓角的血管在嘣嘣突跳。他摸了摸自己的光头，湿涔涔的。

他下了炕，“嚓”地撕了当天的日历，揉成一团，丢在墙角的炉炕里。去他的吧，这一天！

他来到办公室外边。院子里空空荡荡，只听见灶房里急速的刀击案板的响声，叮叮咣咣的像擂鼓一样。

他出了大门。抬头望望：天气蛮好。瓦蓝瓦蓝的天空，没有一丝云彩，几只老鹰扇着硬刷刷的翅膀，在城上空旋了一圈，向远方飞去了……

力量重新回到了他那像枣木墩一样结实的躯体里。短暂的精神危机已经过去，他那腿把子上的“发动机”又发动了！

一个下午，刘忠汉的快腿已经跑遍了公司所属的屠宰厂、旅社、门市部、国营食堂和副食加工厂。

晚上，他带着一堆问题回到了办公室。看样子，他带回来的好像不是困难，而是什么宝贝——看他那个畅快劲吧！连走路都带起一股风。刘忠汉，又成了真正的刘忠汉！

他到灶房狼吞虎咽地扒了一老碗面条，嘴一抹，便找副食加工厂的负责人去了。

找到加工厂的生产组长，他温和地问他：全县已经十多天吃不上酱油和醋了，这是为什么？

加工厂的生产组长告诉他，做酱油和醋的只有一个老工人和几个临时工。一月前那个老工人患急性肝炎住了院，几个临时工十几天前也被生产队叫回去了，这营生也就只好停了。

“那么加工厂其他人呢？”

组长笑了笑，回答说：“其他人都在饼干房里。做酱油是个苦事，没人愿意干！”

“你在哪儿上班？”刘忠汉瞪起铜铃般的大眼睛问。

组长不敢笑了，说：“在饼干房里。”

“你会做酱油和醋吗？”刘忠汉又问。

生产组长的脸刷地红了，小声说：“会。”然后再也不敢看那张黑而粗糙的椭圆脸了。他专等着新上任的领导一顿指鼻子教训了。

刘忠汉铁壳子手在他肩膀上拍了一巴掌，说：“好好好，那我就拜你为师了！咱俩从明早上就开始干！至于以后派谁，罢了咱再研究。你看咋样？”

生产组长吃惊地望了他老大一阵，嘴唇子颤了几颤才好不容易送出来一个字：“你？……”

不久，断了十几天酱油醋的县城居民，便大呼小叫地在副食门市排队买上了。由于事先就估计人一定不会少，刘忠汉从加工厂往门市上送完最后一回酱油，桶担一放，就给女营业员当起了助手。她收钱，他掌勺，合作得蛮好。

在国营食堂的灶房里，在保管处的仓库里，在门市部，在屠宰厂，到处都开始出现枣木墩一样结实的刘忠汉。他还是他的老模样：满身冒着汗气，腿把子像安了发动机一样在有力地弹跳着。那件灰不灰，蓝不蓝，确定不了是啥颜色的连季衣服也还穿着——最近泥土是少了些，却又糊上了猪血、羊血，带着一股刺鼻的酱醋味！

不久，全城的居民都议论开了，说副食公司新来的书记亲自到国营食堂的灶房里“蹲点”哩，食堂饭菜现在可变好了。如果谁不信，去吃一回就知道了。这一来，有些一年都不上国营食堂的人，为了证实本县这条新闻的真实程度，也去吃了，竞把这个小县城的食堂，弄得熙熙攘攘，十分热火。

对供应服务问题永远敏感的城市居民，立刻注意到，不光食堂变好了，副食公司所属各单位都大变了模样——旅社门口那堆垃圾不见了，而床单枕巾却天天洗晒得满院子都是。副食门市原来一直是上午十点开门，下午四点就关门的，现在早上八点就开了门，下午六点才关门，甚至晚上还营业一个半钟头哩！更有趣的是，人们发现：屠宰厂的老关和老惠也和大家一样开始一天吃一顿粗粮，而城关粮站那个开票的，最近好久不见猪头和羊蹄子了。

副食公司上上下下都在忙！不忙行吗？哪里不周到，公司书记一声不吭就弄开了，其他人的屁股还敢闲坐下吗！

刘忠汉眼睛里网着红丝子，有胡楂的椭圆脸明显地瘦了一圈，又瘦了一圈。尽管他工作起来和以往一样拼命，但这终究是新工作，新环境，没他熟悉了的公社工作顺手，稍不留心就出岔子！

他有时也想：我还是搞我的公社工作合适呀。

随后他又苦笑着摇摇头，自己挖苦自己：可谁叫你不会做诗哩！

这天晚上，他从旅社开完如何改进服务态度的会议回来，刚踏进门，公司副主任就忧虑地来报告说，现在已到了十一月中旬，但国家下达的生猪和鸡蛋的收购任务完成还不到百分之七十！

看看，说岔子，岔子就到！

他的确慌了。这情况和一个公社完不成公购粮任务一样严重！他忽视了这个大问题！他狠狠地搓着自己的黑胡楂子脸！

第二天早上，他召集了紧急会议，决定公司所有的行政人员，都要在今天出城，立即出城！他要大家两个人包三个公社，协助和督促各公社很快完成收购任务。这么重要的工作，能光坐在城里等人家做吗？

会议正要散，和他分在一起到黄河畔几个公社去的文书，突然站起来说：“有个事和这事矛盾着哩……”

“啥事？”他问。

文书小王拿着一份文件说：“刚才收到的，是县宣传部的通知。说是要在全县展开轰轰烈烈的‘三赛’活动哩！下星期一县级各单位要在影剧院开始比赛，强调叫各单位领导带头上台哩。我见人家县机械厂前天就停工闹腾开了。机械厂高书记装个李玉和，他老婆装个李铁梅，笑得人肚子痛……咱如果不停止营业的话，这事就……”

刘忠汉脸黑煞煞的听小王说完。他把文件要过来看了两行，扔在了桌子上，把指关节捏得咯吧咯吧直响，说：“简直是疯了！不管他，他赛他的，咱干咱的，出发吧！”

……

不管人类社会生活发生多么大的变化，时间总是用自己的老步伐毫无顾忌地前进着。看看，它已经一分一秒地走到了一九七五年的十二月。

十二月的陕北山区，天气已经很冷了。入夜，这座依山势构筑的小县城，和农村一样安宁。只有绕城东去的河流，还是那么不平静地喧腾着，哗哗的流水声越来越响。

刘忠汉已经披上了自己的光板老羊皮袄。他伏在办公室的桌子上，粗大的手捏着细细的蘸水笔，正写什么哩。

文书小王进来了，把两份文件放在他面前，一屁股坐下说：“一嘴把砂糖和黄连都吃了，分不清苦甜！”

刘忠汉停下笔，没言传，接过来看那两份文件。一份是地区财贸办公室给全区的通报。通报表扬他们工作积极主动，使他们县一九七五年的生猪鲜蛋收购任务，提前一个月完成，走在了全区各县的前列。另外一份文件，是县委宣传部给地委宣传部的报告，专门抄送他们的。报告详细汇报了全县开展“三赛”活动的情况。在存在问题一部分里，着重举例批评了他们公司一不重视“三赛”活动，二不参加县级各单位的“三赛”会……

刘忠汉草草把这两份文件溜了一遍，带着对它们都不重视的神情，搁在一边了。

他站起来，拉了拉老羊皮袄的领子，突然带着神秘的表情问小王：“你知道我写什么吗？”

小王茫然地望着他，说：“我不知道呀！”

他身子前倾着对他说：“我给县委打报告，要求扩大咱的加工厂，做蜜枣哩。”

“啊？”小王喜得忽地站了起来。

刘忠汉那黑而粗糙的椭圆脸上笑起一脸皱纹。他说：“这次收猪收鸡蛋，我看见咱黄河畔有那么多枣子和梨，心里就冒出了这个主意。咱山区运输不便，可惜把好多果子都烂了。咱为什么不能自己加工哩？咱的枣不比他进口的外国枣差！咱这营生如果能开张，对国家和集体都有好处哩！”

他激动地挖了一锅子旱烟，点着，喷了一口，那两条像安了发动机一样的腿，在砖脚地上带劲地走了一圈，说：“咱先弄着，这事的意义大着哩！我早就思谋过了，咱陕北将来的出路，一是要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广种薄收越来越吃不开了嘛！二是要大量种草，发展畜牧业；再就是满山满坬的栽果木树，愣栽！只有这样，才能把咱陕北的穷根子挖得了！那时候，满川满沟的庄稼，满坡满坡的牛羊，满山满岭的果树——梨、枣、桃、杏、苹果、核桃，要甚有甚。嘿，那时咱这副食加工厂还能不红火吗？到时候，北京和上海的副食店里都要摆上咱们做的吃食哩！什么牛肉罐头、羊肉罐头、梨罐头、苹果罐头，还有什么核桃馅点心、桃杏仁酥饼，应有尽有。大城市里的人一看商标签子准会发愣：产这些东西的地方没听说过呀！那他们就会在地图上查，查到了，他们会高兴地说，啊呀！出这东西的地方就在陕北嘛……”

刘忠汉在炕栏条上吧吧两下磕掉一锅子烟灰，又装起一锅子烟末，点着，鼻子口里喷着，像是不光对小王，而是对满世界的人说：“咱们过去闹革命，多少战士的血，淌在咱这陕北的土山土沟里了。有些人年轻轻的就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他们死了，是为了让我们今天活得更好，并且希望我们活着的人，去完成他们没做完的革命事业！我们这些活着的人，难道还不能舍出自己的一切，把他们淌过血的地方建设好吗？他谁不这样想问题，一天起来混日子，光会哄人，不干实事，他谁就没脸！他谁反对我们这样想，反对我们这样做，他谁就是我们的仇人！我们，永远也不能背叛千千万万的革命先烈交待给我们的伟大事业！”

小王听得半天合不拢嘴，他望着这个披老羊皮袄的人，手在桌子上一拍，大声喊：“刘书记，谁说你不会做诗啊！”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于西安（原载《延河》1978年第1期）

在新生活面前

一

从黑夜往白天过渡的那阵儿，是世界上最安静的时候。

眼下，这座小县城静得没有一点声响。连房屋和街道也给人一种昏睡的感觉。城周围村庄偶尔传来的一两声鸡叫，听起来也显得那样遥远。

这时候，一位长着两撇白胡须的老汉，推开了城北县机械厂大铁门的小铁门，一躬身钻了进去。那铁门打开闭上所发出的清脆金属声，立即打破了城市黎明前的宁静。

现在，老汉皮鞋的硬掌在机械厂的土院子里咚咚地响着，来到院子南角的一座小工房里。

小小的工房空空荡荡，没有什么东西；只有一股烟屑混合着铁锈的味道，很窒息人。进来的老汉不在乎地张着嘴，好像这味道也并不怎难闻。

他径直来到屋角的一堆灰渣前，背起手站定，像是寻找什么丢失了的重要物件，朝这个角落失神地张望了许久。然后，他带着无可名状的表情，在小工房的空地急速地踱起了步，皮鞋的硬掌在空洞的工房里踏起了震动很大的响声。

转了几圈后，老汉来到门口上，肩胛靠着门框，燃起了一只黑得发亮的木烟斗，吧吧地抽着，眯缝起眼睛由近到远地嘹望着这座山城。

山城各个建筑物现在已经从黎明前青灰色的纱幕中渐渐显出了自己的轮廓。天空中最后几颗星星也悄然消失在远方的一片灰白中。

这阵儿，我们借黎明的曙色，可以看清楚这个倚在工房门口的老汉了。

猛一看，你会觉得他个头不太高。其实细细一瞧，他本来也不低，只是因为背驼得太厉害了。他和这小县城的大部分人一样，一身普通的穿戴。只有一点异样的是，他的衣、裤、鞋、袜，似乎统统都是一个颜色的，而且你急忙还说不上来这倒是一种什么颜色：既不是纯粹的黑，又不是真正的灰，也很难说就介乎于这二者之间。

我们姑且就说它是烟灰色的吧。老汉不光衣服是这种烟灰色，甚至脸膛也近似于这种颜色，只是稍微要浅一些。但这张脸并没有一般老年人的松弛皮肉，甚至很难看出有多少皱纹来。在这淡淡的曙色中，那脸盘，那额头，闪着一种柔和的釉光，像水银灯下的瓷雕一样给人一种健康而坚实的美。只有上唇上那两撇白胡须，表明他年纪已高。

某些职业能给人的外表留下非常惹眼的特征。你一看这老汉，就会知道他是一个在烟熏火燎的铁匠炉旁站了多年的老铁匠。

现在，铁匠曹得顺老汉立在这小工房的门口，脸上是一种十分难受的表情。奇怪！这位全县知名的老铁匠究竟有什么熬煎事呢？看他一动不动地想着心事，有时甚至喷出一口烟，竟然很长时间忘了合住嘴巴！

曹得顺老汉的熬煎事，得从这个机械厂最近的变化说起。

不久前，我们伟大祖国生活巨变的热浪扑进了这个机械厂。为了实现党中央提出的在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目标，上级决定立即将县机械修配厂改成机械修造厂。一个“造”字的变化，全厂陡然间就增加了几十台车床。另外，县里的汽车比原来增加了四五倍，厂里的一部分工人又立即被抽去筹建大修厂了。也就在一批新工人进厂的同时，本厂第一批新产品——“红旗”动力切脱机和新式水泵已经挤满了这个小小的土院子了。

也就是这变化的浪潮，把老汉领导的这间小工房里的那些铁匠炉子给冲跑了。因为在短短的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这些打锄镰老镢头的作业，所有公社的农机厂，甚至有的大队，捎带着就干了。既然是这样，县机械厂铁匠炉的使命也就只能终结了。铁匠炉上那些年轻的文化人很快就被分配到新来的机床上去学习操作。现在唯独他——不识几个大字的“铁匠主任”，被撂在一边了。厂里曾答应很快分配他的工作，但他听有人说，是准备让他去门房当看门人！

靠在门框上的老汉吧吧地吸着早已灭了火的烟斗，晨风把他两撇白胡须吹得纷乱。身后这个原来打铁的房子早就收拾了摊子，但他见天早上都还忍不住要来一回。每当来到这里的时候，他就说不出来是一股什么滋味。他高兴他终于和这古老而原始的生产方式告别了，这是他梦想了多少年的事啊！可他又难受他一双强壮的铁匠的手，面对着令人眼花缭乱的机床却无能为力了！他那握惯家具的手时时感到痒痒，力量在身体里令人难耐地扩张着。可是他去干什么呢？哪里他都插不上手！所到之处动不动就是图纸呀，数字呀，还有许多他根本听不明白的这呀，那呀。他从这个车间转到那个车间，他看见他的那些原来抡大锤的徒弟娃，就是再不中用的，现在也已经把机器开得轰隆隆价响了。他羡慕所有开机器的人！他咬牙切齿咒骂旧社会不能使他念一天书！

老汉立在门框上，想着，苦恼着，狠劲地抽着那只黑得发亮的木烟斗。他无意中瞟了一眼厂门口那座新盖起的门房，浑身登时冒起了一层鸡皮疙瘩。老天呀！难道他就要像那些坐在窗口，喝着浓茶，整天看着人们出出进进的人吗？

“不行！”他的嘴朝早晨的天空使劲嘟囔了一句，狠狠把木烟斗在门框上磕了两下，便扯大步向对面党委书记的屋子走去了，那皮鞋的硬掌在土院里擂鼓一般踏起了一片响声。

二

机械厂冯国凡书记正伏在一张油漆剥落的桌子上，埋头写什么哩。他右边的袖子空洞地垂着。那胳膊在解放这座县城的时候，丢在城南的牙峰山上了。他现在用左手写着。写一会儿，便放下笔，拿起烟灰缸上正在燃烧的纸烟吸几口；然后放下纸烟，又拿起了笔。

书记有时抬起头微笑着；有时又低下头苦笑着，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工作中，连曹得顺老汉推门进来都没发现。

得顺老汉看书记这情态，只好强压住刚才的冲动，悄无声响地坐在了书记背后的一条长椅子上。

他现在怀着极大的尊敬，望着这个比他小十几岁的领导人：油污的工装裹着瘦削的身板；塌了檐的工作帽下，露出一圈斑白的头发。眼熬得红红的，显然又一夜没合眼了。他写什么哩？是生产计划吧？

三十年前，他在胡匪盘踞的这座城市里用打铁来掩护做地下工作时，小冯那时是城外游击队的通讯员，常化装进城和他联络工作哩。老汉记得，他三岁上失去父母，十岁上就和他一起当地主的长工。他生性顽强得像一块铁疙瘩。记得解放这座县城时，他右胳膊炸掉了，还抱杆红旗头一个跑进了这座城市。他在保警队门口碰见他时，鲜血淋漓的，还笑哩！他和他一样，从没念过一天书，可就是用铁疙瘩一样的顽强劲，现在出息得不光是全县公认的有水平领导，竟然还能用左手写一笔好字哩。看！书记房里搁多少书！

正在埋头写字的冯书记偶然回过头看见坐在椅子上的老汉时，急忙放下了笔，揉揉眼睛，走过来坐在他旁边了。书记用左手拉住他的右手，亲切微笑着没说话，只是用网满红丝的眼睛询问地望着他。

得顺老汉站了起来。书记也只好跟着站了起来。现在，老汉的右手在书记的左手里抖索着，传达着内心的激动。看样子他有一肚子话都冲到喉眼上来了，但一时不知该先说那一句。

书记继续亲切地望着他，把下巴扬了一下，鼓动他有什么就畅畅快快说出来吧！

老半天，感情激动的老汉才使着很大的劲说：“小冯哇，我可死也不到那门房里去呀！……”他的眼睛湿了，说不下去了。

书记非常理解地微笑着。他拉老汉重新坐回到长椅上，左手亲呢地摩挲着他倔强的肩背，用一整夜抽烟弄沙哑了的嗓子亲切地说：“好曹大叔哩！再甭信别人瞎吹风了，你的工作根本没定哩！我前几天就想找你谈谈，可我太忙了！你看眼下变化多么大，真个是形势喜人，形势逼人！我知道哩，你老在这变化面前遇到了难题，我自己又何尝不是这样嘛！原来就这么个小摊摊，一下子就变成了这么大个企业！好多问题都是新的，两眼大瞪弄不清楚。熬夜！苦恼！睡不着觉！”书记瞅了一眼堆满了书和材料的办公桌，沉重地出了一口气，继续说：“可咱又满心眼高兴嘛！为咱国家实现四个现代化，实说，累死也高兴！”他有力的左手把老汉的肩头抓得紧紧的。

老汉望着书记的瘦脸和红眼，一下把自己所有的事情都暂时忘光了，他满脑子搜寻着词句来提醒书记注意身体：“你又一夜没睡吧？以后可千万、千万不敢这样了……”

“我不要紧，”冯书记笑着说，“你人老了，倒要好好注意哩！这几天你没分配工作，还提前一个钟头上班弄甚哩？”

老汉头一倾，声音里充满了难受：“其他活我已经想干也插不上手了，早早来把各车间打扫打扫……”

冯书记听着，用燃烧的眼睛从侧面望着这个老铁匠。他喉眼梗塞着，说不出话来了。他站起来点着一支烟，靠在办公桌上一口接一口地抽着。他深刻理解眼前这位脸色烟灰的老汉。无论在严酷的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的日子里，他对这伟大国家的伟大事业从不吝惜自己的血汗！他那双劳动者的手，曾经造过多少惩罚敌人的地雷炸弹，打造过多少耕耘田地的犁铧锄头！他一生扑腾着，永远站在革命的前列！可是，如今变化的新生活，使得他那双更加渴望为伟大事业贡献力量的手，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当然，他可以派他去当仓库保管员或做其他一些轻松活，但这肯定会伤老汉的自尊心的。他深深知道老汉和钢铁有多么深厚的感情，也深深知道一双爱劳动的手闲下来是什么滋味！可他年纪大了，又基本上没文化，上不了机床……

书记苦苦思索着：他怎样才能帮助这位令人尊敬的老人呢？……

这时，外面街道上突然响起了一片杂乱而热烈的呼喊声。两个沉默的人都不由被这呼喊声吸引到了窗前。书记用左手轻轻地打开了两扇玻璃窗。他们并肩站着，一缕晨光染红了他们的脸膛和胸脯。

呼喊声来自不远的街道口上。那是新盖起的三层百货大楼正在上最后一块预制板。楼周围站了一圈又一圈观看的人群，他们指指画画，赞叹不已，楼前那条从南到北的街道正扬起一股股黄尘，被多少代人磨凹了的街道石板已经被掀了起来，横七竖八地立在街两边。街道南头，开始铺设沥青的滚压车发出了巨大的吼声；城外已经铺好沥青的公路上，满载各种建设器材的车辆正繁忙地奔跑着。去城西的汽车最多？那里正在修建一个规模不小的水电站，远远望去，红旗飘飘，人影憧憧：更远一点的地方。一月前竣工的小型化肥厂和小型水泥厂的高烟囱，已经在喷吐烟云了……

“哎呀呀！‘四人帮’鬼子孙一完蛋，这变化真是一天一个样！”得顺老汉在窗前兴奋地对书记说，“你看，咱俩当年贴传单的那道巷子整个拆得不见了！”他用手指了指自己的嘴巴，又指了指书记的嘴巴，诡秘地一笑：“你还记得吗？”

书记先奇怪了一下，然后扬起头大笑了：“哈呀！不就是贴蟠龙大捷的传单吗？大白天不敢拿糨糊，亏你想出那洋办法，一人噙一嘴：舌头当糨糊刷子使哩！”

“哈哈哈……”两个曾经“亲吻”过这城市的游击队员，在窗前醉心地大笑了起来。

笑毕，老汉突然又难受起来。他侧身对书记说：“小冯呀，咱国家要实现四个现代化，一天一个新变化，可我老汉这双手怎办呀？”他把一双老茧手举在书记面前，使劲地摇晃着。

冯国凡左手搭在窗台上，另一条袖子空洞地垂在一边。他笑眯眯地说：“我正想听听你自己的意见呢？”

得顺老汉离开了窗前，激动地在屋子里走了一圈，然后又来到窗前，非常严肃，非常认真地回答：“小冯！我说出来，你可别笑话！我的决心早下了，我要从头学起！为四个现代化，人家都发明哩，创造哩，我的想法不高：开一台车床！就是这！”他说得那么恳切，那么让人动心。

书记激动地把一条胳膊搭在老汉挺硬的肩头上，有点动感情地说：“曹大叔，尽管你的年龄已经不适合干这活了，但我从内心里支持你的想法！”他沉思了一会儿，又说，“我最近常想，咱们国家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的下一辈好办。他们有文化，很快就能掌握现代科学技术。可是我们这一代人怎办？万恶的旧社会，造成了我们这代人大都是文盲，整整几亿啊！这些人怎样才能适应这新的时代呢？怎样才能进入现代化生活呢？我想，这么大个问题，华主席和党中央已经在周密考虑了。但作为我们自己应该怎么办？当然，现在一切才刚刚开始，问题还没有变得普遍地尖锐起来。但必须看到，这问题会很快迫近的！比如眼下，你就面临这问题了。我又何尝不是这样嘛！甚至比你还困难——要学会管理现代化企业呀！老天！这是吹的吗？我想用不了多久，我们这代大老粗，每一个人都面临这个问题：是成为现代化生活的主人呢？还是被这伟大的新生活抛在一边呢？好！你老这气概，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气概！好！好极了！”书记用有力的左手使劲摇着、捏着曹得顺老汉的肩膀。

得顺老汉看过一辈子火的眼睛，罩满了两汪喜悦的泪水。他兴奋地喊：“小冯！你到底理解我的心情！”

三

正在得顺老汉非常高兴的时候，他老婆非常不高兴了。

叫这位城关幼儿园的保姆生气的是，自己的老汉整个星期天没沾家门边。劈柴、挖炉坑等几件在星期天“法定”的必做活，老汉一反以往地不给她做了。而现在天眼看黑严了，老汉还不将功补过，帮助她喂一下鸡什么的，竟然像发了疯一样，把儿子小学里念过的书和孙子在中学里念过的书，全部倒弄出来，毛翻翻地抖了一炕。掼在脚地下的书箱子把她的脚绊磕得生疼！

她起先把锅勺水瓢掼打得直响，来表示她的不满，可抬头一看，他像中了邪一样还在继续埋头鼓弄着那些书，她忍不住了。她把正在捅火的火钳子往灶眼眼里一扔，便嚷开了：“天神神呀！你今儿个是造反了还是怎着？”她三脚两步跑过来，把老汉已经整理好的一摞子书重新打散在炕上，把所有要发泄的全部不满，都表现在了两片颤抖的嘴唇上和一双委屈的眼睛里。

毫无精神准备的老汉吃了一惊，张开嘴巴望着老婆那怒气冲冲的脸，不知发生了啥事。老半天，他脑子里才把自己的行为和老婆的发火联系起来。他急忙七七八八给老婆解释他最近的心思，甚至把给冯书记讲过的那些话，也激昂慷慨地给她讲了一遍。他老婆听着，愤怒的眼睛渐渐变成了好笑，又由好笑变成了嘲笑。她开言道：“唉呀呀！你比幼儿院的娃娃都能俏！老呀老了，还老不安生！机器呀，念书呀，还成神呀！”

老汉见说服不了老婆，急得打铁的手在石炕栏上使劲一拍：“你……人家都现代化，看你老东西怎办呀！”

老婆嘴一扭，鼻子里哼了一声：“将来就是五个现代化，它机器抱不成娃娃哕！”

老汉嘴张了几张，不知该对答什么了。老两口子生气地对看了一阵，各自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然后各做各的去了。

晚上，老汉又七七八八说了老半天，把孙女说通给他当老师。

在脚地的吃饭桌旁，他坐在高中生对面洗耳恭听。对于那些简单的公式和一些奇怪的字眼，如果他明白了，脑子里便像划过一道闪电，照得他心花怒放，一种人生从未体验过的快乐使他痴迷如醉。有的他死活解不开，脑子便又陷入了一片黑暗。每当这时，看他那个吃力劲吧！烟灰色脸上汗珠直淌，全部的紧张都表现在了那只黑烟斗上：一口接一口抽着，紧张地吸进肚里，又紧张地从鼻子口里喷出来。

正在讲解的小老师受不了啦！浓烈的烟雾呛得她直咳嗽。她声明如果她爷再吸烟，她就要停止给他讲课了。

老汉慌忙从嘴里取了烟斗，在鞋底上磕掉，嘴里连说：“爷不抽了！爷不抽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时，正在睡觉的老婆烦躁地翻了一个身，嚷开了：“哎呀！好我的老头哩！灯明晃晃的，人怎价也睡不着嘛！你成神呀变鬼呀，人还要睡觉哩嘛！明起来瞌睡马爬的，把娃娃们带得有个一长二短……”气急败坏的老婆干脆坐起来啪地关灭了灯。

黑暗里传来老汉惊天动地的吼叫声：“龟子孙！把灯拉开！”

沉默。老汉站起来了，啪地把灯重新拉开。

这下把老婆惹恼了。她从被窝里伸出一条胳膊，一指头指住老汉：“你这个犟板筋！你耳朵塌了？鸡都叫头遍了！你把娃娃一黑里熬的，明儿连课也上不成了！你只顾你现代化哩，娃娃也要现代化哩！……睡！”

老婆话虽难听，但理由是雄辩的。得顺老汉愣了半天，摇摇头，对一直抿嘴失笑的孙女说：“睡去吧。”

第二天黎明前，还是往常的时分，当得顺老汉打开县机械厂大铁门的小铁门时，完全变了另一个人。看那张烟灰色脸上带着多么神气的表情呀！他又是一名工人了！

他立在车间门口，一股热血涌上了胸膛。看那一排排蒙着罩布的车床，像铁兽一样蹲在偌大的工房里。哦，一会儿就会吼叫起来的！

老汉走了进去，依次揭起罩布，把每一台车床都亲昵地抚摸了一遍。随后，他把车间里齐齐打扫了一遍，把大铁炉子生着，又迈着轻快的步伐，返身到其他车间打扫去了。

当老汉重新回到自己的车间后，工人们都来上班了。机器的吼叫声立刻震慑了工房。

老汉给他过去铁匠炉上的徒弟小王当了徒弟。小王脸通红，握住他的手，不好意思地说：“曹师傅，你什么时候都是我的师傅！”

得顺老汉头一梗：“嘿！看你说的！从现在起你成了我的师傅。好好教我这个徒弟吧！我有不对劲的地方，你就楞敲打！不敢不好意思哪？师不严，怎能教出高弟子嘛！来！”

机床轻快地转动了起来，像清爽的风吹过树林子那般快活。

小王车着工件，给他过去的师傅、现在的徒弟讲解着；老汉一下弄不清楚的地方，他就停下车来给他比划着细讲。

老汉听着，看着，背起手在机床旁边转着。这阵儿，他感到除过眼睛和耳朵，自己身上好像再没有什么了。

突然，正在工作的车床猛地停了下来。得顺老汉赶快看小王的脸。一看慌了！他从小王的脸上看出是床子出了毛病！

小王检查机器，他急得在旁边转圈圈，烟灰色脸马上就是一层汗珠子。唉！如果是一块毛铁，小王没法下手打家具，他会袖子一挽就上手捣打，他一上手，那铁就会服服帖帖不比他老婆在案板上揉搓面团差。可现在，他干着急帮不上忙！这种被动局面还是平生第一次。

过了一会，检查完机床的小王一边用棉纱擦手，一边说：“可能是外接线出毛病了。”说着便转身去检查墙上的电线。

“外接线？”老汉在心里思量这个新名词，“噢，机器外边的线路就叫外接线？”他一边思量，一边在心里念叨：“外接线，外接线……”

他现在凑过去，一眼盯住小王的两只手，看他怎样把坏了的“外接线”弄好。嘿，什么都得学！

终于，机器又开始转动起来了。得顺老汉又把全部精力集中在耳朵和眼睛上了。

就在快下班的时候？机器突然又停下来。这时，实习心切的老汉操起一把钳子就要扑到墙上去检查“外接线”！小王一把将他扯住，脸色煞白，说：“唉呀，曹师傅！你怎拿不绝缘的钳子去弄电哩？多危险！再说，这次不一定是外接线坏了……”

老汉一愣，看看自己手中的钳子，烟灰脸急得通红，拳头在自己的鬓角上狠狠顶了一下。

下班以后，别人都走了，他没走。一天的兴奋使他忘记了饥饿、劳累，甚至连时间的概念也没有了。当全城的电灯大放光华的时候，曹得顺还在车床旁边折腾着。旁人看了，谁也不会明白他到底在于什么。

只见他两只手抓着无形的东西，一会儿是这个姿势，一会儿又是另外一个姿势；腰直起来，又弯下去。有时他又停止了这些动作，手在车床上这儿摸一摸，又在那儿抠一抠，然后抬起头长久地思量着什么，嘴里不断念叨着。冯书记在他旁边站了好久。他都没发现。

书记也是刚从另外一个车间下班后转到这儿的，他白发里夹着一些细碎的铁屑，瘦削的脸上染着几团污渍。他垂着空洞的右臂站着，静静地看着这一切，脸上是一种思绪万端的表情！他在想什么呢？……

现在，他走过来了，用有力的左手扳了扳老汉的肩膀，微笑着没说话，把腕上的手表堵在老汉眼前。

老汉并没有去看那表，只是嘿嘿一笑把腰直了起来。

四

和过去相比，最近几个月来，得顺老汉也看不出有什么大变化：还是那一身脏得失去本色的工作服；驼得很厉害的背和一张烟灰脸。不同往常的只是他肩膀上多了一个黄挎包，走路都不离身。不知道的人，以为里面大概放什么值钱东西哩。其实，里面装的只是一些中小学课本，一些自造的演算本，一个已经用旧了的文具盒，文具盒里放着一些用剩的铅笔和橡皮擦。

每天早晨黎明前，他都像学生娃一样，背着这个书包走出家门，一路倒勾着头，温习他孙女给他讲的那些功课。

他边走边盘算，嘴里反复念叨着一些数字和公式，同时右手食指在左手心里使劲地画着。有时他会突然停下来，头高翘，眼细眯，嘴半张，死劲地回忆着什么；有时，他也会在黑暗中楚地蹲下来，手指头立刻就在地下加减乘除开了。

不知老汉心思的人，看了他那副模样，也确实觉得可笑。比如今天早上吧，念叨着来到街道拐弯处时，又蹲在地上画开了，不走了。画着画着，一块玻璃碴刺在手上，流血了，他抓把土掩上，又画。

要是生人见了他这副模样，就不会是仅仅觉得可笑了，准会说他神经不正常。可不，走了老半天，竟糊里糊涂来到了南门外——老天呀，机械厂在城北嘛！

现在天大亮了。当得顺老汉因第一次上班迟到而羞愧不安地走进车间时，一下子给愣住了：车间怎拥挤下这么多人？冯书记也来了？出了什么事？

他看见大家都嘻嘻哈哈向他迎上来。冯书记左手扳住他的肩膀，笑眯眯地说：“看把你高兴得呆迷了！快给咱开始吧！”

“啊？”得顺老汉轻轻应了一声，两只手紧紧握住了书记的一只手。他现在才知道，大家都是来看他第一次开车床干活呀。

小王过来从他肩头上取下黄挎包，激动地望着他，说：“曹师傅，我早早就来等上你了……”

现在，得顺老汉在众人的目光下，迈开胜利者的步伐，向车床那边走去。

霎时，他觉得自己是从整个漫长的人生道路上走来的。过去的一切——苦难、斗争、欢乐，一幕幕在眼前闪过。是的，在他艰苦跋涉的一生中，他有过痛苦，但也有过欢乐和幸福。可是这一切又怎能和眼前相比呢？从今天起，他将成为值得自豪的现代工人了！他知道他余下的岁月已经不多，但为伟大祖国创造的东西，也许比一生加起来都要多得多。

他在车床边稍站了一下，压住怦怦的心跳，然后用微微颤抖的手灵巧地开动了车床。

车床轻快地呜叫起来。他熟练地操作着，大家静悄悄地看着他的一举一动。

终于，曹得顺老汉的第一个工件在车床上“临盆”了，车间里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

老汉双手恭敬地把灿亮的工件交给他的师傅小王，小王又把它交给了冯书记……

老汉望见书记的眼睛满怀着惊喜，一阵舒服的温热立刻在他全身荡漾开来。记得当年，每当他把新造出的地雷交给他时，他的眼睛就是这样的！

现在，大家传看着得顺老汉在车床上车出的第一件产品，交头赞叹着。同时，检验员按冯书记事先的安排，把一张红色的产品合格证放到老汉的粗硬手掌里。

老汉把这纸片片举在眼前看了一老阵，两颗晶莹的泪珠在这个老铁匠的烟灰色脸上滚落了下来。啊，这一切多像是梦，可明明又都是真实的呀！

傍晚，经过一整天感情激荡的老汉，非要拉冯国凡书记到自己家里坐坐不可。他想和他好好谈谈，一块喝两盅！独臂书记非常理解老汉的心情，高兴地接受了邀请。

两个老战友并肩出了大门，向灯火明亮的街道走去。远处朦胧的山影间，升起了一弯金黄的月牙。山城的夜，多么美！

当得顺老汉引着书记来到自家门口时，一把大锁把他和尊敬的客人都拦住了。老汉奇怪极了：往常这时，婆孙俩早把饭做好等上他了。今晚她们发生什么事了？

这时，冯书记从门缝里抽出一张纸条来，念道：“爷爷，我参加了学校课外航模组，从今晚起，不能按时给您上课了。兰英。”

老汉笑了，说：“是这，你等着，叫我寻你大婶喀！”

冯书记说：“那咱一块去吧。”

就这样，他们又来到街道上，到南门外幼儿园找兰英她奶去了。路过南门里县中学的大门口时，他们一下子被里边的景致给吸引住了：明亮的灯火下，只见一架架木飞机在稠密的人群中箭一般蹿起，然后在空中平滑地飞旋。最后像归窝的燕子一样，准确地一架接一架回到了起飞的地方。整个中学大院里充满了孩子们的欢笑声。

他俩入神地看着。冯书记兴奋地大声说：“儿童也在现代化！……”得顺老汉的眼睛有点潮湿了，他本来打算把兰英找出来问问她奶到哪儿去了，现在他打消了这主意：“让娃娃们好好飞吧！飞吧！”现在，这两个情绪激昂的人穿过刚铺上沥青的街道，出了南门，来到了墙壁粉白的幼儿园里。

这阵儿，孩子们都回家了，院子里静悄悄的。只有南边一孔窑洞的窗口，还亮着桔红的灯光。

他俩来到这窗前，不由一起站住了。

透过玻璃窗，看见兰英她奶正在一张桌子旁边发呆。桌子上摆了好多玩具——小拖拉机，小汽车，小飞机。她正愁眉苦眼地对着这些玩艺儿叹气。

他俩推门进去，得顺老汉问他老婆：“你呆迷迷地坐在这儿弄甚哩？”

老婆见冯书记也来了，赶快站起来。她对冯书记诉苦说：“唉！小冯！你看叫人愁肠不？娃娃们原来耍的玩具，都是些布娃娃，木马马，耍坏了，针一缝，胶一粘就好了。而今……”

冯书记大笑了，他说：“大婶呀，玩具也现代化了，那我们……”他用笑作了结尾。这是意味深长的笑。

现在，我们这位老车工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些随身带的修理工具，拨弄开这些小玩艺了。他烟灰色脸上的那个自信和松宽劲，就像当年在铁匠炉上捶打铁块一样！不一会，这些小东西就恢复了各自的功能，在桌子上得意地动作开了。

他这一手，把他老婆看得目瞪口呆。她望着那张烟灰脸，惊奇得不能自制。

冯书记故意问她：“大婶，你看大叔这手怎样嘛？”

她先格咪一笑，然后看了得顺老汉一眼，不好意思地夸奖说：“鬼念叨还念叨出个名堂来了！从明晚起，兰英教你，你再教我，咱也耍现代化哩！”

得顺老汉快活地头一拐，学他老婆的腔调说：“还成神呀！”

“哈……”一串笑声飞出了窑洞，在寂静而晴朗的夜空传荡开来……

（原载《甘肃文艺》1979年第1期）

夏

我为我心爱的人儿，燃到了这般模样！

——郭沫若《炉中煤》

一

杨启迪爱着苏莹。不过，他现在还只是在心中暗暗爱着。别看他二十大几，粗手大脚的，一副男子汉气概，却是一个很腼腆的人。他热烈地爱她，但又没勇气向她公开自己心中的秘密。

和一般初恋的年轻人一样，他近日来特别强烈地希望比平日更多地看见她，更多地和她说话。可一旦见了面，嘴反倒笨得像被驴蹄子踢了一般，连对她说话的声音自己都听不清楚——而他过去虽不是一个能说会道的人，但决不至于笨得连一般的话也说不成！

每当这个时候，他就赶忙离开她。生怕他的笨拙给她留下不好的印象，或者引起她的另外一些不好的猜疑。当然，如果她猜疑他爱她，那可倒正合他的心思。真的，他有时也瞎猜想：她最近是不是觉察到了他内心的这些秘密呢？她可是个机灵人！他感到她后来看他的时候，那双漂亮的眼睛里似乎多了一种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呢？他也说不清楚。不过，他又想，这也许是他自己的一种错觉！因为他觉得，她看他的时候和过去一样是同志式的坦诚，并不见得就有其他什么“意思”。是他自己有“意思”了！

他实在按捺不住要向她表示自己爱情的冲动了。他想：只要他向她表示了，哪怕她在一秒钟之内就拒绝了他！这样也好，他的灵魂也许会安静下来，和以往一样，正常吃饭，正常睡觉，正常劳动，正常生活——而这也是一种幸福。

他的这种痴情，苏莹是否觉察，他不得而知，但显然被组长江风看出来了。杨启迪从他的那种怪模怪样的微笑中看出了这一点。其实，江风绝非现在，而是很早就这样看他和苏莹的关系了——尽管他没有用语言表达出来。在他还没有对苏莹产生这种感情的时候，他根本不把江风的这种微笑当一回事。就是现在，江组长的这种态度，也只能使他和苏莹更亲密一些。

几年中，省文卫系统下到黄土高原这个偏远山村的知识青年小组，有当兵走的，有招工走的，有被推荐上大学的，现在只留下了他们四个人。组长江风没走，是因为他是地区知青“先进典型”，最近又“纳”了“新”，政治上实在是炙手可热，所以一再发誓在农村“扎根一辈子”，还动不动引申说：“毛主席当年就是在农村把革命闹成功的。”另外一个男生马平留着没走，是因为个人的原因——中学时因偷盗被劳教过，谁家也不敢要。而苏莹走不了是因为家庭的原因——父母亲是“走资派”。至于他，则是为了别人的原因——几次都轮上他走了，他又把机会让给了比他更有难处的同学。此外，他自己对农村的感情要比其他同学深厚——他从小就跟外祖父外祖母在乡下生活，直到上高中那年两位老人家先后病殁了，他才来到省城当印刷工人的父母亲身边，因此他习惯而且也喜欢农村生活。虽然他也想回城市去找一个他更愿意干的工作，但在农村多呆一年两年也并不就像有些人那样苦恼。拿马平的话说，他基本上是个“土包子”。他承认这一点。要不，他这么大个人了，怎还不敢向一个他所喜欢的女孩子表示自己的爱情呢？

留下的他们四个人，经常发生各种各样的磨擦，有政治上的，有学术上的，也有生活上的。苏莹在大队的菜园种菜，他在一队当饲养员。马平声称“腰上有毛病”，一年四季不上山，只给四个人做做饭，挣个半劳力工分。至于江风，一年中几乎有四分之三的时间在外面开各种各样的会议。

这天，江风从地区开会回来，吃饭时给三个组员布置：一人写一篇“欢呼镇压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的文章，说要贴在公路边的黑板报上。他说事件已经过了几个月了，他们知青小组还没对这件事公开表态呢。他检查说他的“路线觉悟低”；虽然他个人认识是明确的，但没发动组里的另外三个人做一些工作，现在要“补课”。

“我不写。”苏莹第一个说。

“为什么？”江风问。

“原因你都知道。”她回答。

“我看你不要自己给自己记这号政治账吧！”江风很不高兴。接着，他转过头说：“启迪，你不是爱写诗？你就给咱来一首诗！”

苏莹瞥了他一眼。其实用不着瞥这一眼，他早就准备好了对答的话。他说：

“我还能写诗？我能写诗的话，早把诗贴到天安门广场了！你瞪什么眼？你把我镇压了！”

“吃饭！”马平向来对这种政治上的争吵不感兴趣，铁勺在锅沿上一磕，喊叫道。

“你也得写！”有些愤慨的江风转而对马平说。

“我写？我写。你拿张报纸来，我给你抄几段子。”马平漫不经心地回答。

四个人谁也不说什么了，各吃各的饭。他们就是这样，说吵就吵，说停就停。因为争吵的双方都知道：就是吵上三天三夜，谁也不会说服谁的。

二

午饭后，江风硬把马平拉上到小学校写“专栏文章”去了。

小院很静。杨启迪独自在院角的那棵老槐树下转圈圈。阳光灼热极了，一川道的白杨树上，知了争先恐后地聒噪着，弄得他心里十分烦乱。其实，也不是知了弄得他心烦乱。

他转了一阵圈圈，站下朝边上那间屋子看了一眼，然后便走了过去。他走着，脚步迟疑地抬起又不放心地落下，像是地上埋着什么危险的东西。

他终于站在苏莹的门前了。右手举起来，在空中足足停了一分钟，才落在门板上。他立即听见自己心的跳声比敲门声还大。

没人应声。可是，门却开了。

奇怪！屋里空无一人。他吃了一惊。门是他推开的吗？他记得他没有推门，那么门是谁开的呢？他的眼睛迅速地又在屋里依次看过去：桌子，板凳，床铺，炉灶……就是没人！啊，这是怎回事呢？他明明看见她进了屋再没出来过……

由于没看见她，他的心跳恢复了正常的频率。可是，猛然间又狂跳起来——因为这时候，在那扇打开的门后边，突然探出了那张他所渴望看见的亲切的美丽的脸庞。这脸庞湿漉漉地沾着一些水珠，微笑着，有点调皮地对着他，眼睛似乎在说：你这傻瓜！如果没人，门会自己开吗？

她的突然出现，如同一道强光，刺得他眼花缭乱。他恍惚得根本没看清她的脸，只朦胧地看见一些晶莹的水珠在眼前滚动，脑子里意识到她大概是在门后边洗脸。

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进屋子里去的，只感到走的姿势很不平衡，甚至右腿都有点瘸。

“你坐。”她一边背对着他搭毛巾，一边说。

“嗯。”

“喝水不？”她转过身看着他问。

“嗯。”

“你看你！到底喝不喝嘛！”

“啊？嗯……喝哩。不渴！”

他坐在了桌前的凳子上。虽然没看她的脸，但感觉到她一直在笑。

他更慌了，两只手不知所措地放在膝盖上慌乱地搓着；不断地挪动身子，不知怎样坐才恰当。

一只冒汽的水杯送到了他面前。他看了看，抿了一小口：是加了白糖的，很甜。水杯太烤人了！简直像火炉子一样，烤得他脸上热烘烘的。接着，全身也开始热烘烘的了，甚至两只脚片子都烫得发胀。

他赶忙站起来了。站起来又不知该做什么。他来是想和她说话的——也就是来谈恋爱的！可是他不知该怎样说，说什么。呀！首先第一句话就不知说什么嘛！

他感到她也似乎在等待他说什么，所以也不开口，抿嘴笑着，随手从床边拉起一团毛线缠起来。

他站在那里，不知是该走还是该留。窘迫中，他赶忙去看墙上的世界地图。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往下看。心慌意乱地从亚洲看到非洲，又从非洲看到欧洲，再从欧洲看到南北美洲。

五分钟过去了，七个洲一百多个国家都看完了，可是头一句要说的话还没有想出来！他于是又从亚洲的国家看起来：中国，缅甸，尼泊尔，印度，巴基斯坦……

当他从陆地上看到海洋里的印度尼西亚的时候，他终于想起了一句开头的话。

他嘴唇颤了几下，说：

“……小苏，这印度尼西亚的岛屿就是多！怪不得人称千岛之国哩……”

“什么？”对方显然没听清楚。

“千岛之……国嘛！”

“哎呀，什么前倒置后倒置的，我听不清楚你说些什么！”

的确，他也知道她没听清楚。因为他没说清楚——鬼才知道他的舌头在嘴里胡搅了些什么！

他转身俯伏在桌子上，拿起蘸水笔在一张白纸上写这几个字。她放下线团过来站在他身边，看他写。他立刻慌了，笔在手里蛮抖，写完四个字后在纸上滴下一溜墨水点子，倒真像是图文并茂的“千岛之国”了！

她看他写完后，笑得前俯后仰。她从他手里拿过蘸水笔，在那个“岛”字的下面画了几下。

他赶忙低头去看她画什么。不看不要紧，一看吓一跳：原来，他在慌乱中竟然把“岛”字写成了“鸟”字！

一股热血轰地冲上了脑袋！他很快把右手托在桌子上，好让失去平衡的身体不要倾斜下去，嘴里莫名其妙地说：

“……咱们的猪还没喂哩！”

在她对这句话还没反应过来之前，他又赶忙补充说：

“我得去喂猪呀！”

他像逃避什么灾祸似的拔腿就走。

“等一等！”

他的衣角被扯住了。他转过身来，看见她从桌子的抽屉里拿出两颗西红柿来，递到了他面前，并且听见她说：

“菜园今儿个第一次卖西红柿，我买了几斤。新品种。你尝尝，看甜不甜？”

他两只手笨拙地接过两颗熟透的西红柿，便飞一般地冲出了屋子。

他没有去喂猪——让它暂且饿一会吧，他现在顾不得去喂它了。

他出了院门，下了公路，蹚过小河，一口气爬上了村对面的山头。

他大汗淋漓地坐在了山顶一棵老杜梨树下，把上衣脱下来丢在一边，一手拿着一颗西红柿，偏过来正过去地看着；用鼻子闻闻；在脸蛋上亲昵地擦擦。接着，不知为什么他突然又蹦跳起来，光膀子举着两颗西红柿，绕着杜梨树热情奔放地跳将起来（很难说是舞蹈），直到一根裸露的树根绊了他一跤，才制止了这种疯狂行动。

他嘿嘿笑着从地上爬起来，自己也为自己的行为害羞了，脸通红，赶忙朝四下里看看有没有人。没人！正是午饭时光，山上劳动的人都回家吃饭去了。

他很不好意思地摇摇头，重新坐在老杜梨树下，眯起眼，出神地望着三伏天绿色浓重的高原，望着蓝天上浮动的白云。啊，世界多好！

他揩掉沾在西红柿上的土，想起了苏莹刚才对他说的话。他小心翼翼地在这两颗西红柿上各咬了一小块，嚼着，品味着，嘴里嘟嘟囔囔回答山下那屋子里的她，说：

“真甜啊……”

三

尽管杨启迪一次又一次地鼓足了勇气，要把自己热烈的爱情倾吐给苏莹，但直到现在还没有能够明白地对她说出关于他爱她的一言半语。

可是，尽管他现在还没有能够明白地获得她的爱情，但那两颗西红柿的甜味却已经永久地留在了他的心里。他长这么大，不少次吃过西红柿，好像这一次才知道：西红柿原来是这么样的好吃呀！

他只吃掉了这两颗西红柿的皮儿，而把瓤子留了下来，在小河里淘洗出籽儿，晾干，用洁白的纸包好，放在自己的箱子里。他爱诗，忍不住诗兴大发地想：如果有一天，爱情的种子终于能够播进他的心田，他就要把这两颗西红柿的籽种播进亲爱祖国的土地上——生息在她怀抱里的儿女们所收获的一切幸福之果，都是靠了她那丰腴的胸脯养育啊！

纯洁的爱情会把人的心灵陶冶得更美好；使他更热爱生活，更热爱劳动。杨启迪对自己要求更严了。他觉得这种严格要求是苏莹向自己提出的。

他是生产队的饲养员。每天早晨，当社员们和同学们还在睡觉的时候，他就摸着黑上山给牲口割草去了。在社员们清早刚出工的时候，他的青草就割回来了。看他背着多大一捆草呀！从后面看，只能看见一堆草下面的两条腿迈着细碎的步子！

他在路上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休息，总是在村头的菜园边上——因为她在这里劳动。

每天早上，当他把那小山一样的草捆从山上背下来，搁在菜园边那块大青石上的时候，她也正好肩着锄头上工来了。她乌黑的剪发头上包着雪白的毛巾，一身洗灰的蓝制服，膝盖上打着补丁。很白很细的脸庞被烈日烤晒得有点发红，像秋天的苹果经了第一次霜。一双眼睛总是像清晨草叶上的露珠儿一般晶莹闪亮。在大自然中，她就像一棵玉兰，纯洁美丽而又质朴端庄。

她来到他面前，看见他满脸黑汗，就把自己包头的白毛巾摸下来递给他。

他嘿嘿地傻笑着，说：“我有。”便掏出自己的那块肮脏的小手帕。

她笑着喊：“呀！你那点手帕叫汗水能冲到小河里去！给！”毛巾扔到了他的头上。

他踌躇地拿这雪白的毛巾去擦自己黑汗滚淌的脸。一股芬芳的香皂味直冲鼻子。不知为什么，他觉得西红柿好像就是这种味道。其实，他也知道西红柿根本不是这种味道！

他擦完汗，看看被汗水弄脏了的毛巾，很不好意思还给她。

她从他手里夺了过来，往锄把上一缠，说：

“你看你！又是这样！毛巾拿到地里就是为了揩汗的，又不是给土地爷供奉的！脏了我不会洗？”

说完这些话后，她就照例从另外一块手帕里拿出一些吃的来——有时是白馍，有时是玉米团子——递给他，略带责备地说：

“你也不吃一口东西，就上山去了。你呀……”她莞尔一笑，迈着轻盈的步子拐进了菜园。

他看着她的背影没入黄瓜架后面的时候，才开始吃干粮。他吃完干粮，背起那小山一样的青草捆子，撒开腿向饲养室跑去。

这时候，村子里照例升起了一缕缕蓝色的炊烟；密集的枣林深处也开始飘散出饭菜的香味。川道上的玉米地里，晃动着一排排包白头巾的脑袋。刚锄过的玉米苗儿，更绿，更水灵了。谁在垴畔山上翻麦地，一口好嗓音吆喝着牛，并且又唱起那令人心跳弹的信天游：“蓝格瓦瓦天上云追云，什么人留下个人想人……”

他在这劳动的交响乐里，一路上踏着轻快的步子，背着草进了饲养室的院子。接着他一手垫，一手铡，很快就把一捆子草铡碎；拿木权把铡碎的草挑进草房里。然后，就把没出山的牲口牵到外边来，给它们刷洗身上的污垢。那个细心劲不亚于母亲给女儿梳头。

做完饲养室里这个时候该做的一切之后，他又提起镰刀，绳索往肩胛上一搭，急急忙忙上山去弄另一回草——割紫苜蓿。这回他跑得更欢了，因为无论如何要赶午饭前回来——等中午出山的牲口一回来，就是饲养室一天中最紧张繁忙的时候了。

他的生活过得越来越紧张了。白天拼命干活，晚上又要拼命看书。读政治经济学，演算高等数学。除过自修英语，又加了一门日语。

对于他的这种劲头，江风和马平是越来越反感了。有一次吃午饭，二流子马平竟攻击他鬼迷心窍——怕是想入党做官来着，逗得江风仰头大笑。

他气得真想过去把马平这个无赖狠揍一顿。这时候，正吃饭的苏莹却用筷头子指住马平，用开玩笑的口气说：“马平，你这话恐怕不符合‘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吧？现在还轮上这种‘只拉车不看路’的人入党做官吗？得先看路线哩，车拉不拉倒不要紧！如果路看错了，不是把车也拉着送给资本主义了吗？……”

马平嘻嘻笑了两声，没把这番话当一回事。江风的脸却像圪针条刷了一般，红一块，白一块，端着饭碗出了灶房门——正是这位“当代英雄”攻击杨启迪是“只拉车不看路”的人哩。

她为他出了一口恶气！

去感激她吗？没必要。杨启迪知道她不需要他的感激。即使江风和马平这样攻击一个她素不相识的人，她也会同样回敬他们的。

每当这种时候，他对她的爱情就被一种深深的尊敬所替代。这反倒使他更没勇气向她吐露心曲了。他怕这会成为一种粗俗——如果真是这样，就会伤害了他心灵中所塑造的那座美丽的雕像；同时也会毁掉安放这雕像的他自己的心灵。

这样想的时候，他自己就在心中渐渐平息了要急于向她表示爱情的强烈冲动，而把这热烈的冲动变成了一种深沉的感情。他的这种内心经历的过程像造山时期的地球一样，喷发出无数炽热的岩浆，最后激烈的喷发停止，出现了肃穆的高山和庄严的大海。他甚至觉得，这种说不出来或者不说出来的爱，要比那说出来的更美好！

四

这一天，苏莹去城里给蔬菜公司交菜，带回来了一位陌生的男青年。她给大家介绍说他是她父亲朋友的儿子，他们小学里的同学，现在山西农村里插队，因办点公事路过这里，她父亲托他顺道来看看她。

来客身材颀长又不失健壮；风度洒脱大方，而又很有内涵。初来乍到，第一眼给人的印象蛮好。

客人来的当天上午，苏莹叫杨启迪帮她在她旁边的一个空屋里搭了一个床铺。她解释说她的同学神经衰弱，和别人一块住，晚上睡不着。

杨启迪在帮她搭床的时候，自己也不知为什么冒出这样一句话：“他明天就走吗？”

她抬起头很奇怪地看了他一眼，随后又笑了，说：

“不，要住一段时间。他说他对这里的风土人情很感兴趣，想好好体味体味。”

“他叫什么名字？”

“噢，我倒忘记给你说了，叫……张民。”不知为什么，她脸一下子红了。

就是这个张民的到来，猛然间把一切都改变了。过了不久，他就看出来，她和这个人的关系似乎要比一般的同学关系深。他们在一起既亲密又随便，简直如兄似妹！两个人长得都很漂亮。在他看来，这漂亮的特点都有些相近呢！他们的关系太不一般了，也许其他人看不出这一点，他看得出来！热恋的年轻人哪个不神经敏感？

他有时细细观察，觉得他们之间的关系亲密是亲密，但似乎又有点微妙：既不像是同学关系，也很难确定就一定是爱情关系了。不是爱情关系？但愿不是！是同学关系？可的确又比同学关系深！是亲戚？是表兄妹？扯淡！这是自己在无聊地安慰自己！人往往希望于自己不利的事实不存在，而最终发现不存在的往往是自己的希望！

他胡思乱想。他大伤脑筋……

新来的客人晚上睡得很迟，有时灯一直亮到天明。很奇怪，不知他是睡觉忘了关灯呢，还是在干其他什么事。

他看见苏莹对她的“同学”（他已在心里给这两个字打了引号）关怀备至，每天早上都在煤油炉上煎两个鸡蛋，端进那个神秘的小屋。白天，她有时带他到菜园里去帮着干活。有时他也自己扛着镢头和社员一起上山去劳动，和羊倌一起出山放羊；并且，头上还扎起了白毛巾，把自己打扮得和本地的庄稼人一样！

这一天中午，闷热得要命。杨启迪和往常一样去村后一个小河槽洗澡——这地方有个齐胸深的小水潭，四周崖岩很高，可以避人，村里的人夏天都爱在这儿洗澡。

他老远看见前面一棵大柳树下坐着张民，像是在看书；走近时，他才听见他是读英文版的安徒生的童话《丑小鸭》。朗读很流利，比他的水平高。如果他不抬头，他就不想和他打招呼。他和他很自然地有了别扭。

他却抬头了，并且笑着说：

“很对不起，小苏在下边洗澡，她让我在这儿堵堵人。您先在这儿坐一会，她大概很快就完了……”

啊！他们的关系已经到这种程度了！他感到头顶的太阳已经从天上掉下来，落在了他头上，脑袋都快要热爆了。

他只说了一句“我晚上再洗”，就转过身匆匆往回走。

他没有回宿舍。他下了公路，蹚过小河，爬上了村对面的山头，又来到了那棵老杜梨树下。他坐下来；接着，又站起。手使劲地抠着树皮，失神地望着远方起伏的山峦。烈日暴晒下的高原，火辣辣的，静悄悄的。热气从大地上蒸腾起来，在阳光下闪烁着变幻莫测的色彩。一种空旷和寂寞的感觉控制了他。他扭头朝村里望去，村庄沉浸在午睡之中。村道上跑过谁家的光屁股小孩，扬起了一溜白烟。他突然看见，苏莹和张民肩并肩从村后的小河边往回走着。她好像在梳头，和身边走着的张民说着什么。

他的两条腿像谁用棍子猛击了一下，感到绵软。他顺树干坐在了地上，双手捂住脸，指缝里淌出了几颗热辣辣的泪珠……

杨启迪一颗为爱情所燃烧的热腾腾的心，凉了。他断定她的爱是属于这个新来的客人的。他太幼稚了。他现在才冷静地认识到，他那前一段爱情的狂热仅仅是单方面的。他忘了一个起码的常识：爱是两个人的事！

他继而想到，他和张民的风度、气质都不能相比——他是“土包子”，而张民和苏莹一样，是“大城市型”的。他以前缺乏自知之明，竟然没有认真考虑这些差别。而他和苏莹的差别仅仅只是这些吗？她父母都是省厅局级干部，而他的父母却是普通的工人。虽然她父母亲现在“倒了霉”，被当做“走资派”打倒了，但他通过她深深了解她的父母亲，他们都是廉洁奉公的好干部，是打不倒的，他们是好人！但不是“好干部”就一定能和“好工人”的家庭结亲嘛！爱情可以说比政治更复杂！他悔恨自己以前没朝这方面多想，而没头没脑地爱别人，结果自己给自己制造了这个悲剧。

爱得很深，失去爱后的痛苦也就很深。他的日常生活尽管表面上还和以往一样，但所有的节拍都不谐调了。他割草割破了手指头；读外语时，有时会凝固在一个句子上，怎么也读不到下文去。他捶打自己的脑袋，抱怨自己太没出息了！

使他更为苦恼的是，苏莹对他的态度似乎并没有什么改变，还和以往一样令人温暖地对他微笑，帮他喂猪，甚至把他放在枕边的破衣服拿去缝好，又叠得整整齐齐放在原来的地方。

但他不能承受她的这一切了。他有自尊心。并且，从道德的角度去考虑，他不能为了自己的幸福而去干扰和破坏别人的幸福！

他开始有意回避她。偶尔不得已见了面，也只是平常地打个招呼。他看到她对他的这种态度是多么地惊讶。而他又对她的惊讶感到惊讶：天啊，你惊讶什么呢？

早晨割草回来，他不再在菜园边休息了，并且尽量使自己的眼睛不朝菜园里看。他一歇也不歇把草背回饲养室，然后自己回去拿干粮吃。有时，他也忘记了回去吃干粮，就又空着肚子上山去割第二回草。

这天，他一个人正在饲养室铡草，突然看见她从院子的豁口里进来了。他赶忙把脸扭到一边去，假装没看见，继续低头铡他的草。

包着干粮的花手帕伸到他面前来了。他不得不停住手，但没看她，说：

“我……吃过了。”

“你为什么这样呢！”她的声音有些沙哑，拿干粮的手也有点抖颤。

他抬起头来，猛地惊呆了：他看见她的脸抽搐着，眼睛里流转着晶莹的泪点！

她把干粮放在他旁边的石床上，扭转身很快地走了。

他呆呆地立了好一会，才打开石床上的花手帕。里边有三张白面烙饼（看来不是出自马平的手），两个煮熟的鸡蛋；一张白纸里包一撮细白的盐——这是就鸡蛋吃的。

他面对着这些东西，鼻根一酸：就是他不能从她那里获得爱情，可她也是一个多么好的同志啊！他怪自己这一段对她太冷淡了！他在心里对她说：他目前也许只能这样对待她了；也许过上一段时间，等他的心情完全平静，他就会和她恢复正常的同志关系的。

中午，他想把手帕还给她。走到她门前时，听见屋里她正和张民说话，他就又打消了进她屋子的想法，把手帕搭在了她门前的铁丝上。

他正准备走开，张民从屋子里出来倒洗脸水，很亲热地问他：

“吃饭了没？”

“吃了。”他回答，并转脸看了看他。一张热情洋溢的漂亮的脸；刚洗过的头发，在中午的阳光下乌黑发亮。他手提着脸盆，似乎还想和他说点什么。为了礼貌的原因，他觉得自己也应该再说点什么，比如问“你吃了没有”之类。但不知为什么身子却背转了，腿也开始往回迈动了——他感到这阵儿是身体在指挥思想！

他回去躺在床铺上，久久合不住眼。他不想思考张民，却偏偏要思考这个人。他虽和这个给他带来巨大痛苦的人没有直接说过什么话，但他的直觉告诉他，他比自己各方面都强！他杨启迪是一个理智健全的人，他不能因为他给他带来痛苦就不能以正常人的眼光来认识他。他感到他有各方面的修养，某种程度上很像苏莹，甚至比苏莹还老练成熟。他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但质朴，没什么架子，很容易和普通人打成一片。他来这里时间并不长，就和全村的大人娃娃都熟悉了，老乡都管他叫“老张”。而自己比他也差不了几岁，可杨字前边还冠个“小”字！

他忽然很想知道，这个神秘的客人的政治倾向究竟怎样？他对当前社会发生的种种事情又是什么态度？自从一月八日敬爱的周总理逝世，四月五号天安门广场事件发生，祖国面临着一个多么严重的时刻呀！虽然人民好像暂时沉默了，但地火正在地下运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现在正处在两种命运决战的前夕！到处都有激烈的交战——就在他们这个小小的集体里，也是这样。而张民属于哪个阵营？在这些年月里，这一点比任何事情都重要。

五

这一天下午，灶房里只留下了张民、江风和他一块吃晚饭。

江风一边往嘴里扒饭，一边非常亲热、非常兴奋地对张民嚷嚷：

“哈，我今天又重学了《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这篇文章，实在深刻！那严密的逻辑，好比无缝钢管。有人想鸡蛋里挑骨头，我看白搭！”

这位“当代英雄”只冲着张民发宏论，不屑看他一眼。心比警犬还机灵的江风，早就嗅出了他深深地爱着苏莹的心思，现在正是利用张民来奚落他的机会哩。

谁知张民听他说完，咽了一口饭，略微思索了一下，说：

“不过，我觉得，马克思和列宁也从来没有认为自己的理论就都是无缝钢管……”

接着，张民非常熟悉地引证出列宁对有关的这些问题的大量论断，又把张春桥文章中对这些问题的观点抽出来进行了对比。虽然他没对张春桥的文章直接发表看法，结果这一对比，倒好像张春桥的文章是专门批判列宁的。

在江风和张民说话的时候，他虽不看这两个讨论问题的人，但耳朵一直在认真地听着。他在心里赞叹和佩服张民竟如此博学地把江风所说的“无缝钢管”弄成了一个到处是窟窿眼的“草筛子”！如果眼下这些话是苏莹对江风说的，他杨启迪就不光会在心里暗暗高兴，而肯定会高兴得笑出声来！

他忍不住瞥了江风一眼，看见他瘦长的脸阴沉了。

他刚要把目光从那张脸上移开的时候，只见江风又笑了。这次是冲他来的：

“启迪是我们组的政治经济学专家。小杨，你同意张民同志的这种观点吗？”

这个卑鄙的东西！这哪里是在讨论问题？他现在是准备挑起一场他和张民的心灵的决斗！而对一个嗜血的人来说，这种决斗远比肉体的决斗更血腥！

他明白江风此刻的意思——那意思是说：平时的话，你杨启迪大概比张民的观点还要右！可是今天不见得吧？他夺走了你的爱情，你现在不借题发泄一点什么吗？

江风看来断定他会进攻张民的，而且会恶毒进攻的。但他错了。一个正直的人是不会为了自己的恩怨而去诽谤真理的。他还没有低下到这种程度。而在眼下这年月里，对一个正直的人来说，还不仅仅止于这些——在一小撮民族败类践踏这个国家的时候，他应该有一种比个人的爱更深更高的爱——这就是对祖国的爱。在这一点上，他和张民又有了共同的爱，正如他们共同爱苏莹。那一种共同的爱给他带来了痛苦，而这一种共同的爱却给他带来了欣慰。

他瞅了一眼正在洗碗的张民。从背后看，那副宽肩膀真像他早年病死的哥哥。他继而想到他和他大哥小时候为吃一块糖而争执的情景。他很奇怪此时他怎会记起这些已故的人和事。

他扭头看看江风，他还微笑着看他，等着他张开嘴巴来，射出语言的毒弹，去击倒那个正在洗碗的人。

他的子弹射出来了，没飞向张民，直向江风本人射去：

“我不是什么政治经济学专家，但张春桥的文章还是能读懂的。是的，有些人的理论是比列宁‘高明’，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但这‘高明’说不定哪一天会从天上掉下来，掉到世界上你所知道的地方！”

“你这是拿鲁迅骂国民党的话骂人！”江风尖锐地喊。

他没理他，把碗底上的一点残汤从门里泼出去，自己随后也出了门。至于张民用怎样惊喜的眼光看他，而江风的脸又如何灰丧，他都没看见。

他把饭碗放在宿舍里，不知为什么，情绪非常激动。看来傍晚书是读不进去了。他想破例在饭后散散步去。

他出了院门，下了公路，蹚过小河，爬上了村对面的山坡。

他没有到山顶的老杜梨树下去。他在半山坡上的一块草地上坐下来。青草的甜味和野花的芳香混合在一起扑鼻而来，令人陶醉。他折了一枝草茎噙在嘴角里，仰靠在草坡上，望着近处的村庄和远处的山峰。

太阳在西边那一列大山中沉落了，红艳艳的晚霞顿时布满了天空。很快，满天飞霞又都消失了。大地渐渐由透明的橘黄变成了一片混浊的暗灰。

暮色苍茫中，归宿的羊群和蹦着欢迎它们的吃奶羔子，热烈而亲切地呼应着。同时，孩子们也在村道上迎接收工回来的父母亲。人和牲畜用不同的语言抒发着团聚的喜悦。村子里弥漫着一种亲切愉快而又十分和谐的气氛。

他出神地看着这一切。身体躺在柔软的草地上，十分舒服，舒服得令人觉得自己的身体已经不存在，和整个大地融化在一起了。

凉爽的晚风吹散了村子上空浮动的炊烟。枣林墨绿的浓荫中，高低错落地闪烁起星星点点的灯火。母亲们开始拖音拉调地呼叫爱串门子的娃娃回家睡觉。一阵骚动后，村子里静了下来。谁家的狗百无聊赖地叫了几声。接着，又有一只糊涂的公鸡乱啼一阵。枣林深处闪烁的灯火渐渐地都熄灭了。村庄沉浸在一种神秘的静谧之中。同时，小河的喧哗声高涨了。

月亮升起来，在几片白云中飞快穿过——其实是云彩在飞。奶白色的月光，照出了庄稼和树木的浓绿，照出了新翻过的麦田的米黄颜色。高山峻岭肃立着，像是一些弯腰弓背的老人思索着什么……

一种对祖国大地以及和这大地息息相连的劳动和生活的爱，由这爱而激起的汹涌澎湃的热情，在杨启迪的胸膛里鼓荡起来。他想起很多古人和现代的人，想起无数没有在大地上留下姓名的战士，把自己的头颅和一腔血献给了这块土地。他们之中有的只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十几个年头，没穿过一件好衣服，没吃过一顿好饭，没有过甜蜜的两性生活，而把所有的爱情都献给了祖国。而他，不知疲倦地劳动，演习高等数学，学外语……所有这一切，不也都是要献给祖国的吗？他从小就立下那么坚定的志愿，要为祖国献出自己的一切，无愧地活着，在生活的道路上踩下自己坚实的脚印。可是现在，他怎能为了得不到一个人的爱而消沉下去呢？有什么可苦恼的？为什么一定要苏莹做自己的爱人？原来纯洁的同志关系不也很好吗！没有任何理由去妒忌张民。妒忌这种玩艺儿是最卑鄙的。振作起来吧，重新热烈地投入到生活中去吧，赶快把自己的失魂荡魄招回到自己的身体里来！

他的思绪像长河一样奔流。尽管思索的问题并不都很连贯，但结论很明确地得出来了。

他轻快地从草地上跳起来，伸了伸胳膊腿，嘴里哼起了“文化大革命”前他所喜爱的曲调“蓝蓝的天上白云飘”，一路小跑着下了山坡，过了河，上了公路。

他没有回宿舍去。他失眠了。他穿过寂静的村巷，来到饲养室。

槽头上一排牲口纷纷扬起头，发出各种亲昵的咴叫声热烈地欢迎他的到来。

他拿起草筛子，很快给它们添了一遍夜草。他又搂住那个调皮的小驴驹，用自己热烫烫的脸颊亲呢地摩擦它的毛茸茸的小脑袋；然后便拿起镰刀和绳索，扯开大步，踏着银灿灿的月光，向对面山坡上的苜蓿地走去。

他一上草地畔，就把上衣脱下来扔到一边，猫下腰，飞快地割起来。

月亮升高了。全村的公鸡亮开嗓门，激昂地开始了第一轮大合唱……

六

头天晚上很折腾了一些时候的他，现在呼呼地入睡了。多少日子来，他还没有睡过这样的午觉。

他不久就做起了噩梦，梦见他在打仗，炸弹爆炸，子弹呼啸，天崩地裂……

他惊醒了，猛地坐起来。窗户纸黑乎乎的，外面正在下着大暴雨。

他跳下床，打开门。风声，雨声，雷声，山洪声，立即灌进屋子来，震得他耳朵发麻。雨帘遮住了视线，大地上的一切都消失了。

他很快想起了他的那些牲口。这样大的暴雨，饲养室的顶棚会不会漏水？

他从墙上揭下一顶草帽扣在头上，冲出了门；刚出门，又把草帽扔回了屋子（啥事也不顶）。

他撒开腿，闭着眼睛，在走熟了的山路上跳跳蹦蹦地跑着。小路旁边通向菜园的水渠里，灌满了山上流下来的洪水，正滔滔地奔涌着。他正跑着，突然听见旁边地上有人叫他的名字。他吓了一大跳，赶忙弯下腰看，原来是苏莹——她正坐在水渠里，用自己的身体把水渠里的洪水遮挡到崖坎下去。水流冲击着她。她两只手揪着渠沿上的草丛。她喊：“快到崖下把我的铁锨拿上来！真该死！我的铁锨掉下去了！”

他不管崖高低，一纵身跳下去。真险，脚片子离锨刃只差几寸远！他吐了一下舌头，赶忙把锨抓起，从前崖畔上爬上水渠，飞一般在渠岸上豁开一道口子，喊：“你起来吧！”

她跟着水过来了，浑身上下全成了泥的，泥脸上一双黑眼睛汪着泪水，说：

“我来迟了！几畦子包心菜全完了，全叫黄汤灌了……你是去看饲养室的吧？你……快去吧！”

“你……回去换身干衣服。小心着凉！”他听见自己的声调有点哽。他很快转身向饲养室奔去。

他心急火燎地冲进饲养室的院子。他从石槽上翻进了棚圈，抹了一把脸，仰头看顶棚。糟糕！棚角漏水了！

他赶忙从牛马中挤出来，顶棚角的一棵老椿树爬上了棚顶。密集的雨点在棚顶的青石板上溅起了一片白茫茫的水雾。

他找到了漏水的窟窿眼，可是愣住了：拿什么堵塞呢？他上来得太匆忙了，什么东西都没带！焦急慌忙中，他把自己的上衣脱下来，揉成一团，塞在了窟窿眼上！

可是，窟窿眼还没塞住。不过，只差一点了。他又把长裤脱下来，塞了进去。仔细看看，这下塞好了。

暴雨来得猛，收煞得也快。大暴雨很快变成了稀疏的细雨。雷声滚到了远方的天边。只有村子下边河道里的山洪声怒吼着。他抬头望望，远山还在雨雾迷蒙之中，近山已经露出了面目：庄稼和树木青翠碧绿；米黄色土地变成了一片褐色。对面苜蓿地畔上塌了一批土，露出的干土，像黄布上的一块白疵点。

就在这时候，他听见从河道里传来了一片嘈杂的人声，夹着一些尖锐的惊叫声、呐喊声，叫人毛骨悚然。

出什么事了？

他赶忙把锨搁进草房，拔腿向河道里跑去。

他远远地看见河畔上站了许多人，都朝河对岸扬着手，呼喊着什么。河道里，山洪像一条咆哮的泥龙向下游奔窜而去，波浪像起伏的丘陵；间或，有一棵连根带梢的大树，在波山浪谷中时隐时现。

河对面的小山沟里，山洪也在飞卷着往外奔涌，在沟口的崖岔上腾起来，在空中划了一道弧线，注入到了大河的洪波巨浪中。

他来到河畔上，一切都明白了。

他看见，在对岸大河与小河的汇流处，有一块小小的三角洲，那上面站着几只羊和一个人。两道河的水都在上涨着，眼看就要吞没了他们。而在他们的上边，却是悬崖峭壁！他继而看见，在三角洲上边的悬崖上，有一个土台子，上面竟然挤了一群羊！他猜测是那牧羊人把羊一只一只扛上去的。

他的猜测没错！他看见那人又扛起了一只羊，往土台子上送。

河水在继续上涨着。远远看起来，那个小三角洲已经不存在了。

“别管羊了！别管羊了！”

“赶快往上走嘛！哎哟哟……”

人们在紧张地向对岸呼喊着。但那人继续在往上扛羊。

杨启迪和大家一样紧张地注视着这令人窒息的一幕，对那个把集体财产看得比自己命还要紧的人，从心里升起一股敬意。他是谁呢？是高虎他爸？是海泉大伯？各生产队所有拦羊的人都是些老汉，而老汉哪有那么大的劲把一群羊一个个扛上那个土台子呢？

他打问周围的人，才知道：那是张民！

原来，张民好奇，想学拦羊，已经跟海泉大伯出了几次坡。今天是他央求让他一个人去试试的。

当他知道这是张民的时候，眼光赶忙在人群中搜寻起苏莹来了。

看见了！她正站在河边上，左手紧捏着，右手似乎是在掠那披散着的头发——实际上是把一绺头发抓在手中揪着。身子摇摇晃晃，稍微一斜，就要跌进河里。她旁边站着老支书。老汉下意识地两臂张开，像要去抱河对岸那个遇险的人。他身板僵硬，山羊胡子上挂着雨水珠！

江风突然来了，黄油布伞下的一张脸很着急的样子，说：“到处找你们找不见！今儿个下雨不能出工，咱几个利用这时间，一块学习‘七一’社论……”

“你看看河对面！”他很气愤地说。

江风没看，说：“我知道。张民这小子逞能哩！叫他再能！”

“你说这话都不嫌害臊！”

他真想给那瘦长脸唾一口，突然听见苏莹“啊”地尖叫了一声，接着所有的人都惊叫起来。

他赶忙朝对岸望去。小三角洲消失了。羊在土台子上面咩咩地叫唤着，张民已经不见了。

他的脊背一阵冰凉。但很快又看见，落水的张民正抓着崖上的一棵小榆树，拼命往土台子上爬。眼看要上去了，又沉了下去；又上来了，接着又沉下去了……显然他已经精疲力竭，已经没力气攀上这个离水面只有几尺高的土塄坎了！

现在已经看不见他的身子了，只有那棵小榆树还在猛烈摇晃，告诉人们他的两只手还抓着它！河这岸的人有的惊叫着，有的无意识地在河岸上狂奔。苏莹脸色煞白，拼命地盯着对岸，表现出了撕心裂胆的痛苦！也许用不了几分钟，那双渴望生命的手就会连根拔出那棵小榆树的根，而被洪波巨浪卷走！

他看着这一切，一个念头在脑子里闪电一般划过。他飞快地向河上游奔跑而去。他全身的肌肉紧紧地收缩在了一起，飞奔着的两条腿像腾云驾雾一般轻盈。他一边奔跑，一边用手背揩着脸颊上的热泪。在这一刹那间，他感到一种无可名状的激动！

他在河上游的一个小湾里，毫不犹豫地投身于狂涛巨浪之中。

曾经在中学里得过两项游泳冠军的他，在这劈头盖脑的洪水中，觉得自己像狂风中的一片树叶一样失去了自控能力。

但他没有一下子被击碎，他喝了几口黄泥糊子。鼻根一阵辣疼，但神志还清醒着。他意识到他的状况后，产生了搏斗的力量。他摸了一把泥脸，发现自己已经到了中水线上。

他一下子被抛上了浪尖，又一下子跌到了深渊。在这一抛一掷的间隙中，他好像感觉到身体和水面有一个极短暂的脱离。就在这闪电般快的间隙中，他比这间隙更快地调整自己的身体，使他能够到达目的地。此刻，一切对过去的记忆都消失了，所有的思想都被抽象到了一个短句里：救活他！

真幸运！他现在已经到对面大小河交汇的旋水湾里了。这样就好了，他不会再被弄到中水线上去。

现在，他唯一的困难是跟着旋水擦过张民身边的时候，抓住个什么东西，使自己停下来，然后才能把他托到土台子上去。

三次都失败了。他已经疲乏到了极点。第四次旋过来时，他就着水势，猛然间抓住一块岩石角，停下了。喜悦使他的身子一阵颤栗，竟然把右腿弄得痉挛了。他拼命使自己镇定下来，用劲在水里蹬直腿，几乎把腿上的血管都绷断了！

好不容易才恢复了正常。于是他一手抓着岩角，一手扶住那个垂死的人，使出全身的力气往上推。他觉得嘴里有一股血腥的咸味——大概是牙齿把嘴唇咬破了。

就在昏昏沉沉的张民终于被他推上土台子的时候，他自己却像一摊稀泥一样扑通一声落入了水中！

他在水里挣扎着，昏昏沉沉，随波逐流。

一个偶然的机会，旋水又把他带到了刚才落水的地方。他伸出两只手，勉强抓住了张民刚才抓过的那棵小榆树。但他和张民刚才一样，已经无力攀上那个土塄坎了。他把活的希望带给了他，却把死亡的危险抓在了自己的手里！

小河里的水首先落下了。大河里的主流猛烈地冲进了旋水湾。水的冲击减弱了身体的力量，却又加重了身体的重量。小榆树的根终于被那渴望生命的手从泥土里拔了出来，接着，一个黄土丘似的浪头扑过来，人和树一起被那无情的洪水吞没了……

七

杨启迪没有死。他在洪水里漂荡了十几里路，在县城附近被捞河柴的社员搭救了。

他现在躺在县医院的病床上。

他没受什么伤。除感到身体有些虚弱外，并没有什么其他不好的感觉。

他仰靠在雪白的床铺上，像刚分娩过的产妇那般宁静。他感到自己很幸福——救活了一个人，自己也活着。

晨光染红了窗户纸。不久，一缕灿烂的阳光就从窗玻璃中射进来。他奋然地向空中伸开双臂，做了一个朗诵式的动作。真的，他真想作一首诗，赞美生命！

就在这时，房门开了，一缕阳光拥进来一个人。

啊，是苏莹！乌黑的剪发，白嫩的脸盘，一身洗得变灰了的蓝制服，肩胛上斜挂着那个用旧了的黄书包。他看见她的手无力地扶着门框，泪水在脸上刷刷地淌着。

“我什么事也没有！”他首先对她说。

“真……的？”她声音颤抖着问，向床边走来。

“张民怎样？”他问。

“不要紧。你受伤没有？”她的眼光急切地在他的脸上扫视着。

“没。你怎知道我在这里？”

她把挂包放在床边，继续看着他的脸，说：

“昨天晚上，我们顺水寻下来，直到天明，才问讯到你被救上来了。早上水还大，老支书和村里的人过不来，我一个人跑到水文站，央求人家把我从吊斗里送过来的……”

她说着，泪水又一次从眼睛里涌出来了。

他为了安慰她，笑着说：“你看我不是很好吗？龙王爷硬请我到水晶宫去，去还是不去？左思右想终究撂不下咱的土山沟！”

他的话把她逗乐了。

他又笑着说：“你刚进门时，我正准备做诗哩！多时没写诗，现在激情来了。”

他说到这里时，她突然“噢”了一声，急忙在黄挂包里翻搅起来。

她翻出了一个棕色布硬面的笔记本，对他说：

“这个送给你！本来昨天下午就要送你的，想不到发生了那么可怕的事！”

她把笔记本双手送到他面前。

他疑惑地看看她，接过了本子。

他翻开本子的硬皮，一行触目的大字跳进了眼帘：天安门广场诗抄。

他激动地翻着纸页。他曾看过几首传抄的天安门诗词，并且一个人在山沟里大声诵读过。想不到现在竟然得到这么厚厚的一本！

“我知道你一定喜欢的……”她望着兴奋的他，说。

他抬起头，激动地问：“哪来的？”

她诡秘地一笑，然后缓缓地叙说起始末来——

……清明节天安门事件的最后一个晚上，有一个青年从棍棒中逃出来。他在首都的一个研究所工作。在那如火如荼的几天里，他抄录下了大量的诗词。随后，他想把这些诗词刻在蜡版上，再偷偷地印出来。他怕万一这个本子被搜查去，他手里就再没有第二份了。但是，他们单位追查“反动诗词”追查得很紧，他不好进行他的工作。于是他给在外省的父母亲写信，让他们给他打电报说他们病重，要他回家。电报很快就打来了。他请假回到父母那里，但照样不好进行这桩工作——因为他父母是“走资派”，家里被看管得很严。他于是就来到乡下他插队的妹妹那里，刻完了这些诗词……

他听她叙说完这些，身子剧烈地抖动着，问：“这个人现在在什么地方？”

她又诡秘地一笑，说：

“他昨天险些被水淹死，幸亏你冒生命危险救起了他！”

他吃惊地从床上跳起来，两只手发狂似的抓住了她的两条胳膊，但立刻又惊慌地放脱了。他喊着问：“这个人就是张民？张民是你哥？……”

她微笑着，点点头。

他眼睛直勾勾地望着她，感到心脏在一刹那间停止了跳动。喉咙里像拉风箱一样喘息着，脸色苍白得可怕。激动使他几乎休克。很久，他才喘过气来，无力地抬起头，问：

“那为什么，要隐瞒，你们的兄妹关系哩……”

她坐在了他的床边上，手轻轻地摩挲着雪白的床单，说：

“天安门事件后，我哥——噢，忘了告诉你了，他不叫张民，叫苏晶——写了一首赞颂天安门事件的诗，并且给我抄寄了一份。我喜欢极了，每天晚上都要看一遍。看完后就压在枕头底下。那天我准备拿给你看，可是突然不见了。我好急呀。上天入地地寻，怎么也寻不见。几天后我到城里给蔬菜公司交菜，碰见县知青办主任老刘。他悄悄告诉我，原来诗稿被江风偷去交给县知青办了。你看这个臭流氓，竟然翻我的床铺！他并且打听到诗歌作者苏晶就是我哥，一再叫县知青办查我和我哥的问题呢！老刘说他们把事情压了，叫我不要声张，并且要我以后多提防着点江风。我本来想把这事告诉你，怕你火爆性子再闹出什么事来，也就没给你说……你看江风这东西瞎不瞎！最近听说他那个‘跟得紧’的老子把他推荐给一位省革委会的副主任当秘书！他老子本人也升成省革委会常委了。十年前，还只是省委组织部的一个干事哩！”

“卑鄙的东西！”他听她叙说着，拳头捣着床铺，愤怒地咒骂着。

苏莹的脸上又浮上了那惯有的微笑，望着他，说：“为了防备江风，我和我哥就闹着玩儿演了这么一场戏！前一段晚上，我哥熬夜就是刻那些诗词呢。前天夜里刚刻完，他就把笔记本当作礼物送给了我。我想你喜欢写诗，就把这送你……”

“你们刻诗为什么瞒着我呢？张民，不，苏晶不了解我，难道你也不信任我吗？”他很不高兴地打断了她的话。

“不，”她解释说，“我哥一来，我就想告诉你，让你也帮着刻——你的字写得好；可我哥不让，他说怕以后出了事连累你……再说，自我哥来后，你……一直不理人……你说！你最近为啥对我……那样哩？……”她嗔怒地望了他一眼，脸通红。

他望着她，心中熄灭了多时的爱情之火，猛然间又熊熊地燃烧起来了。他嘴唇子颤抖着，不知该说什么，笨拙又重新统治了他。

她突然抬起头来，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问：“你真的……爱我吗？”

“什么？”

“你听清楚了……”

在他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她已经把自己的两只手默默地放在了他的手里。

他的两只手颤抖着，紧紧地握住了她的手，两串晶莹的泪珠在脸颊上欢快地流淌下来……

一九七九年四月至五月于西安（原载《延河》1979年第10期）

匆匆过客

天还没有亮，我就急忙向汽车站赶去。

不知什么时候天阴了，灰暗的云层在头顶静静地凝聚着，空气里满含着潮湿。凭老经验，看来另一场大雪就要降临了——真的，快到汽车站的时候，觉得脸上似乎已经落了一颗冰凉的雪粒。我的心情沉重了。明天就是春节呀！要是再下一场雪，班车一停，回家过节就根本不可能了。我怀着不安的心情走进了车站候车室。

我的心立刻凉了。自以为今天来得早，实际上大概是来得最晚的一个。只见候车室里已经人头攒动，吵吵嚷嚷的，乱得像一个集市。

失望中，我赶忙把目光投向售票处。

在802次的售票口，我看见车次牌上用粉笔写着：增加一辆车。

一种难言的兴奋涌上心头。我笑了。我觉得我是面对着我的老伴和孩子们笑的。好！今天大概能回家去过春节了。

当我正要赶过去排队买票的时候，身边突然传来一个微弱而苍老的声音：

“哪位同志行行好，给我买一张去桃县的票吧……”

这声音是绝望的，似乎不是对着某一个确定的人，而是对所有在场的人发出的一种求援的呼唤。

同情心使我忍不住停住了脚步。只见我旁边的一张椅子上蜷曲着一位老人——正是他在反复喃喃地念叨着刚才我听见的那句话。他衣服虽不十分破烂，但蓬头垢面的，并且看来身体有病，使得面容十分苍老和衰败。不像是乞丐，因为我看见他手里捏着买车票的钱。是串乡说书的民间艺人吧？但又不见带着三弦。我想：总之，这大概是一个无力去排队买票的人。

当我认真朝他脸上看去的时候，我才认出这是一个盲人！

我顿时感到一种愤愤不平了。当然，我首先气愤这个汽车站——竟然不能解决这样一些完全应该解决的问题。但我更气愤这个候车室里的人。在这些人之中，竟然没有一个肯为这不幸的老人帮忙的！

这种庄严的思考当然首先感动了我自己。我想我应当帮助这个老人。

我瞅了一眼去桃县的售票口：正好！803次和802次的售票口紧挨着，并且车次牌上写着“增加两辆车”的字样。

我急急忙忙赶了过去。

我在两条队伍的末尾，犹豫了一下：先排哪个队呢？如果现在去给那个瞎眼老头排队买票，我自己的票十有八九买不上了；我将不得不垂头丧气地滚回单位。但如果我要是先给自己买票，那老头的票也把握不大了。

我内心里不觉隐隐升起了一股懊丧的情绪：呀！你自己仓促地为自己选择了一个难题。

很快，我又谴责自己的这种情绪了：是的，你的确没有为那个不幸的老人公开承诺什么，但你在心灵中不是把某种责任承担了吗？你刚才不是义愤别人不关怀那个老头吗？好！你自己关怀了，可又懊悔了。这像什么话！

但是，先买谁的票是个很快需要确定的问题，因为两个队伍后面都在继续增加排队买票的人。如果不很快做出决定，说不定两头都要误了。

我来不及多想，很快站到了802次的队伍后面。

一刹那间，我感到自己很羞愧。但同时也试图找了一些理由来为自己的良心解脱。我想，803次增加两趟车，而802次只增加一趟。这样看来，先买802次然后再买803次，更有希望两全其美。当然同时买两张票更好，但我又不会分身法！所以看来，事情这样做是合乎逻辑的。另外，我想我着实努力了，即使买不上803次的车票（谢天谢地不希望这样！）我在良心上也能过得去：在这众多的人里面，我虽然没有能解决瞎眼老头的实际问题，但我是唯一关怀过他，并且用行动为他做了努力的人。

出于这些聊以自慰的理由，我觉得自己好像心地踏实了一些。但与此同时，也隐隐感到后脑勺有点不自在。我似乎觉得那个老头的眼睛并不瞎；他正在后面那个角落里望着我……

我终于把一张802次的车票拿到手了！这张小小的硬纸片儿此刻给我带来的喜悦是无法形容的，它意味着我今天将回到亲人们的身边。

我带着这个充实的收获，站在803次的队伍后面。我很愉快：我自己得到了满足，并且开始为别人做一件崇高的事。

我当然是这个队伍的最后一名。前面站着一个高大的青年，头发乱蓬蓬的，像故意弄成那个样子的。他穿一条带条格的裤子，一双皮鞋的后跟闪着亮光，右脚在地板上有节奏地敲着锣鼓点。

时髦青年！不要看他的正面，光那后背就叫我反感。其实那后背也并没什么缺陷。的确，我现在已经对当今的年轻人有一种执拗的不信任感。我觉得，他们比我们这一代人来说，的确有许多长处，比如敏锐啦，爱思考啦，等等。但论道德啦，礼貌啦，同情心啦，哼，我敢说，未见得能比得上我们这些老头子！就拿眼前这个魁梧的小伙子来说吧，说不定他连一点教养都没有。我甚至奇怪他竟然能正经八百地站在这个队伍后面排队哩。嗯，他大概是看能买上票才这样哩；要是售票员喊一声“票快完了，后面的人不要排队了”，你再看他吧，他准会如狼似虎地扑过去。

就在这时，我又发现这队伍的旁边还站着一位青年妇女。她既像是在排队，又不在队里边；眼睛斜视着窗口，像是在思索什么，又像是在等待着什么，并且还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我断定她也是一个随时准备浑水摸鱼的人。但愿我是错猜了她！她身边还站着一个四五岁的小姑娘，看来是她的孩子。

由于这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站在前面，我有点丧气了。我深知道他们会在紧要的时候做出什么事来。

我怀着一种不安的心情随队伍移动。

倒霉的事终于出现了：当只留下我们三个人的时候，票已经剩最后一张了。我当然没买上。虽然我感到十分遗憾，但还是心安理得，因为这次我没买上票是正常的。

但我前面的那两个年轻人却像我所预料的那样，为那张票闹起来了。

当售票员宣布只剩一张票的时候，那青年妇女丢下孩子，猛地把手抢先伸进了售票口。等那个男青年反应过来的时候，票已经到了那个姑娘的手里。那男青年刚要找售票员算账，那小门却啪一声关了，小门板上“票已售完”四个字嘲弄似的对着他（当然也对着我）。

那个男青年马上把全部的愤怒转向了那个青年妇女。他两只拳头紧捏着，开始用很难听的话斥责她，并强硬地让她把那张票交出来；说如果不交出来的话，她今天无论如何走不成。

说实话，我这时候在感情上毫无保留地站在那个男青年的一边。这并不是说我倒喜欢起他来了。尽管我对当今的年轻人反感，但我更反感不讲道理的人。

我看见那青年妇女在男青年暴风雨一般的攻击下，眼帘低垂着，嘴唇微微在颤抖，却说不出一句话来。

大概是她自己也认识到做了一件不太光彩的事吧？我内心里对她厚着脸皮插队买票虽然是反感的，但这时候对她的这种认错的表现却产生了某种好感。而且，我看见那个小女孩正紧紧偎依在她那理短的妈妈怀里，一双眼睛望着那个可怕的“叔叔”，害怕得直哭。我很快把自己的同情心完全转到了这母女一边，反过来又对那个男青年咄咄逼人的态度生气了：你有理是有理，但在这妇幼面前逞好汉，不觉得害臊吗？

那个青年妇女牙咬着嘴唇，看来有点受不了，她不知嘟囔了一句什么。结果，那个男青年更愤怒了。他凶狠地斥责她，并且胳膊也开始在空中一抡一抡的。坏了！他看来恐怕要动武了！

正在这时，我看见那个小姑娘却很勇敢地站在了那个横眉竖眼的男青年面前，两条小胳膊像小鸟的翅膀一样张开，护着她那理短的妈妈，脸蛋上吊着两颗大泪珠，小嘴一张一张地说：

“叔叔，求求你，不要打妈妈！”

这小人儿的非凡举动使那个男青年像一架疯狂转动着的机器突然切断了电源；那张暴怒的、年轻人的脸渐渐地缓和了下来。他有点吃惊地盯着那个胖胖的小姑娘，皱了一下眉头。随后，竟然举起一只僵硬的手，在那小女孩的头上轻轻摩挲了一下，并且用一种极温柔的语调不连贯地说：“你……别怕！叔叔……不打人……”

说完这句话后，他不知所措地把头扭到一边去，沉默了。

我看着这突然出现的一幕真实的戏，非常吃惊。小伙子呀，原来在你那粗犷的胸膛后面，竟也有这么些美丽的闪光噢！

沉默了一会的小伙子转过头来了，他用一种诚恳的语调对那青年妇女说：

“同志，对不起。您不要生气。刚才，我，太过分了……”

那青年妇女先没说什么，只默默地把身边的孩子抱起来，然后教她说：“乖，说谢谢好叔叔。”

“谢谢好叔叔！”孩子的脸上仍然挂着两串亮晶晶的泪珠，把自己那只胖胖的右手举到了额前。

我看见那小伙子的腮帮子急速地嚅动了几下？泪花子在眼里直转。他突然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了一张车票，把它递到了青年妇女的面前。

他这举动使我茫然了：这是怎回事呢？

我看见那个女青年也茫然了，看看那个男青年，又看看那张票，迷惑地眨巴着眼睛。

“您不要奇怪，”他说，“我是买到了一张803次的车票。但这不是给自己买的。我第二次排队才准备给自己买一张，但让您买了。不过这不要紧，您带着孩子，在这里呆下去太不方便了。我不走了，但请您帮个忙，替我在路上照料照料那个人。”

“谁？”她问他。

他向后面的角落里努了努嘴：“那个瞎眼老头。”

“他是你什么人？”

他摇摇头：“不认识……”

当这幕生活的戏剧进行到这里的时候，我一下子被震惊得目瞪口呆！而在我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只见那青年妇女尖叫了一声，也拿出了自己的那张车票递到了男青年面前，惊喜地喊叫着说：“呀，这太巧了！我这张票也是给他买的呀！”

“他是你什么人？！”

她摇摇头：“不认识……”

一刹那间，他们谁也不说话了。他们静静地互相看着对方，两张纯洁的、年轻人的脸，像大理石雕塑一般美丽。

此刻，站在他们身边的我，像一个地地道道的老傻瓜；又像一个做错了事的小学生，羞愧地站在班主任的面前。我倒在旁边一张肮脏的破椅子上，脑袋嗡嗡直响。脖项里的那道纽扣像枣刺一般卡在喉眼骨上，连气都喘不过来了。

我现在听见男青年硬要叫那个青年妇女和瞎眼老头一块走。可是，那姑娘却说：

“同志，我根本不是去桃县的！我本来是要买802次车票的。但看见那个老头太可怜了，我觉得我有责任帮助他，就放弃了先给自己买票的打算。可我又看见803次的队排得很长，怕给老头买不上票，就厚着脸皮插到您前面了。我想现在您会相信我的，如果票要是再有的话，我是不会干这种事的。我长这么大……算了，说这些干啥呢？快要进站了，您赶快和那老头上车去吧！”

只见那个男青年神色庄严地从她手里接过车票，并掏出车票钱放到了青年妇女的手里；然后弯下腰，小心翼翼地在那个小女孩的脸蛋上亲了一下，便转身走了。

我猛地从那张破椅子上爬起来，迈着难以抑制的激动步伐，走到了那位青年妇女面前。我掏出了自己的车票，对她说：“你要802次的票吗？我有事不能走了，退票。”

她惊喜地一边掏钱，一边说：“真运气！太谢谢您啦！”

我接过钱，把帽檐往下拉了拉，默默地走过拥挤的人群，出了候车室。

外面已经变成一片银白的世界。飞舞着的雪花打着旋儿，纷纷扬扬地飘落着。街道上一片寂静。我踏上洁白的路面，匆匆向机关走去。

（原载《山花》1980年第4期）

青松与小红花

一

她现在是留在村里的唯一插队知青了。

这是一个不幸的人：二老双亡，无亲无故，孑然一身。1969年冬末，当时和她一同来插队的有二十几个少男少女。在第二或第三个秋天，这些人就先后和大雁一齐飞走了。他们有的当了兵或工人；有的更幸运一些，上了大学。只有她走不了。她像一只被打断翅膀的雏雁，滞留在这里六年了。谁都知道，她不幸，是因为已故的父亲被宣布为“畏罪自杀”的“叛徒”——他人死了，却给她留下了一份吃不消的政治遗产。

但是在有些人看来，她的不幸主要还是怪她自己。在人们的感觉中，现在这时光像她这种处境的人，一般说来总是自卑的。为了自己能在这个社会上生存下去或者企求一点小小的发展，总是时时处处小心谨慎，没锋芒，没棱角，奔跑在领导的鞍前马后，随社会的大潮流任意飘泊……

但不幸的是，吴月琴没有这种认识。以上所说的那些“美德”她连一点也没有。相反，却表现出一股傲气。你看她吧，走路抬头挺胸的，眼睛总是锐敏地扫视前面的世界。嘴里时不时哼着一些叫人听不懂的外国歌，有时还像男孩子一样吹口哨哩。在别人对当前那些时髦的政治话题喋喋不休地谈论的时候，她总是一言不发，一双淡漠的黑眼睛瞪着，或者干脆把这双眼睛闭起来。总之，她和眼前的社会很不搭调。

她所在的生产队正好是公社所在地。村里的老百姓就是在厕所里见了公社干部，也总要满脸堆笑，用庄稼人那句向人致敬的话问：吃了没？吴月琴才不管这一套。她就是见了那个外号叫“黑煞神”的公社书记，也不主动去搭理。如果“黑煞神”冯国斌也不搭理她的话，她甚至连眼皮也不抬就从他的跟前走过去了。

她很孤独，但这只是对别人来说。在她自己的世界里，看来并不如此。白天晚上，只要她没睡着，嘴里总是哼哼唧唧在唱歌。唱的当然不是当时人们所听惯了的歌。怪腔怪调的，谁也听不懂。她自己是畅快的——人们这样认为。

但老百姓对她的这种畅快是鄙视的。的确，父亲去世是过了几年了，但她妈不是前几个月才死的吗？就是老人历史上有问题，但总是自己的亲人嘛！难道做儿女的就连一点点悲哀和痛苦的表示都没有，还能畅快地唱歌哩？实在是作孽！

但有一次，当吴月琴所在的三队队长运生说了一件关于她唱歌的事，大家才感到震惊了。运生告诉人们说，他有一天黄昏听见她在村后的一条荒沟里唱歌，唱着唱着，歌声猛然间变成号啕大哭了……

啊，原来是这样！村里的人终于明白一些她那古怪的脾性了。生活中谁没有过这样的体验呢，当巨大的痛苦压在人心上的时候，人有时的确不是用眼泪，而是用歌声来排解忧愁，这歌声是比眼泪更酸楚的！

由于吴月琴的这一切，她在公社是很出名的。甚至县上的干部也都知道南马河公社有“这么个女子”。再加上和她一块从省里来插队的知青差不多都走了，她几乎成了这个公社唯一操“外路口音”的人了，而且又是这么个人，还是个女的！

所有这一切，她必然被人注意和议论。她呢，装个听不见，照样我行我素。不久前她用粗劳动布自己裁缝了一条裤口稍微敞开的裤子，全公社当然又当作稀罕事立即议论开了。先是爱饶舌的公社文书杨立孝说这裤子叫什么“喇叭裤”，是“洋人”穿的。接着，老百姓就到处传说南马河学校的吴月琴穿了一条“吹鼓手裤”。这一来，逢公社遇集，好多人竟然跑到小学校来观看她的这“吹鼓手裤”，弄得她连课都上不下去。

她在大队的小学校里教书。就是极不喜欢她的人，也都说她书教得好。她会跳舞，会唱歌，尤其会画画。小提琴也拉得很好，还懂英语。她把一群乡山圪崂里的娃娃一个个调教得比县城里的娃娃都开化灵醒。村里的老乡不管对她有什么看法，都因这一点而喜欢她，爱她。她几天不在了，全村人就感到空朗朗的。

但对她反感的人也确实不少。这些人主要是一些吴月琴所戏称的“国营干部”。而在这些人里边，对她最反感的恐怕要数冯国斌了。

冯国斌得个“黑煞神”的外号，不仅因为他的脸长得黑而粗糙，那面部表情就是笑了也给人一种望而生畏的感觉；更主要的是这人脾性暴躁而古怪，动不动爱发火。他这人就是做错了什么事，也很少用书面或口头做检查，只是用行动来改正。他对普通老百姓的缺点是严厉的，但对上级的错误更不客气。就因为这一点，却赢得了普遍的尊敬。由于此公秉性耿直，那些想利用公职为自己谋点什么的干部，在他手下工作，寒心极了。这是过去年代培养起来的那种典型的共产党人：对党的事业忠贞不贰，但有些事情上又显得古板了一点。不用说，他对一切超越正常规范的行为都深恶痛绝。

他对吴月琴不光反感，而且有点敌视。这倒并不是因为她的出身。他知道她父母也许完全是被陷害的好人——“文化大革命”十来年这种事还少吗？他主要反感吴月琴本人。在他看来，这女孩子身上缺点太多，浑身有一股“资产阶级味”；而且行为又那么放浪，根本不懂人情世故。他甚至怀疑她是否有正常人的道德情操观念。

这一天，公社文书杨立孝告诉这位“黑煞神”说，他听人反映，吴月琴近来不光自己唱外国“黄色歌曲”，而且还教给娃娃们哩。

冯国斌一听就起火了，马上打发人去叫吴月琴。他要狠狠刮她一回！这还了得！

二

吴月琴听说公社书记叫她，感到很奇怪。她和冯国斌没有什么直接交往。原来和她一起的那些知识青年，为自己的事情经常和这位“黑煞神”厮磨，都和他混得很熟。她却从来没有找过他。她早从侧面就听说公社书记对她很反感。既然人家反感，又为什么要去找呢？不过，说句良心话，她倒不太反感这位公社书记。她虽不了解他本人，但她感觉老百姓不恨这个人。反正她想：老百姓不恨的人，她就不恨，管他对自己怎样看呢！

现在这位书记竟派人来叫她，有什么事呢？好事大概不会有。像她这种人还能希望什么好事！但她做错什么了吗？她也想不起来。不管怎样，她倒很想见识见识这位“黑煞神”，看他究竟有怎凶！他还能把她一口吃了吗？

她从村后的小学校往村前枣林中那一排公社的房子走去。

细蒙蒙的秋雨已经断断续续下了十多天，现在还正下着。天像灰漆刷过一般，阴得密实极了。田野里散发出一股刺鼻的沤霉味。远方苍茫黛绿的山峰间，飘浮着一块块轻柔的雾团，像诗意画一般叫人想入非非。村道被人的脚片子踩得乱糟糟的，难走极了。她没有打伞，也没戴草帽，眼睛盯着脚下，很小心地走着。

她的外表看来和她的性格不尽相同。一身自己裁剪的衣服，很妥帖地勾勒出了她那健美的身材。端庄而漂亮的脸；皮肤细白，红润。长长的眼睫毛护着一双水一般清澈的眼睛，看起来很单纯。头发用一根绿毛线随便在脑后一挽，结成蓬松的一团——现在这蓬松的黑发上沾着一些细小的雨水珠，像撒了一些碎银屑。在粗犷雄浑的高原大地上，她就像一朵开得很娇嫩的花——可以想象，她为了不使自己在霜雪风暴中枯萎，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

吴月琴带着一身潮湿走进公社书记的房子。书记正端正而严肃地坐在办公桌后面，两条胳膊放在油漆剥落的办公桌上，浑身上下一副老农民的穿戴。他看来是专门等待和她谈话的，可是对她的到来竞一言不发。这使她站在地上窘迫了一会。她很快知道她遇到了一个脾气古怪的人。她也不说什么就坐在他对面的一张椅子上。她扭头去看墙上的一排关于本公社农业方面的表格，实际上是把脸对着这一摊数字，而不是看。她进来到现在虽然没认真地看一眼书记的脸，但感到那张脸是不友好的。整个屋子里弥漫着一种爆炸性的空气。

她实在感到奇怪！她做错了什么事要受到眼前这种对待呢？她觉得这是一种压迫，她不能忍受，她要反抗！但她不准备先开口，让桌子后面那个有权力的人先吼雷打闪吧！她不害怕这些。这十来年里，什么样的压迫和打击她没受过！

“你吃晚饭了没？”冯国斌终于开口了，但声音出奇的平静。这倒使吴月琴吃了一惊。不过，她听出来这显然是压抑了的一种暴音，就像炸雷前面的一道闪电。

“吃了。”她不在意地回答。

“你这个人太不像话了！”

冯国斌终于怒吼了。这突如其来的一击，使这位平时看起来什么也不惧怕的姑娘也不禁微微一颤。她的目光马上像针被磁铁吸着一般盯在了冯国斌的脸上。这下她看清了那张全县闻名的脸：黑乌乌的，就像一块粗糙的铁，此刻又被愤怒的拉力所扭歪，一道道皱纹看起来像裂纹一般。右边脸上有一个伤疤，刚好掠过眉梢和眼角斜劈下来，像一个触目的惊叹号。这大概是战争留下的纪念。

“我……怎啦？”她声音平静地问。此时此刻，这样不露声色的平静至少和冯国斌的怒吼同样有威力。那张铁板一样的脸好像也为这点而稍微震动了一下。

冯国斌不理睬她的发问，继续吼喊他的。

“我看你这个人是不可救药了！你，情愿走啥路哩！可你不能给我把那群娃娃也引到黑水沟里去！我看……”

“冯书记！我究竟怎啦？”吴月琴打断他的话，激动得眼睛圆睁，满脸通红。

“我看你算了，别教书了！回生产队劳动去！”冯国斌断然把头扭到一边去，拿起旱烟锅在烟袋里狠狠挖起来。

“我究竟怎啦嘛？您必须把话说明白！我可以不教书！但您必须说明白，我做错什么事啦？”

“你还装啥糊涂哩！你给娃娃们教了些啥外国人的酸歌？”冯国斌手里端着没点着火的烟锅，声色俱厉地问。

吴月琴一怔。马上，嘴角浮起了一丝嘲讽人的微笑。她说：

“您误会了。这不是外国歌！是我自己编的一首儿歌，只不过是用英语给孩子们教的罢了。我想这样可以一举两得：孩子们既可以学唱歌，也可以学英语……再说，歌词也不是酸的！为了说明这一点，我可以把歌词给您说一下。歌词是这样的：小红花，小红花，长在巍巍青松下，风来吹，雨来打，青松不弯腰，小红花也笑哈哈……您说说，这就是酸歌吗？”

冯国斌沉默了。显然杨立孝给他提供了假情况，害得他无端动了这一番肝火。他的沉默就是对对方的道歉。不过，他只沉默了一会——也就是说对刚才的事道歉完了以后，又很凶地说：“你自己唱外国酸歌这总是事实吧？”

吴月琴还是那副不在意的样子，说：

“我是爱唱一些外国歌，您所说的酸歌，我倒不知道怎个酸。我会的歌是有一些反映爱情生活的，不过我自己看不出来就是黄色的。有爱情内容的作品就是黄色的吗？现在样板戏里男的女的倒都是些光棍，不过我看这……”

“别说了！”冯国斌粗暴地打断她的话，表现出一种厌恶的神情，好像说：女娃娃家脸怎这么厚？爱情长爱情短的，都不嫌害臊！人家说你不正经，一点也不假！

吴月琴站起来了。她扯扯衣襟，挑战似的问：“冯书记，我还继续教书吗？”略停了一下，她也不知为什么非常动感情地又补充说：“还是让我教吧！您也许不知道，我现在离开这些孩子，说不定要发疯的……”

冯国斌手在黑脸上狠狠摸了一把，一言未发。他拧过身擦着一根火柴，点燃了那锅旱烟。

尽管接触很短暂，吴月琴已经摸着了这位“黑煞神”的脾气。他的这种沉默就是对她的问话的肯定答复。不知怎的，她竟然感激地瞥了一眼他生铁疙瘩般坚实的后背，便很快挪动脚步，出了房门。

外面的雨继续下着。村对面远远的山峦已经变成模糊的一片了——黄昏已经临近。

当她下了门台，穿过水迹斑斑的院子来到院门洞的时候，公社文书杨立孝正端着一老碗面条往嘴里扒着。他吃得满头大汗，热得光穿个白衬衫；蓝“凡立丁”裤兜里炫耀似的伸出一根拴钥匙的镀金链子，挂在裤带上，明闪闪的。他见她走过来了，很快把右手里的筷子塞到端碗的左手里，抬起胳膊分别摸了一下偏分头的两边，咧开嘴对她笑了笑，说：“冯书记训你的话我全听见了！唉，这个人嘛，就是这么个老古板！你也别计较。不过你以后也要注意哩！你不看如今正狠批崇洋媚外吗？”

吴月琴向来对这个人是反感的。他像《创业史》里的孙水嘴一样叫人恶心。她轻藐地一笑，指着这位文书的白衬衫说：“你在镜子里照照你自己吧！”

说完她便匆匆出了大门洞。

杨立孝莫名其妙地看了看自己的胸前，立即脸臊得通红。他那件白衬衫是进口化肥口袋改裁的，尽管不知洗了多少遍，上面还隐隐约约看见“日本产尿素”几个字。他尴尬地对她走去的背影喊：

“你不要笑话咱！咱这是延安作风！艰苦朴素……”

三

吴月琴踏着泥泞的村道往回走。秋雨轻轻拍打着大地。空气里飘散着呛人的柴烟味，已经到吃晚饭的时候了。

她没有回学校去，脚步离开了原来的道路，漫无目的地走着。

她发现自己又来到村后这条荒沟里了。她爱一个人在这里串游。一到这里，她就暂时和整个世界隔绝，这个世界是如此困扰着她啊！

她在这里喜怒哀乐，除大山和小草，谁也看不见。她在这里唱，哭，喊；然后再倾听大山对自己有什么回答，尽管得到的回答永远还是自己那发问的声音：一声又一声，远了，弱了，最后消失在苍茫的天地问……

几年前，她的父亲——省美术学院的副院长，被人从四层楼的隔离室推下去，然后宣布“畏罪自杀”。母亲在疾病和痛苦的折磨中也在前不久去世了。她在生活上和政治上都成了孤儿。前年考了一回大学，名列全地区第一，她高兴了一阵。但出了个张铁生，很快使她的生活又都恢复了原来的样子。祖国在受难，她也在受难。一颗孤苦伶仃的心又经常被社会的谗言恣意践踏……

看不见的雨丝轻柔地落在她的肩头，像有一只无形的手在厚爱地抚摸着她。夜幕垂落了，一切都隐匿在黑暗之中。雨浸泡了的青草散发出一股甜丝丝的味道，直往鼻子里钻。这里那里，归窝的鸟儿扑棱棱地扇动着翅膀。她在熟悉的路径上慢慢踱着步。什么也不怕；不怕狼，不怕鬼，不怕黑暗。她的遭遇已经够坏的了，她还怕什么更坏的遭遇吗？

她走着，在黑暗中惆怅地张望着。她总想看见点什么，但什么也看不见。她站住了，索性闭上眼睛。她最怕回忆过去，但过去的生活画面总是在这样的时候就出现在眼前：初春明丽的阳光那么和煦地照耀着绿茵茵的草地，她依偎在妈妈的怀中，脚搁在爸爸的膝盖上，在画夹的宣纸上写生——嫩黄的柳丝，碧澄的湖水，白得耀眼的塔尖……

雨渐渐大起来，并且起风了。黑暗中，风雨无情地抽打着她发烫的脸颊，湿透了的衣服冰凉地贴在身上，痛苦难耐。她对着黑洞洞的天地绝望地狂喊了一声：

“啊——”

“啊——啊——啊——”黑暗中的千山万壁久久地回应着她的呼号……

“小吴！”

背后突然有人在叫她。她的脊背骨一阵冰凉，下意识地猛转过身，紧张地问：“谁？”

“我……运生。你快回喀！天这么黑，又下雨……”

当她确实听清了这是队长的声音，全身才松弛下来了。

“给，把我的草帽戴上。”运生在黑暗中把草帽递了过来，又一次央求似的说，“快回喀……”

她接过草帽，无言地迈动了脚步。接着，她后面也响起了“扑踏扑踏”的脚步声。

这时候，她才突然感到这黑暗的荒沟恐怖极了，好像四面八方都埋伏着龇牙咧嘴的魔鬼在伺机向她扑来。但她觉得有一种力量在保护着她。这就是身后那“扑踏扑踏”的脚步声，它像避邪的战鼓那般有神威。她那顶草帽一直没往头上戴，紧紧地捏在手里；她觉得这不是草帽，而是运生交给她的一把护身的剑。

风雨越来越猛烈了，整个天地间就只有风雨这单调而复杂的声音。不久，渠渠沟沟里响起了淙淙的水声。村前河道里的涛声也陡然间涨高了。她一边跌跌撞撞地走着，一边问：“运生，你怎知道我在这里呢？”

运生在她不远的背后回答：“不光今天，你每次来这荒沟我都知道。我常就在那小土梁梁后面哩。我怕你寻短见……小吴！你可千万、千万不要往窄处想哇！今天我知道冯书记叫你去了。老冯是好人，脾气不好，你不要计较……”

一股热辣辣的激流登时涌上吴月琴的胸膛。她想，在这几年里，如果不是这个朴实的后生和他那善良的老妈妈亲骨肉般地关怀她，她的情况谁知还能坏到什么地步！她病了，他给她砍柴担水；他的老妈妈没明没黑守在她身边，熬药，喂汤……他为了使她有条件继续学习，跑上跑下说情，让她在队里教了书……

已经到村头了。吴月琴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也抹去了眼角的两颗泪珠。她站下等运生走近了，把草帽递给他。黑暗中她看不清他的脸，但感觉到了他那庄稼人亲切的气息。

运生接过草帽，说：“我妈还在你那里，我得去接。”

吴月琴用手抹了一把水淋淋的头发，和他肩并肩向学校走去。

运生妈正坐在她床边发呆，见他们回来了，一脸皱纹都笑展了，嘴唇子颤了几颤，想说什么话，结果什么也没说出来，只是手指了指炉台上的一沓白面烙饼和一碗冒着热气的米汤，说：“你快趁热吃，我们回去了。”

吴月琴从墙上摘下伞，又从枕头旁边摸出手电筒，交给运生。在运生接这两件东西的时候，她感激地望了他一眼。她觉得他可亲极了：黑油油的眉毛，紫红色的脸庞，匀称而茁壮的身躯，而更重要的是他有一颗那么美的心！

她把他们母子俩一直送到大门口。运生妈一边走，一边还在黑暗中安顿说：“你快回去趁热吃……”

吴月琴回到自己的宿舍，闩上门，一头扑在床上哭起来了，但这不是因为痛苦！

哭完后，她换了一套干衣服，在镜子前面认真地梳起头发来。多少年了，她才又一次发现自己年轻而且漂亮。

她吃完香喷喷的烙饼和米汤，从墙上摘下小提琴，神采飞扬地拉起来。琴声和窗外的风声雨声掺和在一起，使这沉静的夜晚变得热烈而激昂……

四

冯国斌在训完吴月琴不久就倒了霉。不知这公社谁以“革命群众”的名义给地委写了一封匿名信，告他抗拒地委的决定，竟然在南马河公社不学习“哈尔套经验”，不搞“社会主义大集”；说这公社的自由市场不但依然如故，而且更加变本加厉；资本主义活动现在到处泛滥。这封信断然下结论说，这个公社已经变成地地道道的“资本主义王国”了，而这个“王国”的“国王”就是冯国斌。

地委在接信的第二天就派出了工作组，没给县委打招呼就驾临南马河公社。正好当天南马河逢集，立即印证了匿名信所说的情况。工作组当即代表地委命令冯国斌停职检查，然后才把这个决定通知了县委。

“黑煞神”才不尿这一套哩！他的老脾气是错了也只在沉默中改正；何况他认为这事他并没有做错，凭什么要他在大会上做检查呢？

在工作组召集的全公社干部大会上，他既不检查，也不辩解；一言不发，只是一锅又一锅地抽他的旱烟。工作组对他实在没办法，只好回地委汇报去了。

停了他的职，他毫不在乎。饭量比以往更大了，睡觉照样鼾声如雷。他每天扛着工具，去参加南马河大队的劳动。对于公社的事，他一样也不少管，他还是这里的当家人！

就在这个当口，他又听说了关于吴月琴的一件事，还是杨立孝告诉他的。杨立孝告诉他说，吴月琴最近越来越不像话了，竟然和南马河三队的队长运生搞不正当关系；现在全公社到处都在风一股雨一股地议论，影响坏极了。

冯国斌听了这话感到非常震惊。本来，通过上次谈话，这个女孩子的形象在他的脑子里已经有所改变。尤其是她的那种不屈服的性格给他留下了蛮不错的印象。尽管他没明说，但他喜欢她的这一点。想不到现在又发生了这等歪事！

现在，他隐隐约约感觉到，他以前对这个女孩子关心不够。何止是关心不够！他实际上从来就没关心过她。他现在才认真地考虑到，生活在他所领导的土地上的这个女青年，遭遇和处境是多么不幸啊！她什么依靠也没有；有那么多的本事和特长，又哪里也去不了，多少年来就屈在这个乡山圪崂里。二十大几的人，根本没法考虑较满意的婚姻。如此险恶的遭遇和命运，难道不能逼得一个人堕落吗？他想，如果这个女孩子真的堕落了，实际上他也是有责任的。他以前是有可能帮助她一点什么的，但他没有这样做。想到他对一个不幸的人这样不关怀，他难受极了。所以尽管他自己目前的处境也不佳，但他还是准备和她谈一次话。这次他不准备叫她到公社来；他要亲自找上她的门去谈，这也包含了一种对不起她的意思。

这一天，他在南马河打坝工地上带着一身土腥味回来，匆匆扒了炊事员留下的一老碗红豆角角干米饭，脸也没擦一把，就向南马河小学走去了。

已经是掌灯时分了。秋夜晴朗的天空，星星一批跟着一批出现。他背抄着手，迈着因劳累而松松垮垮的脚步，一声不吭地走着。就是在村道上也能嗅见田野里成熟的秋庄稼的气息。这位“停职”的公社书记心里暗暗畅快，因为秋田要丰收了。为了这，那些弯腰弓背的老百姓，受了多少熬苦！而他呢，汗珠子也没少掉，而且还得用肩胛扛住多少政治压力啊！不管怎说，只要老百姓囤里有了粮，他受死受活也心甘情愿。他一路走，一路盘算：再一关就是顶住“高征购”了。应给国家交的粮食他一颗也不会少，但要挖农民饭碗里的粮，头打烂也弄不成！

“弄不成！”他想着，嘴里竟嘟囔着对夜空下的一片枣林嚷了一句。他根本忘了他现在是“停职干部”，说不定到时还要撤职的，要和人家吵还轮不上他呢！

到了小学门口的时候，他才记起他今晚上是干啥来了——他要对吴月琴做一次真心关怀她的谈话。他要对她说：要争气！不论在什么厄运中，都不要堕落！都要保持高风亮节！

他进了学校的院门，看见中间有唯一亮着灯火的窗户，便认定是吴月琴住的地方，因为本村的教师都在家里住。

当他走到院中央的时候，站住了，因为他听见屋里正有两个人拉话，声音很高，正是吴月琴和运生。

他的心一沉。他本想转身就走，但听见这两个人的谈话似乎说到了他自己，他就站下听他们谈些什么。

“……唉！准保又是杨立孝造的谣言！现在全公社都在议论咱两个哩。冯书记说不定也知道了。要不是他最近也枉受人家的整，肯定要把你叫到公社训一顿……”

这是运生的声音。

吴月琴马上开腔了：

“我不怕！他冯书记要是干涉人家的正当的恋爱，他就太不像话了！我想他不会的！至于杨立孝造谣咱长短，咱行得端，立得正，不怕半夜鬼敲门！……运生呀，你就说句话嘛！你看我现在无依无靠的，我再能指靠什么人来解救我呢？只有你和你妈是我最亲的亲人了。我不爱你别的，就爱你的好心肠。你就答应我吧！咱俩死死活活就在一块生活吧！我不会给你做针线，但我能吃下苦！我情愿跟你受苦受罪一辈子……”

院子里的冯国斌听到这些话，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他猛然感到，他以前并不了解这个女孩子！他想起他以前曾那么粗暴地对待过她，星光下羞愧地垂下毛楂楂的脑袋。

房子里的谈话又开始了。他克制住乱纷纷的心情，继续听下去。

运生的声音：

“小吴！你的一片好心我都领了。可是我不能这样嘛！我是个土包子老百姓，只念过三天两后晌的书。我的开展就在这土疙瘩林里呢。你是个知识人，你应该做更大的事，你不应该一辈子屈在咱南马河的乡山圪崂里！国家总有一天会叫你去办更适合你干的事！你要是和我结了婚，也就等于我把你害了。现在全公社都在传你和我的谣言，我和我妈急得哭了几回鼻子。前几天我们母子俩商量了一下，托我大舅在他们村给我介绍了个媳妇，昨天女方已经来了我家，我们已经订了婚了。我们还备办了一点酒菜，准备明天请公社和村里的一些人吃喝一下，把这事明了，也就等于堵那些造谣人的嘴……你受气已经受得太多了，怎能因为我再叫你受气哩……”

接下来就听见吴月琴失声痛哭了，像孩子那般没有任何节制地呜咽着……

冯国斌浑身的血直往头上涌来。他猛然感到一阵眩晕。他跌跌撞撞来到院当中的一棵老槐树下，把那黑苍苍的脸靠在冰凉粗糙的树干上。两颗如此年轻而纯真的心，感动得他鼻根一阵又一阵发酸。

屋里，吴月琴的哭声停止了，听见她呢呢喃喃地在说：“运生！你真好。你太好了，运生！我要像亲哥哥一样看待你，你妈就是我的亲妈妈，我就是她的亲闺女！也是你的亲妹妹……亲的……”

这时候，运生却哭开了，小伙子的哭声尽管有节制，但听出来那粗壮的男音一声声都是从肺腑里涌出来的。

冯国斌急骤地迈动着粗而短的双腿，走出小学校的院子。他脸上的肌肉绷得紧紧的，那道伤疤也变成紫红色。他的神态就像护犊的老牛那般愤怒。他觉得这社会有一些凶犯在坑害这些娃娃！他如果现在一伸出手就能抓住这些坏蛋的话，他马上就会用他那握过老镢头的手，把他们的脖子卡断！同时他也想到在这些娃娃受磨难的时候，他却没有帮扶他们一把，心像刀扎一般难受！

“他妈的！”他走到河湾里，对着月光下的大山狠狠地咒骂了一句。接着像一个神经失常的人，双手从路边举起一块老石头，“咚！”一声扔进了路下边的一个深水潭里。

他用袖口擦了擦溅在黑脸上的水珠子，扯开大步向公社走去。

冯国斌在自己的桌子上留了一张纸条子，门也没锁，就蹬上自行车向县城奔去。

两小时后，他出现在县委书记张华的办公室里。

县委书记正在铺床，看来准备要睡觉。冯国斌此刻的到来，显然使他吃了一惊。他愣了一下，很快笑着迎上去，叫道：

“哎呀！你这个家伙！黑天半夜像一头狗熊一样闯进来，把人吓一跳！怎搞的，忙得就连头发都顾不得理一下吗？”

冯国斌牙一龇，算是对这个玩笑的回答。他提起暖水瓶，在书记喝剩的半缸子茶里倒满水，端起来一仰脖子喝了个精光，嘴角上还沾了一片茶叶子。

张华端出糖盒递到他面前，他伸手抓了两块，笨拙地剥掉纸，把两块糖都扔进嘴里，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嚼起来。看来他十分疲倦，暂时不想开口说什么。

张华微笑着盯着他，坐在办公桌后面的圈椅里。县委书记个头高大，穿着一套松松垮垮的衣服。大背头黑油油的；开阔的前额在灯下闪着光泽。他神态安详，给人一种学者的风度。只有那张被太阳晒黑了的脸说明这是一个长期搞农村工作的人。

他亲热地盯了一会冯国斌，才开口说：“你大概是为停职的事来的吧？好一个‘黑煞神’！地委的通知十七个公社都不敢顶，你这个灰汉给顶住了！怎么，现在吃不消了吗？”书记从圈椅里站起来，点了一根纸烟，慢慢踱了两步，站定，表情很严肃地说：“其实，这根本没啥了不起！当然，地委发了文件，我不能再发个文件和他们唱对台戏，这是个组织原则问题。不过，我心里倒希望全县十八个公社书记都像你‘黑煞神’那样给顶住！啥弄法嘛！农民的胳膊腿已经绑得够死了，连赶集也要限制、干涉，简直是岂有此理！你不要紧张，我给地委已经撒了谎，说当时考虑你们那里情况特殊，是我点头让你们维持原状的，要停先停我的职！”

冯国斌的嘴巴停止了嚼动。他目光深沉地看了一眼县委书记，随后干脆把嘴里的糖块一下子咽了。他摸出旱烟锅点着，狠狠喷了一口，才说：

“我不是为自己的事来找你的。停职我不怕！最多把‘乌纱帽’抹了，老镢把大概夺不走！我今天主要是为吴月琴的事来找你的。”

张华好像没听过这个陌生的名字，想了一想，才说：“噢，就是你们公社那个调皮捣蛋的女知青吗？很有点名气。她又怎啦？”

冯国斌长出了一口气。

“我们都不了解她。这是个很优秀的青年。我佩服你，你的下级出了事，你就一下子关心到他的命运了。我缺乏的正是这点。粗手大脚的只顾工作，对同志，对同志的命运关心得太少了……关于吴月琴的详细情况我就不说了。今年的大学招生已经完毕，但地区师范学校的招生刚开始，你能不能给文教局写个条子，你不要去，我拿着去找他们，让他们无论如何照顾一下，把吴月琴推荐去。她多才多艺，品行端正，在我们的土圪崂里窝了六年……唉，我们现在就是这样糟践人才的！”

张华一直认真地听他说话。他从来没有听见这位“黑煞神”说话这么温情过。

县委书记也不再追问事情的原委。他略微思索了一下，很快拿起笔，写了一个便函递给冯国斌。

冯国斌拿起这页纸就起身，张华让他再坐一会他也不肯。书记深刻了解他的这位脾气古怪的下级，也不强留，便用一条胳膊亲热地搂着他的肩头，送他到大门口。一路上，书记问他是不是还有什么重要的话对他说。

冯国斌抬起头，严厉地盯着他看，说：

“最重要的是上地区给咱把‘高征购’顶住！上面那几位老爷头昏了，好像不是农民养的，把农民往死路上逼哩！”

他的很粗鲁的话引得县委书记仰头大笑了。书记用手捏了一下他的生铁疙瘩般的肩头，说：“看你呆头呆脑的，可总是一下子就提到壶系上了！我和你的想法一样。不过，老冯啊！你可不敢什么事上都站在农民的立场上说话啊！这可是你的老毛病！不要忘了你是个共产党员！”

冯国斌在县委书记的臂弯里咧开嘴嘿嘿地笑了，笑得像孩子那般天真。

五

经过昨天晚上一场感情的大激荡以后，吴月琴的内心平静了，她的一切看起来还是老样子，但精神上经历了一次庄严的洗礼。她从运生和运生妈妈的身上，看到了劳动人民的高贵品质。这些品质是什么恶势力都无法摧毁和扭歪的。这些泥手泥脚的人，就是她做人的师表！她不想再抱怨生活对她的不公平了，而要求自己在这不公平的遭遇中认真生活，以无愧于养育自己的土地和乡亲。她要一生一世报答这些深情厚谊！

她好像一下子老成了。那双春波荡漾的眼睛一夜间变得像秋水一般深沉。她把那条为了在寂寞无聊中寻求刺激而胡乱做成的所谓“吹鼓手裤”，悄悄塞到箱子底下，换上了一身洗得发白的蓝学生装。

早晨，她去井边挑水。杨立孝不知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几乎是对她喊着说：

“哎呀！小吴，你知道不？冯国斌为咱社的自由集市问题塌台了！地委已经停了他的职，叫他检查，他又不检查，人家工作组又上去反映去了！他慌了，昨天晚上连夜骑了个车子直奔县上，大概是搬张华那条粗腿去了！哈，还留了个条子，说今早上就回来呀！看慌成啥了！他前几天不是还板着脸刮你吗？现在轮到人家刮他啦！”

吴月琴看见他对别人的不幸如此幸灾乐祸，心里气愤极了。平时他不是对冯书记那么尊敬和恭顺吗？老冯现在倒了霉，他就变成了这么一副嘴脸！

杨立孝原以为吴月琴听了他的话一定会笑逐颜开的，想不到她那么厌恶地对他板着脸。他感到很不自在，抬脚晃手地走了。

吴月琴牙咬着嘴唇，怔怔地立在井台上，忘了打水。前几天她已经听到了关于老冯的情况。她当时认为老冯这个硬汉子是不会屈服的，别有用心的人也把他怎么不了。现在她听说冯书记本人也为这事慌了，并且连夜骑车上了县委，感到非常吃惊。

上次老冯虽然训了她一顿，但她不记恨。相反，后来细细一回味，她反倒在心里尊敬他。虽然第一次打交道，又那么不和气，但她马上感觉到这是一个直心肠的好人。她喜欢这种性格的人。她觉得在他面前，自己什么话都可以倒出来。她又想到这个人没明没黑地为老百姓操劳，像一头又倔又吃苦的老牛，还得时时用两只角顶碰各种各样的压力。他目前倒了霉，但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为自己的利益而倒霉的人活该！他是为了全公社的老百姓才受到这样的打击。他是为大家受了苦。而他现在的心情又这样焦灼，说明事态也许已经很严重了。她不知为什么觉得自己应该立刻去找他。她上次对他太不礼貌了。她强烈地产生了要向他道歉的愿望；并且也想给他说些宽心话，叫他不要熬煎，老百姓是站在他一边的！

她吃完早饭过了好一会，估计老冯大概已从县上回来，就匆匆到公社去找他。

她到了公社，却扑了个空。老冯没回来。事情是不是真的严重了呢？

她十分不安地出了公社的院门洞，忍不住向通往县城的公路上眺望。不知为什么，她固执地想很快见见他，给他说几句宽心话；好像她的几句话就能把厄运中的冯书记救出来似的。

她索性顺公路往前慢慢走去。她甚至孩子气地想：如果她把脚下的这颗小石子一脚踢到前边那个小土坑里的话，冯书记就会马上回来的；如果踢不进去，老冯今天就不回来。于是她就提心吊胆地去踢这颗小石子，真的像这颗小石子的着落就决定冯书记回来不回来似的。

小石子没踢到土坑里去，她失望地叹了一口气，正准备返回去，却突然发现远处拐弯的地方闪过来一辆自行车。她紧张地盯着看了一会，高兴得咧嘴一笑，是老冯回来了！她心里想，刚才说错了，应该是小石子踢不进土坑里的话，冯书记就马上回来呀！

满头大汗的冯国斌看见了吴月琴，他从车子上跳下来，诧异而兴奋地看着她，问：

“你在这里干啥呢？”

吴月琴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然后很直率地说：“我在等您！”

“有什么事吗？”冯国斌撑起车子，问。

“没。冯书记！我想安慰您几句！您不要熬煎！您没错！您是好人！您放宽心！您……”她原来准备好的一摊话此刻全不知道该怎么表达了；她甚至忘了首先应该为上次的事给他道歉。

但是，冯国斌在她一串急促的短句中，已经全部感受到了这个女孩子的一片赤诚之心。他抹了一把黑汗滚淌的脸，温厚地看着她，一双饱经风霜的眼睛，湿润润的。他感动地想：这个女孩子是多么需要人安慰她啊！可是她却来安慰别人……

他略微考虑了一下，然后对她说：

“你回去很快准备一下，到地区师范学校上学去。我这次到县里，就是专门为你办这事的……”

吴月琴的脸一下子变得很苍白。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使她的脑子轰地点着了一团火！啊，几年来，谁告诉过关于她的好消息呢？她做梦也梦不见自己会有这么好的事！

她吃惊地站了一会，一转身，双手捂住脸哭了。

冯国斌望了望她剧烈耸动的肩膀，用粗硬的手指头抹去了自己眼角的两颗泪珠，默然地把目光投向黄绿相间的远山。

吴月琴又转过身来，捂着脸的双手垂落了，语气坚定地对冯国斌说：

“不！老冯，我不能去！我看见了您的这一颗纯正善良的心！正因为这，我不愿让您为我受连累！您目前的处境这么困难，那些不存好心的人，肯定又要利用这事做文章的，说您为我走后门……再说，我也不愿用这种办法去上学，来改变自己的处境；我要用自己的双手，自己的心灵，自己的努力去争得自己的进步和前程……您答应我吧！我已经决定了……”

冯国斌听完她激动的表白，脸上顿时显出庄严的神色。他背抄起手，在公路上来回走了几匝，然后站定，望着等待他做出回答的那张激动的脸，说：

“如果因为前面的理由不去，这完全用不着你操心；如果是因为后边的理由不去，那么我没有话说。但是，我要对你说，孩子！我是真心实意地想为你做点事，以弥补我以前对你的不能饶恕的过失。但我又是多么愿意听见你刚才后面所说的那些话啊！是的，一个人能这样想，就算是在生活的道路上迈开了真正的一步！”

“老冯，您的这些话我会记着的。反正我不去了。您就答应我吧！”

冯国斌黑苍苍的脸上露出了父亲满意自己儿女的那种笑容，挥了挥手，说：

“那好吧！咱们回去。”

他推着自行车，她跟在他身旁。一老一少迎着升高了的太阳向公社走去。秋天的原野在他们面前展现出一派斑斓的色彩。人们用心血浇灌的果实已经成熟——收获的季节就要来临了！

两年以后——一九七七年。

又是一个秋收的季节。吴月琴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首都一所著名的理工科大学。同时，冯国斌也提升为县革委会的副主任了。本来，老冯的调令早下了，但他一直磨蹭着没办手续。他要等着送吴月琴。

这是一个晴朗的早晨。黄灿灿的阳光照耀着五彩缤纷的田野。人们在公社的院子里围着即将出发的吴月琴。已经当了爸爸的运生，兴奋地坐在拖拉机的驾驶台上——他要亲自送吴月琴到县城的汽车站去。村里的人几乎都来送她了。媳妇们和老婆婆们争相拉她的手，抚摸她。学校的孩子们舍不得吴老师，一个个哭得眼泪汪汪的。吴月琴把运生媳妇怀里的娃娃亲了又亲，然后伏在运生妈妈的胸前哭了。运生妈妈抚摸着她的头发，老泪也像断了线的珠子往下淌。

冯国斌走不进人圈里，站在门台上吧吧地抽着旱烟，握烟锅的手在微微颤抖着。

吴月琴看见了他，几步跑过去。

她站在他面前，脸上挂着泪珠，笑盈盈地看着他。她从黄书包里抽出一个封着的纸卷，双手递到他的面前，说：

“老冯，这送您留个纪念吧！您还记得两年前我给您念过一首儿歌吗？您一定记得！我就是根据那首歌的意境画了这张国画。多年不画，手笨得要命。画得不好，您不要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冯国斌接过这卷画，厚厚的嘴唇动了动，想说许多话，但什么也没说出来。他满怀厚爱地瞥了她一眼，像父亲对出远门的孩子那样嘱咐她：“路上多加小心，别感冒了；到了北京不要忘了给我写信……”

“一定。”

“好。再见。”

他伸出粗大的手握了握她的手，便匆匆转身回了自己的房子。吴月琴心中猜：他大概是不愿亲眼看见她走——这么些事上也表现了他那特殊的脾气！她深沉地望了一眼他所住的那间房子，便向拖拉机那边跑去了……

冯国斌回到屋子，背抄着手一动也不动地伫立在窗前。他听见拖拉机发动了；走了；远了……

现在，他打开那张画，小心翼翼地把它贴在自己的办公桌旁边。他退后几步，点着一锅烟抽着，长久地盯着这幅画：苍劲的青松挺拔在蓝天白云之中；树下一朵小小的红花，开得正艳。画的左侧，秀丽的草书竖写着一行字：青松与小红花。

一九七九年八月于延安（原载《雨花》1980年第7期）

卖猪

六婶子的命真苦。一辈子无儿无女不说，到老来，老头子偏得了心脏病，不能出山劳动挣工分了。队上虽说给了“五保”待遇，吃粮不用太发愁了，但油盐酱醋、针头线脑还得自己筹办。而钱又从哪来呢？

好在她还喂个猪娃娃。她娇贵这个小东西。那些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开销，都指望着这只猪娃呢。这位无儿无女的老婆婆，对任何家畜都有一种温厚的爱。对这个小牲口就更不用说了。她不论刮风还是下雨，每天都和一群娃娃相跟着出山去寻猪草。她不像其他人家那样把寻回的猪草随便撂到猪圈里让猪吃，而是把那些蒲公英呀，苍耳呀，肥娃娃草呀，在小河里翻来覆去洗得干干净净，切碎，煮熟，恨不得再拌上点调料，才给猪喂哩。

盛夏，正是榆树、杏树叶子发茂的时候。这两种树叶子猪最爱吃。她上不去树，就央求左邻右舍的娃娃们帮忙。遇到娃娃不肯去的时候，她就把给病老头单另蒸下的白面馍拿一个，哄着让娃娃们给她采上一筐。为了她的猪娃娃能吃好一些，她宁可自己吃孬的。

可是这猪娃娃终究太小了，春节肯定喂不肥，卖也卖不了几个钱。

麦收以后，她那害心脏病的老头子挖药材卖了几个钱，就催促她把这猪娃卖了，把这钱再添上，买个大些的——这样赶过春节，就能出息一个像样的肥猪。

老头身子骨有病，但脑筋还灵醒。他谋算得对。六婶子尽管舍不得这个喂惯了的小东西，但最后还是听从了他的主张。

现在“公家”说学习“瞎儿套”（哈尔套）经验哩，把原来的一月九集改成一月三次的“社会主义大集”了。挨到七月初十，一打早，六婶子就给猪娃娃特意做了一盆子好食吃了，还用那把自己梳头的破木梳给猪娃通身梳洗了一遍，像对将要出嫁的女儿那般，又唠唠叨叨地说了许多话，才吆着猪上路。

她的猪乖顺着啦，不用拴绳，她走哪里，猪就跟到哪里。有时这小东西走快了，还站下等她哩。这个黑胖胖的小东西可亲着哪！它在她脚边跑前跑后，还不时用它那小脑袋磨蹭一下她的腿。

她一路上不断给它说话：

“小黑子呀！（她给它起的小名）你放心！我不会把你卖到远路上的。我就卖给咱庄周围圈，过上个一月两月，想你了，我就来看你呀。你甭怕，我要挑挑拣拣给你寻个厚道人家。他谁的眉骨眼凶煞，就是掏上十万八万我也不把你卖给他，你放你的心……”

她的“小黑子”听她唠叨完，瞪起两只圆圆的眼睛温顺地望了她一眼，撒娇似的哼哼了两声，卧在一棵小杨树下不走了。

“热了？你这个小二流子呀！热了的话，那咱就歇上它一歇！不忙喀！”六婶子说着也就坐在了小猪的旁边，用手在它滚圆的脊背上搔痒痒，又从提包里掏出一根小黄瓜，一掰两截，一截她自己吃，另一截塞在猪娃娃的嘴边。

就在这时，公路对面的玉米地里突然冒出来一口黑胖胖的大肥猪，哼哧哼哧地喘着气，一摇三摆走过来，在“小黑子”身上嗅了嗅，也卧下了。

多大一口肥猪呀！毛称足有二百多斤。老婆婆很奇怪，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官路旁，哪来的这么个大肥猪呢？她朝公路的两头望望，看不见一个人。哪个粗心大意的人把猪丢在这里了呢？

当她细看这口大肥猪的时候，才发现猪背上剃去了一片毛，上面隐隐约约盖着个公章。啊，原来这是公家收购的猪呀！

她不知所措了。她想：而今公家的办事人也太马虎了，怎能把这么大个猪丢在这荒野地里呢？

她想了想，决定把这猪和她的“小黑子”一块吆到城里，然后再查问收猪的部门，把公家的猪送给公家。她做这事就像拾到邻家的东西送给邻家一样自然。

她正要赶着猪起身的时候，前面突然飞过来了一辆自行车，自行车在她面前猛地停住了，车上跳下来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这人穿一身干净的制服，头上却包个羊肚子毛巾，既不像个干部，也不像个农民。来人很快撑起车子，过来用手在那口肥猪的背上捏揣了两下，笑嘻嘻地问：“老人家，这猪你卖多少钱？我出八十块，怎样？”

“你看你这人！明晃晃长两只眼睛，就看不见猪背上盖着官印吗？”六婶子温厚地笑了笑，说。

“噢？你已经卖给县公司了？卖了多少钱？”

“呀，你看你这人！这猪不是我的！”

“你拾的？”那人眼里闪闪发光，“你老人家财运亨通！”说着，他便从怀里往外掏钱。

“哎哟！你太小看人了！你到张家坪村子里打问去，看张六的老婆一辈子做过亏心事没？咱一辈子穷是穷，可穷得钢蹦硬正！咱怎能拿公家的东西给自己换钱哩？”

那人听了六婶子的一番话，哈哈大笑了：“哎呀！这如今可天下也寻不下你这么个憨老婆了！人民币还扎手哩？不怕！这事不要你担名誉！你卖给我，我吆到山后就杀了卖呀！他谁能知道个屁哩！这猪能卖一百多块，给你八十块是少了点，可你是拾的嘛，咱两个人都占点便宜。公家把这点损失当屁哩！你吆去送给公家，顶多听两句表扬话。表扬话可不能拿来称盐买油呀！你老人家甭憨了，把这……”

“不！”六婶子白发稀疏的头一扭，站了起来，一边准备吆猪起身，一边又对那人说，“咱好好的老百姓，怎能做亏公家的事呢？你不要麻缠了，你走你的路……”

那人腮帮子一歪，很凶地瞪了六婶子一眼，说：

“这猪是我拾的！我吆上走呀！”

说着，他便过去在地里拔了几棵青麻，拧成绳，动手就拴猪腿。

六婶子急得直往官路两头瞧，她盼望赶快来个人，好把这个凶煞制服住。大天白日抢猪哩，如今的世事乱成这个样子了！

正好！从县城方向来了两个骑自行车的人。那个正在动手捆猪腿的凶煞慌忙蹬上车子就跑。

等那两个人走近了，六婶子赶忙叫住了他们，结结巴巴诉说了刚才发生的事。

那两个人几乎同时在自己的大腿上拍了一巴掌，其中一个叫道：“实在是巧！”

原来，这两个人正是县副食公司的收购员，这头猪也正是他俩丢的。他们就是寻猪来的。

两个“公家人”正如刚才那人说的，对六婶子说了许多“表扬话”，然后就把猪吆起身了。他们说，如果不吆猪的话，他们的自行车是可以把她带到城里赶集的。他们一再说，她实在是个好老婆婆！

六婶子心里畅快极了。她说她从来没坐过那玩艺儿，就是不吆猪她也不坐，她怕头晕。在那两个人临走时，她唠唠叨叨又嘱咐他们，说他们还年轻，以后给公家办事再不要马马虎虎，粗心大意了……

现在，六婶子和她的猪娃娃又上路了。盛夏的原野，覆盖着浓重的绿色。糜谷正在抽穗，玉米已经吐出红缨。明丽的阳光照耀着刚翻过的麦田，一片深黄。大地呀，多么的单纯，而又多么丰腴！

中午偏过一点，六婶子才吆着“小黑子”来到县城。

她老远看见街口站着几个戴红袖标的人。她心想：这两年不是没红卫兵了吗，莫不是又搞“文化大革命”了？

她和她的猪娃娃慢腾腾地走到了街口，准备穿过街道，到南门外的猪市上去呀。

她马上被人挡住了——正是那几个戴红袖标的人。

“猪是卖的吧？”其中一个黑胡巴碴的人问她。

“卖哩。”她回答说。

于是那几个人也不说什么，就把她的“小黑子”捉住撂在一个筐子里，又把筐子提到旁边的秤台上。

一个人报斤数，另一个劈里啪啦拨了几下算盘，说：“七元八角！”

那个黑胡巴碴的人就从钱袋里数出几张票来，递到六婶子面前：“给！”

六婶子现在才反应过来了，原来这些“红卫兵”把她的猪给收购了。她急得赶忙说：

“哎呀，我这猪前村里张有贵一口掏下十五块钱我都没卖呀！我八块钱买的猪娃娃，喂了半年，倒还赔了两毛钱！我不卖给你们！我到猪市上去卖呀！”

“哈哈哈……”那几个戴红袖标的人大笑了。那个黑胡巴碴的人手指了指墙上贴的一张纸，大声说：“县革委会早发通告了，所有的仔猪都要统一收购，统一出售，自由交易猪是资本主义！你们老百姓不识字，难道连耳朵也不长吗？就没听说县革委会发了通告？”

老婆婆的眼睛顺那人的手指往墙上看去：那的确是一张告示，上面盖着朱红官印，比猪背上的那个还大。

她猛然感到眼前一阵发黑。她还能再反抗吗？这可是“公家”的告示呀！她对“公家”的感情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她过去为了“公家”，曾没明没黑地在麻油灯下做过公鞋；在碾磨上推碾过公粮；在农业社里，只要是公家的，就是一粒麦穗穗，她也要拾起放在公场的庄稼垛上。而就在刚才，她还把“公家”的那口肥猪还给了“公家”呀……想不到“公家”现在把她的“小黑子”就这样“买”了，才给她七块八毛钱……她想到她害病的男人顶着火辣辣的日头挖药材；想到她为这个猪娃娃受的那些罪；又想到今年和明年连个量盐买油的钱都没指望，忍不住鼻根一酸，泪花子在老眼里转开了……

她央求她面前的这些人说：“你们都是好公家人，我也是好老百姓，你们就行行好嘛！我是张家坪张六的老婆，我一辈子没生养过，无儿无女，吃的有咱农业社哩，就是零用的钱要自己打闹哩。我老两口都老了，做不成其他营生了，没来钱处，就靠一年养口猪卖点钱，量盐买油哩……”

这些人已经忙着收购其他人的猪了，对这个老婆子的一番可怜话听也不听。

那个黑胡巴碴的人把那七块八毛钱塞到六婶子的手里，便和另外几个人推着一架子车收购来的猪，扬长而去了。

老婆婆紧撵在那些人的身后，眼泪汪汪地唠叨着：“你们行行好吧！看在我这个无儿无女的老婆子面上，把我的猪娃娃给我吧！公家和私人我保证都不卖了，我回去自个再喂它呀！给我吧，行行好吧！……”

她已经追不上他们了，但她还继续一边紧撵着，一边唠叨着上面那些话。那话一句句说得那么认真，那么可怜，尽管身边空无一人，但她好像感觉全城人都在倾听她诉说自己的苦情。

她看见那些人进了一个大场院。她紧撵着走了进去。那些人不见了，只见土墙围着一个大猪圈，里面挤满了大大小小的猪。

她扒在铁栅栏门上，喘着气，嘴里长一声短一声地叫着她的“小黑子”。可怜的“小黑子”听见了她的呼唤，从猪群里挤出来，来到了铁门上。它后面跟着挤出来一口大肥猪。六婶子认出来这就是她交给“公家人”的那口猪。老婆婆慌忙把自己的瘦手伸过铁栅栏，忘情地抚摸着“小黑子”那滚圆的背项。她看见她的猪娃娃的背上，也盖上了一个圆圆的官印。啊，它从此再也不属于她了！她鼻根一酸，一直在眼眶里旋转的泪花子，从脸颊上滚落了下来。

西斜的太阳仍然闪耀着烫人的光芒。老婆婆感到一阵阵眩晕。她舍不得她亲爱的“小黑子”。她索性坐在栅栏门外的地上，一次次把那瘦骨伶仃的手伸过铁条的空隙，抚摸着这个已经不属于她的猪娃娃。她像一个探监的老母亲，把那母性的辛酸泪一滴滴洒在了无情的铁栅栏下。铁栅栏呀，你是什么人制造的呢？你多么愚蠢！你多么残忍！你多么可耻！你把共产党和老百姓隔开了！你是魔鬼挥舞的两刃刀，一面对着共产党，一面对着老百姓……

黄昏降临的时候，六婶子才蹒跚地走出了这个土院子。街上已经空无一人。水泥电杆上的几颗路灯像几只害了眼病的红眼睛在盯着这个老婆婆。六婶子突然看了看自己的两只空手，随后这两只手马上又在身上慌乱地摸了起来。摸了半天，她嘴一张，哇的一声哭了——那可怜的七块八毛钱也不知道在啥时候丢了！

（原载《鸭绿江》1980年第9期）

姐姐

姐姐已经二十七岁了，按说早该出嫁——在乡下人的眼里，二十七岁的女子还守在娘家的门上，简直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村里早已经有人敲怪话了，而这种怪话比打你一个耳刮子都更使人难受。

自从母亲在前年病故后，不爱说话的父亲就变得更不爱说话了。他除过埋头下地劳动，家里的事看来什么也无心过问，对于姐姐的婚事，不知为什么，他似乎一直是漠不关心的。

我爱我的姐姐。她温柔、善良、纯洁，像蓝天上一片洁白的云彩。谁都说她长得好看。这是真的。我们这里虽说是穷乡僻壤，少吃没穿，可哪个村里也都有几个花朵一样的俊姑娘。她们像我们这里的土特产黄花和红枣一样，闻名远近的山乡城镇，就连省城里的人也都知道。不信你查问去。

不是我夸口，我姐姐是我们周围村庄数一数二的俊女子。我从小爱美术，所以爱美观念很强；我为有这样一个漂亮的姐姐在内心里是很骄傲的。听妈妈说过，在姐姐很小的时候，省上的文工团就要收她去当演员，当时她年龄太小，妈妈和爸爸舍不得离开，硬是没让去。

她已经高中毕业几年了。连续考了几次大学，每次就差那么几分，回回都考不上。姐姐上中学时，正闹“文化革命”，根本就没学什么。现在又加上考外语，她一点也没学过，看来上大学就更没指望了。现在农村也不招工，就是招，我们家又没“后门”，根本轮不上。她看来一辈子就得在农村里劳动了。姐姐对这好像也没什么。她一直在我们这穷山沟里长大，什么下苦活都能干，村里人都说她劳动顶个男人。

我知道，这些年来为姐姐说媒的人不少，说的对象大部分还都是县上和外地的一些干部或者工人，可姐姐全拒绝了。村里许多人都惋惜姐姐把许多好对象都错过去了。他们同时也都很纳闷：不知道姐姐为什么二十七岁了还不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

实际上，除过我，大概谁也不知道：我的姐姐已经有了自己的心上人。

姐姐爱的男人就是最后离开我们村的那个省里来的插队知识青年，他叫高立民。听说他父亲原来是我们省的副省长，母亲是一个什么局的局长，“文化革命”一开始就都被关了禁闭。听说他们是一个大特务集团的头头。

和高立民一同来我们村插队的十几个人，不是被推荐上了大学，就是去当了工人，先后都走了。他因为父母亲的问题，不光走不成，就是当个农民也不得安生——公社和县上常叫去训斥他。那些年这个人是够恓惶的了。老百姓把特务看得比反革命分子还要严重，所以村里大部分人都不敢理这个“特务儿子”，生怕惹来横祸。高立民孤孤单单的，像一只入不了群的乏羊。他经常穿一身叫花子都不如的烂脏衣服。他也不会做饭，时常吃生的，在山里常肚子疼得满地打滚。

我姐姐心善，看见这个人苦成那个样子，就常去帮助他。她给他做饭，缝补烂衣服，拆洗被褥。逢个过年过节，还常把这个谁也不敢理的“特务儿子”叫到我们家来，尽拿好东西给他吃。我甚至觉得姐姐对他比对我还要好哩！

我父母亲也都是些善人，他们从来也没有因为这事而责备过姐姐。可是，村里有人却风一股雨一股地传播说，我姐姐和立民关系不正常。

我那时年龄还小，别人不敢当着我父母和姐姐说这些话，就常对我说。我总是气得分辩说：“我姐姐和立民关系那么好，你们为什么说他俩关系不正常？”这话常常让别人笑半天。

不过，我自己在心里也纳闷姐姐为什么对立民那么好。要知道，他可是个特务儿子呀！

有一次，我背过爸爸和妈妈，偷偷问姐姐：“姐姐，高立民是特务儿子，人家谁也不理，你为什么要这样关心他呢？你不怕人家说咱路线觉悟低，和阶级敌人划不清界线吗？”

姐姐手指头在我鼻子上按了按，笑了：“看你！比咱公社刘书记都革命！立民可不是阶级敌人，咱和他划的什么界线？你看他多可怜！宝娃，咱奶奶在世时，不是常对咱说，碰见遇难人，要好好帮扶呢；要不，作了孽，老天爷会拿雷劈的！咱们这里有家，他无依无靠，又在难处，难道能眼看着让这个人磨难死吗？别人愿放啥屁哩，咱用不着怕！”

我立刻觉得，姐姐的话是对的。姐姐也真不怕别人说闲话。在知识青年就留下立民一个人的时候，她对他比以往更关心照顾了。

记得有一次，立民病得起不了床，姐姐就在他屋里守了一天。她还把家里的白面、芝麻、腌韭花拿过去，给他擀细面条吃。要知道，我们一个人一年才分十几斤麦子，吃一顿白面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啊！

傍晚，立民发起了高烧，姐姐就仍然守在他身边。点灯时分，姐姐还没有回来，妈妈急了，只好自己也过去陪姐姐直守了他一夜。

姐姐和立民的关系多么好啊！谁说他们的关系“不正常”呢？

过了不久，我才知道姐姐和立民是怎样的“关系不正常”了。

那是一个夏末的傍晚，西边天上的红霞像火一样烧了一会儿，便变成了柴灰一般的云朵。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我拿了几件并不太脏的衣服到村前的小河边去洗——你们知道，我是个爱美观念很强的孩子。

当我路过我们队打麦场上面的小路时，突然听见麦秸垛后面有两个人说悄悄话——听声音还是一男一女。

孩子的好奇心使我忍不住蹑手蹑脚从麦秸垛旁边绕了过去。

我的心立刻缩成了一团，浑身发抖，马上连滚带爬退回到原来的地方。天啊！没想到这两个人竟然是立民和我姐姐；我刚才看见立民把姐姐抱住，在她脸蛋上没命地亲哩！

我立在小路上，心怦怦地直往嗓门眼上跳。我想马上跑开，但听见他俩又说开了话，便忍不住想听听他们到底说些什么。

就听见立民说：“……小杏，你真好！我爱你，永远也离不开你。没有你，我简直就活不下去了。你答应我吧，小杏！你说呀，你爱我吗？唉，爱我的什么哩……我父母已经坐了六七年禁闭，看来我要当一辈子反革命的儿子了，你大概怕……”

“不怕！就是你坐了禁闭，我也会永远等着你的！”这是姐姐的声音。

接下来就听见立民哭了。哭了一阵后，听见他又对姐姐说：“小杏，我要永远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你！我会永远记得，你在一个什么样的时候，把你的爱情给我的呀！唉，我从小没受过苦，一辈子当个农民也当不好，你跟上我要吃苦的……”

就听见姐姐说：“不怕！立民，只要我们一辈子真心相爱，就是你以后讨吃要饭，我也会永远跟着你的！”

听见立民又哭了，像娃娃一般呜咽着。接着，听见姐姐也哭了——但那哭声听起来根本不是伤心的。

不知为什么，眼泪也从我的眼睛里涌出来了——我也哭了。

我抹着眼泪来到了静悄悄的小河边。我呆呆地立在黄昏中，望着远处朦胧的山影出了老半天神。我好长时间弄不清楚我为什么哭。后来慢慢盘算，我才模模糊糊觉得，我是受了感动：我的好姐姐！立民已经是一个狼不吃狗不闻的人了，谁都躲着他走，生怕把“反革命”传染上，可她竟然这样去爱这个人！我当时还并不懂得多少男女之间的事，我只从我自己一颗孩子的心判断，我的亲爱的姐姐她做了一件好事！

那天，姐姐把立民带到家里来，她自己亲自张罗着包了一顿饺子。过日子很仔细的父母亲好几次唠叨着问姐姐：今天既不逢年，也不过节，为什么要吃好的呢？

姐姐和立民大概都在心里偷着笑。可他们并不知道，偷着笑的还有另外一个人。

后来，生活猛然间发生了大变化。“四人帮”完蛋后，听说受了冤屈的立民父母亲平了反，从禁闭里放出来了。第二年，姐姐就鼓动立民去考大学，她自己也去考了。结果立民考上了北京的一个大学，姐姐差几分，没有考上。

立民走后，全村人议论了许多天，都说世事又变了，苦难的立民翻了身，展开了翅膀。姐姐看来又高兴又难受：高兴立民上了大学；而难受纯粹是为了他们的分离。我已经长大点了，再有两年就要上初中，已经朦胧地知道了一些爱情的奥妙。我知道立民一走就是好几年，姐姐那么喜欢他，他一走，她心里会有多少寂寞和难受啊！而要是姐姐难受了，那我心里也是很不好受的。

但我没想到，这一切还有弥补的好办法。

好长时间来，大概村里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姐姐总是定期到村对面的公路上，从乡邮员老李叔叔的手里接回一封又一封立民从北京寄来的信；同时，她也把一封又一封的信交给老李叔叔，向北京寄去了。姐姐大概和老李叔叔达成了“协议”，让他保密，所以村里人都是不知道这事的。但可没瞒过我的眼睛。

自从立民上了大学，村里人也就再不说姐姐和他的闲话了。我知道姐姐是个很腼腆的人，不愿让别人知道这些事。要是村里人知道了真情，常常会动不动就开一些很粗鲁的玩笑，这种玩笑会使任何一个害羞的姑娘都难为情。

爸爸看来也不清楚——他看来只知道关心土地和庄稼，对旁的事都是麻木不仁的。不过，我有时也看见他用一种可怜和忧郁的目光，盯着姐姐的背影出半天神；但也不说什么话，只是叹一口气就完了。

我知道，姐姐每次接到立民的信，就常躲到村前打麦场的麦秸垛后面去看（一想起那地方我就心跳脸烧）。

看完信回来时，她总是满脸喜气洋洋，不住点地唱一些叫人很愉快的歌子。姐姐的嗓子是挺棒的，像收音机里那些人唱的一样好听。

就在姐姐最高兴的时候，爸爸就显得更不痛快了。他总是烦躁地打断姐姐的歌声，拉着像要哭一样的音调央求姐姐说：“好娃娃哩，别唱啦，我这阵儿心口子疼得要命……”

每当这时，我总是在心里埋怨爸爸，嫌他老是在姐姐最高兴的时候，心口子就疼，把姐姐的兴致全破坏了。但我也对爸爸充满了爱和同情。自从妈妈死后，他变得多么可怜啊。看，他的头发都快全白了！

但是，在姐姐高兴的时候，我的心情也是很好的。我表面上装得一无所知，但一背转人，也不由得笨嘴笨舌唱起歌来。我本来只爱画画，并不爱唱歌，但在这样的时候，我还是要唱几声，为了祝福我亲爱的姐姐。不论是谁，只要他自己有姐姐，他就会知道：尽管他表面上对自己姐姐的婚事不好说什么，但他实际上是怎样在内心里关怀着她的幸福啊！

元旦又来临了。

我们乡下人一般是不过这个年的。在我们看来，这个节日是属于城里人的。我们乡下人过年就是过春节。

对于老百姓来说，过节日的主要标志就是吃好的。今天，村里家家户户仍然像往日一样，都是粗茶淡饭，谁家也没显出一丝节日的气氛来。

唯独我们家与众不同，竟然像城里人一样，张罗着过这个“洋”历年了。其实，这事主要是姐姐在张罗。自从妈妈死后，家务事都是由姐姐做主的。爸爸是不管这些事的，他照旧一声不吭，清早起来就上山砍柴去了。

我知道，姐姐今天是很高兴的，因为她昨天又接到了立民的信。但我心里也忍不住嘀咕：姐姐，你也高兴得有点过分了。为了庆贺你收到立民的一封信，今天就破费着包饺子吃吗？你知道，咱家囤里的白面可是不多啰！

但我并不反对姐姐今天包饺子；只要姐姐乐意的事，我从来都是支持她的。

姐姐一大早就到菜窖里挖了许多胡萝卜回来，准备做馅。她把萝卜不知在水里洗了多少遍，就在铁礤子上擦成丝，放在开水锅里一冒，捞出来捏成疙瘩，放在了白瓷盘里。接着她又捣蒜、捣胡椒、剥葱，忙了好一阵。毕了，她给我塞了两块钱，叫我到镇子上去买二斤羊肉回来。

我很高兴为姐姐跑这个差，赶忙拿了个尼龙网兜就起身。

我刚出门，姐姐又追了出来。不知为什么，她笑吟吟地用两条胳膊抱住我的肩头——我感到那胳膊微微地有些颤抖。

她脸红得像一片早晨的霞，稍微犹豫了一下，便把嘴贴到我的耳朵上，悄悄说：“路上别玩，买了肉就赶快回来，姐姐等着包饺子呢。今天咱们家要来客人。你知道是谁吗？是高立民。就是那个插队知识青年。他上个月从北京来咱们省上的工厂实习，昨天来信说元旦要回村来看看……”

我感到一种火一样热烈的感情通过姐姐的胳膊传导到我身上来了。我抬头看了看姐姐，见她眼睛里竟然噙着泪水。我这时才发现，她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已经新剪了头发，雪一般洁白的脖颈和桃花一样粉艳的脸蛋，在乌黑发亮的头发衬托下，漂亮得像国画上的仙女。我望着幸福的姐姐，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对她点了点头，就飞一般向远处的镇子上跑去。我现在才明白了，姐姐为什么今天包饺子。我还见她把过端阳包粽子的糯米、红枣，过六月六的荞麦凉粉糁子都搬到太阳地里晒；还把花生豆呀，葵花子呀，统统拿出来用簸箕簸了一遍。而这些珍贵的吃食姐姐平时连我都不让动——原来她是藏着等立民回来吃呀！

阴得很重的天上，不知什么时候已经飘起了雪花。我跑着，跳着，向镇子上飞奔而去。越来越密的雪花像瀑布似的在眼前流泻着。田野里静悄悄的，只听见雪落在地上沙沙沙的响声。一片迷迷蒙蒙中，瞧见远处山尖上已经开始白了。我在风雪中跑着，像个小疯子似的手舞足蹈，高兴得张开嘴“啊啊”地狂叫着。我是多么的兴奋啊，因为姐姐想念了许久的那个人就要回来了！当年，他在村里是一个被人看不起的人。这次回来，他可是个排排场场的大学生了。他是在北京上大学呀！北京，那可是容易去的地方吗？我是去过的——是在梦中。我要叫立民好好给我讲一讲北京的事情。我在内心里也充满了对立民的想念和爱，因为他将是姐姐的丈夫，也就是我的姐夫。我想，他这次回来，一定会像人家的姐夫一样，和姐姐举行个订婚仪式，请村里的人吃喝一顿。这样，姐姐就再不会被村里人笑话二十七岁还没男人。亲爱的姐姐为了这，是受了许多委屈的。女大不嫁，别人是多么小看呀……

我一边跑，一边胡思乱想，没觉得就跑到了镇子上。

我很快到店铺里去买肉，可公家的羊肉早卖完了。于是又跑到镇子外面河滩里的自由市场上买了二斤羊肉，折转身上了公路，就往家里跑。

突然，我听见背后有人喊我的小名。

我停住脚，回头一看，原来是乡邮员老李叔叔。李叔叔一直在我们这川道里送信，大人小孩他都认识。姐姐每次就是从他手里接回立民的信。

李叔叔已经走过来了，狗皮帽子和肩膀上落了一层雪。他把一封信递到我手里，笑嘻嘻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说：“回去给你姐姐！”

说完就转身走了。

我看了看信皮子，的确是给姐姐的；是省上一个什么化工厂寄来的。我猛然想起姐姐刚才说过，立民已经从北京来到省上一个工厂实习来了，是不是他给姐姐的信呢？可又一想：立民不是今天要来吗？姐姐昨天不是收到了他的信吗？但是，我们在省里又没熟人和亲戚。谁给姐姐写信呢？除过立民，再不会是其他人！他为什么又写了封信呢？是不是他出了什么事？

我由于心急，也没考虑什么就把信很快拆开了。

当我看见开头“亲爱的小杏”一句话，便吓得出了一身汗，不敢看了。天哪，我做了一件多么荒唐的事！我怎能偷看姐姐的恋爱信呢？

我想，既然把信拆开了，我就是说我没看，姐姐也是不会相信的。再说，第一次看恋爱信，这诱惑力太大了，我根本抗拒不了。我于是决定要看这封信——我想姐姐是会原谅我的，她那样亲我。再说，我是个嘴牢的孩子，不会给别人说的，连父亲也不会给说的。姐姐她不知道，就是她和立民亲嘴的事，我也是没给任何人露一个字的。

我于是在路边找了一个既避风又避人的地方，看起了这封信——

亲爱的小杏：

你好！
我想还是直截了当把一切都说清楚吧！由于痛苦，我无法写长信。昨天发出的信，你在元旦前一天大概已经收到了。
我本来是想利用元旦的假期回来一趟的，想当着你的面把一切说清楚，但我想我们都会无法忍受这种面对面的折磨。因此，我决定不回来了，觉得还是信上说这事为好。
我不得不告诉你：我父母亲不同意咱们的婚事（你大概在省报上看见了，我父亲又当了副省长）。他们主要的理由是：你是个农民，我们将来无法在一起共同生活。我提出让他们设法给你安排个工作，但他们说他们不能违背《准则》，搞“走后门”这些不正之风，拒绝了我的请求。父母亲已经给我找了个对象，是个大学生，她父母和我父母是老战友，前几年又一同患过难。亲爱的小杏，从感情上说，我是爱你的。但我父母在前几年受尽了折磨，现在年纪又大了，我不能再因为我的事而伤他们的心。再说，从长远看，咱们若要结合，不光相隔两地，就是工作和职业、商品粮和农村粮之间存在的现实差别，也会给我们之间的生活带来巨大的困难。由于这些原因，亲爱的小杏，我经过一番死去活来的痛苦，现在已经屈服了父母——实际上也是屈服了另一个我自己。我是自私的，你恨我吧！啊，上帝！这一切太可怕了……

我看到这里，头上立刻像响了一声炸雷！这信上有些话虽然我不太能读懂，但最主要的我已经看明白了，立民他已经不要我的姐姐了！

我脑子里像钻进了一群蚊子，嗡嗡直响；感到天也旋来地也转，好像雪是从地下往天上飘。我赶忙把信塞在衣兜里，拔腿就往家里跑……

我跑进院子，站住了。

我听见姐姐正在屋子里唱歌。歌声从屋子里飘出来，热辣辣的，在风雪里传荡着：“……亲爱的人儿，你可曾知道，有一颗心在为你燃烧。不论是狂风暴雨，不论你到天涯海角，这一颗心，永远和你在一道……”

我知道，这是一首电影插曲，姐姐最喜欢唱的一首歌。泪水在我的脸上刷刷地淌着。密密的雪花在天空飘飞旋转，大地静悄悄的和我一起听姐姐唱歌。

我在院子里立了一会儿，用袖子揩了揩脸上的泪水，腿上像绑了石头似的，一步一步挪回了屋子。

姐姐正站在灶火圪崂里炒花生豆，锅里烟气大冒，毕毕剥剥直响。

她大概看见我的神色不对，就走过来，惊讶地打量了我一下，突然问：“宝娃，你买的羊肉呢？”

我看了看自己的两只空手，才知道羊肉已经丢在看信的地方了！

我什么也没说，掏出那封信交给了姐姐，便忍不住扑在炕栏石上，“哇”一声哭了！

我趴在炕栏石上哭了好一阵。等我爬起来的时候，姐姐早已经不在屋子里了。地上散乱地丢着那几页信纸。屋子里弥漫着一股很呛人的味道——大概是锅里的花生豆焦糊了。

姐姐到哪里去了呢？我的心忍不住一紧。我什么也不顾地跑出了屋子。

外面的风雪更大了，地上已经积起了厚厚一层荒雪。山白了，川白了，结了冰的小河也白了。远远近近，白茫茫一片。大地上一切难看的东西，都被这白雪遮盖了。

姐姐呀，你在哪里呢？

我顺着打麦场上面的小路，出了村子，穿过那一片开阔的川地，盲目地向小河那边走去；我在弥漫的风雪中寻找着姐姐，脚下打着滑溜，时不时就栽倒在地上。

当我跌跌爬爬走到小河边的时候，突然看见河边一块大石头上坐着一个人，浑身上下覆盖着雪，像堆起来的雪人一般。这不是姐姐吗？

这正是我亲爱的姐姐。她两条胳膊抱着膝盖，一双失去光彩的眼睛迷惑地望着风雪模糊了的远方。她好像已经停止了呼吸，没有了活人的气息，变成了一座白玉石雕成的美丽的塑像。

我也默默地坐在了她身边，把头轻轻靠在姐姐的肩膀上，忍不住呜咽起来。天渐渐昏暗下来。风小了，雪仍然很大；毛茸茸的雪片儿在黄昏里静悄悄地降落着。归牧的羊群从对面山里漫下来，在风雪里缓缓向村子里移动。

姐姐伸过来一只冰凉的手，轻轻地颤抖着，抚摸着我的头。我仰起脸在昏暗中望了望姐姐：啊，她一下子好像老了许多岁！我依稀看见她额头和眼角似乎都有了细细的皱纹。我的亲爱的苦命的姐姐！

不知道父亲是什么时候站在我们面前的。他带着一身山里的黄土，脸上流着汗道道，落了雪的头发纯粹是白的了。

他不出声地弯下腰，拍去了姐姐和我身上的雪，从胳膊窝里拿出我的皮帽子给我戴上，又拿出姐姐的那条红毛围巾，给她围在脖子上；然后用粗大的手掌轻轻拂去了姐姐头发上的雪花——那实际上是在轻轻地、慈爱地抚摸着姐姐。爸爸，我知道了，你不仅爱土地和庄稼，你实际上是多么的爱我们啊！

姐姐站起来，头一下子埋在爸爸怀里，大声地哭起来了。

爸爸轻轻抚摸着她的头，沉重地叹了一口气，说：“唉，我都知道，我都知道……我早就知道了，早就知道了！怕你伤心，爸爸不愿和你说……我知道人家终究会嫌弃咱们的……天黑了，快回家去吧……”

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大片大片的雪花在无声地向这个世界上降落着。

就像在我们小时候一样，爸爸一只手牵着姐姐的手，一只手牵着我的手，踏着松软的雪地，领着我们穿过田野，向村子里走去。他一边走，一边嘴里嘟嘟囔囔地说：“……好雪啊，这可真是一场好雪……明年地里要长出好庄稼来的，咱们的光景也就会好过哕……噢，这土地是不会嫌弃我们的……”

姐姐，你听见了吗？爸爸说，土地是不会嫌弃我们的。是的，我们将在这亲爱的土地上，用劳动和汗水创造我们自己的幸福。

（原载《延河》1981年第1期）

月夜静悄悄

大队书记高明楼的女儿兰兰就要出嫁了。据知情人露风说，她爸爸给她寻的女婿是地区商业局的汽车司机；而司机的父亲就是地区商业局局长。还听说这位局长已经给兰兰走后门找了正式工作。

这天下午，消息得到了证实：地区商业局的一辆汽车果真停在书记家院门前的简易公路上了，一位穿戴时髦的小伙子进了高明楼家的高墙大院。有人还看见高明楼到五里外的镇子上提了一条子肉回来，大概是招待新女婿。据说新娘新郎已经办了结婚手续，兰兰明天早上就要跟女婿走了。

村里人对这件事的态度是冷漠的。大家只是悻悻地说：好事都是人家的，咱平民老百姓梦也梦不见。

但村里人对他的女儿兰兰印象还不错。高兰兰高中毕业两年了，考了两回大学都没考上。现时国家也不在农村招工招干，她只好在队里参加了劳动。这姑娘漂亮、聪敏、懂事，口也甜，只要村里辈数大的，就是穷得站不到人面前的人，她也经常是叔叔婶婶不离口。她有时还能帮助一些穷家薄业的人解决点燃眉之急。比如谁家娃娃得了急症，紧用钱，向高书记借肯定要碰钉子，但要是向兰兰开口，她总是二话不说就从家里把钱拿出来了。现在听说她就要离开这个村子，大家倒有点怅怅然。

天一擦黑，和整个村子隔一条沟的高书记家的独院里，灯火正明。全村的庄户人家，大都是黑灯瞎火的，月光下，村前的公路白光刺眼，一直伸到遥远的后川道里。一列列大山的剪影在暗蓝色的天幕上画出了许多美妙的曲线。村对面的果树林子，已经模糊得一团一团的，像罩上一层薄纱。劳动一天的社员，像往常一样，倒在自己的土炕上睡了。

但是，唯独村后瞎眼寡妇的独苗儿大牛，这时却睡不着，破天荒第一次患上了失眠症。这个干活不要命的庄稼汉，从来都是累得头一挨枕头就打呼噜，根本不相信天下还有睡不着觉的人，今晚却反常了。

是什么事使憨厚的大牛睡不着觉了呢？当然不是为了什么喜事，而是一种巨大的痛苦正在折磨着他的心，为的就是兰兰明天要离开村子。当然，他的痛苦谁也不知道，只藏在他一个人的心里。

大牛像牛犊子一样健壮，长得笨头笨脑，平日只会闷头干活，三拳头也打不出一句利索话来。他只上过一年小学，刚能认识自己的名字和工分本子上的数码。由于家境贫寒，经常穿一身染不起颜料的白粗布衣服，被柴草和牛粪弄得肮肮脏脏的。他整日价愁眉苦脸，再可笑的笑话也甭想逗乐他，村里人一般是不尊重他的，但看重他全村数第一的好力气和一颗善良的心。每逢队里重活派不下去的时候，他总是一声不吭地去干了。村里谁家要是有个跑腿的事，也总爱找他，因为他既诚心实在，又从不计较别人什么报答。

说起来他的命也真苦，刚活蹦乱跳地上了学，父亲就病倒了，他只好退学。小小年纪就把家庭的重担压在了自己的肩头。几年后，父亲死了，给他摞下一河滩账。以后国家的政策一变再变，生产队塌垮得没法提说，直到眼下，他的账也没还完。

父亲死后，望着母亲又双目失明了，他的日月更是雪上加霜。每天既要出山劳动，回来又要忙活家务，光景过得一烂包！母亲眼睛看不见，给他做不成针线活了，他就烂衣薄裳胡凑合着穿；脚上的鞋动不动就狮子大张口，只好求邻家帮忙缀上几针，他眼看二十大几了，可媒人还没在门前踏过脚印。村里人认定他这辈子非打光棍不可。眼下，这深山老沟里庄稼人要找个媳妇，就是家里光景好的，少说也得六七百块钱的彩礼；像他那个穷家薄业，就是掏上千大几也没人来上门。村里人有时也和他开开玩笑，问：“大牛，想媳妇不？”他对这种揶揄大都是不吭声的，好像没听见。有时他也瓮声瓮气地说：“咱想媳妇哩，媳妇不想咱。”惹得大家哈哈大笑一番。

可谁也不知道，他说的却是一句实心话。自不量力的大牛，竟然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就在心里偷偷爱上了书记的女儿兰兰。这真是一个悲剧。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这都可以说是痴人做梦。但不论是什么人，有时候往往有这样的情况：对自己明明是不可能的事，却要做些非分之想，而且固执得要命。

事实上，大牛本人也清楚这一点——他想和高兰兰结合，就等于想和天上的仙女结合一样不可能。可他又是多么爱她啊！只要高兰兰笑了，他便感到整个世界都笑了；只要高兰兰恼了，那山山水水顿时在他眼里都变得暗淡无光了。

记得兰兰在县城上中学的时候，每到寒暑假，只要她一回村，大牛马上路也走得利索了，说话口齿也变得清楚了，而且还动不动就在河里洗刷他那身糊牛屎的粗布衣服。一旦开了学，高兰兰进了县城，情绪高涨的大牛便立刻又像霜打了的庄稼一样，蔫头耷脑的没有了一点活气。可惜他过去这些自作多情的表现，世界上谁也没能看出其中的奥妙，高兰兰更是一无所知。

终于，兰兰高中毕业回乡了。大学考不上，只好呆在村里，她父亲不让她参加劳动，但她是个生性很强的人，不愿意呆在家里白吃饭。

兰兰参加了队里的劳动以后，大牛高兴得简直有点疯头涨脑，立刻话也比平时多了起来，而且还敢在没人的地方哼几声曲不搭调的戏文。

他经常设法和兰兰在一块劳动，时刻准备为她服务效劳。遇到什么包工活，他便笨嘴笨舌地叫兰兰到野地里玩耍去，她的活由他代替干。兰兰对他也好，常亲切地叫他“牛大哥”。遇到有人话言话语欺负他时，她总是护着他的。她对他也非常随便，路上看见哪个崖畔有朵好看的野花，就喊：“牛大哥，快给我拔下来！”他立刻就像士兵听见了冲锋号，一扑就爬上去了。别说是在山崖上冒险为兰兰摘一朵花，就是到天上为她摘一颗星星，他也愿意去！

有一次，他赤脚片儿到一个圪针丛生的山崖上为她摘了一朵鲜红的山丹丹花，下来时不小心脚上扎了一根圪针，疼得他走路一瘸一拐的。

兰兰发现了，马上叫他坐下。她很快从身上掏出一根绣花针，跪在他面前，一只温暖的、少女的手，小心翼翼地捉住糊着泥巴和牛粪的脚，剔出了扎在脚心的那根刺。当时，受宠若惊的他忍不住鼻根一阵又一阵发酸，激动得差一点哭出来！

这以后，每逢他一个人在地里的时候，他总要呆呆地看一会儿他的那只脚，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温暖已经永久地留在了这只脚片子上。他并不指望自己今生一世能得到比这更大的幸福了，也更不敢想让仙女一般的兰兰来爱他——就如他爱她那样；他只是希望永远能看见她在他跟前存在着。因此他对兰兰回乡务农一直是兴高采烈的！如果她是太阳，他就愿意是一座山，一条河，尽管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但也可以沐浴在她那温暖的光辉之下啊！

可是这一切很快就要完结了，亲爱的高兰兰明儿一早就要走了；她将要跟一个富足而有地位的城市青年一块生活去哕！

此刻，他睡在土炕上痛苦地想，等明天一早，天上的太阳从东边升起的时候，他心中的太阳就已经落了，永远地落了！

银灿灿的月光从窗户的破纸洞中泻进来，他那张粗糙的黑红脸上沾满斑斑的泪迹。

随着一声沉重的叹息，他一闪身坐了起来，三把两把穿上衣服，跳下炕，开了门，迈着急匆匆的步伐向前村那个亮着灯火的独院走去。

月光好极了，像水银一样泼在地上，一片明光灿烂。凉气从河道里漫上来，使得村巷里感到冷森森的。

大牛在月光地里走着，光头，光膀子，穿着一件白粗布小褂，憨厚的脸上带着从来都没有过的激动情绪。他已经打定主意，要去见一见兰兰。他压根儿不考虑这样做合适不合适，也没想过此去要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反正他横了一条心，今晚上非见她一面不可！

他老远就看见兰兰家下面公路上的那辆汽车，心里登时烦躁得像猫爪子抓着一般。

他来到书记家新建的很排场的大门前停下来，用一只拳头在红油漆门板上不轻不重地捣了几下。

不一会儿，有人来开门了，是书记的老婆。她带着惊讶的表情问他有什么事，他说：“叫兰兰出来一下，有个事。”

书记老婆转身回去了。他心咚咚地跳着，离开大门前，又来到简易公路上，站在路旁的一棵老槐树下，两眼紧盯着那门洞。

不一会儿，兰兰出来了。月光下，只见她容光焕发，一脸喜气。原来的两根短辫已经梳成了剪发头，显得庄重、娴静。一身素淡的衣服裹着苗条的身体，风度像县剧团的演员一般高雅。她左顾右盼地看了看，然后发现了呆立在老槐树下的大牛。她很快带着愉快的声调喊：“牛大哥！你有什么事？进我们家里来说嘛！”

“不！我……不去！你……来！”他站在槐树下，胸口火烧火燎的，嗫嚅着说。

兰兰迈着轻盈的步子过来了，走到老槐树下，喜气洋溢的脸上带着不解的神情，望着这个从小和她一起耍大的庄稼人，又一次问：“牛大哥，你究竟有什么事？”

“没……事！”大牛窘迫得一只手搓着另一只手，牙咬着嘴唇，身子微微有点抖。

“有什么事你就畅畅快快说，牛大哥！你大概已经知道了，我……明天就走了。”兰兰不好意思地把脸扭到一边去，脸上带着新娘特有的害羞的微笑，望着村对面月光下朦胧的果树林子。

他终于结结巴巴开口说：“你……为什么要离开咱村子？你……不要离开咱村嘛！……”说完后，他自己也为自己突然冒出的这两句傻话吓了一跳！他猛转过身，光头一下子抵在老槐树上，两只手狠狠地抠着树皮。

兰兰被他的话一下子惊呆了。她惊讶得张开嘴巴，半天也合不拢。聪敏的姑娘已经明白了这句话里面包含着什么意思，她感到了一颗痛苦的心正在她的面前剧烈地搏动着。她惊慌失措地望着这个衣衫褴褛、光头光膀子的庄稼汉，霎时不知该如何是好，心情立刻变得相当沉重。啊，人活一世，什么事也可能碰上！

她不一会儿便冷静下来，用怜悯的眼光望着他肌肉隆起的肩背，轻轻地用略带责备的口气说：“牛大哥，你为什么这样呢？你不要这样……”她轻轻叹了一口气，接着用一种亲切柔和的声调说：“牛大哥，我一直很尊敬你。这是真的。你有一颗牛一样的善心。真像我大哥一样，时时处处在爱护着我。你的情谊，我这辈子都会记在心里的。牛大哥，我现在知道了你对我的心意，但这事是不可能的。我希望你不要再往这方面去想。日后回来，我还会像看亲哥哥那样看你的……”

兰兰轻轻地说着，大牛呆呆地听着。一片云彩从皎洁的月亮上擦过，大地出现了一会儿昏暗。村子下面的小河水哗哗地淌着，周围一片沉寂。

大牛两片厚嘴唇抖动了几下，沉重地叹了一口气：“说来说去，农村穷，庄稼人苦哇……兰兰，你去吧，到城里可千万要小心呀，城里汽车多，小心碰磕着……”

这时候，上面院子里传来兰兰她妈愉快的嗓音：“兰哎！快回来炒菜，妈把肉丝切好了！”

兰兰一时没应声。她洁白的牙齿咬着绯红的嘴唇，低倾着头，脚在地上轻轻磨蹭着。老半天，她才说：“牛大哥，我这就要走了。今后要什么紧用的东西，你就给我写信，我一定给你捎来……你快回去吧，夜凉了，小心感冒，明天还要出山……”她抬起头很亲切地望了他一眼，便转身回去了。

大牛一直看着她走进大门洞后，两腿一哆嗦，便一屁股坐在了大槐树下！他两只手抱住光头，眼睛里喷着两团火，愤怒地盯住了公路上那辆“解放”牌大卡车。

大牛在老槐树下呆坐了片刻，猛一下子站了起来。他顺手从公路边的排水沟里挖出一块大石头，牙咬着嘴唇，一路小跑过去，“咣”一声砸在了那辆汽车上。他就像一头被逗恼了的牛犊子，一肚子苦闷没处发泄，便对这辆汽车开始了一场堂吉诃德式的进攻。他恨这辆该死的汽车，明天就要把他心爱的兰兰拉走了。

在他准备砸第二块石头的时候，路边大门猛地开了，烧酒喝得脸有点发红的高明楼在月光下大声喝问：“啊，是哪个龟孙子？”等到看清汽车旁站的是大牛时，不解地问：“你黑天半夜在这儿鼓弄啥？”

大牛一见是高明楼，两条胳膊往胸前一抱，喘了几口粗气说：“干啥哩？往烂砸这龟孙子汽车！”

高明楼对他这番没头没脑的话琢磨一阵，心想，这小子大概是穷急了，乘着他家办喜事，有意来找点麻烦。他是个老于世故的人，很快走向前去，用一种领导兼长辈的口气说：“牛，有什么事就给大叔说嘛！怎么可以黑天半夜砸人家公家的汽车呢？你向来是个老实娃娃嘛，是不是家里又揭不开锅了！甭怕，救济粮很快就下来了！这几天如果没啥吃的，明上午到我家里来盘上几升！”

“我就是饿得吃牛粪也不吃你的东西！这多年，你把精能耍尽了！这如今把你的女儿也翻搅出去了！”平时笨嘴笨舌的大牛，此刻满脸喷红，眼睛里闪着怕人的凶光，一副随时准备和人厮打的样子。

高明楼直到现在还是弄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有一点他已经明白了：这个人现在很恨他。

火气不时从书记的胸腔里升上来，但又压了下去。他想：打架打不过这二愣小子，讲道理又没多少道理可讲，而且还不知道这小子到底为什么要瞅住今晚跟他过不去。真是过喜事遇见了丧门星！

明楼想不出好主意，只好再用软办法来平息这场他摸不着头脑的纠纷。

他很和善地笑了笑说：“好我的牛娃哩！我什么地方亏待了你？抛开咱是个领导人不说，就是看在你死去的父亲脸上，我也要帮扶照料你哩。唉，我和你爸曾一同给咱村的地主刘国璋扛过长工，又一起闹土改，打恶霸，我俩亲得就像亲兄弟一样！现在这政策不让讲阶级成分了，可我总还亲咱爱咱的贫下中农！”他边讲演边看着眼前这唯一的听众有什么反应。

大牛嘴唇颤抖了一阵，恶狠狠地说：“屁！亲？爱？……”说完，已经不能控制自己的大牛又捡起一块石头，往汽车上砸去，“嘭”的一声，几块碎玻璃飞溅出来，没有碰着高明楼，却把大牛的光头划了道口子。

“你小子无法无天了！”高明楼一边嚷着，一边退到了自家的院门洞前。

就在这时，兰兰出现在他们面前。

兰兰苍白的脸上带着难言的悲哀，就像刚刚吞服了一剂苦药。她让她爸回家去，说让她单独劝解大牛几句。高明楼看见凶得像头牛一样的大牛，刹那间便乖乖地站在了兰兰面前，像个做错了事的娃娃一般。为了尽快平息这场纠纷，他回家去了。

大牛一直在兰兰面前低倾着头，两只手互相搓来搓去。光头上划破口子处血在流着，他也不擦一下。

兰兰“啊”了一声，转身又跑回家里，拿了一条崭新的白羊肚子毛巾奔了出来，手脚麻利地扎在大牛的光头伤口处。然后，她含着眼泪，轻声地说：“好牛大哥哩，你……甭这样了，这样人家会笑话的。我今晚上结婚，你这样闹腾，等于给我脸上唾哩！牛大哥，你自小就一贯帮助我，爱护我，哪怕你以后永远骂我哩，但今晚上你给我带个面子，再帮扶我一次吧……”

眼泪刷刷地从大牛那张憨厚的脸上淌下来了。他嘴里“嗯”了一声，接着便一下子抱住裹着羊肚子毛巾的光头，蹲在地上无声地啜泣起来……

不久，村里的人们发现，不爱说话的大牛突然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哑巴，一句话也不说了。有人还看见，每到有月亮的夜晚，他就光头上拢一条崭新雪白而又带着血迹的羊肚子毛巾，在村前的公路上或者在公路下边的河湾里，不停步地溜达，转悠，有时还见他猛然从地上挖起一块石头来，又“咚”一声砸到了地上……

（原载《上海文学》1981年第6期）

风雪腊梅

她用手绢在模糊的玻璃窗上擦出明净的一块来，身子伏在窗台上，两只圆润小巧的手托住很俊的脸蛋，傻呵呵地望着窗外，她的美丽加上这种娇憨的姿态，是极其动人的。不过，从她的脸上可以确切地看出来，这是一个心绪不佳的人。大凡人的忧伤很难埋藏的时候，常常就明显地挽结在双眉之间。

这的确是一个有苦难言的人——我们会慢慢知道一切的。

现在，她伏在那窗台上，一动不动，只是专心致志地瞅着外面。外面，密集的雪花儿，正轻飘飘地飞着，转着，颤悠悠地降落在地上，院子里已经白茸茸的，像铺了一层羊毛毡。远处，城市的建筑物和建筑物后面无穷无尽的山峦，也已经白了；白得模模糊糊的。白花花的雪，又把北方冬季里丑陋不堪的大地覆盖了。

可是，在这样的风天雪地里，大地上也并不是没有任何赏心悦目的东西。现在，就在这姑娘视线所及的院子南墙根儿下，那丛枝条灰白、没有一片绿叶的腊梅树，碎金一般黄灿灿的花朵开得正繁。

此刻，她正是在看那花的。这已经不知是今天第几次站在这里了。透过玻璃，在一片迷蒙中看那花，她觉得每一朵花都好像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而这无数灿烂的微笑似乎都对着这块玻璃，对着她。于是，她自己也莫名其妙地冲那花一笑。笑完了，脸色却变得像要哭一般。

她记得前几天，那树上还只是一些玉米粒一般大小的花苞，想不到今天竟然在这风天雪地里，赌气似的绽开了花瓣儿，多好强的花朵啊！

不一会儿，她已经不由自主地转身开了房门，踩着软绵绵的雪地，飞跑过院子，站到了腊梅树跟前。她轻轻折下一枝来，把枝条上成串的黄花凑到鼻子尖儿上拼命嗅了一下。然后，又在冻得红艳艳的脸蛋上亲昵地偎了偎。雪很快染白了她乌黑的头发。她甩了甩头，手里举着这枝花，像举着一面旗帜似的向自己的屋子跑去。

她拉开自己的房门，愣住了，她看见，就在她出去的这一会儿的时间里，屋子里已经进来了两个人，他们现在正坐在她的床铺上。

愁云立刻又笼罩在她的脸上。多少天来，她竭力想躲避这两个人，可是现在看来她已经无法脱身了。靠桌子一边的床头上，坐着她的领导，这个招待所的女所长。她穿着短呢大衣，那张看来很慈祥的脸上，仍然带着那种令人畏惧的宽宏大量的笑容。另一个是所长的儿子，正靠着她的铺盖卷儿，大大方方地抽着烟。

见她回来，母子二人都站起来，所长亲切地笑着说：“哟，这么好看的花，专拣这风雪天里开哩，心疼死人了！”说着就走过来，一只手亲昵地在她肩上捏了捏，又抚摸了一下，关怀地说：“琴，你穿得太单薄了，可千万小心着凉啊！听说这几天正闹流行性感冒哩……”

所长的儿子看来急忙找不出合适的什么话，只是直挺挺站在他妈身后，一只手在头上轻轻揉搓着几根不服帖的头发。

她对所长的关怀报以淳朴的一笑，说：“不要紧……”

她把手里那枝腊梅花匆忙地插在一个早已准备好了的水瓶里，然后给两个客人倒了两杯开水，放在床头边的桌子上。她现在不知道做什么是好，随手拉开桌子的抽屉，想找那件没有打完的毛衣，但没找见，她一时也记不起放在什么地方了。于是，她只好又局促地站在窗前，两只手揉搓着衣角，心慌意乱地望着窗外。刚才揩净的那一小块玻璃又变得模糊了。外面像是起风了，影影绰绰看见雪片儿在窗前狂飞乱舞，更远的地方却是什么也看不见了。她的眼光在那一片纷沓迷离中寻找亲爱的、黄灿灿的腊梅花，但终于没能瞧见。房子里，暖气管发出一阵阵叫人瞌睡的咝咝声。一阵很难堪的沉默后，她凭感觉，知道所长已经站在她的身边了。

是的，所长已经满脸带笑地看着她了。沉甸甸的胳膊像往常一样搭在了她的肩膀上，轻轻地带着一种疑问的口气问她：“琴，给阿姨说，这几天想得怎样？不好意思说？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呀，真是个乡里娃娃！而今的年轻人，谁还在这号事上羞羞答答的！不过，话又说回来，阿姨也正是看上你的这点了。别看城里那些时髦女子，尽是些骚货！怎么，还是不愿意？琴呀，阿姨不知道你是嫌阿姨家什么不好！怕跟了我广前吃不上喝不上穿不上？还是……”

她转过身来，尽量不使她的领导看见她眼睛里旋转的泪水，说：“吴所长，阿姨，您对我的好意我知道，可是，我……我已经给您说过，我……有了。”

这时候，所长的儿子像喉咙上卡了什么东西似的，用劲地咳嗽了一声。所长扭头狠狠瞪了他一眼，接着回过头又恢复了脸上的笑容，说：“就是你说的你们村那个……那后生叫什么来着？”

“康庄。”她抬起头，认真地对所长说。

“噢，康庄！”所长也带着一种认真的理解和同情，宽宏大量地说，“这我完全理解，从小在一起长大，石头都能焐热哩，何况人……”她略微停了一下，转而用饱经世故的眼光看着她，手继续在她肩上抚摸着，开导她说：“琴呀，你实在是个憨女子！你还年轻，阿姨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长，你不妨听阿姨给你说，感情，就是那么绝对吗？世界上，可有比感情更强大的东西哩。是些什么东西，阿姨先不给你说，你活一回人，会慢慢体会到的。我现在只是给你说，一切都可以变的。你可以变，你那个康庄也可以变。旁的不说，就说我广前他爸吧，他原来也和一个农村女子成了亲，可解放了，进了城，生活不在一起啦，后来还不是跟我结了婚吗？这情况也不是广前他爸一个人，比他大的领导都有这情况哩。我也是一样，原来的男人没本事，后来找了广前他爸，我才真正找到幸福啦！人活一世……”

“吴所长，您已经给我说过几次这话了，我也考虑过，但不管怎样，我绝不能这样，我在良心上过不去。再说，我和康庄一起长大，虽然他现在还在农村劳动，但我心里……爱他。”她现在已经抬起头，也不怕所长看见她眼里的泪水了，她觉得她从来也没这么胆大过，并且第一次从自己的嘴里说出“爱”这个字！爱，是的，在她看来，这是什么力量也改变不了的。吴所长说世界上还有更强大的力量能改变这东西，但她现在无论如何也明白不了这“更强大的力量”是什么。就是有这种力量吧，它可以改变别人，怎能改变了她冯玉琴呢？

“妈，走吧！烦死人了，你真能啰嗦！我晚上还要看《三笑》哩！”女所长的儿子从床上下来，把烟头轻轻往墙角丢去，不偏不倚，正好落进痰盂里。这个小小的成功暂时看来压过了他妈的巨大失败给他带来的不愉快，自鸣得意地把头一扬，嘴里轻轻弹了一下舌。

所长没理睬儿子，脸上带着顽强的笑容，发动了最后一次攻势：“琴娃，你再好好想一想。阿姨三番五次对你说这事，难道不是为了你好吗？说实话，我广前也不是找不下对象，这城里可以说要挑哪个就是哪个，可我们都看不上眼。我广前性格上有点慌，不能再找个慌慌对慌慌。因此，我们全家就瞅下个你，你跟了我广前，我们能亏待了你吗？你再好好想想吧！广前他父亲前几天还一再打问这事哩，你知道，广前他爸是咱地委的第一书记，眼下正国民经济调整哩，工作实在是忙，平时家务事一概不管。上次他来招待所见了你一面，喜欢得不得了，一再对我说：‘咱厂前就得这么个俊女娃娃才相配！’你不知道，阿姨当初一见你，就动了心，因此……你再好好想想，想好了，阿姨和你再慢慢说……广前，咱走，我听见你爸爸的汽车来了。”

所长的儿子认为在她面前耍点聪明的机会到了，用干部子弟那种漫不经心的神态冲她这面一笑，头潇洒地一扬，说：“得，看我妈！对我爸的汽车比对我爸还熟悉！”

他妈对这种不合时宜的愚蠢玩笑苦笑了一下，无可奈何地摇摇花白的头：“你呀，总是爱说这种怪话……”说着把呢大衣的扣子扣上，和儿子一前一后出了门。

她呆呆地立在窗前，叹了一口气，过来在水瓶里取出那枝腊梅花，久久地看着，两颗泪珠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挂在了脸蛋上。生活啊，生活，你把人逼到了这样一种地步！记得半年前，她冯玉琴还在那个贫穷的小山村里劳动。当然，生活是苦一些，一年半载，见点白面星儿都难。可是，精神是自由的，畅快的。她和她幼年时一起长大的康庄哥一块出山劳动，一块谈天说地，生活有一股子说不出的甜味。现在，整天白米白面，肉上肉下，但她觉得心情一天比一天沉重，不痛快。

她记得，是那件意外的事使她的命运发生了如此的变化。那天，就是吴所长，来到了他们村，说是什么部有个领导人要来这地区检查工作，她亲自出动来他们这里寻找当地出的一些土特产，结果发现她长得漂亮（她自己也怀着骄傲的心情承认自己这个天生的优点）。于是，她就和他们那里出的土特产一起被吴所长带回了这个城市。所长说地区招待所是全地区的门面，需要相貌好的姑娘来当服务员。当时，她自己对这事倒也不是那么热心。这也不是说她不愿意来城里工作，而主要是觉得利用自己的“好相貌”来参加工作，心里感到很不美气。但她亲爱的康庄哥竭力支持她来。他对她说：“咱高中毕业，大学考不上，又没靠山和后门，什么出路也没了。你好不容易碰上这么个机会，千万不敢耽搁了。否则，咱就得一辈子呆在咱这穷山沟里！你先去。等你转正了，想方设法再往出拉扯我！听说人家吴所长的爱人是地委一把手，权大着哩！只要人家看得起，咱们的前途就无量。再说，你父母年老多病，不能出山，家里又没其他指靠，就你一个女娃娃家挣那点工分，怎能糊住一家三口呢？你参加了工作，就挣上工资了，虽然钱不多，但是长流水不断，维持个穷家薄业总比你在队里劳动强。至于你走后，你家里两个老人，暂时有我哩……”

康庄哥的话说动了她的心，她就来了。可是不久，她就明白了，所长这么热心地把她带来当服务员，并不单是要拿她的“好相貌”来为这个地区“撑门面”，而是给她的儿子找媳妇哩！所长对她好，平时在生活上也非常关心，关心得已经被另外的服务员背后骂上她了。可这种关心是多么地令人不舒服。是的，别人要是抱着个人自私的目的关心你，比打你骂你都使人更难受。她明白了所有的这一切之后，就像饭碗里吃出来苍蝇一样不舒服。再说，亲爱的康庄哥虽然是个农民，但她爱他。这爱，是那熟悉的土地、熟悉的山路、熟悉的小河和熟悉的村庄长期陶冶出来的、和生命一样珍贵的感情结晶。对她来说，要割舍这种感情，就像要割舍她的胳膊腿一样。她决不能再接受另外一个人的感情了。尽管她和康庄哥从来也没说出过“我爱你”，但他们心里明白他们的事情。再说，话说回来，即使是没有康庄，她也不会爱所长的儿子的。她，一个普通的农村姑娘，享受不了这种荣华富贵。她要是跟了地委书记的儿子，她将是这个家庭和她丈夫的奴隶——尽管物质上她一生可能会富有，但精神上她肯定将会是一个奴隶。抛开这些不说，她也根本不喜欢所长的儿子——别看他爸是地委书记！她找的是女婿，而不是女婿他爸。看他是什么派头嘛！架上他爸的势，经常不掏钱住在招待所的特级房子里，一住就是许多天。晚上，三朋四友，喝酒吃肉，吆五叫六，醉得吐一床。他一有空就到她房间来，二郎腿一跷，一坐就是大半夜，说香港，道美国……后来，所长便直截了当在她面前提亲了，她也就直截了当说不同意。为了让他们母子二人彻底歇心，她还鼓起勇气把她和康庄的关系也给所长公布了。

可是，这母子俩却不歇心，甚至专门把地委书记拉来看了她一回。所长还给旁人话言话语说，她的合同期到年底就要满了，能不能转正还是个问题。所长说她“很急”，因为地委最近有了“新精神”，说马上要精减一批合同工哩。她知道这是所长捎话给她听，威胁她哩。另外，所长的儿子广前也越来越不像话了，竟然对她纯粹骚情起来了。今晚，在这大风大雪里，他们母子又不辞劳苦地做她的工作来了。此刻，她的胸口像塞了一把猪毛，扎烘烘地难受。一种羞耻和恼怒的情绪像烘红的铁一样烫着她的心。她决定很快和这种可怕的生活告别，她再不愿意忍受这种折磨了。她不会屈服的！别看他们有钱有权，她并不爱这种荣华富贵。俗话说，千块块金砖万两两银，买房买地买不了人……

窗外已经听见风的吼叫声了，雪粒像沙子似的敲打着玻璃窗。她仍然站在灯前，脸上挂着两颗亮晶晶的泪珠，出神地看着那一枝金黄色的、放着凛冽清香的腊梅花。花呀，它怎敢在这冰雪里开放得这么娇艳呢？她猛然想道：人，难道不可以和这花一样吗？不畏强暴，不怕艰险，就是在极度恶劣的环境中也能保持住自己高贵的品质。冯玉琴！你难道不应该这样吗？

想到这里的时候，这个不幸的农村姑娘忍不住热泪盈眶，竟用那两片绯红的嘴唇在这枝金黄的花朵上轻轻吻了一下。

现在，她很快把这亲爱的花朵放回到那个水瓶里，情绪激昂地坐在了桌前。

她铺开几张自纸，开始给康庄写信。她将在信上要求亲爱的康庄哥赶快来接她，说她将要和他很快地建立家庭，在他们那穷乡僻壤创造他们的幸福生活；她还要对他说，只要人活得正派和问心无愧，他们就是一辈子当农民，也照样会很幸福的；当然，她还要告诉他，在这个地方有一棵腊梅树，它怎样在冰天雪地里开放着金灿灿的花朵……

她刚在纸上写上“亲爱的康庄哥”几个字，就听见几声轻轻的敲门声。她的心立刻缩成了一团。她惊骇地想：是不是所长和她儿子又来了！或者仅仅是所长的儿子一个人来了？如果光是所长儿子一个人来，那可是多么叫人害怕的事啊！天这样晚了，又刮风下雪的，院子里没有一个人……可她细细一想，觉得不像是所长的儿子，因为他进她的房间从来都不敲门，常常猛不防就闯进来了。

她于是把写了几个字的信纸又放回到抽屉里，怀着一种忐忑不安的心情，站起来去开门。

随着打开的门板，风雪裹进了一个人。她定眼一看，不觉大吃一惊，原来这竟然是她想着和盼着的康庄哥啊！

这的确是康庄。她看见他带着很不自然的笑容站在她的面前，两只手互相局促地搓着。原来很消瘦的他，现在居然脸盘胖胖的，有点城里人说的发福的样子。头发也理得整整齐齐，似乎比原来也黑亮了一些。身上穿着一身深蓝色的涤卡衣服，新倒是很新，但上面似乎沾着许多油腻，显得很污脏。

她半天才从一种巨大的惊喜中反应过来，赶忙问他：“你什么时候来的呀？今天？刚才？是不是家里出了什么事啦？我们家？我爸？我妈？你们家？谁？……噢，先不说这些！你一定跑累了，我给你弄饭去，你肯定饿得不行了！”说着她便转过身，手忙脚乱地在柜子里寻起了碗筷，喜悦、激动，使她浑身微微地有点发抖。

康庄走进来，站在屋当中，把两只糊满雪粉的脚在地上跺了跺，说：“别忙了，我早已经吃了。”

“你在什么地方吃的饭呢？”她惊奇地转过身来问他。她可从没听说他在这城里有熟人。

康庄略微犹豫了一下，坐在了椅子上，说：“到什么时候还能少了我的一口饭呢……你大概不知道，我早在地区粮油公司当了炊事员，快两个月了……”

她登时惊讶得半天说不出话来，只是怔怔地看着他。好久，她才在乱麻一般的思绪中理出一个最主要的问题来：他已经到这城里两个月了，为什么不来找她呢？

还没等她发问，康庄已经说开了：

“琴，自从你和地委书记的儿子订婚后，你们所长就打发人把我从村里叫上来，给我找了这么个工作，所长说是你吩咐他们一定要照顾一下我……”

“骗人！骗人！这完全是骗人！”她没等他说完，便发疯似的喊起来。

“这我很快就知道了，你们实际上还并没订婚哩。”康庄平静地接着说，“可我反复想了，不论怎样，归根结底，你是不可能和我结合了，你那么漂亮，现在又有工作，又被人家地委书记的儿子看上了，我是个平民老百姓，怎能争过人家呢？所以后来也就向现实低了头，彻底低了头。唉！不管怎说，我现在也算吃上公家一碗饭了。炊事员听起来不高雅，可工资还不少，连补贴下来，一月七十多块钱哩……”

“不！”她的眼泪在脸上刷刷地淌着，走近他的身边，大声喊着说，“不！咱们都把这烂脏工作辞退了！明天就回咱村子里去！”

康庄抬起头，一丝激动的情绪涌上他胖胖的脸蛋，可是很快就又消失得一干二净。他重新把头倒倾下来，一只手抠着另一只手的指甲缝。半天，他才又抬起头，脸上带着一种麻木的表情，吞吞吐吐地说：“好琴哩，你先不要太冲动了，咱慢慢商量这事嘛……唉，老实说，我当初也不知道为这事痛苦了多少回，眼泪流了几大桶。就是现在，我心里难道就好受？可是，感情是感情，现实是现实。我把一切也都看破了……我知道，我个平民老百姓，是不会让你幸福的。就是和你结了婚，你那么漂亮，以后别人欺负上你，我这点可怜的地位，连一点点保护你的力量也没有啊……”他平静地说着，眼睛时不时看看她——神情是那样的漠然，似乎那过去的一切，对他来说，已经画了句号，变得遥远而模糊了。

这一切她都眼睁睁地看见了，感受到了！一阵巨大的震惊压过了悲痛，她甚至连眼泪都顾不得流了。心像什么东西猛拉似的往嗓门眼上提，头，一阵又一阵地眩晕起来，一双眼睛顿时变得无光没彩。她吃惊地望着她小时候一同长大的伙伴——她一直在心里亲着和爱着的这个男人，他原来是这么懦弱的一个人啊！她为什么以前没有看出他身上有这么大的缺点呢？她脑子里很快闪过什么书上的一句话：人爱人，往往只从好的方面看……

她看着他那颗胖了的头，看着他平庸的脸上那麻木的表情，看着他那一身工不工农不农的肮脏的衣服，一种悲哀和绝望的感情使她感到天旋地转，几乎要栽倒在地上！

她一只手托住桌边，开始痛苦地想：他也许是被所长和地委书记的权势压垮了！她觉得她用自己爱情的力量也许会把他重新唤醒的！她要夺回他的——不，也是她的那被剥夺了的一切！

于是她满面流泪地说：“康庄哥，咱一块回咱村去吧！再哪里也不去了！咱就在咱的穷山沟里过活一辈子！天下当农民的一茬人，并不比其他人低下！咱吃的穿的可能不富足，可咱的精神并不会比别人穷的！康庄哥，咱一起回去吧！而今农村的政策也宽了，咱们的日子慢慢也会好起来的……康庄哥，你答应我吧！咱明天就动身回去！”

她的这些从心窝里掏出来的话，她的这些使石头也会落泪的话，竟然仍没有打动这个炊事员的心。他坐在椅子上，像黑霜打了的冬瓜花，蔫头耷脑。当然，看来他精神上并不是没有痛苦，脸上的肌肉抽搐着，牙齿咬着嘴唇半天不说话，沉默。房子里暖气管的咝咝声和窗外风雪的吼叫声组成了一种奇妙的交响乐，在这个空荡荡的房子里，在这两个沉默着的、农村来的青年人的心灵里回荡着，空气紧张得就像等待着某种东西的爆炸……

过了一会儿，康庄抬起头，带着一种哭音拉调，说：“好琴哩！你的话像刀子一样扎人心哩……可是，我思来想去，咱可再不能回咱那穷山沟啊！我再过一个月就要转正哩！说心里话，好不容易吃上公家这碗饭，我撂不下这工作！实说，我爱你着哩！但一想回去就要受一辈子苦，撑不下来啊！没来城里之前，还不知道咱穷山沟的苦昧；现在来了，才知道咱那地方根本不是人住的地方……”

“放屁！”无比的愤怒一下子淹没了所有其他的感情，她眼里像喷着火似的望着这个没有骨头的人，大声叫着说，“咱们的先人祖祖辈辈都住在那里，你爹你妈现在还住着，难道他们都不是人吗？我看你才不是人，是一条狗！”

她说完后，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可是，那刚才一直像烧着火似的脑子被一盆子凉水泼灭了，冷却了。她一下子感到身子软绵绵的，于是就扑倒在床上，放开声哭起来了。窗外的暴风雪叫得更猛了，将大把大把的雪扬在窗房上，啪啪直响。远处的街道上，传来了风吹电线发出的尖锐哨音。

她伏在床上忘情地、伤心地号啕着。她现在并不是为了和这种不再值得留恋的感情告别而哭；她是在哭她自己的命苦，哭她竟然瞎了眼，多少年就把自己纯洁的感情交给了这么一个人！

“哭什么哩！甭哭咧！我看咱两个而今就算闹腾好了，我过一个月就转了正，成了正式工了；你要跟人家地委书记的儿子，也还愁没个工作吗？唉，咱们两家祖祖辈辈还没出一个吃官饭的人呢！琴，咱好歹已经快端上这碗饭了，一转正，就是铁饭碗，再不怕遭年馑了！咱要是现在回去，就再没指望了，这辈子也别想……咦？这寒冬腊月还有开花的东西哩？水瓶里插的那是什么花？还没见过哩？像年画上画的梅花嘛！叫我看这是真的还是纸做的假花……”这个乡巴佬说着便带着惊异而稀罕的神色，向桌子这边走来。

她听见他走近了，猛一转身，大声吼道：“别动！你的手，脏！”她的眼光喷着火似的射在这个已经死了的活人脸上，指头像锥子似的指着他的鼻子问道：“你说！是不是人家给你找了工作，你给人家答应的条件就是和我断绝关系？你再说！你今天晚上跑到这里干啥来了？是不是所长叫你来做我的工作，让我跟她那个不要脸的儿子成亲哩？你说！你说！你说呀！”她发疯似的喊着，一步步逼近了他。

他怯懦地、乞求地瞄了她一眼，头深深地低下了。

她愤怒地扬起手，在那张吃喝得油腻腻、肥乎乎的脸上狠狠打了一记耳光，咬牙切齿地说：“你滚出去！”

他没有看她，仍然像一截木桩似的钉在那里。半天，他才笨拙地转过身子，跌跌撞撞摸到门口，走了。门外传来一声深深的叹息，扑踏扑踏的脚步声渐渐地消失在黑暗的雪夜里……

现在，她坐在了椅子里，目光静静地盯着桌子上的那枝腊梅花，思绪像洪水一样在脑子里奔涌起来，她此刻明白了吴所长所说的“世界上还有更强大的力量”是什么了。她谛听着窗外猛烈的暴风雪的吼叫声，心里想：这严酷的暴风雪不就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吗？它把世界上多少生机勃勃的绿色的生命都杀死了！但是，它奈何不得梅花啊！亲爱的腊梅花，你就是在这样的时候，金灿灿地开了！

她鼻子里“哼”了一声，站起来，开始收拾房间和整理东西。她先打开自己那个小提包，一眼便看见了那件没有打完的、铁灰色的男式毛衣。一缕淡淡的哀伤又涌上了她的心头。这是她用省吃俭用积攒的钱，买了最好的毛线，准备给刚才走了的那个人织的，已经织了一半。

她怔了一会儿，便取出这件没织完的毛衣，一只手扯住线头，狠狠地扯开了。她扯着，扯着，那织着美丽图案的毛衣片很快就变成了乱麻一般的线团，被她抛在了身后……

第二天黎明，骚动了一个晚上的暴风雪完全静了下来。但天阴得仍很重，雪花儿照旧轻悠悠地飘落着。大地被厚厚的积雪包裹起来，显得洁净而庄重。喧嚣的城市变得静悄悄的了。

这时候，只见大街上蹒跚着走过来一个背铺盖卷的姑娘。她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蓝劳动布工作服，围着一条鲜红的粗毛线围巾，独个儿在齐膝深的厚雪里吃力地向长途汽车站走去。她冻得通红的手里捏着一枝金灿灿的腊梅花，走一会儿，便凑到鼻子上闻一闻，或者在脸蛋上亲昵地偎一偎。这正是冯玉琴。她已主动辞退了地区招待所服务员的工作，准备在车站附近的旅社里住上几天，等天一晴，路一开，她就回家去呀！

（原载《鸭绿江》1981年第9期）

附：冬天的花朵

她用手娟在模糊的玻璃窗上揩出明净的一块来，身子伏在窗台上，两只小巧的手托住很俊的脸蛋，眉头微微皱起，痴呆呆地望着外面。

外面，密集的雪花儿像一群群白蝴蝶，正飘飞着，旋转着，颤悠悠地降落在地上；院子里已经白茸茸的像铺了一层羊毛毡。远天远地，白茫茫一片——晶莹洁白的雪花把冬季里丑陋不堪的大地轻轻地覆盖起来了。

院子南墙根下，不正是那一丛腊梅吗？

是的。那灰白的，没有一片绿叶的枝条上，碎金一般黄灿灿的花朵开得正繁。她记得前几天，那树上还只是一些玉米籽一般大小的花苞哩，想不到今天竟然在这风天雪地里，赌气似的绽开了花瓣。多好强的花朵！

透过玻璃，在一片迷蒙中看那花，每一朵都好像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这无数灿烂的微笑似乎都对着这块玻璃，对着她。她的眉头舒展开来，不由得也向风雪中那一树繁花投去会心的一笑。她觉得，此时此刻，那树，那花，都通灵性，都深深地理解她。

她不由得转身开了房门，怀着一种难言的激动，踏着软绵绵的雪地，穿过院子，走到腊梅树跟前，轻轻折下一枝来。她把这花举到鼻前闻闻，清冽冽的香气立刻泌透了她的肺腑；她把这朵花在脸上偎一偎，一种冰凉清雅的气息使她乱糟糟的心情变得恬静了一些。

她呆呆地在树前立了一会，便折转身，带着这一枝黄灿灿的花朵向自己的屋子走去。

她拉开自己的门，不觉一怔：多少天来她竭力想躲避的那两个人，现在正坐在她的床铺上。一个是她的顶头上司，这个招待所的女所长，穿一身呢大衣，胖胖的脸上仍然带着那种令人畏惧的宽宏大量的笑容；另一个是所长的儿子，米黄色的风衣裹着不穿棉衣的瘦身板，刚抹过油的长头发黑得发亮。

见她回来，这母子二人都站起来。所长笑着开口说：“哟，这么好看的花！李冬花，这花和你的名字正合着呢！”她急忙弄不明白所长说的“正合着”是一句什么话，只对这话报以惨淡的一笑。所长的儿子一只手在头上轻轻揉搓着几根不服贴的头发，说：“人面梅花相映红嘛！”

她默默地走进屋子，把那一只腊梅花插在一个空水瓶里，然后给这两个来客倒了两杯开水，放在他们面前的桌子上。接着，她又侧着身子，默默地站在玻璃窗前，不知所措地揉搓着衣角，精神恍惚地看着窗外。窗外，像是起风了，雪花儿狂飞乱舞，搅得天地间一片纷瓣迷离；迷蒙中仍然看得见南墙下那一丛黄花。

房子里，暖气管发出一阵阵令人昏睡的咝咝声。一阵很难堪的沉默后，女所长先吃吃地笑了两声，然后站起来走到她身边，很亲切地说：“冬花，你是嫌我们家的什么不好？怕跟了我广前吃不上喝不上穿不上？还是……”

她没有看所长，只是轻轻说：“不。我已经给您说过，我……有了。”

“就是你说的那个康庄吗？噢，从小在一个村里长大，可能有感情着哩！”所长诡秘地一笑，“可感情也不是绝对的嘛！人，可是个怪物，常变哩；你可以变，你那个康庄也可以变！就拿我丈夫说吧，他原来也和一个农村女子成了亲。可解放了，进了城，生活不在一起啦，后来还不是跟我结了婚吗？我也是一样，原来的男人没本事，后来找了广前他爸，才找到幸福啦！人活一世，谁不樊高结贵！”

“你们是你们，我们是我们，不一样。”她的语气稍微有点不客气了。

“那可说不定呢！爱情可常闹悲剧哟！”所长脸上带着一丝嘲讽的表情说。

“妈，走吧！烦死人了！我晚上还有一场电影哩！”女所长的儿子广前站在地上，一条腿晃荡着，带着一种不高雅的观赏神色斜眼看窗前立着的她，就像看餐桌上的一盘好菜一样。

所长走进前来，一只手亲切地搭在她的肩膀上，声调很甜地说：“冬花，再好好想一想。你不知道，我们全家都太喜欢你了。这么大个城市，我广前谁也看不上眼，就瞅下个你。他父亲前几天还一再打问这事哩。你知道，广前他爸是咱地委的第一书记，工作实在是忙，平时家务事一概不管。上次他来招待所见了你一面，喜欢得不得了，一再对我说：‘咱广前就得这么俊个女娃娃才相配！’，你不知道，街上的人都说你漂亮得‘盖满城’哩！冬花，你就情愿找个农民家的后生吗？你……再好好想想，想通了，阿姨和你再慢慢说……广前，咱走，我听见你爸爸的汽车来了。”

女所长的儿子对他妈嘲弄似的一笑，说：“妈，你对我爸的汽车比我爸还熟悉！”

“少敲怪话！”女所长把大衣钮扣扣上，和儿子一前一后出了门。

她仍然呆呆地立在窗前，一动也不动，像一尊塑像。

好久，她才转过身来，走过去从水瓶里小心翼翼地取出那枝腊梅花，举在眼前，痴呆呆地看着，两排洁白的牙齿狠狠咬着嘴唇；不知是什么时候，两颗泪珠已经从眼角里静静地淌了出来……

半年前，她还在那个贫穷的小山村里劳动。虽然生活苦一些，精神倒也还畅快。她和她幼年时一起长大的康庄哥一块出山，一块说天说地，生活有一种说不出的甜蜜。

可是，一件意外的事却使她的命运发生了变化。那天，地区招待所的这个女所长说是为了招待中央来的一个什么领导，专门到她们那里来寻找当地出的一些土特产，发现她长得漂亮，结果便把她和土特产一起带回了这个城市。所长说地区招待所是全地区的门面，需要相貌好的姑娘来当服务员。当时她对这事倒也不热心，主要是觉得利用自己的“相貌”来参加工作，心里觉得不美气。但她亲爱的康庄哥支持她来；他对她说：“咱大学考不上，又没靠山，什么出路也没了，好不容易有这么个出路，千万不敢耽搁了，否则，咱就得一辈子呆在咱这穷山沟里！你先去，等转正了，想法再往出拉扯我！听说所长的爱人是地委一把手，权大着哩！只要人家看得起，咱们的前途就无量。再说，你父母年老多病，不能出山，家里又没其他指靠，就你一个女娃娃家挣那点工分，怎能糊住一家三口呢？参加了工作，就挣上工资了，虽然钱不多，但维持个穷家薄业总比你在队里劳动强。至于你走后，你家里两个老人，有我哩……”

康庄哥的话说动了她的心，她就来了。

可是不久，她就明白了，所长这么热心地把她带来当服务员，并不单是要拿她的“好相貌”来为这个地区“撑门面”，而是给他的儿子找媳妇哩！

当她明白了这点后，就像饭碗里吃出来苍蝇一样不舒服。亲爱的康庄他虽然是个农民，但她爱他。她不能再接受另外一个人的感情了。话说回来，即就是没有康庄，她也不会爱所长的儿子的——别看他是地委书记的儿子！她找的是女婿，而不是女婿他爸。看那小子是个什么人嘛！头发留得老长，像个女人；穿件花衫子，真叫人恶心。他经常不掏钱住在招待所的特级房子里，一住就是许多天。到了招待所的餐厅，不出钱，不出粮票，炊事员和服务员像伺候外宾一样伺候他。他一有空就到她房间里来麻缠她，二郎腿一翘，下流话不断，一坐就是大半夜，整得她实在没法。

后来，所长便直截了当在她面前提亲了。她也直截了当地说不同意；为了让他们母子二人再不麻缠她，她还把她和康庄的关系也给所长说了。

可是，他们母子俩麻缠得更凶了。所长给旁人话言话语露风说，她的合同期到年底就要满了，能不能转正还是个问题；说地委最近有了新精神，马上要精简一批合同工哩。她知道这是所长捎话给她昕，威胁她哩。另外，所长那个死皮赖脸的儿子却用纯粹骚情的手段比以往更起劲地来麻缠她了。

羞耻和愤怒使她的心像红铁烫着一般。她决定很快和这种可怕的生活告别。她不会屈服的！别看他们有钱有权，她并不爱这些荣华富贵。俗话说，四块块金砖万两两银，买房买地买不了人！……

窗外已经听见风的吼叫声了，雪粒像沙子似的敲打着玻璃窗。她仍然站在灯前，脸上挂着两颗亮晶晶的泪珠，久久地看着那一枝金黄色的、放着清香的腊梅花。此刻，她越发爱这花了：它竟然敢在这冰雪里开放得这么娇艳！她想：人难道不可以和这花一样吗？不畏强暴，不畏艰险，在任何恶劣的环境中保持自己高贵不屈的品质。她感谢这腊梅花！它给了她生活的一个重要启示！

她很快地把这亲爱的花朵放回到那个水瓶里，情绪激昂地坐在了桌前。

她铺开几张白纸，开始给康庄写信；她要让他赶快来接她；说她将要和他一块建立家庭，在他们那穷乡僻壤创造他们美满的生活；说只要人活得正派，他们即就是一辈子当农民，也照样会幸福的。当然，她还要告诉他，在这个地方有一棵腊梅树，它怎样在冰天雪地里开放着金灿灿的花朵……

她刚在纸上写下“亲爱的康庄哥”几个字，就听见几声轻轻的敲门声。她的心一紧：是不是那个花花公子又麻缠她来了？可她细细一想，不是的，所长的儿子还不懂得进别人的房子要敲门哩。

她于是把写了几个字的信纸又放回到抽匣里，站起来去开门。

随着打开的门板，风雪裹进来了一个人。她定睛一看，吃惊得几乎站立不住了——啊，原来这竟然是她想着和盼着的康庄哥！

这的确是康庄。她看见他带着很不自然的笑容站在她的面前，两只手互相局促地搓着；原来很削瘦的他，现在居然脸盘胖胖的，有点发福的样子；头发也理得整整齐齐，似乎比原来也黑了一些。身上穿着一身蓝色的“的卡”衣服，新倒是很新，但上面似乎沾着许多油腻，显得很污脏。

她赶忙问他：“你什么时候来的？是不是家里出了什么事啦？噢！先不说这些，快叫我给你弄饭去！你一定很饿了！”说着她便手忙脚乱地在柜子里寻碗筷。

康庄把糊着雪粉的脚在地上跺了跺，说：“别忙了，我早已经吃了。”

“你在什么地方吃的饭呢？”她惊奇地转过身来问他。她可从没听说他在这城里有熟人。

康庄坐在了椅子上，说：“到什么时候还能少了我的一口饭呢……你大概不知道，我早在地区粮油公司当了炊事员，快两个月了……”。

她顿时惊讶得半天说不出话来，只是怔怔地看着他。好久，她才在乱麻一般的思绪中理出一个最主要的问题来：他已经到这城里两个月了，为什么不来找我呢？

还没等她发问，康庄已经说开了：

“冬花，自从你和地委书记的儿子订婚后，你们所长就打发人把我从村里叫上来，给我找了这么个工作；所长说是你安咐他们一定要照顾一下我……”

“骗人！骗人！这完全是骗人！”她没等他说完，便发疯似的喊起来。

“这我很快也就知道了，你们还并没订婚哩。”康庄平静地接着说：“可我知道，不论怎样，归根结底，你是不可能和我结合了。你那么漂亮，又有工作，又被人家地委书记的儿子看上了，我个平民老百姓，怎能争过人家呢？所以后来也就向现实低了头，彻底低了头。唉，不管怎样说，我现在好孬也算吃上公家一碗饭了。炊事员听起来不高雅，可工资还不少，连补贴下来，一月七十多块钱哩……”

“不！”她的眼泪在脸上唰唰地淌下来，走进他身边，大声喊着说：“不！咱们都把这烂脏工作辞退了！明天就回咱村子里去！”

康庄坐在椅子上，没有显出多少激动来。他头低了老半天才抬起来，脸上带着一丝麻木的表情，说：“冬花，你先不要太冲动了嘛，咱慢慢商量这件事嘛……唉，老实对你说，我当初也不知为这事痛苦了多少回，眼泪流了几大桶！就是现在，心里也不好受……可是，感情是感情，现实是现实。我把一切也都看破了……我知道，我个平民老百姓，是不会让你幸福的。就是和你结了婚，你那么漂亮，以后别人欺负上你，我这点可怜的地位，连一点点保护你的力量也没有啊……”

一种巨大的震惊使得她猛然失去了悲痛的感觉，甚至连眼泪都顾不得流了。她睁着一双吃惊的眼睛望着她小时候一同长大的伙伴——她一直在心里亲着爱着的这个男人：他原来是这么懦弱的一个人啊！她为什么以前没有看出他身上有这么大的缺点呢？唉，人爱人，往往只从好的方面看呀！

她看着他那颗胖了的头，看着他平庸的脸上那麻木的表情，看着他那一身工不工农不农的肮脏的“的卡”衣服，一种悲哀和绝望使她感到天旋地转！

她一只手托住桌边，开始痛苦地想：他也许是被所长和地委书记的权势压垮了！她觉得她用自己爱情的力量也许会把他重新唤醒的！

她于是满面流泪地说：“康庄哥！咱一块回咱村去吧！咱一辈子再哪里也不去了！咱就在咱的穷山沟里过活一辈子！天下当农民的一茬人，并不比其他人低下！咱吃的穿的可能不富足，可咱的精神并不会比别人穷的！康庄哥，咱一起回吧！而今农村的政策也宽多了，咱的日子慢慢也会好起来的……”

她的这些从心窝里掏出来的话，仍然没有使这个炊事员激动。他坐在椅子上，像霜打了的瓜花，蔫头搭脑。但看来他精神上并不是没有痛苦。他脸抽搐着，带着一种哭音拉调，说：“好冬花哩！咱可再不能回咱那穷山沟啊！我再过一个月就要转正哩！我撂不下这工作！说心里话，我爱你哩，但一想回去就要受一辈子苦，撑不下来啊！没来城里之前，还不知道咱穷山沟的苦味；现在来了，才知道咱那地方根本不是人住的地方……”。

“放屁！”无比的愤怒一下子淹没了所有其他的感情，她眼里像喷着火似的望着这个没有骨头的人，大声说：“咱们的先人祖祖辈辈都住在那里，你爹你妈现在还住着，难道他们都不是人吗？我看你才不是人，是一条狗！”

她一下子扑倒在床上，放开声哭起来了——忘情地，伤心地号啕着。她并不是为了和这不值得留恋的感情告别而哭；她是在哭她自己的苦命；哭她竟然瞎了眼，多少年就把自己纯洁的感情交给了这么一个人！

“……哭什么哩，我看咱俩个而今都算闹腾好了！我过一个月就转了正，成了正式工了；你要是跟了人家地委书记的儿子，也还愁没个工作吗？唉，咱们两家祖祖辈辈还没出一个吃官饭的人呢！冬花，咱好歹已经快端上这碗饭了，一转正，咱就把铁饭碗端上了，现在一回去就不顶事了，这辈子也别想……咦？这寒冬腊月还有开花的东西哩？水瓶里插的那是什么花？还没见过哩！像画上见过的梅花嘛！叫我看这是真的还是纸做的假花……”

她听见他走近了柜子，猛一转身，大声吼道：“别动！你的手脏！你说！是不是人家给你找了工作，你给人家答应的条件就是和我断绝关系？你再说！你今天晚上跑到这里干啥来了？是不是所长来叫你做我的工作，让我跟她那个不要脸的儿子成亲呢？你说！你说！”她发疯似的喊着，一步步逼近了他。

他懦怯地瞄了她一眼，头深深地低下了。

她愤怒地扬起手，在那张吃喝得油腻腻胖乎乎的脸上狠狠打了一记耳光，咬牙切齿地说：“你滚出去！”

他没有看她，仍然低着头，转过身走了——门外传来一声深深的叹息，扑踏扑踏的脚步声渐渐地消失在了黑暗的雪夜里……

第二天黎明，骚动了一个晚上的暴风雪完全静了下来。但天阴得仍然很重，雪花儿照旧轻悠悠地飘落着。大地被厚厚的积雪包裹起来，看起来洁净而庄重。喧噪的城市变得静悄悄的了。

这时候，只见大街上走过来一个背铺盖卷的姑娘，穿一身洗得发白的蓝劳动布工作服，围一条鲜红的粗毛线围巾，独个儿在齐膝深的厚雪里吃力地向长途汽车站走去。她手里捏着一枝金灿灿的腊梅花，走一会，便凑到鼻子上闻一闻，或者在脸蛋上亲昵地偎一偎。这正是李冬花。她已经主动辞退了地区招待所服务员的工作，准备在车站附近的旅社里住上几天——等天一晴，路一开，她就回家去呀！

一九八〇年九月，于陕北（原载汉中市《衮雪》文学杂志1980年第2期）

痛苦

痛苦难道是白忍受的吗？

——托马斯·曼

爱情在不知不觉中产生了。什么时候开始的？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一般而论，这件事对他们来说，出现得是有点过早了，因为他们都才十九岁。不过，仔细一想，也情有可原。因为他们一同出生在高家村，从光屁股一块玩到懂得害羞的年龄，一起背着书包上村小学，又一起背着铺盖卷进城上中学，直到眼下高中毕业，并且报考了同样的大学和专业。现在他们正处在一种焦躁不安的等待中。十几年的朝夕相处，加上这几年洪水一样的爱情电影的熏陶，少男少女心灵中那根神秘的琴弦终于被拨动了，并且弹出了第一组不那么熟练的、然而是异常美妙的和音。

大年是前村高仁山的二小子。他和他那老实巴交的父亲一样，带着一身淳朴的、倔强的憨气，就像黄土地里长出来的一棵高粱。当然，这种人往往有一种别人很难比得上的品质，那就是非常有耐力，能经受得住摔打，这一点也像田野里的高粱。如果各位有机会在大旱之年，到中国北部的山地里走一走，就会看见，当许多植物被烈日烤晒得蔫头耷脑时，唯有高粱却倔强地挺着它的腰杆，并且会在秋后捧出一穗红艳艳的颗粒来。

就说大年的父亲高仁山吧，虽然岁数已经不小，但硬是一个人强撑着，用辛勤的汗水供两个小子上学，非让他们求得“功名”不可。大小子前年考大学名落孙山，已经收心务农了。可他并不灰心，继续向乡亲们发誓，要把他的大年送进大学门。大年这孩子虽然并不特别聪敏，倒也像他父亲一样有股牛劲，靠着勤奋，学习一直也还是很出众的。

小丽却是另外一种孩子，聪明，伶俐，活泼得像一只小山羊。她虽然也是土生土长的农村娃，但非常富于幻想。就说她和大年的爱情（姑且这么说）吧，也是她首先主动表示的，并且有一次在星期六回村的路上，还逗得大年像电影里那些恋爱的人那样，在后面追着她跑。她呢，一边跑，一边嘻嘻哈哈表演了一些淘气的所谓“慢镜头”动作……

在这些日子里，憨厚的大年已经感觉到自己成了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他恋爱了，这就意味着孩子时代的结束。他爱小丽，如同爱明丽的太阳。可惜他爱得太认真，太迷恋了，以致影响了他最后一年的学习。不久他就将知道，他为此将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当然，就我们来说，是可以原谅他的：因为我们在他这样年龄的时候，也往往不能完全把握住自己的感情和行为。但一个人的痛苦和不幸，往往就在这时候开始，真正的人生也可能才在这时候开始。

一声霹雳击倒了高大年：他没有考上大学！他落榜了！

这天，当确切的消息传来以后，他一个人跑到村前的打麦场上，痛苦而麻木地躺倒在一堆乱草里。他爸，他妈，他大哥，都先后跑来了。他们怕他寻短见。三个亲人围成一圈，一个个满脸晦气蹲在他面前，不知该说什么好，只是一个接着一个叹气。这更使他的痛苦加深了。唉！他辜负了眼前这三个人对他付出的辛劳和寄予的厚望。

“我早看出来，你让小丽把你耽搁了……唉！你这糊涂小子！本来就应该先立业，后成家！再说，你还是个娃娃嘛，不好好学习，能出息吗……”父亲两只粗糙的手互相搓揉着，诉说着心头的怨恨。

“那是个妖精！”他大哥咬牙切齿地说。

“不怨她！”他一下子坐起来，脸上带着一种愤怒的表情。他不能容忍他们用这样一种轻藐的态度对待他视为神圣的小丽。他虽然因此而没有考上大学，但他并不后悔他的爱情。这倒决不是一种孩子气；因为我们知道，他一直是非常认真地看待这件事的。

他父亲也愤怒了，一闪身站起来，激动得两片厚嘴唇直颤。看来他真想破口大骂，但气极了反倒找不出一句话来，他只用长满老茧的手狠狠摸了一把胡楂脸，拧转身就走。仁山老汉一边走，一边叹息，往日倔强的头颅低低地垂到胸前。那神态等于明白地向乡亲们宣告：他望子成龙的梦想已经彻底破灭了！

这时，时光正值中午，夏末初秋的阳光仍然热辣辣地照耀着大地。大年呆坐在土场上，汗水在那张像高粱一样红扑扑的脸上流淌，两只手在泥地上抠来抠去。他妈坐在他一边流泪。

他硬劝说他妈回了家。他让她放心：他决不会自寻短见；他只是想一个人在这里静静地呆一会。

当然，他让他妈离开这里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原因，因为他看见小丽正从县城那边的公路上走回来。她要回家，必然要经过这个土场。

他眼前升起了另一颗太阳。痛苦暂时又被一种莫名的激动所淹没。他等着她向他走来。

她走来了。她显然没料到会在这儿碰到他，脸上明显地带着一种惊讶——也许这样说不准确。但这种难以描述的表情很快就消失了。她立即兴奋地掏出了一张纸片在他眼前晃了晃，用颤抖的声音说：“我的录取通知书！省师范大学化学系，是报考的第二志愿……”她也才十九岁，根本不能在一个遭受巨大痛苦的人面前掩饰自己的欢欣。当她明白过来她这一举动的不妥当的时候，已经为时过晚。她可怕地发现，她面前这个人的脸一下子变得像死灰似的惨白，接着，跌坐到地上，双手抱住了脑袋。

“我过几天就得走，报到时间很紧……”她开始尽量掩饰她的激动，但声音仍然在颤抖着。

“那咱们？……”他痛苦地抬起头，望着他眼前的太阳。

“咱们将永远是好朋友。”别看她年龄小，倒也学会了一点世故。她这句话实际上暗示了一种明确的思想。

可惜老实巴交的他，听不懂这句话里的真实含义，反而被激动了；但她不等他开口，马上又补充说：“我们年龄都小，以前是闹着玩的哩。本来，我真盼望我们一起上大学，将来……我心里很为你难过。大年，你想开些，你的学习本来不错，可人的命运难说。当然，我们将永远是好朋友！……”

唉！原来是这样。这一回他算真听懂了。他感到眼前的太阳一下子失去了那耀眼的光辉。他用惨重的代价换来的竟是这么轻描淡写的几句话！

在这短暂的一刻里，就把高大年从童年保持到现在的所有天真都永远地扫除干净了。是的，他第一次知道：人生实际上是多么严峻啊！

他什么话也没说，用袖口揩去脸上的汗水，像他父亲刚才那样，拧转身就走了。不过，他不像他父亲那样把头垂在胸前，而是尽量地抬起来；那神态等于明白地向全世界宣告：他高大年现在才真正成为一个男子汉了。

痛苦……这是不言而喻的。这样双重的打击就是搁在饱经世故的成年人身上，也够沉重的了，何况他才十九岁——严格说来，还是一个孩子哩。

他原来就不多说话，现在完全沉默了，像个哑巴，一声不吭地跟着父亲和哥哥，开始了艰辛的劳动生涯。好在村里已经包产到户，大家不在一块干活了，他的不快也只有家里人才知道。他尽量躲避着外人。

黑夜，他大睁着眼睛睡不着觉。于是就披上冬天才穿的棉袄，偷偷从家里溜出来，独自一个人在村前的河湾里漫无目的地走动，活像一个夜游神。小丽的影子无时无刻不在纠缠他。他想恨，但又恨不起来，因为过去那些无限美妙的感情仍然在他心头温柔地盘缠着，一丝儿也剪不断。

但是，更痛苦的是，他觉得他愧对了一个好时代。眼下国家正需要有知识的人才，而他又多想为祖国做一番大事业呀！四个现代化对有些人来说，只不过是个口号罢了，但对他这样的热血青年来说，却是一件实实在在的事。他知道，未来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需要他们这一代人充当祖国的脊梁，可是他却在这个时候遭受了不幸！

“我太痛苦了……”他想。

“但是，”他又想，“难道我就这样甘愿让痛苦的火焰把自己给毁了？不该啊！正因为我如此痛苦，我才要争一口气！不仅要好好劳动，还应该好好学习！小丽，我总有一天还要见到你，你等着看吧，当我再见到你的时候……”他这样想着，牙齿便在嘴里咬得格嘣嘣价响，两只手也不由得握成了两只拳头。年轻人的血液又在他周身沸沸扬扬，一种新的意识终于在他的头脑中苏醒了。

他仍然沉默寡言，拼命劳动。

不久，高仁山老汉发现在他们出山干活的路上，到处栽着一些小石片，上面用白粉笔写着一些“洋字码”。老汉认出这不是中国字，而又写在这山野里，弄得心惊肉跳，以为是出了外国特务。他把这件神秘事告诉了老婆。他老婆却不以为然地对他说：“你没看咱们茅厕里的石头上也写着？”

大儿子忍不住笑了，对父亲说：“你真可笑！外国特务跑到咱这里干啥呀？‘特务’就在咱家里。那是大年写的英语单词。”

“那是怎啦？”父亲问大儿子。

“怎啦，他还想考大学！”

老两口惊讶地张开了嘴巴。仁山老汉想了想摇摇他那已经苍白了的头，说：“还是好好劳动吧，咱先人的坟墓没得着好风水哩！”

不管怎样，大年重新奋发起来。他首先从他考得最糟的英语开始复习。他不愿意呆在家里埋头学习，以免不了解内情的外人把他看成个二流子；知道事情真相的人又乘机笑话他。他有他的自尊心。

但是这种学习是极其艰难的。每当他背着一捆庄稼从山上下来时，汗水腌疼的眼睛已经分辨不清他栽在路边小石片上的那些英语单词了。但他仍然拼命完成每天的学习计划。日月流逝，他变得像一个苦行僧一般，经常累得眼睛迷迷糊糊，走路摇摇晃晃，头总是有气无力地耷拉着。但是，他觉得自己的精神却从来也没像现在这样高扬过。看吧，他走路念念有词，他上厕所念念有词，他在煤油灯前伏案演算，常常因打盹把头发烧着，满头一片焦黄……所有这一切，他都忍受着。有时，痛苦的浪潮猛然又袭上心头，折磨得他死去活来。每当这时，他就在心里默念着那句话：“当我再见到你的时候……”

此刻，痛苦也正在折磨着另一个人。这不是别人，正是小丽她妈。

冬去春来，冰雪消融，土地解冻，大地又孕育着一种勃然生机。可是这季节对一个老关节炎病人却不是好兆头。

小丽她妈每到这时，腿关节就疼得像钢针扎着一般。今年开春尤其严重。寡妇算不上幸福也算不上不幸。丈夫虽说过世太早，她亲爱的女儿却考上了大学。回忆往事辛酸不少，瞻望未来倒也甜甜的：再熬上几年，等小丽大学一毕业，她就好跟上女儿享福去哕。

但是，眼前的日子的确不好过。身边没有一个亲人，而土地都分到了户，庄稼谁给她种呀？过不久就要耕地，她不知又该求村里哪一家。要是往年，她不熬煎，有高仁山一家人哩，如今还有什么脸面去求他！

这一天，她到沟底的水井去提水。返回时，该死的腿走到半坡上疼得怎么也走不动了。她把水罐放到路边，双手抱住膝盖，嘴一张一张的，就差没放开声哭了！

偏巧这时高仁山父子三人正从后山沟里回来，在河那面的小路上往自己家里走。他们三人都看见了河这边的情景。

大年他哥显然幸灾乐祸了，瞧他嘴一撇，照旧往回走；大年看了看父亲，父亲低倾着头也顾自走，装作没看见什么的样子。

大年站住了。他望着前面走去的父亲和哥哥，心里很不是滋味。父兄埋头苦干的精神令人肃然起敬，可那狭隘的农民意识又多么叫人不能尊敬。

他独自默默地拐到河湾的小路上，向小丽她妈走去。他是个遭过痛苦的人，因此也就同情眼前这个有病痛的人，尽管他的痛苦正是她的女儿带来的。

他来到老妇人的面前，一句话也不说，提起她身边的水罐。小丽她妈痛苦的脸上一下子涌上了难言的表情。但她只是在后面说：“年娃，门开着哩，热水瓶里有开水，桌子上有茶，抽屉里有纸烟，娃自个寻着吃。我这阵腿不灵活，走不快呀……”说着声音便哽咽了。

他提着水罐进了她家，把水倒进瓮里。

他往出走时，忍不住朝墙上的相框里瞥了一眼。是她，站在大学门口的校牌下，脸笑得像一朵花；几乎完全不像原来的模样了……

他尽量克制着，不让眼里的两团泪水涌出来。

他出了院子，在以前经常等待小丽的地方站定。一切过去的印象是那么近，那么清楚，又是那么远，那么模糊……

他看见小丽她妈正一瘸一拐从坡里上来了，嘴里不停地呻吟着。他于是很快从另一条小路下了坡。他不愿看见她那痛苦的脸，也不愿自己痛苦的脸让她看见。

第二天早晨，他父亲把一应农具都准备好，让弟兄俩跟他去耕地。

他走到父亲面前，说：“先去给小丽家耕吧。”

他的话惊呆了两张粗糙的农民的脸。他哥忍不住说：“你羞先人哩！那还是你的丈母娘吗？”

“你不愿去，你就滚！”他突然发火了。

他哥把犁一摔，进屋去了。

他转脸去看他爸。

他看见什么了？啊，挂在那张和他长得一模一样的皱脸上的，是一丝内疚的表情。善良、纯朴的本性又在老人身上复苏了。

谁也没有料到，去年落榜的高大年，今年却考上了北京一所著名的工业大学。

是的，他考上了。为了这一天，他痛苦了一年，奋发了一年。他在这一年所付出的艰辛，唯有那山上的小路，路边的小石片，家里的煤油灯，比他周围的人更清楚。

当他捧着大学录取通知书从县里返回时，又一次来到村前的打麦场上，让身子躺在一堆金黄的麦秸里，尽情地让欢乐的眼泪刷刷地流淌。他爸，他妈，他大哥，都先后跑来了。他们也都知道他考上了。三个亲人围成一圈，一个个满脸喜气蹲在他面前，都不知该说什么好。

他别的什么也没说，只对哥哥说了一句话：“哥，我走后小丽家有些活要你帮着做哩，她妈腿不好……”

他哥又高兴又尴尬地对他直点头。

他告别了亲爱的高家村，告别了雄伟壮丽的黄土高原，乘罢汽车，改乘火车，顺着涓涓的溪流，沿着滔滔的大河，出了山，出了沟，驰过无边的平原，进了车水马龙、繁华喧嚣的省城。

他在火车站附近存放了小件，买了当天去北京的车票，然后就想着去师范大学看小丽。离上火车还有六七个钟头，他有足够的时间。

他提着一包炒得金黄的家乡南瓜籽，搭上了去师大的公共汽车。

师大坐落在郊区，是这路车的终点站。他下了车，心狂跳着，向校门口走去。这地方虽然没来过，但并不陌生，他在照片里见过。

当他走到小丽照相的校牌下，猛地站住了。

“我来这里是干什么？”他突然问自己。

他的心感到一阵隐隐的刺痛，为自己感到羞耻。他知道，他想见小丽，分明夹杂着一种说不清楚的心理因素：莫把人看扁了！这岂不是无言的报复吗？

“我怎么能这样！”他开始在内心里严厉地谴责自己。他想：我确是为她忍受了巨大痛苦的，但痛苦的火焰同时也烧化了痛苦本身，使我在精神上和生活上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是的，我曾痛苦过，但因此也得到了幸福。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不该再对小丽抱怨，倒是该感谢她——尽管这一切是多么地令人辛酸！

他双手把那一袋南瓜子捂在胸前，靠着墙，闭住眼睛，让不平静的内心平静下来。然后，毅然搭上一辆进城的公共汽车，返回到市里。

他来到市中心的邮局，匆忙写了一张字条：“小丽，请你尝一尝咱家乡的南瓜子。大年。”

他把字条塞进口袋，在柜台上拿起缝包裹的针线，笨拙地缝好这袋南瓜子，写上地址，寄了。

傍晚，当美丽的夕阳在城市的一边沉落的时候，去北京的直快列车开动了。车轮的铿锵声越来越快，越来越响；大年纯朴的脸紧贴着车窗，望着广阔的平原和无边的蓝天，眼里涌出了两颗亮晶晶的泪珠……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写于北京（原载《青海湖》1982年第7期）

生活咏叹调（三题）

小镇上

吉普车在咸榆公路上奔驰着。车窗外闪过冬日苍茫的天际，玄黄色的山峦，以及悬崖上垂挂着的奶白色的冰凌……

军人微微前倾着身子，透过车玻璃扫视着黄土高原广漠的田野，两只眼睛闪闪发光。因为种种原因，他二十年没回故乡了。走时是兵，现在已是一个现代化炮兵师的政委。这多年，他一直生活在祖国绿莽莽的西南边陲，但梦里却常常是一片黄颜色……现在他又终于看见了这亲爱的土地。黄色永远是温暖的色调。他此刻的心暖烘烘的。

故乡，你好，我回来了。我就是那个小时候吊着鼻涕的狗娃——大马河川卧牛沟高老大的五小子……

“再有八十里路就到家了……”他对军分区派来送他的小车司机说，两只眼睛仍然贪婪地扫视着车窗外的一切、一切……一切似乎是那么熟悉，又是那么陌生了……

前面出现了一座小镇。其实和一个大的村庄差不多，只不过多了一条简陋的街面而已。

他猛一怔。

我为什么一怔？他似乎在问自己。

你一定记起了什么？

噢，是的！

他让司机把吉普车停在镇子对面的公路边上。他说他要到镇子上走一趟，让小伙子等一下。

他下了车，走过那座小小的、古老的弓形石桥，来到了镇子上。

他先静静地立在街口，望着这地方，似乎在默默地向它致敬。小镇，这是我。二十多年了，你一定不会认出我是谁。但我并没有忘记你，只不过那一切都属于过去了。

他把军大衣往紧裹了裹，迈着军人矫健的步伐穿过街面，向那个他一眼就认出来的地方走去。

这是一座小学校。

他悄悄地立在校门口，胆怯地向里面瞄了一眼，脸上立刻不由自主地显出一种敬畏的神色，就像当年他第一次站在这里一样。

是的，二十几年前，你来这里时，还是个孩子。穿着一身破破烂烂的衣服，背着一卷缀补疤的铺盖，从僻远闭塞的大山里走到公路线上，躲避汽车像躲避怪物一样。当你站在这校门口的时候，就像穿越过撒哈拉大沙漠的一个来自原始部落里的虔诚的穆斯林，站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前……唉，那时这学校其实是多么简陋！大门哪有这么排场？只不过是一个土豁子罢了。围墙也是土的，上面缀满了不安生的手脚所留下的坑坑洼洼。现在呢？看看，这大门和围墙都是一色青砖砌起，多气派！

你记得在这里整整上过两年学——五年级和六年级。当时父母有病，家里连你一共八个孩子。你是勉强支撑着来这里的。衣服破得遮不住羞丑；一顿只能喝一碗稀糊糊高粱汤；身上常常连一分钱也没有……

一阵电铃声。

电铃？不是钟声吗？

他笑了，朝校园里望了望。过去那些破破烂烂的窑洞不见了，眼前是一排排砖瓦盖成的大教室。那棵老槐树还在，只不过更老了。吊在它上面的那口大铁钟不见了。但他依稀还听见那“当！当！”的声音，就像一个老年人用沙哑的嗓门从遥远的过去向他亲切问候。

学生娃娃们从各个教室里拥出来，汇聚在了大操场上。操场立刻变成了一个欢乐的、喧闹的海洋。

他咧开嘴巴笑着，呆呆地望了一会儿这些穿戴得漂漂亮亮的孩子们，然后用手指头揩了揩眼角，就离开了校门口。

他然后又开始绕着学校的围墙走。一边走，一边仔细地在墙根下瞅着，似乎在寻找什么。他的心在怦怦地跳着。

还在吗？那个我曾像小狗一样爬过的下水洞！

说真的，无论是当兵前还是当兵后，他都爬过或钻过各式各样的洞——土洞、桥洞、涵洞、石头洞……但没有一个洞能留在记忆里——有什么必要记住这些呢？但这里的那个下水洞他却没有能忘记。

他一边走，一边像侦察兵似的搜索着那个已属于遥远记忆中的遗迹。他刚才在车上那猛地一怔，正是想起了这个洞。他现在停车来到这里，多半也是为了看看这个地方的。在外人看来，这也许有些可笑。但有些个人的内心隐秘是不需要外人理解的。

他走着走着，一下子呆住了。

一点也不错，这就是那个洞，那个在下雨天把校园操场上的积水排在墙外的肮脏的下水洞。二十年过去了，尽管当年低矮的土围墙改换成砖砌的高墙，但这个洞几乎还原样地保存着，似乎专门等着他今天来重访。

刹那间，那热闹的锣鼓声、丝弦声、秦腔……又在你的耳边骤然间响起来。大概是秋天，很可能是八月十五，校园的大操场上正唱戏。这是小镇上一年中最盛大的节日。学生们全都放假，而且不准在唱戏的时候留在校园内，以便把这里变成剧场，因为镇子上再也找不到这么一块平坦地方了。当然还可以进去，但得买票。

校门的土豁子成了“剧院”的入场处，被剧团掏钱雇来的本镇的一些彪形大汉把守着。土墙里面也有同样的大汉们来回巡视，以防不良之徒越墙而过。

同学们都看戏去了，就你一个人踯躅在街头。你没有那三毛钱去买一张票。身上只有一毛钱，还是一张菜票。那锣鼓和丝弦的喧闹，那笑语哗然的人声，那激昂慷慨的戏文，撩拨着你的心。你看不见这一切。如果你当时是大人，你也许能忍受。可你才十一二岁，像所有和你同龄的孩子一样神往那个热闹非凡的场所……

突然，你一下子记起了那个下水洞。悄悄地从那洞中钻进去，不就到操场上了吗？

唉，我当时曾怀着怎样恐惧的心情，从眼前这个洞里爬进去的呀！洞里又黑又脏，手上似乎都糊了狗屎，臭烘烘的。但不管怎样，我已经无论如何不可能再退回去了。

灾难在我从洞那边一伸出头就降临了。一只蒲扇般的大手一下子扣在了我头上。我脑子“轰”的一声，觉得整个世界都陷入到一片黑暗之中。当我挣扎着企图像泥鳅一般溜掉时，那另一只大手已经揪住了我的一只耳朵。

就这样，我被那无情的手从洞子里拉出来，拉在了人山人海的操场上。我立即认出，揪我耳朵的人是镇子上肉铺里的焦二，腰圆膀阔，满脸栽着圪针般的硬须。据说他可以把刚开膛的猪板油生吃三斤。

“你这个混场的贼溜子……”焦二一边揪着我的耳朵拉着我走，一边兴奋地嚷嚷着，似乎像一个求功心切的勇士终于活捉了一个俘虏。

我的耳朵疼得就像要掉下来似的，但还不敢吭声，更不敢哭。我只是小声地央告着，让他不要把我交到学校。但焦二大声喊叫说非要把我交给校长本人不可！

一切都完了！我将在同学们中间变成一个声名狼藉的人，而说不定学校还会把我开除的。天啊，我怎有脸回到我的村子？怎有脸见全家人和全村人的面？

我被这无情的手揪扯着耳朵，走过一长溜吆喝声四起的小吃摊。

“焦二，你又造什么孽呀！你把这娃娃的耳朵都快揪下来了！”一个妇女的声音。

“这小子不买票，从水洞子里钻进来。哼，叫我给逮住了！”

“手放开！”

“怎？”焦二叫了一声，手立即松开了，因为他手里被硬塞进了一个烫热的菜包子。

焦二笑了，顾不得其他，烫得两只手来回倒腾着那个包子，嘴“扑扑”地吹着，甚至给包子上唾了一下。

他开始吧咂着嘴吃起了包子，似乎一下子忘记了我。

一只温热的手在我的头上摩挲了一下。

“你怎不买票钻水洞子呢？”卖菜包子的大嫂声音充满了无限的怜悯。

在朦胧的蒸汽中，我看见了一张慈祥的脸。

“我……没有钱。”

“你是镇子上谁家的娃娃？”

“我不是镇子上的。我是乡里来的。”

“哪个村子的？”

“卧牛沟的。”

“念书娃娃？”

“嗯。我就是这学校的。”

“唉，看多恓惶！裤子都露着肉……”

一只热腾腾的包子递到了我面前。我不接但被硬塞到了手里。接着，又是那只温热的、母性的手在我头上轻轻地摩挲了一下。泪水顿时像浓雾一般模糊了我的眼睛……

他用模糊的泪眼出神地望着这个二十多年前蒙难的地方，耳边依然响着焦二和卖菜包子大嫂的声音——

“不要给学校交，你把娃娃放了！”

“哈呀，人家剧团出钱雇我焦二，我怎能不给人家尽职尽心哩！”

“屁！甭吆喝了！生猪油把你的心糊成个猪心了！给！我不信这热包子还塞不住你个猪嘴巴！”

“哈哈哈，猪嘴碰上个狗獠牙，焦二碰上个母夜叉……”焦二吃着包子，回过头说，“你这小子还站着干什么？去吧……”

羞耻、悔恨、感激、甜蜜……这种种情感涌上了你的胸腔，涌上了你的喉眼。你手里捧着那一个热腾腾的菜包子，转身就跑开了。

你哪再有心思去看戏呢？你从那个土豁子里跑出来，又重新踯躅在了街头上。你不知该到哪里去。你觉得你有许多话想给世人说，但又不知你想说什么。总之，你真想亲吻这破烂街道上的一切呀……

政委解开军大衣的纽扣，抬起头，望着无边的黄色的山峦，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哦，我的故乡，我的小镇，我的下水洞，我的焦二大叔，我的卖菜包子的大嫂，我的逝去的童年……我对你们所有的一切都怀着多么深切的眷恋和热爱！就是焦二大叔那只揪过我耳朵的手，现在对我来说，也像卖菜包子大嫂的手一样温暖。大嫂，你再用你那温热的手摸一摸我的头发吧。焦二大叔，此刻我也多么想再让你用你的手揪一揪我的耳朵，好让我再一次感受一下故乡那热辣辣的惩罚……

他下意识地用手摸了摸自己的耳朵，然后向那个下水洞投去最后的一瞥，就转身走向街道。

“菜包子哎——”前面传来一声悠长的女孩子的喊叫声。

他的眼前蓦地闪现出一张慈祥的妇女的脸。

他快步走向前去，来到一个卖零吃的摊子前。这里热闹非凡，吆喝声四起。有卖凉粉的，有卖油糕的，有卖粽子的，有卖扁食的……卖包子的呢？

他终于发现了她。这是一个脸像山丹丹花一般好看的姑娘。他问：“多少钱一个？”

姑娘立刻热情地招呼道：“七分钱一个，不要粮票，喷香！你要几个？”

“你妈妈是干啥的？”他竟然这样问她。

姑娘一愣。她说：“我妈是邮电所的干部，我是待业青年……你认识我妈？”

“噢……不认识。我买四个。”他为自己的唐突而不好意思地摇了摇头。

他拿着四个热腾腾的菜包子，重新穿过那座古老的弓形小石桥，返回到了公路上。

司机身子伏在方向盘上，已经睡着了。

他敏捷地上了车，用胳膊肘轻轻碰醒了小伙子，给他手里塞了两个菜包子，说：“很香，你吃吧，吃完了咱再走……”

司机说他不饿，把包子塞进挎包里，就立即踩动了离合器。

吉普车重新又奔驰在咸榆公路上。车窗外依然闪过冬日那苍茫的天际，玄黄色的山峦，以及悬崖上垂挂着的奶白色的冰凌——这凝固了的激情！

杏树下

四月，白粉粉的杏花已经谢了。躲藏在绿叶间的毛茸茸的青杏羞怯地望着这个陌生的中年人。

他立在这杏树下，静静地垂着两条胳膊，不言不语地看着这株粗壮的果树。故乡山野的风带着春天的温暖，轻轻抚摸他夹杂几根白发的头，抚摸他的脸颊，抚摸他的心。

杏树，你应该认识我。尽管我们分别有许多岁月，但我可从来都没有忘记过你。当我夹着讲义，站在林业学院的讲台上讲述那些杨树、柳树、松树……的时候，我就想起了你，杏树；想起了她，小萍；想起了我们小时候。不过，那时你很小，我们也很小……

是的，他那时才十一岁，在村里的小学校上三年级。她也只有十四岁，因为上学晚，念四年级。

本来他们并不相识。一家在村东，一家在村西，庄子太大，除过正月闹红火偶尔见一面，平时谁也不见谁。虽说同住一村，可孩子们的世界总是那么小。就是上了学，两个年级不说，她比他大，还是个女生。他们从来没说过一句话。在这种年龄，男孩和女孩的界线是很严格的，他们往往都生活在各自的天地里，互不交往，互不侵犯。

但是，我敢肯定地说，我和小萍这样生疏，还不仅仅是这些原因。那时，学校也有全体一致的活动和游戏，不分年级，不分大小，不分男女……我和她的这种生疏是由两个家庭的生活状况所决定的。那时我们家五六口人，就父亲一个人劳动，日子过得叮当响。不用说，我是这学校穿戴最破烂的学生。可小萍呢？虽说她母亲也在农村，可她父亲是县城里的医生，家里就她一个宝贝蛋，经常穿戴得像一位小公主。她无疑是学校最尊贵的学生。

他们是两个极端。他当时虽然只有十一岁，但已经懂得为自己的寒酸而害臊了，因此专意躲避那些穿戴体面的同学，尤其是躲避小萍。在他看来，她大概时刻都在笑话他。别人也躲避他，就是那些家境不怎好的同学也尽量不和他为伍，以便证明比他高一等。他常常孤孤单单一个人……

世界上最可怕的是孤独，特别是孩子的孤独。孤独的大人可以在自己的内心创造一个世界，以寻求安慰，而一个孤独的孩子，当外界和他隔膜的时候，心灵中就只有一片又苦又咸的碱水了。

可是，就在那天，就在这棵杏树下，发生了那样的事……

我清楚地记得，那同样是四月的一天，春风就像今天这样抚摸你的锁锁头，抚摸你的粗糙的小脸蛋，抚摸你忧伤的心。你靠在这棵杏树干上，看同学们在玩“找朋友”的游戏。这就算乡下学校一年一度的春游吧，老师带着全校的同学，来到山野里，尽情地玩呀，唱呀，跳呀，喊呀……

找呀找呀找呀找，
找到一个好朋友，
敬个礼，握握手，
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同学们玩得多快乐呀，可是当时我脊背靠在这树干上动也不敢动。谁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不去玩。我也无法说出我不去玩的原因。

老师走过来，惊讶地问我：“你为什么不玩呢？”

“我……肚子疼。”

“疼得厉害吗？”

“不，不厉害……”

“那你现在回家去。”

“不，不，等一会儿再……”

我此刻不能离开。我只是脊背紧贴树干站着。这棵杏树对我来说像救命的恩人一样。

一直到大家要回学校的时候，我还就那样站着。

集合的哨声响了，同学们都排成了二路纵队。

我仍然没动。

老师又走过来，有点生气地说：“你怎不走？”

“我……”

老师发火了：“你为什么还站着？”

我无话可答。

同学们都将目光投向我，嘁嘁喳喳地议论着。

“你回不回？”老师喊叫说。

“我现在不回……”

“为什么？”

我“哇”一声哭了。

同学们“轰”一声笑了。

听见老师说：“王小萍，你留着，一会儿把他带回来……”

小萍是大学生，又很体面，也懂事，老师常派她做一些在学生看来很重要的“工作”。

老师带着同学们走了，而把小萍留下来。她的任务看来好像是收容一个掉队的伤兵。

杏树下，只剩下我和她。

“你怎啦？”她问。

我不敢看她，也不回答。

她走近我，大胆地用手在我的汗淋淋的额头上摸了摸，大概是看我发不发烧。

我感到额头像被烧红的烙铁烫了一下。

我扭过头，不看她，说：“我没病。”

“你不是说你肚子疼？”

“不疼。”

“那怎啦？有什么你给我说，好吗？”她的口气像大姐姐一样。

我犹豫了一下说：“那你不能给别人说。”

“我肯定不说。”

“要是说了呢？”

“那就是小狗。”

“……我的裤子……破了。”

“哪儿破了？”

“在后边……”

“唉，倒说你不玩呢，让我看看。”

“不。”

“怕什么哩！我带着针线。我给你缝。”

“不。”

她不管我同意不同意，已经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的荷包，开始笨拙地往针眼里穿线，我立刻紧张得像医生要给我打针一样。

“转过来！”她命令我说。

我不动。

她过来，用手使劲把我掀转身。我一下子伏在杏树干上哭了。

小萍一句话也不说，开始给我缝屁股后面破了的裤子，针时不时扎在我的屁股蛋上，我疼得喊叫起来，她却在后面咯咯地笑着，说：“快完了……”

鼓弄了很长时间，她才说她缝完了。我用手在后面摸了摸，已经不露肉了。

她像没事似的抬头望了望树上的青杏说：“毛杏子最好吃了，酸酸的……现在咱们回吧？”她对我说。

“我先不回去，你走……”

她冲我笑了笑，就走了。走出不远，她又回过头叮咛：“你快回来！”

她走了，消失在山下的小土路上。

我抬起头，望了望绿叶间那一颗颗毛茸茸的青杏子。

尽管我不太会上树，但我还是挣扎着往这棵杏树上爬去。

我勉强上去，刚摘了一颗杏子，由于脚没站稳，一下子从树上摔下来了。

我跌倒在地上，听见屁股后面“嘶”的一声。天啊，刚刚缝住的裤子又一次破了！

泪水再一次盈满了我的双眼。这次使我伤心的是，我无法把手中的这颗杏子送到小萍手里了。正是为了报答她，我才冒险上树的。现在我总算摘了一颗杏子，但付出了裤子再一次被扯破的代价……

我在地上呆呆地坐了一会儿，决定非把这颗杏子送给她不可。

我于是硬着头皮从山里下来，磨蹭着来到学校下边的小河边。

我看见同学们正在院子里大扫除。我不敢上去。

我突然看见小萍到院畔上来倒垃圾。她也看见了我，喊：“你快回来！”

我没动。

她站了一会儿，看我这样子，就从小路上转下来了。

她站在我面前，问：“你怎不回去？”

“给！”我把那颗杏子递到她面前。尽管这杏子已被我的汗手弄得又脏又黑，小萍还是惊喜地一把夺过去，扔在了自己的嘴巴里。她一边吃，一边说：“真好吃，酸酸的……咱们回……”

“我回家呀……”

“现在还没放学呢！”

“我的裤子又扯烂了……”我说完，掉转头就跑，并且没忘了用一只手过去遮住我的不幸的屁股蛋……

从那以后，我和小萍之间就渐渐产生了一种不协调的友谊——一个富足人家的女儿和一个穷人家孩子的友谊。直到现在我也说不清这一切，只是感到这一切对我来说是多么宝贵。

她以后在学校经常找我玩，使旁的学生感到“眼红”。她甚至带我去过他们的家。我当时没学过更多的形容词，只学过一个“金碧辉煌”，我就用这个词来形容他们的家。她母亲是个非常厚道的人，曾经给我缝过一身崭新的咔叽衣服。在我把这身新衣服穿回家以后，我父母亲都以为我是在外面偷的。一个开口就骂，一个出手就打。当我掉着眼泪说明实情后，我父母亲也大受感动，嘴里喃喃地念叨说：老王一家人真是些善人，可就是没生养下男娃。他们这样修行积德，老天爷一定会让这家人添个男丁。当时我也曾祷告过老天爷，就像我父母亲说的那样，让小萍她妈再给她生个弟弟，可后来也没有生。现在想起来这有多么可笑……

一年以后，小萍突然离开了村子。不是她一个人，而是全家都搬走了。听说她父亲报名去支援西藏，到一个叫日喀则的地方去工作了。

从此，我再也没有见到她。我后来上高中二年级时，听说她考上了北京医学院。在这以后，我也考上了西北农学院，专攻林业专业，后来又留了校，当了讲师；以后又当上了副教授……

副教授立在这杏树下，望着绿叶间那毛茸茸的青杏，两滴泪珠不知不觉从眼角里滑了出来。为了那逝去的愉快和忧伤，为了那又酸又甜的回忆，他微笑着哭了。此刻，他似乎又听见了那欢乐的、稚气的歌唱：

找呀找呀找呀找，
找到一个好朋友，
敬个礼，握握手，
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再见，小萍。实际上，我也许再也不会见到你了，但我永远记着你——我少年时期的伙伴！你知道吗？我现在就立在这棵我们曾共同喜爱的杏树下——你为我补过破裤子的地方，向你致以遥远的祝福。我相信，不论我们走向何方，我们生命的根和这杏树一样，都深扎在这块亲爱的黄土地上。这里使我们懂得生活是多么美好，从而也使我们对生活抱有永不衰竭的热情，永远朝气蓬勃地迈步在人生的旅途上……

他用手绢沾了沾眼睛，然后像小时候一样，笨拙地攀上了这棵杏树。他摘了一颗青杏，又从树上溜下来。

他把这杏子扔进嘴里，细细地品尝那股酸酸的滋味，然后便告别了这杏树，走下山来。四月的风轻轻抚摸他夹杂几根白发的头，抚摸他留着泪迹的脸颊，抚摸他那颗孩子一样的心……

医院里

马老头就要出院了。他穿起了那身平平展展的呢衣呢裤，像个要去参加什么盛典的首长。其实他只是市上一个小单位看门房的极其平常的老头。以前他是个工人，后来退休了，闲得呆不住，就找了个看大门的差事。一月前，他脸上突然起了个瘤子。原来以为是恶性的，紧张了一阵子。后来到医院一检查，发现是良性的，老头的心才平实了一些。不过，医生说要动手术。动就动吧，听说这是小手术，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好了。

这不，现在已经好了。

这位穿戴得像首长一样的看门房老头，这时正向同室的病友们作告别。他高兴，大家也为他高兴。他和众人一起又说又笑，平日寂静的病房一时起了一点小小的愉快的波澜。那位在靠窗户边为一个重病号喂药的年轻漂亮的女护士，也宽容地没有制止这种显然不合规程的行为。要是平时，她会严肃地对大家说：“请同志们不要大声喧哗……”她现在甚至还扭过头来，微微笑着看了一眼衣冠楚楚的马老头。

这时候，老马的儿子小马正在床边收拾他父亲的东西。小伙子穿一件洗白的米色风雨衣，显得健壮而潇洒。他一声不吭，只是有条有理地把他父亲的零七碎八归拢到两个提包和一个大网兜里。

他父亲和别人又说又笑地道完别，就回到他的病床前，惊讶地对儿子说：“你已经都收拾好了？”

“嗯。”

“我的镜子装进去了没？”

“镜子？”儿子困惑地看着父亲。他并不知道父亲每天都拿这宝贝小圆镜看自己动过手术的容貌。

马老头自己从枕头下面摸出了那个小圆镜。儿子正要拿过来装进提包里，他父亲却举起这小圆镜，又一次认真地从不同的角度照了一会儿自己的尊容，然后叹了一口气，说：“唉，留下了一片疤……”

“总比一个瘤子好看。再说，你又不去当电影演员。”他儿子说。

病室的人“轰”一声笑了。马老头也不好意思摇摇头笑了。

那个刚给病人喂完药的女护士，惊异地回过头来，用一双闪闪发光的眼睛瞥了一眼那个诙谐的青年。

老马父子对于室内一切作了一次最后的审视，然后就要动身走了。但小马却对着那两个大提包和一个大网兜发愁地说：“自行车最多能带两件……”

在他这样说的时候，那位女护士走过来，说：“你可以把网兜放到我这儿，完了你再来取。”

小马于是就把那网兜交给了她。女护士提着就走了。

这父子俩随后也就举手一边给病室的人打招呼，一边倒退着出了房门，走了。

这一切极其平常。

但也有一点小小的不解之处，不妨在这里提一提：老马的那个大网兜本来也可以放在这病房，然后他儿子再来取也可以。老马和他同病室的人已相处多时，难道他们还能偷了他的东西不成？这一点那位女护士也应当知道，所以她根本不必把那个网兜提到她那里去。可以肯定地说，所有的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个小小的生活的疑点，似乎这一切都再自然不过了。即使一个古代拜占庭的智者，恐怕也不会留意到这种日常的琐事还包含着什么重要的内容。

这个小故事就在这一瞬间开始了。

我为什么把这个网兜提到这里来呢？她站在护士办公室的门口，也愣住了。

她竭力想弄清楚在这一瞬间发生的事——准确地说是她的心理状态。

说起来也真有点奇怪。就是因为那小伙子对他父亲说过那么一句诙谐的话，就惹得她动了某种难言之心。这进而又立刻在内心里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愿望：想和这个陌生人说话，想和他认识，想和他交往，想和他……我这样是怎么啦？正常还是反常应该还是不应该？对还是不对？她不停地问自己。

她一时也说不清楚她自己。总之，虽然她根本不认识他，甚至连他的脸也没敢仔细瞧瞧，不知怎的，就好像非常清楚他，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气质的人。这真有点奇怪。奇怪吗？

她想：也许有人认为我是一个轻浮的人。随便怎样去评价我吧，从我内心上说，我对生活是严肃的……

她提着这个网兜，在护士办公室的门口犹豫了片刻，就又退出来，径直向三楼她的宿舍走去。

她进了自己的宿舍，不知为什么把那网兜里的东西一件件掏出来，分别放在了几个地方。这实际上是她的一种下意识的行为，却又似乎包含了一种精心的盘算：这样，在那小伙子来取东西时，就不可能一把提着就走了。她也许可以利用重新收拾这些东西的机会，和他谈几句话，至于她把人家的东西掏出来四散在她的房间里会引起他的什么看法，她也不管了。相反，她正希望他一眼就看出她的动机。

做完她觉得应该做的一切之后，她从楼上下来，重新来到护士值班室。她拉了把椅子坐在门口，随手捡起一本医学杂志“看”起来。

他推着自行车进了医院，去取那个网兜。

他一路上行色匆匆。他并不在本市工作，因为父亲出院，他才赶回来为他办理这些零碎事的。按说，他今天下午就应该回单位去。算来算去，只剩六七个钟头了。在这期间，他应该把所有应该办的事都办好。父亲虽然性格乐观，但终究已一大把岁数，况且就他一个人过日子。

他把车子在医院的大院里存好，径直向住院部走去。脚步在匆忙中带着一种敏捷和矫健。

他进了楼道，看见那位女护士正在值班室门口专心地看杂志。她显然没有看见他走进来。

他正要打招呼，那位女护士却说：“噢，你来了……”

她怎么看见我来了？她的脸明明被杂志遮着……

“麻烦你了……”他走到她面前，很客气地说。

“别客气。”她合住那本杂志，起身进了值班室。

他跟进去，准备去拿那个网兜。

她把杂志放在桌子上，转过身却说：“网兜在我宿舍里，你跟我去取一下。”她说完就在前头走了。

他只好跟在她后边，穿过楼道，然后又顺着楼梯口拾级而上。

在上到第二层的时候，他突然想：她为什么不把那个网兜放在一楼的值班室，而放在楼上她的宿舍呢？是医院有规定？这不大可能。那么……

已经到她房门口了。她开了门，热情地招呼他进了宿舍。

进了宿舍以后，她指着桌前的一把椅子，说：“你先坐坐，我给你收拾一下……”

收拾？他发现他网兜里的东西东一件西一件散落在她房间的各处。

她开始一件一件往网兜里收拾。

他坐下来，莫名其妙地想：为什么这样？难道需要这样？

他的思绪顿时像一堆麻一样乱。

他进而发现，桌子上搁两个茶杯，而且里面都放好了茶叶，但没有倒水。看出这是一个精心的待客准备。待客？是他吗？这真有点叫人摸不着头脑……

她突然放下正在收拾的网兜，转过身叫道：“噢，看我！让你干坐着！叫我给你倒水！”她麻利地提过暖水瓶来，给两个茶杯里都注满了开水，眼睛也不看他，只是说：“你不忙吧？”

“嗯……”

他不知如何是好。

她脸有点红，面对面坐在了另一把椅子上，端起茶杯抿了一口，同时也劝他说：“你喝点水吧……”

他不由自主地端起了茶杯。一种温馨的、别扭的气氛，登时使他敏感地意识到他已经面临一个什么样的境地了。现在立刻离开这里也许太粗暴了，而稀里糊涂坐在这里又是……没个合适的形容词……

生活，生活，常常这么地难为人！

“你在哪儿工作呢？”

“煤矿”

“煤矿？”

“噢。”

“远吗？”

“离这儿二百里路。”

“搞技术还是搞行政？”

“在掌子面挖煤。”

“我不信。”

“为什么？”

“你根本不像个工人。”

“那工人是个什么样子呢？”

“嗯……反正你不像！”

“人们习惯认为工人都是一些粗壮的、粗鲁的、粗糙的人。尤其是煤矿工人，在人们的印象中，好像都是些没有开化的野蛮人，喝酒，说粗话，打架……”

“嗬嗬……你真会说话。我可并不那么认为。我只是觉得你不像个工人，更不要说像个煤矿工人了。”

“这说明你并不真正了解工人。”

“也许是的。”

“我一直就是煤矿的井下工。”

“听说煤矿上男的多女的少？”

“是的。”

“听说煤矿工人成家很困难？”

“是的。”

“现在许多女的都很世俗，认为只有找大学生或有身份的人才能有幸福。其实，照我看，一个家庭美满与否，根本不在于你找个什么职业和职位的人。当然，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正如托尔斯泰所说，幸福的家庭都是幸福的……”

“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噢，你读过《安娜·卡列尼娜》？你们还读文学书？”

“工人怎么连书都不读了呢？就说我们同代人吧，其实矿工中许多人读的书并不比社会上其他行业的青年人少。他们虽然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地下，但他们的内心世界并不狭小。甚至我敢说，在外人不太知晓的这个世界里，有许多极其优秀的人……这我无法给你更详尽地解释……”

“那么你喜欢《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哪个人物？”

“比较而言，我喜欢列文。”

“我喜欢吉提……你那样斜着身子坐不舒服……”

“对不起，我的腰有点毛病。”

“怎么？”

“前不久在井下受了点伤。”

“噢，井下一定很危险？”

“是的。经常有负伤的，也有死的。”

“那你不准备调一下工作吗？”

“不。尽管那里很苦，并且有死的危险，但我已习惯我的工作。当然更主要的是，我也热爱我的工作。”

“……我没有猜错你。你是一个不太平凡的人。”

“谢谢你。实际上我再平凡不过了。”

“我这不是一般意义上认为你是个英雄或模范。”

“我知道这一点。”

“允许我说句玩笑话，像你这样的煤矿工人，是不愁成不了家的……真的，会有人……”

“是的，我很幸福。我的女朋友虽然出身干部家庭，她本人也在地面上当干部，但她对我的感情始终如一……”

她木然地坐了片刻，然后急速地站了起来，去收拾刚才已经快要收拾好的网兜。

他也站起来，将深沉的目光投向墙上的一张大幅彩色照片。照片的景色很单纯，只有无边的大海和无边的蓝天。水和天在遥远的地平线上交融成一片淡淡的乳白色……

她很快就收拾好了网兜，似乎又想了一下，然后在自己的桌子抽屉里翻了一阵。她拿出一个小纸盒，塞在那个网兜里，然后就郑重地把这一嘟噜东西递给他。

他瞅了一眼那个小纸盒，说：“这是？……”

“这是新出的一种特效跌打丸，对你的腰伤肯定管用。”

“太谢谢你了。”

“别客气……我送送你。”她愉快地说。

他没有拒绝。

他们相跟着下了楼梯，穿过楼道，穿过院子，一直到医院的大门口。

两个相互间不知道姓名的青年像老熟人一样亲切地道了别，然后转过身各走各的路了……

（原载《长安》1984年第7期）

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

事情得从一台收录机说起。

我在地区中师毕业后，回到我们县城的一所小学教书，除过教书，还捎带着保管学校唯一的一台收录机。

放寒假时，学校为了安全，让我把这宝贝带回家去保管。我非常乐意接受这个任务。我是个单身汉，家又在农村，有这台收录机做伴，一个假期就不会再感到寂寞了。

不用说，山区农村现在也是相当富裕了，但收录机这样较为高档的商品还不多见。不是说没人能买得起。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这东西价钱昂贵，却没有什么实用价值。花那么多钱买这么个“戏匣子”还不如买几头肥猪。

可是我把这台收录机带回家后，村里人又感到特别新奇：因为据说这家伙不光能唱歌，还能把声音也“收”进去呢。于是，一到晚上，少不了有许多人拥到我们家来围着它热闹一番。他们百听不厌的节目是韩起祥说书。其中最热心的听众就是我父亲。父亲虽然年近六十，一个字也不识，但对什么稀罕事总是极其关心。有时甚至关心到了国外，比如经常向我打听阿尔巴尼亚的情况。对于这台收录机，他当然惊叹不已。尽管有线广播听了好多年，只是有一点他直到现在还是理解不了：为什么这个小匣匣，里面就能“藏”下那么多人？

转眼到了大年三十。这是农村一年一度最盛大的节日。除夕之夜，欢乐的气氛笼罩着我们的村庄。家家窗前点上了灯笼，院子的地上铺满了炸得粉碎的红红绿绿的炮皮。在那些贴着窗花和对联的土窑洞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八碗”。说是八碗，实际上主要是把各种形状和式样的肥肉块子装在八个碗中。农村人虽然富了，但吃肉还没有到城里人剔肥拣瘦的程度。他们的肠胃仍然需要油水。好，那就尽情地吃吧。拣肥的吃，放开肚量吃吧。而今这样好的年头，又是自己喂的猪，不吃做什么！

父亲吃了一老碗肥肉（足有一斤半），用袄袖子抹了抹嘴，然后就心满意足地拿起旱烟锅，盘腿坐在黑羊毛毡上，自个儿笑眯眯地抽起了烟。此刻，外面已经是一片爆竹连天了。全家人先后放下了碗筷。弟妹们迫不及待地跑到邻家找小伙伴们放炮去了，母亲颠着小脚到隔壁窑洞准备明早上的饺子馅。一刹那，屋子里就剩下了我和父亲。一片欢乐而愉快的宁静。

父亲舒服地吐纳着烟雾，对我说：“把你那个唱歌匣匣拿出来，咱今晚上好好听一听。”他安逸地仰靠在铺盖卷上，一副养尊处优的架势。他的享乐的神态使我高兴。是的，这几年家里的光景一年比一年好，他此刻应该这样度过这个令人高兴的夜晚。

我赶忙取出收录机，放他老人家爱听的韩起祥说书。父亲半闭着眼睛，一边听，一边用手悠闲地捋着下巴上的一撮黄山羊胡子。韩起祥的一口陕北土话，在他听来大概就好像是百灵鸟在叫唤。每当听到绝妙之处，就忍不住张开没门牙的嘴嘻嘻地笑个不停，活像一个老太太。我于是下意识地望了一眼墙壁上奶奶的照片。此刻他真像我已经去世的奶奶。奶奶的相片下，是父母亲的合影。从相片上看，那时父母亲并不怎显老，可现在也已经像奶奶那般老了。我想，也许过不了几年，那张合影也会成为遗照。这个联想太不吉利。我在心里祝愿二老身体健康，万寿无疆。我记得，奶奶的相片是父亲在她老人家生前张罗着照的。父母亲的相片是我在前几年张罗着为他们照的。自从照相流行以来，乡下人最看重的一件事，就是给年迈的双亲照张相片，然后放大，挂在墙上，以做永久的纪念。在乡下，不论走到哪家，都能在墙壁上看见几位老人的相片。他们穿戴整齐，两只粗糙的劳动者的手，规规矩矩放在自己的膝盖上，温厚地注视着他们生活了一辈子的家和仍在这个家生活着的他们的儿女子孙……

这时候，韩起祥的书正说到了热闹处，急切的嗓音和繁密的三弦呱哒板声响成一片，好像一把铲子正在烧红的铁锅里飞快地搅动着爆炒的豆子。我父亲的情绪也高涨到了极点，他竟然也用漏气的陕北土话，跟着老韩嚷嚷起来，手舞足蹈，又说又唱。他已经把这段书听了许多遍，几乎可以背诵如流。

我被父亲逗得哈哈大笑，并且觉得眼眶里热辣辣的。父亲，你尽情地高兴吧。你应该高兴。你和像你一样年老的庄稼人，能逢迎上而今这样的好世事，真是太幸运了。

看着父亲得意忘形地又说又唱，我突然冒出了一个新鲜的念头：我为什么不用这台收录机录下父亲的一段声音呢？这样在他故世以后，我们这些后辈人就不仅能从相片上看见他的容貌，而且也能在收录机里听见他的声音哩。是的，这现代化的设备能够留下伟人的声音，庄稼人的声音也是可以留下的。

等韩起祥一说完，我就对父亲说：“爸，干脆让我把你的声音也录下来。”

“我的声音？”

“嗯。”

“能录下来呢？”

“能。”

我换了一盒空磁带，按了一下键钮，对他说：“不信你试试。你现在先随便说一句什么话。”

他突然惊慌起来，连连摆着手，说：“我不会说！我不会说！”

我很快卡住机关，然后放给他听。录音机里传出了他的声音：“我不会说！我不会说！”

父亲吃惊地叫起来：“这不是我的声音吗？”

“就是你的声音。就这样，你随便说什么都行。让我把你的声音录下来，以后就是你不在人世了，我们这些后人还常能听见你说话哩！”

“搁的年代长了，声音怕要跑光了……”

“跑不了！这盒磁带不好了，还能录在另外的磁带上。”

父亲显然对这事发生了极大的兴趣。他跃跃欲试，但又有点不好意思，格外紧张地把腰板往直挺了挺，像要进行什么隆重仪式似的，两只手把头上的毡帽扶端正，庄严地咳嗽了一声。他突然像小孩子一样红着脸问我：“我说什么哩？”

我忍不住笑了，对他说：“你随便说什么都行。比如说你这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

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哈呀，这怎说哩……好，叫我想一想。噢，对了，要说最高兴的一天，那当然是我和你妈成亲的那……你看我！说些甚！噢，对了，我记起了一宗事。好，那我就说这宗事……

那天，也正像今天一样，过年哩……我这样说你看行不行！行！好，那我就再给咱往下说……

提起那年头，真叫人没法说。冬天的时候，公社把各大队抽来的民工都集中到寺佛村，像兵一样分成班、排、连，白天大干，晚上夜战，连轴转到了年底，还不放假。到过年的前一天，公社书记来宣布说，要过革命化春节，过年不放假了。大家一听都炸了。大年三十早晨，所有的民工都跑了个精光。嘿嘿，我起先还不敢跑，后来见众人都跑开了，我也就跑回来了。

不知你还记得不？那天早上我跑回家时，你们母子几个围一块烂被子，坐在炕上哭鼻子哩。看了这情景，你不知道我心里有多难受！哭什么哩？哭牺惶哩。那年头，全村人在一个锅里搅稠稀，大家都穷得丁当响，过年要甚没甚。咱家里就更不能提了。旁人家歪好都还割了几斤肉，咱们家我没回来，连一点肉皮皮都没有。你大概记得，那年头私人不准养猪。集体养的猪又不能杀，要交给公家。那时候嘛，队里能有多少粮喂猪？养几头猪，卖给公家，公家再给发点肉票，到一家头上，也就那么几斤。咱家的几斤肉票早让你舅拿去给儿子办喜事去了。唉，再说，就是有肉票，你们母子手里也没一分钱呀！

当时，我折转身就往县城跑。我没敢在你们面前哭，可在路上我哭了好几回。为什么哭哩？还不是心疼你妈和你们几个娃娃嘛！这就要过年呀，连点肉都吃不上。我恨我。一个男人，就这么无能啊！我当时想，我今天出去就是抢也要抢回几斤肉来。

进了县城，已经到了中午。我赶忙跑到了肉食门市部。一看，门关得死死的。唉，明天过年，人家早下班了。

这下可没指望了。我长叹了一口气，抱住头蹲在了门市部前面的石台子上，真想放开声哭一场。

蹲了半天，心想，哭顶个屁。干脆，让我到后门上看有没有人。

我来到后门上，门也关着，不过听见里面有人咳嗽。我站着，不敢捣门。为甚？怕。怕什么？当时也说不清。过了一会儿，我突然冒出了个好主意。哼，别看你老子是个笨老百姓，到紧火时，脑瓜子还聪敏着哩。我想，如果我说我是县委书记的亲戚，他门市上的人还敢不卖给我肉吗？那时候咱县上的书记叫什么名字来着？冯国斌？对，就叫个冯国斌。可当时我不知道他的大号，只知道冯书记姓冯。好，我而今就是冯书记的亲戚了。

就这样，我硬着头皮敲开了肉食门市部的后门。门先是开了一条缝，露出一颗胖头。还没等胖头开口，我就忙开口说，我是县上冯书记的亲戚。胖头问什么事，我对他说，冯书记让你们给我割几斤肉。

哈，不用说，胖头起先根本不相信我是冯书记的亲戚。他打量了我半天。后来大概又有点相信了。共产党里的大干部大都不是穷人出身吗？他们也许少不了会有几个穷亲戚的。胖干部也就不说什么，把门打开，让我进去了。

他把我直接领到肉库里。哈呀，我一下子呆了。我看见肉库里码着一人多高的猪肉，都是最肥的。这胖干部问我要几斤，我慌忙从怀里掏出了全部的钱——一共四块。我问他一斤多少价钱，他说一斤八毛钱。我说，那就割五斤吧。不过，我当时心里暗暗叫苦：我原来只想割上二斤肉，够你们母子几个吃一顿就行了。我不准备吃，因为我今年在民工的大灶上吃过两顿肉，可你们母子一年几乎没喝一口肉腥汤哩。我想余下两块多钱，给你妈买一块羊肚子毛巾——她头上那块毛巾已经包了两年，又脏又烂；再给你们几个娃娃买些鞭炮。吃肉放炮，这才算过年呀。可眼下我想，一个县委书记的亲戚走一回后门，怎能只割二斤肉呢？我就只好咬咬牙把这四块钱都破费了。我虽然这样大手地把四块钱都花了，但那个胖干部却明显地嘲笑冯书记的这个穷酸亲戚的。他当然没说，我是从他脸上看出来的。

但不管怎样，我总算割到了肉，而且是一块多么肥的刀口肉啊！

我走到街上，高兴得真不知道如何是好。我想我把这块肥肉提回家，你妈，你们几个娃娃，看见会有多高兴啊！咱们将要过一个富年啰！

我正在街上往过走，一个叫花子拦住了我的路。我一看，这不是叫花子，原来是高家村的高五，和我一块当民工的。他老婆有病，又有八个孩子，光景比咱家还烂包。他本人已经熬累得只剩下了一把干骨头。

高五穿一身开花棉袄，腰里束一根烂麻绳，当街挡住我，问我在什么地方割了这么一块好肉，我没敢给他实说。我怕他知道了窍道，也去冒充县委书记的亲戚。这还了得？叫公安局查出来，恐怕要坐班房哩！我就给他撒谎说，我的肉是从一个外地人手里买的。高五忙问我，那个外地人现在在什么地方？我说人家早走了。高五一脸哭相对我说，前几天公家卖肉的时候，他手里一分钱也没。直到今早上才向别人央告着借了几个钱，可现在又连一点肉也买不到了。他说大人怎样也可以，不吃肉也搁不到年这边，可娃娃们不行呀，大哭小叫的……他瞅了一眼我手里提的这块肉，可怜巴巴地说，能不能给他分一点呢？说实话，我可怜他，但又舍不得把这么肥的肉给他分。我对他说这肉是高价买的。他忙问我多少钱一斤，我随口说一块六毛钱一斤。不料高五说一块六就一块六，你给我分上二斤！

我的心眼开始活动了，心想，当初我也就只想买二斤肉，现在还不如给他分上二斤呢。实际上，你娃娃知道不，我当时想，要是一斤一块六卖给高五，我就一斤肉白挣八毛钱哩！拿这钱，我就可以给你妈和你们几个娃娃买点过年的礼物了。这买卖当然是合算的。我迟疑了一下，对他说，那好，咱两个一劈两半。可怜的高五一脸愁相马上换了笑脸。

就这样，高五拿了二斤半肉，把四块钱塞到我手里，笑呵呵地走了，倒好像是他占了我的便宜。好，我来时拿四块钱，现在还是四块钱，可手里却提了二斤半一条子肥肉。这肉等于是我在路上白捡的。好运气！

我马上到铺子里给你妈买了一条新毛巾，给你们几个娃娃买了几串鞭炮。还剩了七毛钱，又给你们几个馋嘴买了几十颗洋糖……

我一路小跑往家里赶。一路跑，一路咧开嘴笑。嘿嘿，我自个儿都听见我笑出了声。如果不是一天没吃饭，肚子饿得直叫唤，说不定还会高兴得唱它一段小曲哩……你不是叫我说我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真的，这辈子没有哪一天比这一天再高兴不过了。高兴什么哩？高兴你妈和你们几个娃娃过这个年总算能吃一顿肉了。而且你妈也有了新头巾，你们几个娃娃也能放鞭炮，吃洋糖了……

我“啪”一下关住了收录机，什么话也没说，丢下父亲，心情沉重地一个人来到了院子里。此刻，晴朗的夜空星光灿烂，和村中各家窗前摇曳的灯笼相辉映，一片富丽景象。远处传来密集的锣鼓点和丝弦声，夹杂着孩子们欢乐的笑闹声。村庄正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中。远远近近的爆竹声此起彼伏，空气里弥漫着和平的硝烟。此刻这一切给我的心灵带来无限温馨的慰藉……

惊心动魄的一幕

（一九六七年纪事）

金盆打了，分量还在。

——中国民间格言

一

一九六七年，西北黄土高原这个山区县份和全中国任何地方一样，“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雨摇撼着整个社会。

城镇里一切可以利用的墙壁都贴满了大字报、大标语、声明、勒令、通令、通缉令以及“红都来电”和“中央首长讲话”；铅印的或油印的传单像雪片一样在街头巷尾飘飞。墨汁、纸张、糨糊如同粮食和菜蔬，成了人们每天生活的必需品。邮路中断，班车停开，商店关门……

有些家庭分裂了；有的父子决裂了。同志可能变为仇敌，冤家说不定成了战友。过去的光荣很可能成为今天的耻辱；今天引以骄傲的，也许正是过去那些不光彩的事。看吧！许多过去有权力和有影响的人物，正戴着纸糊的高帽子，手里敲打着破铁桶或者烂马勺，嘴里嘟囔着自己的“罪行”，正一溜一串地游街哩；而另外一些普通的群众，正站在权力的讲坛上大声演说着，号召着，命令着……

乡村里，有的人离开了自己耕种的土地，也被吸引到了革命最激烈的地方——城镇。这些人有的是专门去闹革命的，有的是乘机去做黑市生意的；有的既闹革命，也做黑市生意。那些企图反对这些外流“革命家”和生意人的队干部，不分青红皂白，纷纷被城里来的“点火队”宣布为“假洋鬼子”，一律靠边站了。

社会变得一反常态。可是时令却一如既往：寒露前后，秋风飒飒地吹落了第一批枯黄的树叶。山头上，川道里，一层薄薄的秋庄稼不几天就收割完毕；那斑斑驳驳的大地躺在浅蓝色的天幕下，猛一看，好像瘦了许多……

城市在动荡中……

乡村在动荡中……

全国的运动看来很不平衡。当上海的“一月风暴”刮到这个县的时候，已经到了十月。

本来早已瘫痪了的各级党组织和行政组织，被本县两大派对立的群众组织“红色造反总司令部”（红总）和“红色造反总指挥部”（红指）所属各系统、各单位的战斗队，不费吹灰之力，一天之内就你抢我争地夺了权：把那些权力的象征——钢的或木的，大的或小的图章拿来一封存就行了。然后各自宣布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胜利，分别召开庆祝大会，锣鼓声震天动地，鞭炮的灰白硝烟弥漫了整个县城的上空……

无产阶级自己建立的政权又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旗号下被砸烂了。这当然是史无前例的，同时也叫人不可思议！

失去了阶级的统一意志，权力马上出现了真空。现在，一切都处于无政府状态中。

谁是真正的革命派？谁将统辖全县的十三万人口呢？

街道上挤得水泄不通。两派人搅混在一起，唾沫星子乱飞，没明没黑地辩论着：证明自己革命，对方反革命。到处都是讲坛，到处都在进行着唇枪舌战。城市像一个巨大的蜂窝，嗡嗡声整天不断。各处论战的双方都在引经据典，马、恩、列、斯、毛主席、鲁迅的话被整段整段地引用背诵；这些神圣而庄严的经典也可能立刻又被淹没在一片讽刺、挖苦和辱骂声中。一旦嘴巴这武器不得力了的时候，就开始扛肩胛，动拳头，直打得鼻子口里血直淌！真理和谬误混杂在一起，舌头和拳头交替着使用，华丽的词藻和骂娘的粗话都能博得欢呼……

而在另外一些地方，比如红总总部所在地人委和红指指挥部所在地县委，总司令、总指挥分别和他们的常委们以及对方骂作“狗头军师”或“黑高参”的智囊人物们，也各自正在没明没黑地开会，以便策划下一步的行动。在他们各自的会议上，拍桌子、掼板凳、摔茶杯，争辩、论战、好说、臭骂……刺耳的声浪把会议室的玻璃窗震得咝咝价响！

两地大门口和围墙周围，站着和走着一些立眉竖眼的人。这些人手里提着棍棒，腰里别着刀子，像御林军守卫着皇宫，神色庄严而骄横。这是两派首脑部门直属的组织，跨行业组成，打人、抄家、给“走资派”上刑都由他们管。红总叫“孙大圣”战斗队；红指叫“千钧棒”战斗队。这些人一般白天睡觉，晚上活动……

而这时，两派所有的这些活动都无不围绕着他——县委书记马延雄而进行。

可是，他现在在哪里呢？

二

他在县监狱里。

监狱坐落在县城南边的城墙根里边，是一排用巨大的石头砌成的窑洞。石头与石头之间浇灌着水泥，显得浑然一体。监狱后边的城墙不知是哪个朝代为军事防御而修建的——因为这里离内蒙古只有几百里路程，本县县志记载着历史上游牧民族的数次进攻和浩劫。城墙有的地方已经塌陷残缺，上面长满了茂密的蒿草和苦艾。南北两道城墙顺着一座叫牙峰山的山势，蜿蜒向山顶伸展而去，最后交叉在那里，形成一个夹角。这个夹角里面，就是本县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全县主要的物资集散地。夹角的底边是一条流量不大的河流，绕过县城，在南边一百多华里处，流入了咆哮的黄河。

监狱四围的高墙同样是用巨大的石头砌成的，石头与石头之间也浇灌着水泥。墙外有一座哨楼；哨楼高出围墙，在上面可以俯视整个监狱的院坝。现在，那上面站着一些穿“红卫”服的人，手里提着棍棒，替换了原来持枪值勤的解放军。

由于形势紧张，本县所有的在押犯人都在一个月前被解押走了。随即，红总便控制了这个地方，将县委书记马延雄押在这里。

他现在住在这座监狱最中间的一孔窑洞里。

深秋的阳光透过窗上铁栅栏的空隙，在土地上印下一些长方形的亮块。他，过去的县委书记，今天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正背抄着胳膊，在这亮光和暗影织成的图案上来回走动。

他走着，脚步是匆忙的，像他平时在乡村的山路上一样，似乎有许多急事要他赶紧去办。

这样走着，他有时竟忘了折转身，便一头撞在了石头墙上。这时，他猛地抬起头来，一双眯缝着的眼睛长久而迷惑地望着这墙壁，好像是在梦中被惊醒一样。随后，那两片没有血色的嘴唇便剧烈地哆嗦起来，想要说什么——不，是想要喊什么，但什么也说不出来，什么也喊不出来。

他这样站了许久，轻轻地叹一口气，然后退回到炕边，拉起那件破棉袄裹住干瘦的身板，坐在了炉台上。

他从这破棉袄的一个破洞里，取出一张折叠成小方块的纸片和半截铅笔来。然后小心地展开这纸片，拿那半截铅笔在上面勾画起来。

地上的阳光移到了他那多时没剃没洗、像毡片子一样的头发上了；又从这毡片子一样的头发上移到墙壁上了……而他连动也不曾动一下。那张瘦削的、像白蜡一样的脸久久地对着那张小纸片在出神。

这是一张油印的本县地图。

他所有的书籍和笔记本都被抄收了，只藏下了这张小小的地图。它是他生活的伴侣，是他精神的依托。

当他打开这张地图时，全县的山川河流便一起拥到了他的眼前。那标着村庄山寨的小黑点，在他的眼里也立刻都变成了具体的村庄和山寨：这个村是怎个模样，谁家的窑洞挨着谁家的窑洞；大队饲养室在哪里，机房在哪里……他都能清晰地看得见。一张张亲切的面孔同时也都向他拥来，公社书记，大队书记，生产队长，都向他围拢过来了。他和他们谈心；和他们谋划坝在什么地方打，水库在什么地方修；他拿他的短烟锅和他们的旱烟锅对火，一边互相吹、吸，一边翻起眼皮瞧着对方的眼睛……

多少日子了，当他渴望田野的时候，他就在这张小小的纸片上闻到了泥土的气息和庄稼的味道；当他思念那些弯腰驼背的农民朋友时，他就在这张小小的纸片上看见了他们的音容笑貌。啊，这亲爱的地图！

他出生在这块土地上。十岁失去双亲后，就在这土地上给地主拦羊了。后来，他和庄稼人一齐起来打倒了他们的东家，从此便开始了漫长的革命生涯。他从乡文书、乡长、区游击队指导员、区长，一直到走上县委书记的岗位，永远处于紧张的战斗生活的风暴中。可是，他从来也没有离开过这块土地。这是祖国的一块宝地。他爱它，并不仅仅因为他出生在这里。在过去火热的战斗岁月里，多少革命的领袖人物都曾经在这块土地上生活过。现在的十五个公社中，毛主席、周总理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转战时期，就先后走过十二个公社的地方。二十多年来，他发誓要把这个地方的工作做好，以不负这块光荣的土地。在战争年代与和平建设的岁月里，他在这块土地上流过不知多少汗水，也流过血：身上有三个枪疤，一块刀伤；而右脚上的那个小指头是前年修水电站时被大石头锋利的棱边剁掉的。他承认他犯过不少的错误，他想起这些错误就痛心疾首！尤其是在今天，他不愿意多想自己曾做过什么好事，他经常想自己那些做错了的事，并时时刻刻想用汗水、鲜血，甚至生命来弥补这些错误给革命造成的损失。但是，现在他一切都被剥夺了：他既没有为革命创造功绩的权利，也没有弥补自己错误的机遇。他被宣布为“三反分子”、“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你是不是反党呢？是不是反革命呢？”他在心灵里为自己设立“党的监察委员会”来不断审查自己。

“不，我没有反党！我把党像母亲一样看待，我怎能反她呢？我有错误，但我二十多年来都是跟党一心一意闹革命的呀！”他向心中的那个“党的监察委员会”喃喃地念叨着。他不灰心。他相信党不会丢弃他的，他跟党二十多年了。他相信有一天，党会对他说：你是党的好同志，你继续为党努力工作吧！

每当这时，希望的光芒便照亮了他的心灵。他想：为了将来，不管眼下情况如何困难，都要千方百计地工作。将来还要建设呀！还要修水库呀！还要好好办农业呀！现在农民的生活还很苦，他发誓在他闭上眼睛前，要看见全县农民碗里的黑疙瘩换成黄疙瘩（玉米面馍）和白疙瘩（白面馍）。

每天，除过挨打和被审讯，所有的时间，他都用来在这张县民政局油印的地图上做未来的规划，从全县农、林、牧、副、渔的布局，一直到中草药的种植。有时候，遇到了难题，他就在这囚室的土地上心急火燎地踱步，直到头碰墙壁为止……

有了坚强的信念和明确的目标，人就能变得冷静。此刻，说实话，他留恋过去火热的战斗生活，同时寄希望于将来，但也决不准备回避现实！此刻，别人因为是造反派而感到骄傲，而他，因为自己是共产党员而感到光荣。让他们说他死不改悔、顽固不化吧！顽固不化就顽固不化，他要顽固不化到底；他准备为这付出代价，哪怕是生命的代价！

此刻，你看他坐在炉台上，披着那件破烂的棉袄，半截铅笔在那张揉皱的地图上指点着，勾画着，嘴里喃喃地念叨着，就像他以往坐在办公室里工作一样，紧张而又安详。

突然，外面监狱大门上的铁锁“吭啷”一声，使他从沉思中惊醒。他很快将地图和铅笔塞进棉袄的破洞里，然后站起来活动了一下胳膊腿，神色坦然，像做完了一件事，又准备去做另外一件事。

三

门开了。囚室里先后进来了两个人。

先进来的四十多岁，胖、高、黑，一部络腮胡子从两鬓角一直延伸到衣领里边。他大脑袋上的头发毛楂楂的，像团起来的刺猬。眼睛不知喝了酒还是熬了夜，红得要淌出血来。整个形象使人马上想到神庙里的凶煞。他叫金国龙，是“孙大圣”的队长。“文化革命”前，他曾是县百货公司的采购员，因贪污和盗窃商品物资被判刑五年，前年才刑满释放。当年他的案子是马延雄一手抓的。不用说，前犯人对现犯人的仇恨是刻骨的。

后进来的那个只有二十岁左右，长相和金国龙正好相反：瘦、矮、白。俩人在一起，就好像凶煞旁边立着个庙童。这小子很漂亮的一双大眼睛里却有两股凶狠的光。残酷的表情似乎和他的长相很不协调，但这种生理的美和神态的丑硬是统一在这张脸上了。他叫周小全，县高中六七级学生，运动初期造反，被工作组打成了“反革命”。以后批资反路线，他就拿造反当营生了，天不怕，地不怕，红总专门把他选出来当了“孙大圣”的副队长。中学的工作组是县委派出的，由此他认为县委书记比反革命还反革命！

红总让这两个来看管马延雄，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他们对他不会心慈手软的。

这两个人每天都要来审问和折磨他。今天又例行地来了。这种审问有时根本没有内容，也不一定每次都是他们的总司令和政委指示的。他们纯粹是为了折磨他。像抽烟和喝酒一样，打人成了他们的嗜好和癖性。

“走！咱们再去拾掇拾掇那个老家伙去！”金国龙每天都要这样招呼一声他的“副统帅”，口气像是饭后招呼一个人和他一同去散步。

现在，这两个一高一矮的凶神恶煞站在马延雄面前，龇牙咧嘴地看着他。

金国龙歪着他的刺猬脑袋，开言道：“呔！你这个老东西！坏东西！前几天我倒忘了给你说啦，你晓得不？老子当年坐禁闭正好也就在这个号舍里！哈哈哈……”他笑得肚皮一拱一拱的，“这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呀……”那个“呀”的颤音很快变成了咬牙切齿。笑容一敛，他换上一脸杀气，肥大的右手一把揪住马延雄的领口，狠劲摇扯着这个瘦弱的身躯，嚎叫开了：“你给老子平反！平反！平不平？”随即就狠劲地打了马延雄几个耳光。

“平不平反？”金国龙继续吼叫。

马延雄喘息着，眼光掠过金国龙的刺猬头，透过铁窗的空隙，望着窗外那一小块高远的蓝天和蓝天上浮动着的白云片儿，缓缓地说：“这话，你问过不知多少次了。我也回答过不知多少次了。如果你认为有必要，我可以再告诉你一次：从我的嘴里永远不会说出给你平反的话。你犯罪是事实，党和政府判你的刑没有判错。”

金国龙鬓角的血管像两条蚯蚓在急骤地蠕动着，红眼睛瞪得像两盏灯笼：“你们这是什么党？什么政府？”

“共产党！人民政府！”

拳头打在了他的胸脯上、两腋下！

这时候，“庙童”上来把凶煞推开来点，两手叉腰站在马延雄面前了。他牙齿咬着嘴唇，凶狠的脸扭弄得皱纹巴巴的。他的声音慢、低、狠，吐出来的字像扔出来的石头：“那么，你这个党和政府，为什么把我这个革命造反派打成反革命呢？说！”

马延雄抬起头来，两道温和的目光落在这张年轻而蛮横的脸上。他恨不起来这张脸。尽管他把他打得皮开肉绽，他从内心里不记恨他。他和他的儿子一般大小！他诚恳地说：“小全，我个人不能代表党，也不能代表人民的政府，我是为党和人民工作的一个普通人。可是我没把党和人民交给我的工作做好，把你打成反革命是完全错误的。把你们这些小将打成了反革命，我对党和人民犯了罪。你什么时候叫我检查，我就什么时候检查……”

这时候，突然传来一声连一声的打鼾声。周小全吃了一惊，赶忙转头向炕上看去：只见金国龙四肢大展，已经舒服地躺在土炕上睡着了。这是一个真正的魔鬼！

“老金！老金！”周小全走过去，一只手在金国龙肥囊囊的胸脯上狠狠揉搓了几下。

金国龙停止了打鼾，睁开两只红眼，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坐起来了。

周小全讥讽地说：“哈呀，这倒像是回到你家里了！老金，你在这土炕上睡了五年还没睡够吗？”

“放你妈的屁！”睡了一两分钟的金国龙精神却来了，咚地跳下炕，两条胳膊向空中一举，伸了个懒腰，一身的骨关节发出咯巴巴的响声；然后扭过头，瞪了一眼站在地上的马延雄。

这个挨打的人脸上被手掌掼下的红印子已经退了，又恢复了蜡白，一绺毡片一样的头发紧贴在额前。

“走吧。听见你打鼾，我也瞌睡了。”周小全对金国龙说。

“走？”金国龙对周小全瞪起血红的眼睛，“今儿个就这样便宜他呀？”他扭转刺猬脑袋，两只手几下就把马延雄的上衣扯扒下来。

任何一个人，如果他还有点心肝的话，看见这个脊背都会难过的：这瘦弱的脊背，从肩胛到勒裤带的地方，已经没有一块正常的皮肉了。有的地方结着干痂，干痂的四周流着黏黄的脓液；有的地方一片乌青，像冻紫茄子的颜色一样。那些红色的斑痕是不久前留下的，破裂的地方正渗着血。肩窝和下腰部有两个地方的肌肉萎缩成坑状——这是四七年胡宗南匪兵留下的枪伤；大腿上也还有这样一个坑和一个刀痕。

金国龙对周小全头一摆，然后自己先跨出了门槛。周小全莫名其妙地跟他出去了。

不一会儿，金国龙从外边的院坝里抱回来一块几十斤重的石炭，然后狠劲地把这块毛楂楂的石炭压在了马延雄千疮百痍的脊背上。

马延雄惨叫一声，趴倒在地上。

似乎有一丝人性的光影在周小全蛮性的脸上闪过。他看了看石炭压着的马延雄，犹豫了一下，对金国龙说：“这样会把他弄死的，是不是……”

“你他妈的在走资派面前卖好？段司令还说你小子造反精神强哩，强个屁！”金国龙呵斥着周小全，吼叫道：“走！”

两个人啪地关上房门，扬长而去。

四

囚室里渐渐昏暗下来了。

那血一般的残阳此刻大概正在西边的群山中沉落。

秋风带着人肤的冷意，吹过高墙，吹过铁窗，吹醒了这个苦难的人。

没有血色的脸，没有血色的嘴唇，紧贴着泥土地。只有在他出气的时候，才能感到些微颤动，才能感到那黑色的石炭下压着一个活着的生命。

他咬紧牙关，想爬起来，想掀掉他背上的重负。但，他又一次昏过去了。苍白的嘴唇上留下两颗殷红的血珠。

夜色笼罩了山川大地。没有灯光的囚室里传出了一声声悲惨的呻吟……

快来救救这个人吧！他也许再活不了几个小时了。而这个人是不应该这样死掉的——他在留锁锁头的时候就参加了我们的队伍。他为祖国的解放和人民的幸福劳作了二十多年；他身上有敌人留下的枪伤、刀伤。革命能离开这样的人吗？

可是，谁来救他呢？

在这里，所有的党组织都被夺了权。政府更不存在了。法律呢？法律像垃圾一样被倒在了城壕沟里！现在，一切都由造反派说了算，造反派又由造反派头头说了算。他们现在既是立法的议会，又是执权的政府。这是些胆大而激烈的人物，革命的暴风雨刚席卷过社会，他们就露出了头角，站在这场革命的前列冲冲杀杀。他们的性格特点如果能打比方的话，可以这样说：要盖一座房子，他们也许都是些笨蛋；如果要拆一座房子，他们会比谁都拆得又烂又迅速！在以后的历史中，他们之中的有些人，经过反复，或迟或早终将勇敢地背叛了自己最初的信仰，成了很成熟、很有头脑的公民。但他们之中的另外一部分人，在眼前和以后的历史中，给这个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和灾难。这是些民族的罪人！

……黑夜笼罩着大地。悲惨的呻吟继续在这凉飕飕的秋风中颤抖着。谁能听得见这声音呢？

突然，囚室的门哗地被掀开了。一道眩目的手电光首先照在了黑色的石炭上，然后又移到了那张垂死的、白蜡一样的脸上了。只听见“啊呀”一声惊叫，一个人很快进了房门，啪啪地打着了打火机，点亮了炉台上的煤油灯。

灯光显出了这个人的面貌：高个，大背头；脸白净而透红。上身不穿外套，白衬衣上套着驼色的毛背心。粗看像三十刚出头，细看额上头纹很深，够四十来岁了。

这人很快把那块石炭从马延雄身上抱起来，扔到了墙角里；然后蹲下看了看这个脊背，脸吓得煞白。他站起来，两下把炕上的铺盖打开；然后用两条很长的胳膊把这个奄奄一息的人抱在炕上，摸索着给他穿上上衣，让他半靠在被子上。

现在他张开嘴一迭声喊着：“老马！老马！老马……”

这个“救命菩萨”是谁呢？

他是县委副书记李维光。

这真叫人奇怪！当全县大大小小的当权派都在戴着纸帽子，挂着黑牌子，敲着破铜烂铁游街的时候，这位县委的副书记怎能轻而易举地来到这个黑暗的囚室呢？而且看来，他的精神和身体都没受什么损伤。

不要奇怪。李书记也是个造反派，是县委常委里的造反派。他在去年就“杀”出了县常委，向红总表了态，站在造反派行列里了。红总所编的《马延雄三反言行（之一）》和《马延雄——货真价实的走资派》两份材料的内容，大部分都是由他提供的。

那么，他现在来干什么呢？而且竟仁慈地把这个“货真价实的走资派”从死亡中救出来了？

这个谜还得由李维光本人来解开。

上面说了，当李维光把马延雄抱在炕上后，便一迭声地叫开了“老马”。

他这样叫了好一阵，马延雄慢慢睁开了眼睛。当他看见站在身边的竟是李维光时，我们可以想象他是如何的吃惊了。但脊背上刀犁一般的疼痛使他不能集中精力思索更多的问题。他又痛苦地闭上了眼睛，喘息着，从那两片没有血色的嘴唇里吐出来几个礼貌性的字：“维光，你来了……”

“来了！是我来了！”李维光连忙接应。似乎马延雄的痛苦表情也感染了他，他脸上的表情也蒙上了一层痛苦，眉头皱成一个疙瘩，像是对马延雄，也像是自言自语说：“他妈的，‘孙大圣’这些龟孙子把人打成这个样子了！”（他敢骂造反派！）接着他又补充说：“要斗思想嘛！怎能斗身体哩？”

“维光……你来干什么来了……”马延雄仍然闭着眼睛，喘息着问。

李维光躬下身子，脸几乎凑到马延雄脸上，说开了：“啊呀，老马！这对你来说，可真是个特大喜讯！你听我说，你千万不要因为高兴而激动得太厉害了。你身体不好。你听我给你慢慢说。”

他眉头中间的疙瘩散开了，右手上去摸了摸头发，说：“自从夺权以后，红总总部接连开了两天两夜常委会。忙得连屙尿的空都没！他们让我也参加了。你大概不知道，地区红总这一派的人已经把军分区大量的武器弹药夺取了，已经把地区红指那一派的人赶出了城。地区红总指示各县这一派的人很快筹备成立革命委员会。这两天红总的常委会集中就讨论这事呢。尽管有分歧，但最后还是统一了意见：决定让你站出来亮相表态，以革命干部的身份进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哩！其他都没麻烦了，县武装部胡政委已经公开表态支持红总了。现在是三缺一。这事也不复杂，只要你公开表个态支持红总就行了。书面也行，口头也行……”

马延雄闭着眼睛听着。现在，思考压住了疼痛。从脸上可以看出来，他是认真听李维光说话的。李维光看见，他的话还没说完，马延雄的脸上就露出了一丝笑容。

啊，他大概真的为这“特大喜讯”而激动了！是嘛，从此再不受这苦情了，他能不高兴？

李维光说完后这样想着，正想说“你别太激动了”时，马延雄已经睁开眼睛，仍然带着笑意，喘息着说：“维光，你不是早已经站出来亮了相吗？怎还‘三缺一’呢？”

“我？”李维光像针在身体的某个部位扎了一下，不自在地避开马延雄的目光，说，“人家红总看上个咱？咱算个老几？人家看上你了！只要你站到红总一边，全县的农民就都站到红总一边了。将来这县革委会总不能光领导红总的那些人吧？全县十三万人口，就有十二万多农民哩！现时农民大部分还没观点哩，但都是保你的！这样一来，他红指还能不垮？咱算个啥？咱不想捞什么稻草！只指望你将来大权重握时不扣掐咱就行了……”

马延雄听着这些话，渐渐明白了李维光今天来的用意，也明白了红总破天荒叫他“站出来”的目的。他脸上的表情严肃起来。他强忍着疼痛，把上身竖高了一些，问：“维光，你是自己要来的，还是红总的领导人派你来的？”

“当然是红总常委会委托我来通知你的！段国斌司令和侯玉坤政委亲自给我安顿的，要不我怎能进了这院子的门呢？……你到底是怎个态度？我好给头头们回话！”李维光追问。

马延雄回答说：“你回话去吧。你告诉国斌和玉坤，我不能这样做！”

“为什么？”

“我是共产党员，不是小孩！我要对全县的人民群众负责。红总、红指都是革命群众组织，也肯定都有一些坏人。不论怎样，两派大多数的群众都是好的。我不能因我自己的行为造成任何一方群众受到损害。你用你所支持的群众组织的观点来看待问题，这当然是你的自由；但我要用共产党员的观点来看问题，这也是我的原则。我不准备对任何群众组织表态，我只给党表态。我更不会站在任何群众组织的一边，去反对另外的群众组织；我只站在党的立场，反对任何违背党的原则的行为！”

马延雄几乎是一口气说完这些话，然后垂下头大口大口地喘息。苍白的脸上，汗珠一串跟着一串滚落下来，滴在了瘦弱的胸脯上。

他最后抬起头，对木然呆立在炕边的李维光说：“就这，你回话去吧！”

他闭上眼睛，头无力地歪靠在了被卷上。

“不必回话了！我们都来了！”门外传来一声苍老的话音。

接着，有两个人一前一后从门外走进来。

五

这两个人正是红总的段司令、侯政委。

段司令一进门就开口道：“你们二位的对话我们都听清楚啦！”

声音是洪亮而有力的。刚才门外那个苍老的声音显然是侯玉坤发出的了。

马延雄睁开眼看看他们，说：“国斌，玉坤，你们来了……”

说完就又喘息起来。喘息中带着细微的哨音。

李维光先是对这两个人的突然到来吃了一惊，随即咧开嘴明显讨好地笑了笑，问：“你们俩早就来了？从哪里来的？”

“来处来的！”段司令叱咤风云地回答。他不看李维光，一眼盯着仰靠在被卷上的那张蜡白的脸。这脸安详而平静，但也坚毅而神秘！段司令紧闭着嘴巴，眼光死死地看着这张脸，像是在看一件自己看不明白的东西，显得严重而吃力。

段国斌身材不高，但扎实得像一台碾场的碌碡。黄头发，黄胡须，黄眼珠。同样很黄的脸上靠左鬓角的地方，有拇指大一小块鲜红的痣。

这个人前不久还仅仅是县电影站的放映员，一年多就出息得成了本县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可以拯救生命，也可以扼杀生命。他有资格制定法令，也有权力废除法令；可以叫原来堂堂的县委副书记变成自己的二等马弁！

侯玉坤背靠窗台抽着纸烟。他三十多岁，但容貌显得很苍老；说话像六七十岁的人一样，低缓，无力。头发脱落得稀稀拉拉，瘦身板风能吹倒。脸色永远是疲倦的，像熬了很长时间夜或者睡了很长时间觉。除非愤怒了，一般说话都很软绵。

可是，俗话很对：人不可貌相。这个人的内心是一个风暴的世界；那干瘪的胸膛里经常汹涌着激浪。他是原县委秘书。一九六六年下半年，正当段司令他们苦于找不到“三反分子”马延雄的“罪行”时，他在县委机关举起了造反大旗，把县常委会的记录像炮弹一样源源不断运送到了造反前线。他并且做工作让县委副书记李维光“杀”出了县常委会，向红总表态亮了相。他还很快帮助段司令把分散的同派观点的人统一起来，成立了“红色造反总司令部”。社会的大动荡既产生帅才，同时也就产生谋士。如果说段国斌是一把锋利的刀，侯玉坤就是使这把刀的强手。

红总“解放”马延雄这一“战略性”举动，就是侯玉坤谋划的。他在那两天两夜争吵的常委会上反复地说服“鹰派”：“咱造反派如今夺了党组织的权，就成了执政党哩！能闹着玩吗？执政党要执政，就要争取民心哩！这道理国民党都解开哩，咱革命造反派反倒成了些糊脑松？明说哩，马延雄农民拥护嘛！咱就把他往出抬！争取民心，压垮黑指，咱们掌权，此乃一举三得，一箭三雕！等咱的政权稳了，再把他扔掉还不行吗？”

“鹰派”们被他的雄辩折服了，一致同意了他的方案。会一结束，他就把李维光打发来。李维光一走，他又把段国斌拉来站在囚室门外，听里边李维光和马延雄的谈话……

此刻，他背靠着窗台漫不经心地抽着烟，只见他悠然地吸进去，又悠然地吐出来；然后脖子略微向前一伸，把吐出来的烟重新又吞进嘴里。最后，才通过两道鼻孔慢慢地让它们飘散出来。

段司令现在把目光从马延雄的脸上移开了。他两手揣在裤兜里，在这个小小的房间里急速地来回踱起了步。踱了一会，脚步又停在马延雄躺着的炕边，黄眼睛盯着他蜡白的脸，用洪亮而有力的嗓门说：“马延雄！你到底向我们造反派表态不表态？你说嘛！你听见了没有？‘孙大圣’把你的耳朵也打塌了？咹？”

马延雄睁开眼睛，望着那一双黄眼睛说：“国斌，该说的我都给维光说了，你们也都听见了。我这人正如你们所说的，顽固不化。这些你们也都知道。另外，我还想不通哩！昨天，你们还说我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怎么今天我又成了个‘革命领导干部’呢？”然后他嘲弄地补充说：“你们成立革委会需要干部，维光不是个现成的人才吗？”

他说完，眯缝着眼睛又看了看窗前抽烟的侯玉坤，就把自己的目光移向了窑顶。窑顶上，一只黑色的甲虫正在慢悠悠地爬着。

李维光坐不住了，咳嗽一声，走出了房门。门外黑暗中又传来一声很用劲的咳吐声，脚步就渐渐远去了。

段国斌躁了，手从裤袋里抽出来，两条胳膊狠狠交叉放在胸前，眼珠子一瞪：“老实告诉你！在我们造反派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把你打倒，同样，在我们造反派需要的时候，就要叫你当‘革命领导干部’，非当不行！”

马延雄不说话了。他再能说什么呢？他眯缝着的眼睛继续望着窑顶。那只甲虫不知什么时候已经飞掉了。

这时候，侯玉坤苍老的声音开腔了：“老段啊，你看你！老马已经成了咱们自己人了，你怎还一吹胡子二瞪眼呢？往后，不，很快就要一块在革委会里工作嘛！咱革命造反精神强，老马有经验。咱们的革命造反精神和老马的经验搭配在一起，又有人武部胡政委支持，这个三结合，肯定能把咱县的革命搞好哩！叫黑指在一边干瞪眼吧……”他说着，痰在气管里响着，一边慢悠悠地走到马延雄身边，躬下干瘦的身子，故作吃惊地说：“啊呀！老马瘦成这个样子了？”

他扭过头来，像自己临时决定的样子对段国斌说：“老段！我看叫老马今晚上就回家吧！咱先不和他谈叙站出来的事了。先叫老马回家养几天身子，到医院看看病，罢了咱再说。你看行不行？”

段司令立刻说：“可以！”然后又带着施舍者的神气看了一眼马延雄，补充说：“你可别忘了革命造反派的恩情！”

侯玉坤又关切地躬下身子问：“老马，要不要派人把你送送？”

“……”

看再没有什么回答了，两人便互相递了个眼色，一前一后出了房门，走了……

马延雄挣扎着坐起来，摸索着穿上自己的破棉袄，用枯瘦的手按了按那个装地图和铅笔的破洞。

这时候，只听见外面的大铁门哗啦一声响，有一个尖细的嗓子喊叫说：“马延雄，快往出走！”

他呻吟着下了炕，靠在墙壁上喘了几口气，然后便一步步挪出了囚室。

他挪过了院坝，来到监狱的大铁门前。

他把自己火辣辣的头靠在冰凉的铁门框上，歇了好久，然后才又一步步挪出了监狱的大门。没有什么人监视，看来这是真的放他出去了。

旷野中第一口清冷的空气灌入了他的胸腔，使他感到一阵阵令人陶醉的眩晕。

现在，他站在监狱的外边了。他衣服褴褛，蓬头垢面，像一个流浪汉。明亮的月光映照出了他的脸庞，惨白得没有一点血色。

他眯缝着眼睛，贪婪地瞭望着远方群山的剪影，顺着古城墙下边的一条小路，蹒跚着向家中走去……

六

深秋的夜晚，除了个把秋虫的聒噪声，天地间一片死气沉沉。远处的山冈黑幢幢地屹立着，月光照出的半面山坡，收获过庄稼的土地显得很荒凉。城市是寂静的，但潜伏着危险。这时间，“孙大圣”和“千钧棒”们说不定在每一个角落里活动着。黑夜是属于他们的。

马延雄顺着城墙下的小路，步履蹒跚地走着。好在这地方荒凉，又是夜晚，所以没有什么人，他的精神暂时不那么紧张了。城墙上和小路边长得正茂的苦艾散发出浓烈的味道，直往他鼻孔里钻。

他在这秋草丛生的小路上走着，高一脚，低一脚，踉踉跄跄。脊背像背着一捆圪针，疼得万箭钻心。路啊路！你将通向何方？

对他这样一个为党奋斗了二十多年的人来说，党的命运、国家的命运、革命事业的前途，永远在他个人命运之上。目前社会的现实状况使他不寒而栗：天啊！怎么人民和人民打起来了？群众批他、斗他，他想得通，共产党员嘛，怕群众批评还行？可是，怎么坏人也起来斗上好人了？好人打好人，坏人打好人，这成了什么社会了！这样下去怎么行呢？

他有经验：党的历史上任何一次群众运动都会出现些不正常的现象，但到最后总是能纠正的。这次运动实在是太过火了，但他相信最后也一定能纠正的。他对党对毛主席的感情和信赖，是几十年革命斗争的血汗凝结成的，是不可动摇的。他个人挨打也罢，受气也罢，只要对党有好处，他也心甘情愿。

他，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党的县委书记，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的不正常情况下，在这些流血的日子里，应该怎么办呢？他想：一个共产党员最基本的党性原则还不就是为大多数人民群众谋利益，保护人民群众，勇于为人民群众献身吗？他现在也完全应该这样做。当然，他知道他是当前全县矛盾的焦点，一切灾祸都可能由他身上引起。他个人又对现在任何事态的发展无能为力，他只有挨打和被批斗的份儿。但是，他在内心中要求自己：要在这最复杂、最困难的时候，尽他的一切可能保护人民群众，他不能胡说、胡表态、胡应承，不能为了自己的安危考虑，而造成人民群众的不幸。就是这个原则。他这样想着，走着；走着，想着。已经快到城墙的豁口了。出这豁口就到了城外，再下个坡，就是他的家。家啊！现在成了个什么样子呢？他三个月没有回家了。那三口人现在怎么样了呢？

正在他这样想的时候，路边的草丛里突然嗦嗦地钻出一个人来，一下子扑在他怀里，抱住他哇一声哭了！

这是一个女孩子的哭声，凄切而又可怜。他感觉到那个小小的脑袋在他的怀里痉挛地颤抖着！

啊，在月夜的朦胧中，他认出，这是他的女儿！是他的小梅！

他伸出两条枯瘦的胳膊，一把把孩子抱起来，他自己跟着又摔倒了。一颗石子正垫在脊背的伤痂上，痛得他几乎大声喊出来。

他咬着牙坐起来，头上沁出了一层冷汗。

孩子还在他怀里。她已经顾不上哭了，两只小手在他身上摸索着，一双惊慌的泪眼望着他，嘴里呢喃着：“爸爸！爸爸！跌痛了没？跌痛了没？……”

他垂下头，把自己苍白的额头贴在孩子的额头上，亲昵地摩擦着。

半天，他才说：“不要紧，不要紧……小梅，告诉爸爸，你怎么一个人这时候跑到这儿来了？”

孩子啜泣着，小嘴唇发着颤，说：“妈妈的胃病又犯了，打发我到中学做饭的刘伯伯那里寻几颗止痛片。返回来时，我看见城墙根下过来一个人，我吓了一跳，还当是个讨饭的呢！后来才认出是爸爸……爸爸呀！”孩子又一次呜呜地哭起来。

两颗泪珠从他眯缝着的眼睛里涌出来，从白蜡一样的脸颊上淌下来，滴在了孩子的小脸蛋上。

一阵呜咽从他胸脯里升起，哽在了喉眼上。他不能放出声来！他又把这呜咽咽回到肚子里去了。他枯瘦的手抚摸着孩子的头，问：“妈妈在家吗？哥哥在家吗？”

“妈妈在哩，病了，一直在炕上躺着。哥哥不在了，说划清界线哩，给人家造反派提糨糊桶哩……那天你游街，他还喊打倒你哩！可罢了，我见他藏到城壕沟里放开声嚎哩……”

马延雄鼻子一酸，带着颤音问：“……那……谁给你们……闹粮闹柴……哩……”

“粮站不给咱家卖粮了，炭也只剩了一点点，我们一天才吃一顿饭，也吃不下喀……我也不敢到学校里去，也不敢到街上去，人家娃娃们打我，说我是狗崽子……”

她小小的肩头剧烈地耸动着，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在那张小脸上滚淌。在那大动乱的十年中，有一批孩子就是这样长大的。他们和父母共同承受着巨大的社会压力，在担心和惊怕中度过童年。

马延雄的心像刀绞一般痛楚。他想说几句安慰孩子的话，但他又能说什么呢？他枯瘦的手只是神经质地轻轻揪着她小脑袋上的羊角辫，嘴里喃喃地说：“别哭了。小梅，别哭了。爸爸不是回来了吗？”

“咣！咣咣咣……”

一阵敲击金属的响声，突然从城墙的豁口里传过来。

悲痛的父女俩一惊：只见豁口里走出来一个高大的人，光头，驼背，嘴里机械地重复着一句话：“我是三反分子高正祥，我是三反分子高正祥……”

“老高！”马延雄忍不住脱口喊出了声。

高大的驼背人猛地站住了。他迟疑了一下，跑过来了。

他站在马延雄的面前，把手里的铜马勺和拨火棍扔在了地下。

月光下，两个人互相扶抱在一起，久久说不出话来。

他们一同坐在路边的草地上。

马延雄打发小梅先回家去。他把自己的破棉袄放在一边，一只手轻轻搭在高正祥厚实的肩背上。

高正祥是这个县的县长。

他和马延雄从小在一起揽工，又一起起来闹革命。四七年打游击，马延雄是区游击队指导员，他是队长。以后他们又多年一起工作，既是老战友，又是亲密的弟兄。

老高是个直筒子，有时候在红总或者红指批斗他的会上，如果不符合事实，他就自己为自己辩护，甚至顶撞批斗他的人。为此，他挨了不少打。好在他身体结实，还没被打垮。

造反派们也抓不出他什么大问题，就任意扣了一顶“三反分子”的帽子，强迫他每天“自我游斗”，时间从每天早上六点开始，一直到晚上下一点结束。他每天就这样重复着那句“自报家门”的话，从满天星星走到星星满天……

“延雄，党……大概不要咱们了……”高正祥紧挨马延雄坐着，痛苦地开口说。

他说了这一句话，半天合不住发颤的嘴唇，铜铃般的大眼睛里泪光点点。这是一个感情激荡的年代，谁没有溢流过这感情的液汁呢？

他等待着马延雄回答。他相信他比他想得更远更深一些。

“老高，千万不要这样想。”马延雄吃力地拔起一棵苦艾，把那带泥士的根举在鼻前贪婪地吸吮着。

“党最终不会丢弃我们这些人的。到任何时候都应该坚决相信这一点。咱们应该自觉地把眼前的这一切，都看成是党对咱们的考验。”

马延雄把手里的苦艾倒过来，脸偎着它冰凉的枝叶，继续缓缓地说：

“咱们这一批人，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大的考验。历史证明，咱们经受住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能不能经受得住考验呢？”他眯缝着眼睛望着他的老战友，“十几年来有过一些考验。但这‘文化大革命’也许是一次根本的考验，考验我们能不能把社会主义革命坚持到底……”

高正祥沉思着这些话，呆呆地说：“问题可能应该这样考虑，可是我咋也想不通：为什么有人不工作，没人斗，咱们拼命工作，却挨斗。拼命工作的人都成了反革命，不工作的人倒成了没问题的人……你看，咱们不知流了多少汗修起来的水电站，现在也成了‘黑水电站’了。他们就在明晃晃的电灯下说这电站是‘黑的’。真不要脸！为修这水电站，你把一个脚指头都叫石头剁掉了……而李维光屁都不干，现在却成了‘革命领导干部’了……再说吧，那些坏家伙为了把你打倒，红口白牙，全不顾事实，颠倒黑白哩！”高正祥一边说着，一边用拳头狠狠地捶着路边的草地。

马延雄丢掉手中的苦艾，亲切而严肃地看着高正祥，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正祥，问题也不能光从一方面来看。十几年来，我们的确搞了许多蠢事，也的确积了不少问题。许多做法都伤害了群众的利益。党的干部身上也滋长了严重的官僚主义，有的甚至完全成了群众的老爷，群众心里有气嘛！就拿咱们县来说吧，搞了十几年社会主义，结果许多群众至今还少吃没穿！难道我们就没有责任？因此我们要正确对待群众，也要正确对待自己。要不，群众不打，我们也要垮台！只要我们时刻从群众的利益出发去考虑问题，大多数群众最终是会谅解我们的。当然，少数坏人乱扣帽子，我反感。不知你怎样，我是在心里有意无意给这些人记着账哩。但是，不能把这些人和群众的批判混在一起来看。老高，任何时候，都不要让不正常的情绪搅乱了正常的思考……”

高正祥睁圆眼睛望着马延雄苍白的脸：这个瘦弱的人，他的胸怀是多么宽广啊！

他把自己出过力的大手放在马延雄的膝盖上，轻轻地摩挲着。他的农民似的脸淳朴地对着马延雄，说：“延雄，我理解你这些话了，我们应该多检查自己的错误。不管我们自己受了多大的委屈，都不能失掉共产党员的觉悟。你的话很对，我们应该自觉地把眼前的一切看成是党对我们的考验。就是有些人把我们当反革命看待，自己也应该把自己当成共产党员来看，是不是这？……唉！不是你今晚这一番开导，说不定我明天就跳崖了。挨打受气不要紧，思想痛苦比什么都折磨人！”

马延雄把自己枯瘦的手压在高正祥的手上，满怀感情地说：“正祥，不要灰心，要撑下去！”

两个人从草地上站了起来。

月光下，他拾起了他的破棉袄，他拿起了他的马勺和拨火棍。

他们微笑着，无言地互道着珍重，情绪甚至有点激昂，不像是两个被批斗的“走资派”，倒像他们当年离开游击队的露营地，分头去执行任务……

七

马延雄的家在南城墙外土坡下的两孔土窑洞里。

这是一个地道的农民式的家庭：地下靠墙的一排瓷瓮，是盛水和腌酸菜的：窑掌一溜泥纸浆捶成的小瓮，是装米面的。墙上挂着割庄稼的镰刀和背庄稼的绳索：门后立着挖土的镢头和担粪的扁担。

不大的土炕上铺着半旧的炕席；炕席上面铺几条绵羊毛擀的毡。

马延雄光着上身趴在毡上，他老伴红汞水伴着泪水，正给他擦拭着脊背。小梅在旁边举着煤油灯。

煤油灯照出的这张中年妇女的脸，和她正擦拭的那个脊背一样，看了令人难受。这张脸反映的是一颗受伤的心灵。

她一边轻轻擦拭着，一边哭着，说着：“……你长年不顾家，革命哩，闹共产主义哩，结果闹成个反革命了……你参加革命时，公家连一双鞋都不发，我在家里种地给你供粮，说是为了咱们的革命……为了革命，咱们什么样的苦都吃过，从没有过一点点的怨言。这而今就落了这么个下场……成了……反革命了……”

她说不下去了，扯过棉被给他盖上，头扭到一边，两手蒙住脸放开声哭了。

马延雄从枕头上撑起一条胳膊，抬起头，眯缝着眼睛，望着大放悲声的老伴，叫着她的名字说：“玉兰，你相信我是反革命？”

哭声戛然而止。

她的两只手从脸上垂下来了。那痛苦万状的脸陡然间变得非常激动。她几乎是对他嚷着说：“不！你当娃娃时就跟毛主席闹革命，你没做过坏事，你没给咱家拿过公家的一根针，你不要怕！就是党的政策变了，说你不能革命了，那咱就回家去，回家去当农民！咱本来就是农民……”

马延雄望着这张激动的脸，一种十分深厚的爱从心头升腾起来。他重新躺下，觉得浑身舒坦，脊背似乎也疼得不那么厉害了。

外面充满了惊涛骇浪，家照旧是温暖的。他想：他今晚要舒舒服服睡一觉了。这是多么难得的幸福啊！他已经多少天没睡过一个安稳觉了……

“笃笃笃！”

一阵轻微的敲门声打断了他的美好愿望。这令人心惊的敲门声又把他带到不安稳的世界中来了。

“是‘孙大圣’？是‘千钧棒’？……”他心中惊骇地想。

小梅哭了。这可怜的孩子，一点细微的响声在她听起来都像炸弹一样可怕，都可能是大难临头。

他老伴用发颤的声音问：“谁呀？请进来……”

“你们睡下没？”一个似乎很陌生的声音在门外问。

“没……”

门开了。进来了一个四十多岁的人，高大个，串脸胡，粗眉毛，一身家织布衣服，扎一根老蓝布腰带，头上包着一块很脏的羊肚子手巾。

这人站在屋当中，一眼瞅着炕上睡着的马延雄，肩膀上扛着的一个很沉的口袋滑落下来，咚地掉在了地上。一张粗糙的脸因吃惊而剧烈抽搐了。

马延雄也撑起胳膊，抬头望着来人。

两个人几乎同时叫起来：

“老马！”

“秉奎！”

这个黑胡巴碴的庄稼人和县长高正祥一样，对马延雄来说，像弟兄一样亲。他是离县城最远的双庙公社（而今改名叫“红卫公社”）柳滩大队的党支部书记。那里是全县最穷的地方，也是他长期蹲点的地方。六七年的时光里，他在那里洒了多少汗水呀。一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变成了全县的农业先进典型——当然，现在已经是他的“黑典型”了。

柳秉奎双手怎么也压不住，马延雄硬是挣扎着坐起来了。他吩咐老伴和小梅：“小梅，给你柳叔叔拿烟。玉兰，赶紧给老柳做饭。”

他亲切地望着柳秉奎，说：“秉奎！你忙得从不进县城，也没来过我家。你快说，你是怎来的？”

柳秉奎坐在炕沿上，接过小梅递上的一根纸烟，在煤油灯上吸着，说：“咱那里传说城里有一伙子坏东西把你关到禁闭室里了，消息闭塞，前几天才听说的。全村人都急得滚油浇心哩！大家都要来城里看你哩！我想这如今兵荒马乱的，怕大家出了事，叫我劝说住了，我就代表他们来城里看你了。我想就是见不上你，把你家里的人看看也好。你看，”他指了指掉在地下的那个口袋说，“我还给你背了一口袋白面。听说那伙子坏东西把你们家的粮食都停了，真是作孽哟！”

说到这里，他突然从炕沿上溜下来，三步并作两步奔到锅台边，双手挡住准备做饭的玉兰，嘴里连连说：“好大嫂哩，不要做了，你随便拿点干粮我吃两口就行了。黑天半夜的，千万不要动烟火，这如今风声紧！”

马延雄、玉兰怎说他都不让做。

玉兰只好从窑掌的箱盖上取来一个榆条编的小筐，迟疑着放到柳秉奎面前说：“他大叔，干粮不好，你……将就着吃点吧！”

柳秉奎从筐里拾起一个焦黑的麸皮馍，举在灯前一看，两道粗眉毛拧在了一起，张开的嘴半天说不出话来。他心里说：老马啊！那几年你常说，要把我们农民碗里的黑疙瘩换成黄疙瘩、白疙瘩，如今把黑疙瘩换到你碗里来了！

马延雄一直在亲切地看着柳秉奎。他往他身边挪了挪，问：“柳滩烂包了没？”

“没！”柳秉奎咬了一口黑馍，一边吃，一边说，“就黑三小子一个跑到城里来了。你大概见了吧？你蹲点时整治了他的投机倒把，他是跑到城里报复你来了。另外还捎带着搞黑市生意哩！除这小子，咱队上所有的人都上山劳动着哩。他谁也不要想把我们搅乱。大家心里清亮着哩：城里人不生产能吃上饭，农民不劳动就要喝西北风！”

“旁的村怎样？”

“有烂包了的。但据我知道，大部分农民还都在土地上哩。”

“好！”马延雄脸上露出了宽慰的笑容，把身子又往柳秉奎身边挪了挪，眯缝着眼睛，激动地说，“秉奎，就要这样干。十六条里也有抓革命、促生产这一条。任何时候，都不敢把生产放松了。尤其是眼下，如果农民也不种地了，那咱们这个国家就完了……村子前砭上那个水库修起了没？”

“上个月就修起了，还放了七万尾鱼苗哩！”

“啊……”马延雄轻轻叫了一声，抬起头痴呆呆地望着窗户，好像看见了远方那一库碧波荡漾的绿水。

他嘴里喃喃地念叨着：“什么时候我能去看看就好了……”

柳秉奎已经吃完了馍，他一展脖子喝了一大碗温开水，抹了一把黑胡楂子脸，眼睛闪闪发光看定马延雄，说：“干脆！我说老马，你悄悄跟我走，到咱柳滩去，他谁也不要想找见你！”

“走得迟了！”门外突然传来一个人的声音，把柳秉奎的话打断了。

门掀开了，进来一个戴眼镜的人。

八

就像一盆子水泼熄了一堆火，满窑里霎时死气沉沉。

戴眼镜的人一进来，傲然地在窑里扫视一圈，然后对惊呆了的柳秉奎说：“你出去吧，我们有事要谈。”又转身关切地对炕上的马延雄说：“晚上才把你放出来的？”

马延雄对他点点头，转脸对就要走出门的柳秉奎说：“秉奎！你回去给大家说，我不要紧，叫乡亲们别操心……”

柳秉奎一步一回头，沉重地说：“你……多保重！”

他恋恋不舍地跨出了门槛。

戴眼镜的人现在坐在炕边上了。

玉兰和小梅惊慌地给他冲茶、递烟；他两手连连摆动，一一拒绝了。

他先是轻淡地对马延雄说：“关于黑总决定放你的消息，我们的‘内线’中午就把情报送到了总指挥部……”

他把眼镜取下，掏出手绢揩了揩镜片，又重新戴上，语气激昂了：“这是黑总一个十分恶毒的计划！他们企图利用你来压倒我们。嘿嘿，狗头军师侯玉坤想得是美。但是，难道我们就是吃干饭的？我们要让他们的阴谋彻底破产！”他的右手在空中狠狠一挥，几乎把炕上的煤油灯扇灭，好像“阴谋”在这一击之下就“彻底破产”了。

这个前县委宣传部干事、现在的红色造反总指挥部的总指挥高顺，从炕沿上下来站到了地上，像做报告似的给马延雄讲起了本县两派当前的形势。

“当前，”他把这两个字先搁到一边，伸手从炕上拿起刚才拒绝了的纸烟，用打火机点着，喷了一口，才又说，“我县革命与反革命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地区黑老总最近抢了军分区的武器弹药，准备在全区向我红指进攻。估计不久，有一部分武器弹药就会运送到咱们县的黑总手里。在这一形势下，黑总的‘狗头军师’侯玉坤策划了一个恶毒阴谋。一方面，他们企图用武力打垮我英雄的红指；另一方面，准备‘解放’你来争取农民，也是要孤立和压垮我英雄的红指。用战略眼光看，他们总的目的是要一派成立县革命委员会，一派掌权。针对这一形势，我们也要用革命的两手来粉碎他们的反革命两手！我们革命的两手是什么呢？这就是：第一，我们在目前的不利形势下，为了保存革命的实力，决定把总指挥部机关和我们所有的骨干力量转移到石门公社去。那里山势险要，易守不易攻。在万一情况下，也有退路：东渡黄河，到山西省去。第二，我们要把你也带上。我们也要解放你，是货真价实的解放。希望你和我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就是这些。什么时候行动呢？就在今天晚上，就在现在！”

高顺演说完，把烟屁股轻轻一丢，两手交叉着放在肚子上，眼睛透过近视镜片，看着马延雄。

玉兰和女儿已经在灶火旮旯里大声哭开了。

从高顺的突然出现，马延雄就感到没有什么好兆头。现在他听了这个自信而又自负的总指挥的话，感到一切比预料到的还要坏。

当两派批斗他的时候，为了显示各自的造反精神比对方强，他们比赛着看谁把他批得更狠，斗得更凶。而现在他们为了抢着掌权，又争先恐后地比赛着看谁把他“解放”得更“彻底”。而这种“解放”对他来说，比斗他、打他更可怕！把他斗死、打死，死的是他一个人；而眼下这状况再发展下去，谁知道有多少人要遭殃呀！他想到将要出现的群众互相残杀的局面，心头不禁一阵颤抖。

他对高顺说：“高顺同志！你们两派之间的事我不能说什么，但你们把我带走是不合适的。你们批我，斗我，我都接受。但我不能跟你们去，这样一定会加深两派群众组织的矛盾。我是靠边的当权派……”

“那么，你准备像李维光一样，给黑总表态呀？当这个反革命组织的黑后台老板呀？”高顺咄咄逼人地问。

“高顺同志，请你相信我，我不会让我自己的行为伤害了你们这方面的革命群众。同样，我也不能站到你们这一边，伤害了那一方面的革命群众……”

“算了，算了！”高总指挥不耐烦地摆摆手，“你说什么也不顶事了。为了你，我们的‘千钧棒’已经把南城墙控制了。兵贵神速。我们的第一批人马已经出发了。我是专门留下奉陪你的。快收拾一下起身吧！黑总那面对我们的计划已经有所察觉，晚了会出大问题。快点！今天你好走也得走，歪走也得走！”

小梅跳上炕，扑在爸爸的怀里，大声嚎啕，嘴里一股劲喊：“爸爸！爸爸！我不让你走，不让你走！……”

马延雄嘴唇哆嗦着说：“高顺同志！不能这样啊，这样不行啊，这样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高顺扶了扶眼镜，朝门外喊：“来人！”

七八个“千钧棒”的勇士破门而入，并且还抬进来了一副担架。

高顺指着担架说：“我们知道你走不动，特意为你准备了这东西。怎么样？对你够意思了吧？快走！”

马延雄还想说什么，只见高顺手一挥，四五个“千钧棒”已经奔到炕上来了。他们有的抱腿，有的扯胳膊，把马延雄生扯硬拉抬下炕，放进担架，拿军用皮带把他和担架捆在一起，然后抬起就跑……

玉兰一头晕倒在灶火旮旯里了！小梅哭着追到门边，又哭着跑回来扑在了妈妈的身上……

就这样，马延雄从狼窝里出来，又落进了虎穴。他曾有过一个小小的愿望：就是能安安稳稳睡一个晚上的觉，但他连这么一点点的权利和资格都没有！

九

三天以后。

秋雨刷刷地下着。细密的雨丝在天地间织起一张灰蒙蒙的幔帐。地平线消失了。褐黑色的云朵依傍着山冈，天很低，视野也只有极狭小的一圈……

县城在一片紧张而恐怖的气氛中度过白天和黑夜。“孙大圣”们手里提着从体委库房里拿出来的垒球棒，腰里别着从县机械厂拿来的三棱子刮刀，在街巷里巡逻，在城门洞口盘查行人。

街道房檐下的墙壁上，刷满了赫然的大标语：“血洗石门！全歼黑指！活捉马延雄！”

一张故弄玄虚的“通缉令”立即从县印刷所飞出来了，在省城和全省大大小小的城市里、交通要道口上张贴，上面盖着“红色造反总司令部”碗口大的印章——

通缉令

我县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三反分子、原县委书记马延雄，于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三日夜晚二时左右畏罪潜逃。希各地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力协助，以使我们尽快捉拿罪犯归案。
该犯特征：身材瘦小，脸苍白。身上有三处旧枪伤和一处刀伤。
罪犯潜逃时，上身穿旧黑咔叽中式夹袄，白粗布衬衣；下身穿发白的旧劳动布裤子，膝盖处和屁股后面都补有大补丁。脚穿本地农村的“实遍纳”鞋和一双驼色绒线袜。
各地如有捉拿到此犯者，请立即通知我部解押。捉拿时如遇罪犯负隅顽抗，可以立即就地处决！

此令！
公元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四日

二十七日早晨，红总在县人委礼堂召开全体大会，传达“中央首长重要讲话”。

从昨天晚上半夜里开始大起来的雨，一直没有小下来。黎明以后，县城笼罩在一片水雾中。

街道上，朦胧的雨雾里走过一队队的人影；哗哗的脚步声和令人心惊肉跳的口号声在风雨中传荡着。

为了壮威，每次开会，红总都要将所属各系统的“战斗兵团”统统集合到河边的体育场，然后再一队跟着一队，喊着口号，穿过本城的主要街道，才进入会场——半山坡上的人委大礼堂。

今天雨大，侯政委企图说服段司令是否免了这个老规程。但段司令咆哮着反对：“今天的会议不同寻常，别说是下雨，就是下刀子也要按老规程办！”

现在，一队又一队的人马，像一根绳子一样，不断头地从体育场往人委礼堂的门里伸去。

能容纳一千人左右的礼堂建造得早，除了后来新修的舞台，几乎没有什么水泥材料。墙壁是用青砖砌起的；顶部由一些粗大的木料用大铁马横接起的巨大三脚架来支撑。十五个大三脚架等距离间隔排列。没有天花板。从座椅上仰头看，屋穹上巨大的木料横七竖八扭接在一起，像一些正在厮打着的巨人的胳膊腿，而且好像眼看就要塌到你的头顶上来。总之，这座建筑物所有构成的线条都给人一种粗鲁的感觉。

礼堂两壁的窗户，玻璃不知什么时候就被打得七零八碎，潮湿的风呼呼地对流着。舞台在礼堂的西头。台上唯一的一道紫红幕布扯在两边，露出了后台墙壁上两派歪七竖八用各种颜色涂写的各种大标语。如果从礼堂东头的门里进来，整个舞台活像古戏里一个龇牙咧嘴面目狰狞的大花脸。

再没有比这个建筑物更能和这个会议相协调的了。在这个构造粗鲁的建筑物里，将要开一个同样粗鲁的会议。

当红总的大队人马进来以后，各战斗队之间立刻就互相拉歌、唱歌了。喊声和唱声混成一片巨大的声响，简直分不清哪是唱，哪是喊。

正当这巨大而杂乱的交响进行到高潮的时候，一阵像钢铁互相撞击似的喊声，从礼堂门外传来了。这声音压倒了礼堂里的所有喊声、唱声，甚至使这些声音渐渐停息了。满礼堂人竖耳静听：妈呀！是“孙大圣”来了！

现在，“孙大圣”的队伍进了东门。

阅兵式的步伐伴着震天动地的口号，骄傲地穿过礼堂中间的走道，向台前挺进！因为是内部会议，他们没带垒球棒和刮刀。但每个人脸上的杀气和这支队伍的蛮横劲，比拿着武器更叫人望而生畏。

这四十来个“特种兵”，坐在台下最前边为他们专门准备的两排“特座”上了。

他们的屁股刚一挨板凳，队长金国龙就张开毛楂楂的嘴巴向他的这支队伍命令：

“全体起立！唱林副统帅语录歌！一、二，唱！”

“在需要牺牲的时候，

要敢于牺牲。

（喊：完蛋就完蛋！）

上战场，

枪声一响，

老子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

（喊：完蛋就完蛋！完蛋就完蛋！）”

唱完后，金国龙吼了一声：“坐下！”两排人就像按了一下电钮，刷地落座了。

这时，大家看见侯玉坤迈着老态龙钟的步子，从台角幕布后面慢慢踱出来了。他一边走，一边吐出一口烟来，然后脖子向前一伸，又把吐出来的烟吞回去。

现在他两道鼻孔里飘散着烟雾，站在了空旷的舞台前，两条瘦胳膊抬起扇了几扇。

等全场完全静下来，他苍老的声音开言道：“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同志们！开会前，我首先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地区红总，今天派来了三位革命造反派战友，来出席我们这个会议。”他拿纸烟的右手向台角幕后边招了招，三个陌生的彪形大汉就走到台前，脚跟一并，举手向全礼堂致敬——姿势像篮球场上犯规的运动员一样。礼堂里响起吼雷一般的掌声。

接着，和刚才“林副统帅语录歌”完全不同调子的歌声在全礼堂亲切柔和地响起来：

“革命战友你们好，

革命战友你们好，

向你们学习，

向你们致敬，

学习你们的造反精神……”

那三个人一边招手致意，一边倒退着回到了幕后边。

侯玉坤又习惯性地抬起两条瘦胳膊上下扇了两扇，说：“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同志们！现在，请我们的总司令段国斌同志，给大家传达中央首长的重要讲话精神！”

掌声中，侯玉坤转身往幕后走，威风凛凛的段国斌来到了台前。

段国斌两手揣在裤子口袋里，黄眼珠子把大礼堂里的一片脑袋扫视了一遍；又从这一片脑袋扫视到穹顶横七竖八的梁架上，最后才把目光又落到台下的一片脸上。

他挺硬站着，像倒栽起来的一台碌碡。全身不动，只有嘴巴动开了：

“战友们！目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有了根本的转折！据红都来电说，不久前，‘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旗手、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在一次讲话中，号召我们造反派要文攻武卫。

“文攻武卫，这个精神说出了我们造反派的心里话！江青同志真是和我们造反派心连心！

“恩格斯说：‘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他背诵完这段恩格斯语录，扭转头向台角幕后面喊：

“老侯！老侯！这段语录在恩格斯的哪一篇文章里？”

幕后传来侯玉坤苍老的声音：“在《论权威》里面……”

“对！在《论权威》里面！”段国斌兴奋地叫道，接着又说，“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我们心中最红最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也谆谆教导我们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所以，文攻武卫这个口号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根据这个精神，为了适应变化的形势，我红总要立即转入战时状况。从现在起，所有的战斗兵团，所有的工作都要进入军事道路。总司令部已经把机构重新弄成了四个部：武卫部、后勤部、宣传部、组织部。会议尾巴上，侯政委将宣布各部的成员和正副部长的任命。”

现在，他脸上严峻的神态换上了欢欣鼓舞的表情，精神振奋地提高了嗓门：

“同志们！战友们！现在，我们的形势是一片大好，越来越好！大家知道，黑指已经在二十三号晚上狼狈逃窜，钻进石门公社了。他们的内部现在江河下日、分离崩析！”

当他一连说错两个成语之后，台下传来一片哄笑声。段司令以为是他的精彩演说鼓舞了大家，立刻又加添说：“而且是暮穷日途！”

哄笑声此起彼伏，快把礼堂顶子给掀了。

段司令更来劲了。他两只手从裤子口袋里掏出来，粗而短的腿有力地跨前一步，两条胳膊在胸前不协调地一上一下扇着，嘴里学着电影里列宁的语调说：“安静一点，战友们！安静一点，战友们！……”等哄笑声停下来，他像开头一样，眼珠子从会场扫视到屋顶，又从屋顶落到会场。脸上的表情从欢欣鼓舞又变成严峻的了。他开口说：“虽然黑指快要灭亡了，但是他们一定要垂死挣扎的！另外，据我情报人员侦察，三反分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马延雄已经公开表态支持了黑指，现在正在石门公社为黑指坐镇指挥，准备向我英雄的红总反扑，梦想恢复他失去的天堂。‘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战友们，今天这个会议就是血洗石门，活捉马延雄的誓师会！我们要紧急行动起来，准备武装斗争！”说到这儿，他声嘶力竭，唾沫星飞溅，“地区红总今天来了三位战友，他们说马上就给我们运送大批武器弹药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嘛！我们要用武力解放石门，在全县建立革命政权！我们一定要把三反分子马延雄活捉回来！因为他是我们斗争的大方向，他一跑，就等于我们的大方向跑了。我们一定要把他捉回来，把我们的大方向捉回来，要把他最后推到革命的断头台上，扔进历史的垃圾堆里！……全体起立！跟我呼口号！”

全礼堂的人哗地站了起来。

段司令振臂高呼：“文攻武卫！”

“文攻武卫！”全礼堂呼应。

段：“全歼黑指！”

众：“全歼黑指！”

段：“活捉马延雄！”

众：“活捉马延雄！活捉马延雄！……”

口号声震天动地，会场的爆炸气氛达到了高潮。

当大家喊完“活捉马延雄”，正准备接应段司令的下一句口号时，突然发生了意外情况：只见段司令刚才举起的拳头还在空中举着不动，刚才张开的嘴也还大张着，眼痴瞪，脸煞白，直挺挺地僵在了那里——这是一种只有发了猛病的人才有的现象。

全场人都愣了，望着他们痴呆了的司令，不知他在这一刹那问发生了什么事。

是心脏病犯了？是胃溃疡穿了孔？

侯玉坤急忙从台角里跑出来，刚走几步，得，也僵了。

天啊！这是怎么啦？

渐渐地，大家才从台上这两个僵立着的人脸上看出，似乎是大家的身后发生什么了不得的大事了。

于是，肃静中，一大片向西的脸纷纷转过来向东看：啊？这是多么令人不可思议的事啊！

全场人都目瞪口呆地看见：他们刚刚呼喊着要“活捉”的马延雄，现在就站在礼堂的门口！

他站在礼堂门口，穿着正如“通缉令”所描述的那一身衣服，只是浑身透湿，糊着黄泥糊子。两只脚是两个泥疙瘩，看不清到底穿没穿鞋。蜡白的脸上带着倦意，一绺湿淋淋的头发零乱地挂在额前，右边耳朵下的一个地方，似乎还带着一片擦伤的痕迹。

他从哪儿来？他怎么能在这样的时刻，站到了这样的地方？

啊！这个世界上什么样的事都能发生！

现在，且让我们先搁下这个鸦雀无声的会场，逆着马延雄的脚印往回走，看他是怎样一步一步走到这个门口的……

十

……夜，黑沉沉的。雨，淅淅沥沥。

马延雄垂着头，在灯前的土地上来回走着。墙壁上他高大的投影晃荡摇曳。

他走着，脚步是匆忙的，像他平时在乡村的山路上一样，似乎有许多急事要他赶紧去办。

他一头撞在门板上了！他猛抬起头来，一双眯缝着的眼睛长久而迷惑地望着这门，望着门缝外边的那一把大铁锁，那两片没有血色的嘴唇便剧烈地抖索起来……

这已经不是在县监狱里，而是在石门公社的兽医站了。

宝贵的自由他只享受了几小时就又失去了。他甚至没有能好好看几眼他亲爱的玉兰，也没来得及向她问问儿子的情况——可怜的孩子！为了有他这个爸爸，现在正在白眼和辱骂声中提着糨糊桶子……

可是，比这更大的痛苦是：他不知道全县的形势将会怎样发展。作为一家之长，他只为三个人负责；作为县委书记，他要对全县十三万人民负责。

可是，现在他又能做些什么呢？

眼下，两派就像两扇疯狂转着的石磨，他像这两扇石磨中间的一颗豆子。如果能使这两扇磨不咬在一起磨擦，他这个“豆子”就是粉身碎骨，磨成面，他也心甘情愿，乐而为之。可是，他这颗小小的豆子能隔开这两扇磨吗？能使他们不贴在一起互相磨擦吗？

答案是肯定的：这是一个社会性的动乱潮流，他个人改变不了这个局面。

那么，这样看来，他是不是不应该做这一颗“豆子”呢？是不是应该从这两扇磨中间蹦出去呢？

答案也是肯定的：他不能“蹦”出去！他可以蹦出去，但不能蹦出去！他是共产党员，是党的县委书记，他不能离开这暴风骤雨，去为自己寻找避风的港湾。也不能像李维光那样，为了给自己找一顶保护伞，不惜卖身投靠，使两派群众的矛盾冲突加深。

那么，他应该怎么办呢？

他头顶在门板上，从门缝里惆怅地望着黑漆漆的雨夜。

没有哪个上级领导能够给他直接指示什么。省委、地委和县委一样被砸烂，被夺了权。他听不见广播，看不上报纸，党中央对目前运动的所有精神他都不能知道。他只能靠自己共产党员的觉悟来判断眼前的一切。他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候：没有上级，也没有下级，他是一个单兵在作战！

这处境，这状况，眼前也不是他马延雄一个人，千千万万的人都处在这样的境地中：一切要靠自己来领导自己，指挥自己。这是一场肉体的考验，更是一场灵魂的考验。是纯真的还是卑鄙的？是崇高的还是低下的？是为党和人民勇于牺牲还是为个人的利益而投机取巧？两条路只能走一条，每个人都必须选择。

严酷的现实要每一个人把自己的心灵都赤裸裸地袒露在它面前。

门外面飘着轻风细雨，马延雄的内心里却掀起了狂飓激浪……

现在，他从门板上抬起了头，额上冒着热气，苍白的脸上汗渍渍的。

他来到油灯前，用袖子揩了揩脸，坐在炕沿上。灯光映出紧张思考而发过烧的脸颊，苍白中带着一点淡红色。

他这样坐了一会，突然像记起了什么，两只手神经质地在身上乱摸。

摸了半天，手无力地垂下了，破棉袄没有带来！地图、铅笔，这两件宝贵的东西不在他身边了！

他失望地长叹了一口气。

叹息之余，他似乎听见门缝里传来一个很细微的声音。在这个封闭的世界里，任何一点响动都能牵动他的神经。他刚开始以为是蚊子发出的响声，但一想现在已是深秋，哪来的蚊子呢？

他又侧耳细听，这下听清楚了：天啊！这竟是一个人的声音！

谁？他的心一缩。没听见院外开大门的声音，怎么会有人出现在他的窑门口呢？

他紧张地走到门后，从门缝里往外看：只见一个黑糊糊的身影半蹲在门前。

为了看清那人的脸，他也在门后半蹲下来。当他眯缝着的眼睛和门外黑暗中一双闪闪发光的眼睛对在一起的时候，惊诧得几乎使他跌倒在地上。啊，是柳秉奎？

这人正是柳秉奎。

他怎能像天兵一样降在这个地方呢？

秉奎现在正轻轻往上抬着门。乘这个当儿，我们先来交代几笔——

马延雄被红指拉走后，柳秉奎第二天在县城的街道上像一个丢了钱财的人，前街跑到后街，又从后街跑到前街。

县城一片杀气腾腾，红总正积极准备攻打石门。一场恶战眼看就要爆发，重新陷入囹圄的老马性命难保！

他满头大汗在街道上颠了一天，不知自己该怎么办！他又怕他们村的黑三碰上他。要是叫这个投机倒把分子看见，叫来一群“孙大圣”把他踩不死才怪哩！

他赶忙进了街角的公共厕所，在那里想了半天，最后才拿定了主意。

他先拿自己随身带的一点钱，在城边一个村里冒雨买了几担干柴担到马延雄家里；又把他家大小水瓮全部担满。二十五日，他又到北边一个小镇上找一个有名的老中医，给病重的马延雄的老伴抓了一服中药。

二十六日，乘没人时，柳秉奎在街角上揭了一张“通缉令”塞到怀里，便急急忙忙冒雨向石门赶来了。

他要营救马延雄！残酷的现实在几天之内把这个农民变得像“绿林好汉”一样。

到了石门公社，天还没黑。周围山头上到处都有红指挖工事的人。看来他们也准备硬打了。老马凶多吉少！

在一个山洞里挨到天黑，这个光明磊落的共产党员像贼一样溜到了公社下面的兽医站附近——他半路上打听说老马关在这里。

大门上有人站岗。

他从前墙根溜到后墙根，攀着一棵老榆树上了墙头。他把老蓝布腰带解下，拴在老榆树的一个枝权上，把自己吊到兽医站的院子里了。刚一落地，他就连滚带爬来到了这个门前……

现在，秉奎已经把一扇门轴轻轻从轴凹里抬出来了。

他从抬开的门旮旯里轻轻挤进来，又轻轻将门抬进轴凹里。

他用两只庄稼人粗壮的胳膊搂住了马延雄的瘦肩膀，紧张地看着他，激动的泪水汪满了他的眼睛……

他把马延雄拉到灶火旮旯里，从怀里掏出那张“通缉令”。

灯光照不到这里，马延雄几乎是把通缉令蒙在自己的眼睛上看。看完后，他出神地思考起来。

柳秉奎把自己胡子巴碴的嘴紧贴在马延雄的耳朵上，急促地说：“老马！红总为了捉住你，马上就要进攻石门了。红指也正在山上挖工事哩。情况非常紧张，赶快跟我往外跑！跑出去到咱柳滩去。你知道咱村后崖沟的半山崖上，有四七年老百姓躲胡宗南的崖窑，你藏在那里边，我们给你送吃喝，保险他那个瞎熊也找不见你。快走啊，老马！”

马延雄抬起头望着他说：“秉奎，你先别紧张。你告诉我，这几天城里再有没有人遭殃？”

“没听说什么。我就听说红指把你拉走后，红总把县上大大小小的领导干部都关了禁闭，怕红指再来抢哩。噢，我在来石门的路上碰见党校的老杨来着，就是党校的杨培民校长，我上过党校，认得他。”

“老杨？”马延雄的一只手一把抓住柳秉奎的胳膊，使劲摇着问，“他怎啦？快给我说！”

心急如火的柳秉奎只好咽了一口唾沫，喘着气悄声说：“老杨昨夜晚被一个看守监狱的红卫兵学生偷偷放出来了！那红卫兵的父亲就是这石门公社一个大队的书记，困难时期他上过几回党校，交不起伙食费，都是老杨给垫的。他念老杨的恩情，因此，到城里硬逼着儿子偷偷把老杨放了。他准备亲自护送老杨过黄河，从山西转路把老杨往关中老家送。我在路上碰见他们了。哎呀，你可不知道，老杨已经瘦成一把干柴了，眼镜片和眼镜腿都用胶布粘着，病得连路都走不动了，一路上都是那个农民拿胳膊架着。老杨听说我来寻你，泪珠子直淌，嘱咐我无论如何要把你救出来。说把你救出来后，千方百计送到他们关中去……”

马延雄长长出了一口气，手在脸上痛快地抹了一把，激动地对柳秉奎说：“秉奎，你带来了坏消息，也带来了好消息。你听过老杨的党课吗？听过？老杨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不光咱们县再没有第二个，就是全地区也是数一数二的。可他一直多病，是全县中层干部里身体最差的一个，我一直担心他经不住折磨，这下可就好了！”

门外的铁锁被风吹得咣当一声，柳秉奎打了个冷战，两只手紧张地捉住马延雄的一只手，使劲摇着说：“好老马哩，咱赶快走吧，再不敢耽搁时间了！”

马延雄一只手的指关节顶在鬓角里狠狠拧了几下，突然扭过头轻声问：“能出得去吗？”

“能！”柳秉奎铁一样的下巴朝门外扬了扬，说，“咱翻墙过，我的腰带还在榆树上拴着哩！”他的两只眼睛闪闪发光。

马延雄指关节顶在鬓角里，又出神地思考起来。

柳秉奎两眼盯着他，右手狠狠地拧着自己腿上的肌肉，紧张使他的身体像一台发动了的拖拉机，急剧地颤抖着。

马延雄突然转过苍白的脸，向柳秉奎坚决地做了个走的手势。

柳秉奎粗壮的身子顿时伶俐得像一个运动员，呼地蹿到了门口。

他趴在门缝里向外看了看，然后麻利而不出声地把门轴从轴凹里抬出来。

现在，他们来到院子的墙根底下了。柳秉奎两条粗硬的胳膊将瘦小的马延雄一把抱起，一举手把他放到了墙头，他自己也揪着腰带上来了。

他从树上解下腰带，两把缠在腰里，顺树干先溜到了墙外。他又在墙外举起胳膊，把马延雄轻轻接了下来。

两个人影很快就消失在雨夜里……

十一

夜黑。路滑。雨紧。

两个人摸索着跋涉，谁也不敢说话。好在马延雄对这些地方很熟，他走在前面，拉扯着路生的柳秉奎，上坡下沟，跌跌爬爬，已经穿过了好几个村庄。

马延雄在黑暗中一边走，一边急促地喘息着。他们从路边摸下去，来到一个大石崖下。他们紧挨着坐下了。这里既避雨又避人，好地方！

石崖下边的小河涨水了。细细听起来，雨夜是一首动人的乐曲：轻柔的风雨声使人想起二胡的鸣奏，叮咚的小河水叫人觉得像三弦在弹拨。

柳秉奎紧挨马延雄坐着，兴奋的情绪使他非常想抽一袋烟，但不敢划火柴。他掏出布烟袋凑到鼻子前，狠狠闻了几下。他打了一个喷嚏，摸了一把毛楂楂的脸，揉了揉鼻子，带着笑音说：“老马！赶天明咱就能走到寺河村。那村里有我个姐姐，明天白天咱就在那儿住上一天，天黑再起身。赶后天天不明准能到柳滩。”

他又将布烟袋凑到鼻子前闻着，一伸脖子准备再痛快地打个喷嚏——但没有能打出来，因为他听见马延雄说：“秉奎，你回家去吧，我准备回县城。”

柳秉奎吃惊地叫了：“啊呀，好老马哩！你怎敢进城去？城里能藏得住吗？还是藏在柳滩保险！”

马延雄平静地说：“秉奎，到城里我也不藏。我直接找红总去。”

“啊？……”像一股冷风灌进了柳秉奎的腔子里。他的胡楂嘴在黑暗中大张着，说不出话来。

半天，他才惊恐地发出一连串的问话：“为什么？老马，你疯了？你寻着往虎口里走吗？你这是为的什么？你怎么突然变成了这样？你原来不是要跟我到柳滩去的吗？”

马延雄尽量压着自己的情绪，仍然语气平静地说：“秉奎，我这不是现在才决定的；在兽医站的窑洞里就决定了，就是为了这我才跑出来的。当时时间紧迫，没办法给你说明……”

憨厚的秉奎这一下子才明白了过来，他在黑暗中大叫着说：“老马！这可万万使不得啊！人家正要捉你哩，你怎能寻上门叫人家捉呢？”柳秉奎急得站起来，又蹲在了马延雄的对面，两只手放在他的膝盖上，胡楂子脸快要凑到他的脸上了。

马延雄伸出两只瘦弱的手，在黑暗中摸索着捉住了柳秉奎的两条粗胳膊，情绪激动地说：

“秉奎！你的心情我完全理解。你是我的好兄弟！我永远忘不了你的一片深情厚意。我愿意和你这样的人同生死，共患难！你叫我藏在柳滩的崖窑里，这样的确安全，可是不能这样做。我是党员，是县委书记，在这样大的群众运动中，在这样复杂混乱的局面下，我能为了保全自己离开前线吗？打个比方说，你们村里有两个人打架，秉奎，作为大队书记，你能为了自己安然就躲开，就不去劝架捉架吗？不能吧！你必须要冒着准备挨两个人的拳头去劝，去捉。尽管两个人都因为有了你而没把对方打美气，可能当时都怨恨你。但也许过了很久再回想起来，他们会从心里感谢你的……当然，我现在面对的不是两个人打架，而是两群人。两个人打架好捉，这群架难捉。捉这架得准备脱皮掉肉，甚至掉脑袋！两个人打架往往是因为私事；天啊！这两群人打架他们竟然说是为了革命！这牵扯着千千万万人的性命呢！秉奎，你说这架该不该捉？……”

柳秉奎一屁股坐在了地上。他头倒勾着，半天抬不起来。他再能说什么呢？黑暗中，眼泪在他胡子巴茬的脸上流淌，吧嗒吧嗒地滴在了脚下的石板上。三天前，他还在柳滩的河湾里打坝。听说县委书记被人关了禁闭，他掼下镢头，背上粮食来城里“探监”。三天以后的现在，他蹲在这个黑暗的石崖下痛哭流涕。他像一个不会游泳的人看见亲人落了水，根本没考虑自己的生死，就跳下了水，毫不畏惧地去救人，竟然也创造了奇迹，竟然也胜利了。可是这胜利的火花刚在他眼前一闪，就又要熄灭了。他抬起老泪纵横的脸问书记：

“老马，你自投到红总的门上，就能把这架捉开吗？”

“唉！这也难说。”马延雄捋着头发上的水说，“但我不回去，这架肯定要打，马上就要打。我回去以后，红总的矛头就会对准我，红指眼下还没力量主动去进攻红总，所以架不一定就在眼前打起来。拖一段时间，说不定党中央就会把武斗制止住的。”

“那如果你不回城里去，红总知道你不在石门公社了，还去打吗？”柳秉奎似乎抓住了什么希望。

马延雄在黑暗中苦笑了，说：“如果我不回城，他们没见我，就相信我不在石门了吗？”

柳秉奎彻底绝望了。他重新低下头，两只手狠狠地揪着自己大腿上的肌肉！

马延雄慢慢站起来，黑暗中立了好久，终于开口说：“秉奎……咱们……就……分手吧……你不要再送我了。你不知道，前边就是大店寺，过了大店寺就上了公路，万一碰上红总的人就不好了。你在石崖下等到天明，从万家山公社那里抄小路回去吧，千万不要再跟我一块走了。我不怕，我专门去寻他们哩。可他们抓住你，一看你和我在一起，肯定要整治你的。我已经连累了你，不能再连累你了……”

“不！”柳秉奎两只手紧抓住马延雄瘦弱的肩头摇撼着，“不！我一定要和你一块到城里去！”

“秉奎，不要这样。我理解你的心情，可你万万不能去！万一你有个什么闪失，我就对不起大嫂，也对不起柳滩一村人了！赶快回去吧，好好把工作抓起来。叫大家不要担心我，就说我不要紧。要相信红总大多数群众是通情达理的……再说，说不定这次红总看我主动投上门来，也不会怎样整治我呢！”

最后这句话既是对柳秉奎的安慰，也是他自己的一线希冀。

柳秉奎放开他的肩头，双臂无力地垂下了。

他们上了石畔。

雨大起来了。整个大地响彻了一片雨点的敲击声。脚底下绵囊囊的，踏下去，像踩在了棉花包上。

三岔路口，俩人相对而立。四只手摸索着握在一起，摇了好久好久。

“快转路回家去吧……”

马延雄说完，坚决地把手从柳秉奎的手里抽出，一侧身便消失在黑暗中。滂沱大雨里，那扑踏扑踏的脚步声渐渐远去了……

柳秉奎站在大雨地里，双手蒙住脸，孩子一般抽泣了！

雨下得正紧……

黑漆漆的大地是沉静的，又是嘈杂的，没有其他声息，只有雨打大地。空气里混合着一股土腥味和植物的腐霉昧。地里的水已经饱和了，雨不能再渗进去，就在地面上随意漫流着。

马延雄顶着风雨走。

路不知道在哪里，每一脚踏下去，就好像要踏入万丈深渊。

衣服湿透了，越走越沉；鞋一层层裹满了泥浆，重得抬不起脚来。

咕咚一声，他仰面栽倒在水洼里了！

他呻吟着，半天爬不起来。饥饿、疲劳、寒冷、伤痛，使他本来就垮了的身体极度虚弱。他简直再没有力气往前走了。

他趴倒在泥水里，任哗哗的大雨无情地浇泼着。

他趴着，枕着自己的泥胳膊，很自然地想起了四七年艰难困苦的游击队生活：那时候，也经常在这样的雨夜里行军，但身边总有高正祥或者其他人和他在一起。在泥泞滑溜的雨夜里行军跋涉，想着不久就能在老乡家里换一身干衣服，圪蹴在热炕头上喝热乎乎的米汤，心里总是很甜蜜的，不觉得有什么苦。那时候，他也正年富力强，绝不至于像现在这样掼倒了就起不来……唉，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就二十年了……

他又挣扎着往起爬，全身的力气都集中在胳膊上，牙咬得咯嘣嘣响。

他终于站起来了。

他站着喘了一会儿气，准备迈步走。可是，脚在泥浆里怎么也拔不出来。他咬住牙往外拔，身子不由得晃荡了几下，又一次栽倒在水洼里。

他伏在泥水里，意识一阵阵失去控制，又被脊背上刀割般的疼痛拉回来……

“啊，有一点吃的就好了……”他喃喃地对自己说。他下意识地抬起头，在黑暗中紧张地搜索起来，似乎面前真有什么可吃的东西。

的确！他似乎发现前面不远处，隐隐约约有一片密匝匝的庄稼。啊！那说不定是晚玉米呢？如果能啃几穗生嫩玉米，该多好！这样，他也许会重新有力气的，也就会重新走向前的。

他咽了一口唾沫，两只手抠着泥地往前爬。他身体犁着泥水往前爬。

爬到一块玉米地边，他摸索着扯下一穗玉米，手颤抖着剥去皮，不管嫩不嫩，就塞到嘴里啃了一口：真甜！可是，他刚嚼了一下，两个腮帮子和牙床就猛地一紧缩，疼得嚼不动了！好久，口腔才松弛下来。他大口大口地啃起来了。

俗话说：吃一颗黑豆爬一架山。他啃了几穗生嫩玉米，身子明显感觉硬朗起来。吃完了，他像孩子吸吮了母亲的乳汁，两只手亲昵地抚摸着土地，两大滴饱含着感情的热泪和雨水一起淌在了大地母亲的胸脯上……

现在他又启程了，顶着哗哗的风雨，高一脚，低一脚，踉踉跄跄向县城走去。他想：天明后一定能走到城里的。到城里去！眼前他只考虑这个目标。城里将给他带来什么，他现在甚至连想都没想。

雨啊，停一停吧！看他向前走一步够多困难啊！他饥饿，他劳累，他寒冷，他脊背上的伤像刀犁一般疼……

雨啊，再下大些吧！把他拦挡住，不要叫他再往前走了。要知道，他往前走一步，就向苦难靠近了一步！

雨继续哗哗地下着，他继续踉踉跄跄向前走着；跌倒了，再爬起来，再向前走……

十二

现在他来到大店寺的村头了。

他不敢从村子中央的道路上穿过。他准备绕到村子下边的河湾里，然后从村子的另一头再拐到架子车路上去。

正在他摸索着要下河滩的时候，冷不丁从黑暗中冲出一个人来，一把抱住他，大喊一声：“马……”后面的话却再也没说出来。

马延雄对这突如其来的情况大吃一惊！接着他便感到有两只索索颤抖的手在他的脊背上摩挲着；紧接着把头贴向他怀里，无声的抽泣立即剧烈地震动了他瘦弱的胸脯。啊，这是谁呢？是秉奎又转回来了？但这不可能！秉奎这一带路生，摸不到这里！

“你是谁呀？”马延雄在黑暗中摸着贴在他胸前的那颗水淋淋的大脑袋，问。

那人从黑暗中抬起头来，喊叫着说：“老马！我是刘家坪的刘蛮牛呀！你记不得了？那年你来我们村时，我三十八岁还光棍一条，是你给我说的媒，才和虎山那个寡妇成了亲。如今已经有了两男一女。这如今听说城里一些坏蛋要往死里整治你，我们庄稼人都急得眼里滴血哩！老马，你不要怕！你有我们庄稼人哩！谁敢叫你有个一长二短，我们就和他狗日的拼命！”

马延雄想起来了——他记得刘家坪这个一顿吃半升米的莽汉，当年找不下媳妇，急得在他面前像娃娃一样哭哩……蛮牛他现在黑天半夜来这里干什么呢？

他正想问问，蛮牛却说开了。他告诉马延雄说：今天下午，大店寺的支书刘海山跑到各村来说，他护送县党校杨校长回关中老家，可老杨走到半路上死活不走了，叫刘海山回来串联老百姓，让大家赶快到石门去救你。老杨说城里的红总马上要进攻石门，你的性命肯定保不住。刘海山还对大家说，他和老杨在半路上碰见一个姓柳的人，说那人会飞檐走壁，已经单身匹马去救你了，叫大家赶快行动。大家一听说要救你，一下子就聚起了一千多人，现在都集合在大店寺村后的山神庙里。刘海山他们正在村子里绑担架，准备把你抢出来后，和老杨一起抬着过黄河哩！蛮牛说，他刚才是下村来看侦察情况的人回来了没，想不到却意外碰上了老马；他说他听走路就知道是老马……

站在黑暗中的马延雄听蛮牛这么一说，疲劳、饥饿全都消失了，他的精神立即处在一种非常紧张的状态之中。

他在黑暗中忧虑而沉痛地想：情况更复杂、更严重了！在这个紧火时刻，这么多老百姓聚在一起怎么了得呢？红指要是知道他跑了，又知道这里有这么多人，一定以为他在这里，肯定要打过来的；或者老百姓不知道他出来了，先跑到石门去抢人，那也要打起来的！这要死多少人哩！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赶快叫这些老百姓趁天黑各回各家去！

他准备亲自去山神庙让大家赶快散开。可又一想，如果这些人见了他，硬要把他抬着过黄河可怎办？要说服他们肯定得费许多口舌，这样又会耽搁他回城的时间；要是他不能及时赶到城里，那红总和红指又可能很快打起来，这也要死许多人的。天啊，这可该怎办呢？

他急中生智，侧过头对旁边的刘蛮牛说：“蛮牛，你现在赶快到山神庙去，对乡亲们说，我已经安全脱险了，叫大家趁天黑赶快各回各家去！快！”

蛮牛站着没动。他发愁地说：“老马，大家要不见到你，谁也不会相信你安全出来了。最好你能和大家见见面，眼见为实，大家也就歇了心。你不知道，大家为了救你，都是从几十里外赶来的，有的连饭也没吃一口，还有些上了岁数的老年人都跑来了。”

马延雄急躁地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心情痛苦而又焦灼：蛮牛说的是实情话，看来非他亲自去不行了。两派在抢他，农民们也来抢他了。农民抢他，他不惧怕，说心里话，他自己何尝不想马上就扑向这千千万万的亲人们中间去呢？但眼下如果不马上采取措施，石门公社这些农民为了他一个人的生命将要付出多少血的代价！事情决不能再迟疑了！如果这些无辜的老百姓为了他而受到什么伤害，他就是粉身碎骨也赎不回自己的罪过！

他再不说什么，立即让刘蛮牛带路，急匆匆向村后的山神庙赶去。

在大店寺村后面的山神庙内外，浑身透湿的老百姓们，黑压压挤了一大片。小小的庙窑里只能站少数人，大部分人都站在黑暗的野场地里淋着雨。庄稼汉们除了单衣就是棉衣，不像城里人在换季的时候有个毛衣、绒衣套在里边。眼下当然还不到穿棉衣的时候，他们穿着一身单衣薄裳，站在冷风冷雨中索索发抖。但他们谁也不离开这里，而且还有人继续赶来。他们把各自村子里的“造反派”和有可能走漏风声的人，不管是自己的户族还是亲戚，统统都锁到大队部或者仓库房里，然后从各种只有他们才熟悉的神秘小道上摸黑向这里奔来了。他们带着毛主席的语录本，带着庄稼人的良心来了。他们不准备打人，但得防备挨打。防备挨打的“武器”就是他们经常不离手的劳动工具或家庭用具——有的拿着镢头，有的握着铁锨，有的操着斧头，有的扛着磨棍。老年人扛不动大家具，就拿着棒槌、擀面杖、杀猪刀子。他们知道将要做的事情有危险，心噗噗地跳着，但他们并不准备退却。要是单个人，他们本来大部分都是胆小怕事的；可现在这么一群人合在一起，他们认为他们什么事也能干成功。再说，这是去解救亲爱的马书记呀！他们在风雨萧瑟的黑暗中心神不安地等待着，只要侦察情况的人一回来，他们就会像决了堤坝的水一样向石门公社的兽医站拥去！

这座小小的山神庙，不知什么年代就断了香火。“文化革命”开始时，大店寺村里的老百姓怕惹麻烦，没等城里破“四旧”的红卫兵来，他们自己就把里边的泥神像砸了个稀巴烂，连墙皮都剥了个一干二净。现在，农民们站的地上，到处都扔着涂过颜料的墙皮和泥神像的断臂残腿。庙里的房梁上挂一盏不知谁从饲养室提来的马灯，远处看不见亮光，只模糊地照出庙窑内的场地和庙门口的一角。

当马延雄突然出现在庙门台上的时候，人们一下子惊呆了。他们万万没想到他们摩拳擦掌准备要去解救的这个人，现在就站在面前。一阵短暂的寂静过后，人群立刻骚动了。人们争先恐后地拥向前来，喊着他的名字，一双双硬茧子手纷纷向亲爱的书记伸过来。能握手的就握手，握不上手的就在他身上摸着，争着问他是怎么跑出来的，受伤了没。窑门口射出来的灯光，映照出一双双泪光闪闪的眼睛。不知什么地方，有人已经哭出了声音。每个人顿时都像见到了自己死而复生的亲人，感情实在无法控制，但一时又不知如何表达。

人们争着要拉他的手，争着要和他说话。他们七嘴八舌叫书记的名字，也向书记报自己的名字，纷纷向书记提念起他曾为自己办过一件什么事，解决过什么问题。庄稼人最看重良心，他们连赶集在书记家里喝过一碗开水也念念不忘。挤不到前面去的人在后面喊叫着让大家静一静，叫马书记赶快给大家说说，这如今的世事为什么乱成了这样？什么时候世事才能太平下来？啊！他们认为马书记还是全县的最高领导人，他会知道一切的，也能回答一切的！

马延雄两只手同时握着纷纷伸来的手，嘴唇哆嗦着，不知道向亲爱的人们说些什么。一年多来，他一直生活在打骂屈辱之中，和农民群众是隔绝的。现在猛一下置身于这汪洋大海一般的深情里，感情再也控制不住，泪花子在那双眯缝着的眼睛里扑闪闪地旋转。他左顾右盼地接应四面八方的话，侧转身子的时候，微弱的马灯光照出他满脸斑斑的水迹——那是雨水还是泪水？

这时光，有一个老汉豁开人群，两只手颤巍巍地抓住了马延雄的胳膊，老泪纵横地喊着说：“老马，你可是咱老百姓的父母官呀！我是堰子沟的张大，你还记得不？那年你在我们村下乡，正碰上我那个独苗儿得了急症，你跑了五里羊肠路，到公社给咱县医院打电话，叫来了救火（护）车，才把我娃的命保住了。有人看见你跑到公社时，累得吐了一口血！我旧社会生了九个娃娃，一个也没存住，这传宗接代的一条命根子是你救下的呀……命根！命根！你在哪里呢？快过来！”老汉转过身，大声呼叫着他的儿子。一个壮实的后生挤过来了，老汉把他往马延雄身边一拉，说：“快给咱恩人磕头谢恩！”说着父子俩一下子都跪在了马延雄的面前，慌得马延雄赶忙扑倒在泥水里扶他们起来。老汉一站起，便转身对黑压压的人群吼叫说：“乡亲们！现在有人存心要把马书记往死里整，咱得赶快把马书记藏到咱农村里去！不论他有多少错误，也不能让人把他整死，得允许他改。比如他前些年割咱的资本主义尾巴，把咱越割越穷，我看这就不对。可是咱得让他改嘛。这如今时兴什么军管，看来管不到老马头上了！那咱们就农管吧！”

“农管马书记！”不知谁在黑暗中大喊了一声，人们就当作了一句口号接过来，一千多人拳头举向夜空，一哇声吼道：“农管马书记！农管马书记！”

这炸雷一样的吼声一下子震醒了马延雄。他立刻意识到他刚才感情冲动，竟然忘记了他到这个山神庙干什么来了。他悔恨和责备自己把这一群人拖了这么长时间。如果事态就这样发展下去，等天一明，说不定红总、红指和农民三方面都会为了他而在这里火并，这后果将不堪设想！

万分的紧张使他出了一身冷汗。他等大家稍稍静下来，尽量放大声音对他看见的和看不见的人们说：

“好乡亲们！大家对我的一片深情，我马延雄至死忘不了。几十年来，我一直就和你们生活在一起，我离不开你们……”说到这里，他哽咽得停住了。他回味着方才那农民说的割尾巴越割越穷的话，心上一震，觉得这也许是自己从未听到过的一句真心话。他向前走了一步，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和泪水，等呜咽声从喉咙里咽下去以后，才继续说：“这些年来，我给大家办的事太少了，许多乡亲们直到现在还少吃没穿的，我对不起乡亲们！可大家却这样关怀我，我心里有愧。我现在对你们没有任何要求，我只求你们赶快离开这里，各回各家去。你们知道，县上两派因为我正准备武斗，眼看就要打起来了。大家要是把我藏起来，这更会火上加油。你们也知道，县上两派群众组织中，都有你们的兄长和子弟，我们千万不能叫他们互相残杀流血呀！至于我，请你们放心，我知道我应该怎样做。我不会辜负父老乡亲们对我的信任。今黑夜我还有紧事要去办。我请求你们，我的好父老乡亲们，不要为我操心了，你们现在赶快回家去吧！千万再不要留在这里了……”

“你赶快跟我们走呀！……”

人们喊叫着，请求着，谁也不离开。有一些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已经拥到庙门前边，争着要背他走了。

这时候，远处传来了第一声鸡叫。马延雄不禁浑身一颤。面对眼前的局面，他真不知如何是好。他突然想起刚才那个老汉和他儿子给他下跪的情景，急得扑通一声，也双膝跪在了泥水地里！黑暗中的人们一下子被县委书记这个举动惊得发呆，一个个在黑暗中大张着嘴巴，说不出话来。

马延雄跪在泥水斑斑的庙门台上，头发被雨水淋得一绺一绺披散在额前。他大动感情地对惊呆了的人们说：

“乡亲们呀，我央告你们，快走吧！如果乡亲们为了我有个一长二短，我马延雄还有什么脸活在世上？我的叔父们！兄弟们！你们要是不离开这里，我就给你们一直跪下去……”他已经泣不成声了！

人们呜咽着，纷纷离开了山神庙……

历史啊，请不要忘记：一九六七年，一个深秋的雨夜，在中国北部这块山地上发生了怎样令人心酸的事情！

……就这样，他告别了要保护他的人们，又向要捉拿他的人们走去。他冒着瓢泼大雨，走着，滚着，爬着，从黑夜走到黎明，从石门公社的大山深沟里向县城走来，向县人委这个大礼堂的门口走来……

十三

现在，他终于站在这礼堂的门口了。

一路上他苦挣苦扎，此刻，浑身大汗淋漓，热气在糊满泥水的衣服上蒸腾。远看起来，这坚毅的、冒着热气的躯体，就像火山爆发后抛出来的一块岩石。是的，这块燃烧着的岩石，咚一声落在这个礼堂的门口，把一个乱哄哄的世界震得鸦雀无声。

此刻，他站在这里安详而又宁静，脸上甚至带着一丝欣慰的笑容。他原来还担心天明时赶不到，现在他赶来了。他看到眼前这会场的阵势，知道箭已经搭在了弦上，但还没有射出去。他知道，只要他晚来一步，礼堂里这一群狂怒的人即刻就要拥向石门，一场群众相互残杀的悲剧马上就要发生。但现在由于他站在了这里，事态将向另一方面发展。眼下他成了唯一的靶子了，他怎能不为了这一点而庆幸呢？

就在会场沉静了一阵以后，第一个从痴呆中反应过来的是金国龙。

这个凶煞像一匹饿狼发现了猎获物，一丝狞笑在脸上一闪，接着便大撒腿奔过走道，向门口扑来。

他来到礼堂门口，从背后扯起马延雄的两条胳膊，一个“喷气式”，跑着把他往台子上推去！

金国龙像一根导火索，首先点燃了会场前面的“炸药”：“孙大圣”们高呼起了“打倒马延雄”的口号；他们之中还跑出两个人来，帮助他们的队长把马延雄往台子上推；一边推，一边拳头像擂鼓一般捣着他受伤的脊背。

会场顿时喧哗得像一锅沸腾了的水！

公正一点说，坐在这里的大部分人对于传说马延雄竟然跑到石门公社为红指“坐镇指挥”，企图打垮他们，感到无比愤慨。如果他们在石门现场捉住这个“黑手”的话，他们都会起来，用各自的形式表示他们的愤慨的：心狠的会打，心软的会骂；就是自己不打不骂，也决不会反对别人打骂的！可是现在，不知有一种什么东西和这种情绪稍稍有些抵触，竟使他们不能一下子愤怒地跳起来，向这个仇人进攻。某种程度上，大部分人的脑子还来不及反应过来，又被前头那两排“炸药”的爆炸声震得头昏眼花，一个个瞪着大眼，张着大嘴，不知道该怎样表示。

段国斌几乎是和金国龙同时从痴呆状态中醒过来的。他正想点燃自己这根“导火索”来引起全场的爆炸，想不到金国龙已比他先一步咝咝冒烟了。他从内心里赞叹这个英雄的造反派！在金国龙把马延雄“喷气式”扭送上台来的这个过程中，段国斌脑子里很快闪过“应该把金国龙提拔成总司令部常委”这一念头，并且差点从嘴里嘟囔出来。

侯玉坤脸上的表情是复杂的。简单说来，就像一个睡得正香并且做着好梦的人，突然被窗外照射进来的一道强光给弄醒了：既顾不得回忆甜蜜的梦境，又一下不知该怎样诅咒这光芒。他这种状态一直保持到烟屁股烧到手指头为止。

金国龙带着抢头功的劲头，一眨眼工夫就勇猛地把马延雄“活捉”到段司令和侯政委面前了；以致这两个首脑甚至来不及避到幕后去，交换一下如何处置眼前这种状况的意见。

段、侯二人在众目注视下交流了一下眼光，一时也难猜出对方的主意。

段司令以“第一把手可以当机立断”的神态跨步走向台前，“批斗”这个主旋律已经在脑子里鸣奏了。

“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他声音洪大地首先发出了这个呼号，然后非常熟练地广播说，“现在，我们要把这个传达、誓师会，变成批斗会，狠批猛斗三反分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马延雄。要把他批深、批臭，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现在，先勒令三反分子马延雄交待他如何操纵黑指，企图向革命造反派反扑的罪恶阴谋！”

“说！”

“交待！”

前面那两排“大炮”怒吼了。

马延雄由于两条胳膊在背后被扯到最高度（再高一点大概就要折了），头几乎垂到了膝盖上，从台下看不见他的脸，只能看见一团湿淋淋的头发往地下嘀嗒着水珠。

侯玉坤走过来，瞪了一眼刚刚直起腰来的马延雄，苍老的声音慢吞吞地说：“交待吧！”

马延雄闭着眼睛喘了一会气。为了保持身体的平衡，他把两条腿又开了一点。他苍白的脸对着台下的一大片脸，缓缓地说：“……同志们，我是来接受大家批判的。我没有指挥红指……”

“黑指！”金国龙在旁边张开毛楂楂的嘴，吼叫着打断了他的话。

马延雄停顿了一下，继续说：“……如果我要向同志们反扑，我为什么还专门来接受大家的批斗呢？我想同志们是……”

“探子！”

“间谍！”

前面那两排“大炮”的吼叫声立刻淹没了马延雄微弱的声音。

可是，令人奇怪的是，除了这两排“大炮”的吼叫声，全会场只零星地发出几声“爆炸”来应和这吼叫；而整个会场笼罩着另外一种庄严的肃静。

现在人们似乎逐渐地清楚了：他们所愤慨的这个人来到这个会场本身，具有一种非常崇高的性质。而这种感觉明显地征服了那愤慨的情绪，以致使他们觉得台上那个瘦弱的人，似乎对自己有一种强大的压迫感和一种很难抗拒的征服力。

这也就是弄醒侯玉坤做好梦的那一道光芒；这灼灼光华对他是刺眼的，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却是耀眼的！

请相信，在这大动荡的岁月里，在这派性主宰一切的社会中，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丧失了正常的理性和人性。恰恰相反，大多数人的理性和人性还是存在的。当崇高的和低下的同时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立即就能分辨出来，并且能很快将自己的感情交给理性去支配。

他们现在紧张而肃静地坐在这里，看着事态的发展。

这时候，在段国斌的指示下，六七个“孙大圣”已经把一群“走资派”和“牛鬼蛇神”押到会场来给马延雄“陪斗”了。为首的是县长高正祥；在他后面的是几个副县长；再后边是县法院院长，县公安局局长，文教局长，农工部长，宣传部长……共有十五六个人。他们头上戴着纸糊的高帽子，胸前挂着名字上打红×的黑牌子，被拳打脚踢拥到了台上，和马延雄并排站在一起。

段国斌解开外衣的纽扣，双手叉腰站在台子上，向整个会场讲话：

“造反派战友们！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马延雄态度十分顽固，拒不交待他操纵黑指向造反派反攻倒算的罪行！现在，我们对他要新账老账一齐算！有仇的报仇，有冤的伸冤，把三反分子交给大家，谁有什么说的，都可以上台来。”

人群中一阵骚动。只见这里那里挤出来那么几个人，前拥后挤扑上台来了——他们正是刚才发出“爆炸”声来应和“孙大圣”的那些人。

这里面有金国龙的同案犯、百货公司前门市部主任贺崇德，有城关小学因调戏女学生被开除党籍的教师许延年，有机械厂因贪污而下台的干部高建华，有柳滩大队的投机倒把分子黑三等，还有一位苍头老干部——前物资局长奕国泰。县委曾因他和投机倒把分子合伙倒贩国家物资，给过他撤职降薪的处分。

这些人加上金国龙和“孙大圣”的一些人，在台子上形成一个包围圈，把马延雄团团围定。他们前拥后挤，大声喊叫，大声质问，口里白沫子乱溅，手指头恨不能变成锥子，戳到他们共同的仇人脸上：

“给我回答！”

“给我交待！”

“给我平反！”

马延雄眯缝着眼睛，平静地扫视着眼前这一群人。任他们歇斯底里地叫喊，他嘴巴紧闭，不吐一字。等这些人叫喊得嗓子有些发哑的时候，他才平静地开口说：

“我可以回答你们的问题。但可以不可以让我到台前给群众去说呢？”

“让开，叫他去说！”前物资局长奕国泰口角里喷着白沫子嚷道。

包围圈很快张开了一个八字口，马延雄走到台前来，站定。

台下满场的人都用吃惊的眼光看见：此刻站在台前的他，胸脯高挺，头颅高扬——他的个子也并不低呢！

他苍白的脸上带着冰霜一样的冷峻，平时老爱眯缝着的眼睛也睁得滚圆滚圆，有魄力吃钢咬铁，这些有能力的领导人所具有的特点，此刻都出现在他身上了！

他情绪显得很激动，声音出奇的洪亮，说：

“同志们，你们大家造我的反，我满心眼里高兴。不管你们对我怎样看，你们的出发点，都是为了我们的革命事业，为了这个伟大的事业能在中国的土地上胜利进行下去。你们批我，斗我，真的，我从内心里高兴。高兴什么哩？高兴人民群众都关心国家大事，关心革命的前途和祖国的命运。我想，全国人民通过这次大革命都会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的。人民的觉悟提高了，不管今后道路多么曲折，我们伟大的革命事业就会胜利发展下去的。就因为这些，我对大家对我的批判，满心眼里高兴。我今天来到这里，仍然诚心接受大家对我再一次进行批判。不管你们怎样看待我，我都接受。但我也想对你们说，你们可以仇恨我，但你们所有的革命群众之间，不要互相仇恨，不要流血。我可以死，但你们不应该……”

“少卖狗皮膏药！”

“老实交待你的问题！”

台上的那一批人七嘴八舌叫喊起来。

“让他把话说完！’

“为啥不让人说话！”

台下也有人愤怒地叫喊起来了！

台上的人吃惊地看台下的人：妈呀！那么多愤怒的目光似乎不是对着“走资派”，而是对着他们的！这些战友们是怎么了？

马延雄向台上的那些人扫视了一下，又开始说了，洪亮而铁硬的声音在整个大厅回荡：

“但是，他们这些人和大家不一样！他们有的犯过严重的错误，有的我敢在这里大声说：是坏人！他们要翻案，叫我平反，这不是光对着我马延雄的，而是对人民和共产党反攻倒算！说句实话吧，他们就是把我的头割了，我也不会答应他们的！不会的！就是有人给他们翻案，历史也会重新审判他们！……”

“打这个三反分子狗日的！”

“打！”

“打！”

台上这群人发狂似的围了上来，拳头和脚乱飞。马延雄很快被打倒在地上了。打倒后他们还在继续争先恐后挤上前去踢；挤不上去的急得在圈外乱喊乱跳，飞脚甚至踢到了同伙的屁股上。

这时候，在旁边“陪斗”的高正祥，戏剧性地把他的纸帽子一把摘下，发疯似的甩到了这伙乱踢乱叫的人堆里。他怒目圆睁，声如洪钟地大声吼道：“土匪！国民党！王八羔子们！”

他高大的身躯站在这伙人面前，破口大骂，威风凛凛，简直成了这个舞台的主宰！

正在脚踢拳打马延雄的这伙人，被高正祥甩过来的纸帽子和他炸雷一般的声音吓了一大跳。他们一看这个“走资派”像吃了豹子胆，竟敢在这样的场合中如此嚣张，立刻放脱已被打倒的马延雄，纷纷围过来打他。这个高大的人很快就被踩在乱脚之下。

尊敬的高正祥同志！他是为了叫马延雄少挨点打，主动地引火烧身的。现在，他高大的身躯倒下了，鼻子口里流着血……

“不准打人！”

“不准打人！”

“什么造反派！土匪！”

“把打人凶手拉下来！”

…………

人群骚动了，愤怒的吼声雷一般响彻了整个大礼堂！

台子上那一群暴徒，在这雷一般的吼声中，先后畏缩地收回了自己的拳头和脚片子。他们的眼睛惊恐地看着台下的“战友”们：天啊！这是怎么啦？

在这吼声中，侯玉坤在台角的幕后边转圈圈。右手食指神经质地弹着烟灰，连吐出来的烟也不再重新吞进嘴里了，脸像死人一样难看。

段国斌几乎是跑着冲到台前，大声嘶叫：

“造反派战友们！严防阶级敌人破坏捣乱！严防阶级敌人破坏捣乱！‘孙大圣’的战士们请注意！请注意！请立即将捣乱会场的阶级敌人押出去！”

话音一落，台下前边的那些“孙大圣”们，立即向礼堂骚乱的地方奔赴而去。

“不用你们赶！我们自己走！”

一个比段国斌更大的声音从礼堂中间的座位上吼起来。

声音如此之大，竞使奔跑着的“孙大圣”们惊呆在走道上了。全礼堂的视线也都被这个大嗓门吸引了过去。

大家一看，原来是红总常委、“工交兵团”的造反派头头鲁常林。

高大的鲁常林高高站在椅子上，手里拿个小纸片，身体向四周转动着呼号：“声明！声明！工交兵团声明：鉴于红总坏人掌权，实行法西斯暴行，我工交兵团全体战士一致决定：从即日起，退出红色造反总司令部！”

他说完，从椅子上跳下来，蒲扇大的手一挥，礼堂中间哗地站起一片人来，纷纷来到走道上，很快排成二路纵队，唱着“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首语录歌，哗哗地走出了会场。

“孙大圣”们立即在前面有节奏地反复喊：“滚，滚，滚，滚你妈的蛋……”并且也唱起了语录歌：“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

可是，这一处，那一处，又纷纷传来了“声明！声明！”的呼号，一队队的人前拥后挤，唱着语录歌，纷纷退场了。一霎时，偌大的礼堂空出了三分之二的位子！

段国斌、侯玉坤站在台子上，茫然地望着这个土崩瓦解的局面，束手无策。

正在这时，从礼堂东门里跑进来一个年轻人，满头大汗，气喘吁吁，飞一样奔过走道，从台口扑上了舞台，把一张油印的传单塞到段国斌的手里。

段国斌和侯玉坤赶紧展开“侦察员”送来的这张传单，头挨头看起来。

看着看着，两张死灰一样的脸上渐渐露出了欢欣鼓舞的笑容……

十四

段国斌和侯玉坤看到了以下的文字：

告全县人民书

十月二十六日夜，三反分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马延雄潜逃回县城，向反革命组织黑总表态亮相，企图和这群牛鬼蛇神成立伪革命委员会。
对于三反分子马延雄这一罪恶行径，我红指全体无产阶级革命派表示极大的愤慨！我们决心彻底摧毁“马记”革委会，把三反分子马延雄押上历史的断头台。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近日，地区黑老总已经把大量武器弹药运送到我县黑总手里。为了保存革命实力，我英雄的红色造反总指挥部，已于近日东渡黄河，转移到山西境内养精蓄锐。一旦力量壮大，我们一定挥师西渡，光复全县！
打倒三反分子马延雄！
红指必胜！黑总必败！

红色造反总指挥部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七日于石门

段国斌和侯玉坤看完这张油印传单，像贫血的人输了一管子血，浑身立刻又有了劲。退出去多半礼堂人算个屁！让“工交兵团”的叛徒们将来后悔去吧！县革命委员会将不会给他们半个席位的。

他俩一人拉着年轻探子的一条胳膊，把他拉到台后，叫他赶快详细说来。

年轻探子得意洋洋地报告说：

“今日临天明，黑指的人发现马延雄不在了，顿时乱作一团。马延雄这张牌一失掉，又加上咱们的武装强大，黑指好多人认为大势已去，纷纷跑出石门，到省城和外省投亲靠友去了。老保头子高顺众叛亲离，好不容易才挽留下二十来个‘铁杆’，印了这张传单，就跑到山西去了。”

年轻探子最后手舞足蹈地欢呼：

“黑指完蛋了！”

侯玉坤听完，嘴大张着喷出一口浓烟来，又狠狠一口吞进去，两股白烟箭一样从鼻子里射出来。他的瘦手在膝盖上一拍，叫道：“天助我也！”

段国斌早已扯大步走向前台，向礼堂里剩余下的“铁杆”们宣布了这个“特大喜讯”！

会场上又一次沸腾了。

“孙大圣”和台上的这一批人，本来已经有点灰，这下精神又大振起来！

金国龙和几个打手提来几桶水，泼在昏倒在地的马延雄和高正祥身上。

醒过来的这两个人，差不多都只剩了一口气。

高正祥身体结实些，被金国龙扯着衣领口从地上拉了起来。

马延雄呢？坐了几个月禁闭，身上伤痕累累，二十多个小时没吃饭，又在雨夜里挣扎了几十里路，现在已经奄奄一息了。

那些野蛮的手不可怜他，照样抓住领口提他站起来。他被扯起来，摇晃几下又摔倒了。

金国龙龇牙咧嘴走过来，狠狠踢了他一脚，又一把把他提起来，毛楂楂的嘴一努，两个“孙大圣”心领神会，过来一人架住他一条胳膊，强迫他站住。

段国斌这时从幕角里匆匆忙忙走出来，对金国龙说：

“国龙！你先主持着继续批斗，我和玉坤到后面化妆室商量个事！”

“你放心走你的！弟兄们便宜不了他！”金国龙咧开毛楂楂的嘴巴，狞笑着向总司令保证。

段司令亲昵地在他肥囊囊的胸脯上拍了一巴掌，拧转屁股走了。

过了一会儿，刚才送传单的那个“探子”从台后跑到台前，大声喊：“周小全！周小全！请到后台化妆室来！总司令和政委有请！”

他叫了好几遍，没有人应声。

奇怪！这个“孙大圣”的副队长哪儿去了呢？今天这样显示造反派脾气的场合怎不见他了呢？他不是和马延雄有刻骨的仇恨吗？

他到哪里去了？

十五

他在这里——会场后排角落中的一张椅子上。

在马延雄讲话时被一群人打倒后，坐在“特座”上的周小全就到台上给金国龙请了假，说他肚子痛得要命，要到后排上去休息。

现在，他靠着椅子，头仰天枕在椅背上，两眼紧闭，脸色苍白，豆大的汗珠在脸上淌个不停，沁湿了鬓角的一些头发。

看样子，他的肚子痛得真不轻。

其实，周小全肚子一点也不痛，脑子却痛得像要爆开一样！

当马延雄出现在礼堂门口的时候，周小全的精神像礼堂里所有的人一样，受到了强烈的震动。一刹那间，反映在他脑子里的观念是：这是一个伟大的敌人！

是的，这个人明知道这个场所是把他作为牺牲品的一个祭坛，他却勇敢地把自己的头颅献上来了！没有伟大心灵的人，能产生这样的行为吗？

当金国龙把马延雄“喷气式”扭到台子上的时候，他觉着马延雄简直是个英雄，而金国龙活像个小丑。他继而想到，他就是这个小丑手下的小小丑！

一种羞耻感使他低下了头。那就是说从路线上看马延雄是个“三反分子”，而从人格上看，他却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不管他今天来的目的如何，他能来到这个场合就表现了一种非凡的献身精神。

和这样一个敌人作斗争，自己也应该表现出一种非凡的精神来。可是，用的照样还是那野兽一样的拳头，狗一样的吠叫……

在批斗马延雄的过程中，他一直没抬头往台子上看。在马延雄讲话的时候，他感觉到他是二次世界大战后纽伦堡战胜国的代表，在进行胜利的审判；而自己却是被告席上的一员。他忍不住抬起头来，看看马延雄所攻击的他的这些战友们。他突然发现：金国龙、贺崇德、许延年、高建华、黑三，还有苍头的“革命领导干部”奕国泰这些战友们，怎么一个个长得这么难看？原来他们不是好像还有各自的仪表和风度吗？

他的心神开始烦乱了，头也有点眩晕起来。

他站起来到台上向金国龙请了“病假”，来到这张椅子上，闭起了自己的眼睛。

他躺在这里，感受着会场的暴风骤雨，内心里翻腾着惊涛骇浪……

他脑子里萦绕着马延雄刚才讲的话。

他感到他的话是诚心的。而细细想起来，他以前在每一次批斗会上讲的话似乎也都是诚心的。

从“讲话诚心”他又想到这个人的其他方面：身上的枪伤、刀伤，少一个趾头的脚，由于思考而发白的两鬓，由于劳累而瘦弱的身体……他这些是为了什么呢？为了反革命？逻辑上推理不下去。为了革命？可正是他派出的工作组，把自己打成了“反革命”！

想到这里，他的心脏突突地狂跳起来：我现在睡在这里假装肚子痛，竟然对斗争这个人发生了动摇，这是不是背叛了革命路线？

他惊慌地抬起了头。

可是，他抬起头吃惊地看见：到处都在宣读退出红总的声明；一个又一个的“战斗兵团”唱着语录歌，退出了这个乱哄哄的会场……

啊，看来大多数人的思想都发生动摇了！而这些人不是和自己一样喊了一年多“打倒三反分子马延雄”吗？他们现在怎么竟然和他一样发生了动摇？不，比他还严重，他们已经宣布退出红总了。

他怎么办呢？他也声明退出红总吗？

可是，他很快又想：我和他们毕竟不同，马延雄没把他们打成反革命，可把我打成反革命了。

那么，他是否现在应该走上台去，像他以前一样，和金国龙他们一起去“狠斗猛批”这个人呢？

他也没有勇气站起来。

“怎么办？怎么办？……”他嘴里呢喃着，拳头捶打着自己的脑袋，牙齿快要把嘴唇咬破，肚子也真的开始疼了，满头大汗，浑身大汗，大汗淋漓！这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正在进行一场非常严重的内心斗争。

在这大动荡的岁月里，人们就是这样不断地在肯定着自己和否定着自己，在灵魂的大搏斗中成长或者堕落。

周小全无力地软瘫在椅子上。他暂时不想思考什么了，他想安静地闭一会眼睛。

但不能，他一闭眼又想到马延雄。

他想：……是的，是马延雄派出的工作组把他打成了反革命。可是，是马延雄自己想出派工作组的主意吗？不是的，是上面叫派的！就是说，马延雄仅仅是个执行者，他当时也许认为他也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哩，是革命哩。但以后上面又说是错了。那么，我现在说我是革命哩，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哩，就保证不会错吗？比如说：你为什么打他呢？在每次批斗会上，他不是诚心诚意向你做了检查吗？他错了，就检查，就改正。你错了呢？你有勇气检查和改正吗？他承认错误和今天来这个会场一样是勇敢的。是的，他是一个勇敢的人，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也敢于和自己认为的错误斗争。他不投机，从来没有为了自己的皮肉少受点罪，就向金国龙这样一些人承认他整他们整错了，没有承认过……

他转而又想到金国龙和台上的那些“战友”们。他面对他们今天的表现，第一次认真地想到了他们的历史——几乎每一个人都不光彩！而他，一个年轻人，就因为运动初期受了些委屈（而且很快就平了反），就和这样一些人混在一起“革命”吗？啊！周小全！你成了个什么东西！……

当一个人从这样一些角度去考虑问题时，事物还不会在他的面前渐渐地明晰起来吗？在这个短短的时间里，周小全好像摸索着穿过一个很长很黑的山洞，现在已经看见了一缕亮光，他来到洞口了！

“小全，你今天怎不在台子上冲锋陷阵，坐在这旮旯里干啥？”

一个声音在旁边怪亲切地说。

周小全的思路被打断了。他睁开眼一看，原来是县委副书记李维光——已经挨着他坐下了。

这位“革命领导干部”在造反派开大会的时候，总是积极列席的，今天不知有啥事，现在才来。

李维光的驼色的毛衣外边披着四个兜的黑咔叽棉袄，背头梳得很整齐，嘴里咬着个玉白色烟嘴，笑盈盈地看着周小全。

周小全敌意地瞪了他一眼，讥讽地说：“我今天没冲锋陷阵，你今天怎也来迟了？一反常态！”

李维光从嘴里拔出烟嘴，仰头大笑了：

“哈哈，真是造反派的脾气！”他耸耸肩膀，把快要溜到背后的棉袄重新拉到肩上，轻松地说，“我忙着整理马延雄的第二批三反言行哩！刚毕。这批材料一出来，可是一颗氢弹！”

“这样看来，他真是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了？”周小全反问了一句。

李维光噗地把烟嘴上的烟头吹掉，很激动地说：“玉坤真是异想天开，企图叫这个人表态亮相，还说是要通过他争取农民，我当时就说没门！再说，革命造反派成立红色政权，还非得要农民支持不可吗？这又不是抗日战争搞统一战线哩！看看，现在事实怎样？”

周小全下巴朝台子上扬了扬，从牙缝里挤出来几个字：“你看看这事实怎样？”

李维光抬起头来，看见台上那一批人正在乱叫乱嚷。两个打手分别拧着马延雄的两条胳膊。整个会场只有几十个人了，而且有些看来还是些马延雄的“同情分子”，大概是留下给金国龙他们“记账”的。

李维光脸色惨白，不敢再看了。他扭过头向周小全讪笑着说：“这，真像是一幕戏。既是一幕悲剧，又是一幕喜剧，想不到马延雄眼看就要当县革委会的副主任，可还没当哩就又被打倒了……”

“打倒了你当嘛！你当了，这幕戏不是就更有意思了？”周小全恶意地对上话茬说。

“哈哈！你看你这后生说的！咱没那野心。咱只要能给你们造反派当好马前卒就行了。不过，他马延雄就能行吗？我看也未必！他是个什么人？‘三反言行’一大堆；十几年又卖力地在咱县推行了一条什么路线？货真价实的资本主义路线！而且又死不认罪，就像你们造反派说的，真正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他手中的玉白色烟嘴在周小全面前一挥，断然地说。

“那么作为一个人来看呢？”周小全突然问他。

“人？”李维光很迷惑地看定周小全。

“嗯！”周小全也看定他。

李维光现在才突然发现周小全眼里有两道凶狠的光芒。他认定这个造反派是嫌自己没把马延雄的坏处说全面，赶忙回答：“我看他不是个人！是个猪！比如今天，是自寻送死哩……”

啪！啪！啪！三记耳光像三道闪电，击在了李维光的脸上！

周小全转身穿过走道，从台子右侧的门里进去，绕过台子上那群乱喊乱叫的人，向化妆室走去。

李维光缩着脖颈，双手捂着自己的腮帮子，弄不清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天啊，这个世界全疯了！

十六

舞台化妆室里也不平静。

这个过去粉黛施面的地方现在很肮脏。地上铺着一层尘土，乱扔着一些瓜皮纸团。屋角里甚至有小便的痕迹，满房子一股尿臊气。白粉墙上糊着鼻涕，涂抹着一些污秽的骂人话。狭长的室内只有一盏50支光的电灯泡，光线很暗。镶在墙壁内的一排大镜子已被打得七零八碎，只剩下一两块完整一些的。一张三斗桌和几把椅子就摆在这两块完整的壁镜下，上面也蒙着一层尘土，印着几个屁股坐过的印子。

看完红指的《告全县人民书》，侯玉坤就把段国斌拉到这个“临时密室”中来了。

两个人一进来就开始了一场精彩的“对口词”——

侯玉坤：“国斌，你看这局势怎么办？”

段国斌：“怎么办？办着办！批！斗！”

侯玉坤：“我看应从长计议，还是按原方案进行为妙。如今黑指不打自垮，对马延雄更应想办法哄他、骗他，用怀柔政策降服他，叫他给咱表态亮相，以争取农民。咱们又有武装部胡政委的支持。此一来，全县的政权就唾手可得了。等政权一稳，咱再设法除灭他还不容易吗？”

段国斌：“你这个想法好倒是好，妙倒是妙，但实在是个美梦！我不会再听你的这些梦话了。实际证明，你在前几天出的那个计谋，不是放线钓鱼，而是放虎归山！马延雄险乎成了黑指手里的一张王牌！现在既然他自投罗网，我也是从长计议：不断头地批！不断头地斗！文攻武卫加上斗走资派，这就是‘文化革命’的大方向，大方向对了，一切都对了。”

侯玉坤：“权，权，权，命相连！抓不了政权，大方向屁都不顶！”

段国斌：“有了大方向，老子就什么都会有了。”

侯玉坤：“你是井底的蛤蟆！”

段国斌：“你是吞象的毒蛇！”

侯玉坤：“你是个蠢猪！”

段国斌：“你是条癞狗！——你妈的！”

侯玉坤：“你妈的！”

段国斌：“呸！”

侯玉坤：“呸！”

红总两巨头摩拳擦掌，眼看就要在这个肮脏的化妆室里厮打起来了！

这些大革命新产生的许多“政治家”就是这样：“风雨同舟”地狠斗别人；“同舟”上也凶狠地互相斗争！

正在他两个准备首先实践一下“文攻武卫”的时候，化妆室的门突然打开了。

两个人先后落下架式，都扭过头去看：是周小全来了。

段国斌顾不上对付侯玉坤了，转身对周小全急促地说：“你钻到哪里去了？请了你几回都请不来！咱马上要实行军事化哩，你这个‘孙大圣’的副队长都这么松松垮垮还行？”他背抄起手，粗而短的腿在尘土地上飞快地走了两匝，又站定说：“据侦察员报告，黑指溃逃时，留下几个骨干准备组织狗屁‘留守兵团’。据信，这几个人目前还藏在石门公社附近。总司令部决定派你带一个‘孙大圣’小分队，立即前去搜查！本来想让国龙去，但国龙正主持批斗会，离不开。”

侯玉坤走过来，两只瘦手狠狠在空中一抓，捏成两个拳头，为段司令补充说：“速战速决！斩草除根！”

“对！”段司令赞赏地对侯政委点点头。

两巨头很快又并肩战斗了。

周小全右脚在地上神经质地踏着拍子，带着一丝矜持的笑意听这两个人下完命令。

现在他收起这矜持，俊气的面孔变得庄重而严肃。他决断地说：

“很遗憾。我不能去执行这个任务了。”

“为什么？”段司令瞪起黄眼珠子问。

周小全平静地说：“从现在起，我已决定离开你们。永远离开！”

“什么！”

段、侯二人同时吃惊地喊起来。

周小全笑了笑，继续平静地说：“运动初期，我起来造反，这我现在不后悔。但那以后我为了自己曾被打成反革命，犯了许多疯狂的错误，甚至犯了罪。我像做了一场噩梦，现在已经醒了。我决心要和这种可怕的生活告别！这是一。其二，我现在对眼前的一些做法产生了怀疑，比如武斗，还有其他……”

“你这是攻击敬爱的江青同志！”段国斌举起胳膊，手指头用劲地向天上指了指。

沉默。

“那你准备投靠黑指去？”侯玉坤的脸上露出恶毒的讥讽。

周小全斜视了他一眼：“你真可笑！”

段国斌逼上一步，问：“那么你准备到哪里去？”

周小全诚恳地说：“你大概不会相信我去参加黑指吧？至于我将要走的路在哪里，我也不知道。”

侯玉坤突然由恶毒的讥讽转为痛心疾首了。他苍老的声音发着颤：“啊呀呀，好我的小全哩！年轻人脑子太简单了，你怎能把自己光荣的造反历史给断送了？你知道不知道，这样一来，就给你的历史留下了污点？将来一翻档案……”

“请你别吓唬人了！”周小全打断了侯玉坤的话，“你知道，我是高中六七级学生，不是三岁的小孩子！”

侯玉坤阴险地笑笑，杀气腾腾地转过脸，对段国斌说道：

“把这小子逮捕起来，押到禁闭室去！”

段国斌没理侯玉坤。他带着大政治家的风度看定周小全，老半天才咬牙切齿地说：“我剥你的皮，要你的命，很容易，但这样你会嘲笑我段国斌气量狭小，没政治家风度。再说，我们终究也并肩战斗了一回，看在这个分上，只要你不是去投靠黑指，那么，你要滚就滚你妈的蛋吧！不过，在我们庆祝胜利的那一天，我不希望看见你来向我们摇你的狗尾巴！”

段司令说完，黄眼珠子鄙夷地看了一眼这个“叛徒”，扭转身急速地在尘土地上兜圈子。

侯玉坤丧气地盯着踱步的段国斌，对这个只有“政治家风度”而没有“政治家头脑”的总司令，竟然做出如此荒唐的决定吃惊不小。要知道，这个“铁杆”的叛变，将会给红总造成多么严重的影响啊！

周小全漂亮的脸上含着一种骄傲的微笑。他的大眼睛扫视了一下这两个人，轻松地说：“好，祝你们胜利。我走了！”

他敏捷地转过身，向门口走去。

他开了化妆室的门。一缕淡柔的光线衬出了他年轻健美的身段。

他走了，头也不回地走了！

重新昏暗下来的化妆室死一般的寂静。

段国斌和侯玉坤低着头，谁也不说话，谁也不看谁。一个急匆匆，一个慢腾腾，各自踱各自的步。

化妆室的门咣的一声又开了，像是谁用老锤砸开的！

接着，门外连滚带爬跌进来一个苍头老汉，嘴里连喊着：“国斌！玉坤！国斌！玉坤！……”

两个人慌忙迎上去，一看是奕国泰。他俩急着问：“怎啦？怎啦？怎啦？……”

这个受过处分的下台的前物资局长，气喘吁吁，惊慌失措地说：“金……国龙……把……马延雄……弄……”

段、侯二人小跑着出了化妆室，来到台子上。

现在，礼堂下面已经空无一人。只有台子上围着一圈人。

贺崇德、许延年、高建华、黑三这一帮打手早不知溜到哪里去了。

金国龙一个人正在舞台左边，脸背着这一圈人，专心致志地关一扇窗户：使劲关上了，又使劲拉开；再使劲往上关。嘴里还嘟囔着什么，好像这是一扇坏了的窗户，但又必须要关上；好像他是一个专门管关窗户的人，礼堂里发生的什么事他都不知道。

段国斌和侯玉坤豁开人群，走进了圈内。

马延雄蜷曲地侧躺在地上。湿衣裳完全成了泥片，上面印着各种式样的鞋底子印。他头的右边太阳穴附近有一道裂开的口子，血像泉涌一样冒着。这道伤口不像是刀子砍的，而是什么很钝的东西撞击的。

侯玉坤的眼睛透过人群缝隙，去看正在继续专心致志关那扇窗的金国龙。当他的目光从金国龙的头上一直扫瞄到脚上时，他看见金国龙右脚那只翻毛黄皮鞋的鞋头上，染渍着一片血。他明白了，这血，正是马延雄的……

十七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八日凌晨五时，县委书记马延雄死在医院里。

消息在当天就传遍了全县。

暮色降临之前，上千农民呼喊着“捉拿凶手！为马书记报仇！”的口号，从四面八方拥进了县城。

红总顿时鸟兽般溃散了。段国斌、侯玉坤带着金国龙等二十来个“铁杆”，仓皇逃到了邻县。

第二天天不明，扛着镢头、举着铁锨的农民，继续从四面八方像潮水一样向县城拥来！

县人民武装部胡政委带着两个干事，站在街头一遍又一遍宣读关于不准农民进城武斗的通告，但没有一个人听这宣传——他们不是进城武斗，而是捉拿武斗致死人命的凶手！

与此同时，县人民武装部曹部长却率领县中队的战士加入了农民的洪流，和农民一起在街道上游行示威。

至此，本县驻军公开分裂了。

浩荡的西北风携带着乌黑的云彩，向东南方向滚滚而退。连绵几天的阴雨停了。

县城泥泞的大街小巷，很快就被千万双脚片子踏干。城市上空，扬起了满天的风尘。

雨后灿烂的阳光透过医院病房的玻璃窗，洒在马延雄平静的、瘦削的、苍白的脸上。他曾有过一个小小的愿望，能安安稳稳睡一个晚上的觉。现在，他永远睡着了。

眼下，全县没有因武斗而造成任何群众的死亡。但他死了！他用自己的死制止了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武斗。这个党的忠诚战士，当年战争的炮火没有夺去他的生命，现在却在一场“文化革命”中倒下了。

无数的庄稼人还在继续从四面八方向他的身边拥来。他们聚集在他的身边，为他的死悲痛、愤怒，同时又对发生在眼前的这一切感到多么的迷惘啊！

县医院从昨天晚上就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弯腰弓背的老百姓们，流着眼泪，从安放他遗体的窑洞前走过，透过玻璃窗户，向亲爱的县委书记做最后的告别。

城里的街道上，河边的体育场上，以及一切的空场地上，到处都挤满了人群。整个城市成了农民的世界。这里那里，到处都有人在讲说这个死去的人做过的好事。这些事早已众所周知，但讲的人仍然激昂慷慨，听的人仍然津津有味。不识字的庄稼人讲起他的事来，口才都像城里的自来水一样流畅。时不时有身强力壮的后生背着一些老年人从人堆里穿过，向医院奔去。这些老年人是从边远山寨，被儿子连夜背来看望死去的县委书记的。

有人提出要赶快为书记伸冤抱屈，可大家一时又不知道怎样才能出这口恶气。有些偏远地区来的老乡，建议赶快向地区的“中级法院”报案，法院不是管人命事的地方吗？而城周围的老乡马上告诉他们说，地区法院早砸烂了，听说中级法院的院长也被一群前科犯关了禁闭。

啊，这个世界已经无法无天了！

中午时分，全城的农民们突然传开了一个消息，说“红都”来了“电”，“电”上面说，“红都”已经知道他们的县委书记被人打死了，马上要派“直升飞机”来解决。不知哪个天真汉幻想的这个消息，立刻被所有天真的庄稼汉们当成了真事。于是，一张张紫红脸纷纷向雨后深秋的蓝天望去！

人们仰脖子直望了一个下午，那惨淡的太阳都快要跌入城西那一列大山的背后去了，可天上还连一只鸟也没有飞过来！

于是，在太阳落山前后，成千上万失望的人们就怀着悲痛的心情，为他们的县委书记举行了本县史无前例的葬礼。

当一些浑身糊着泥巴的庄稼人把棺木从县医院大门口抬出来的时候，全城立刻响彻了一片呜咽之声。棺木由一些当年和县委书记一起打过游击的老兵们抬着，沉重而缓慢地走过石板街道，成千上万的人紧撵在棺木后边。秋风萧瑟，黄叶飘落；秋风落叶里，有多少滚烫的泪水在挥洒！

人们抬着茶红色的杜梨棺木缓缓行进着。棺木盖上，按乡下古老的传统放了一只老公鸡；棺木前头，按城里现代的方式挽结着一个素白的花圈；花圈中间，嵌着不知哪个无名画家按照片临摹的他的一张炭笔肖像——肖像极为传神：他瘦削的脸颊上带着严峻而又慈祥的神色，一双微微眯缝着的眼睛，正厚爱地望着城市和远山，望着千千万万的人们！

在太阳西沉的时候，人们把他安葬在城东最高的一个山冈顶上。山野里，鲜花已经在前几天的风雨中凋谢了。人们就折了许多山梨树的枝叶堆放在他的墓前——风霜染红的叶片，在残阳夕照里血一般殷红，火一般耀眼！

马延雄同志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对于他的死，对于发生在整个中国大地上这惊心动魄的一幕，历史终究会做出公正而严厉的评判——这是一定的！

一九七八年九月写于西安，一九八〇年五月改于北京（原载《当代》1980年第3期）

在困难的日子里

一

一九六一年，正是我国历史上那个有名的困难时期——这个关于我自己的故事，就发生在那个年头。

由于连年歉收，到了六一年，饥饿在中国已经成了一种普遍的现象。而在我们这里的乡下，情况就更显得严重了。我们那些水土大量流失的黄土山地，就是好年景也长不起庄稼来。眼下由于连续不断的干旱，简直再不能指望收获到什么了。有的地块甚至连种子都怕要丢得一干二净。

按季节已经是盛夏了，但田野里那个景象真叫人惨不忍睹：土地一丝不挂地躺在炭火一般灼热的太阳下，皱巴巴的，像害着重病的老年人，没有一点生气。成群结队的鸦雀在荒凉的山洼里飞来飞去，远远看起来，就像秋末的蚊蝇那般失去了活力——它们在大地上再也寻找不到一粒粮食。

村子里早已没有了往日的喧闹。饥饿使所有的人都沉寂下来。人们多年来所有的积蓄都已经在去年的饥馑中荡然无存。灾荒消灭了农村的差别，大家先后都成了赤贫户，人们整天叹息着，咒骂该死的天气……

不久，在村里几个老年人的倡导下，一些庄稼人便脱光了脊背，赤着脚片子，一窝蜂簇拥着“龙王爷”的牌位，开始向老天爷祈雨。大中午，他们光头顶着暴烈的阳光，跟着“龙王爷”的牌位，在龟裂的大地上狂奔呼号，那乱纷纷的赤脚片子在村外的田野里踢蹬起满天的黄尘。

这情况使得村里的党支部非常着急。不信神的共产党员们于是纷纷出发去说服阻挡迷信的庄稼人。但阻挡不住，一时也说服不了。人们已经饿得有点发疯了。本来大多数庄稼人已经多年不信神，饥饿又使他们妄想试试神的威力，不灵了拉倒，反正横竖是个饿！

不管人们怎样饿得发疯，可仍然还像往常一样，抱着收获的希望，继续在焦干的土地上无益地劳作。无论如何，总不能躺在土炕上等死呀。

好在这个大难当头的时刻，曾经用血汗养育过中国革命的这块老根据地的人民，在党的关怀下从外省调拨来了一点救济粮。绝望之中领到了一份救命的吃食，这使得一张张面黄肌瘦的脸上，开始露出了一点生命的笑影。谁也不再抬着“龙王爷”的牌位去求神拜佛了。

可是，这点粮食终究是很难维持长久的。先是村里几个病弱的人，由于缺乏起码的营养倒下了，再也没有起来。接着，带有迷信色彩的各种谣言又在蜂起，使得本来饥饿的人们深深地陷入了精神的恐慌……

一九六一年，这可真是个难熬的年头啊！

不幸的是，我却正是在这艰难贫困的年头，以名列前茅的成绩考入了县上唯一的一所高级中学。

这的确是不幸的——尤其对父亲来说。他本来盼望我考不上。他大概觉得，要是我考不上的话，我的失学就只能怪我自己的不争气，而怪不到他无力负担了吧。要是在本村上小学或者在邻近的镇子里上初中，都可以在自己家里吃饭，这好歹总能凑合的。而到百里路以外的县城去读书，对一个农家户来说，就是好年头也不是一件容易事，何况眼下又到了什么样的境地！难道能带着野菜和榆树皮去学校吗？

当然，父亲从来没有说过这些话，但我早已看出了他的心思。我并不因此而对他懊恼。说起来又怎能怪可怜的父亲呢？我三岁上就失去了母亲，他既是我的爸爸，也是我的妈妈。在十几年并不轻松的生活中，硬是他一手把我拉扯了这么大。他害着那么严重的关节炎，为了多挣点工分，多分点红利，好供养我读书，总是一瘸一拐在山里劳动，在家里操磨，连下雨天都不敢歇一歇的。我知道，他现在实在是没办法了，要是有办法的话，可怜的父亲就是赔上老命也不会委屈我的。看看吧！眼下我们的光景都快烂包了。粮食已经少得再不能少，每顿饭只能在野菜里像调料一样撒一点。地里既然长不起庄稼，连野菜也不多的。父子二人全凭乱七八糟的凑合着过。

对农民来说，没有粮食，当然也就没有钱。我现在已经到了懂得讲究点穿戴的年龄，可几年前做的那身粗布衣服，早已破烂不堪，上面缀满了我自己和父亲帮我缝纳上去的各式各样的补丁。

唉，就这个样子，我自己心里也明白：即使父亲有心供我继续上学，我也起不了身。

可是，一想到我从此就要辍学，心里痛苦得火烧一般。接连几天，我不想吃，也不想睡，夜深人静时，我从熟睡的父亲身边溜出来，出了门，在村外的野地里漫无目的地走；我走着，痛苦地用自己的脚踩踏自己的身影，可那黑色的影子永远在我身边跟随，就像那不幸的命运一样。

艰难的生活使人过早地成熟起来。我已经在认真地思考一些复杂的问题了。我现在痛切地知道，眼前的情况，是我自己在人生道路上一个最重大的转折。我想：如果我能继续上学，说不定将来会成为工程师或者文学家。这样我就会改变我的传统的贫困家境；同时也会实现我想为祖国做出不平凡的贡献的理想。要是我从此中断了学业，那我就不得不继承父亲的地位。这对我来说是极其难堪的。从内心讲，我并不鄙视农民，从我的祖上到我可怜的父亲，就都是土地恭顺的仆人。但我决不满足继承他们的专业啊！我想我应该比他们更有出息，也应该比他们做更大的事业。的确，要不是碰上这么个灾荒年头，亲爱的祖国本来已经给我展现了这样的前程。现在呢……

正当我们父子愁眉苦脸的时候，本来因饥饿变得寡言的乡邻们，都纷纷前来我家提出忠告。少数人劝我休学。他们说这年头在家里总好凑合一些。再说，当农民苦是苦，但将来要是好好成个家，生儿育女，一辈子也照样活人哩。而多数人劝我父亲再咬咬牙，让我把高中上完。他们说我将来一定能考上大学的；等我考上了大学，也许就再不要花费什么了。有的人甚至说，按我的聪明来看，说不定日后还要“留洋”哩。总之，他们认为我前途远大，千万不能给断送了。他们甚至觉得，我所取得的好成绩，对于我们整个马家圪崂村来说，也算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呢！在这个偏僻而贫穷的小山村里，历史上还有什么事这么荣耀地在全县挂上了号的呢？村里几个辈分很高的白胡子爷爷并且预言我将来要“做大官”。从这点出发，他们几个老人就不光是劝说，而是在训斥和指教我那可怜的父亲了。他们吓唬胆小的父亲说，要是他不供我上学，将来非遭“五雷轰顶”不可！

那几天，这几个在村里受人尊敬的老爷爷，经常瘦骨伶仃地坐在村头土地庙前的阳崖根下，怀着无限的感慨宣传说我将来的发展他们早就预料到了，因为他们年轻时帮忙搬挪过我老爷爷的坟墓，发现一棵老榆树网络般的根须，竟然把他老人家的棺材抬架到墓穴的半空中。他们对这件稀罕事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家（或者说是我们马家圪崂村）迟早要出个“贵人”。

“看看，”他们说，“这人恐怕就是建强！”

我的亲爱的父老乡亲们，不管他们有时候对事情的看法有着怎样令人遗憾的局限性，但他们所有的人都是极其纯朴和慷慨的。当听说我父亲终于答应继续供我上学，全村人尽管都饿得浮肿了，仍然把自己那点救命的粮食分出一升半碗来，纷纷端到我们家里。那几个白胡子爷爷还把儿孙们孝敬他们的几个玉米面馍馍，颤巍巍地塞到我的衣袋里，叫我在路上饿了吃。他们分别用枯瘦的手抚摸了我的头，千安顿，万嘱咐，叫我好好“求功名”去。我忍不住在乡亲们面前放声痛哭——自从妈妈死后，我还从来没有这样哭过一次。我猛然问深切地懂得了：正是靠着这种伟大的友爱，生活在如此贫瘠的土地上的人们，才一代一代延绵到了现在……

就这样，在一个夏日的早晨，我终于背着这些“百家姓粮”，背着爸爸为我打捆好的破羊毛毡裹着的铺盖卷儿，怀着依恋和无限感激的心情，告别了我的亲爱的马家圪崂村。我踏着那些远古年代开凿出来的崎岖不平的山路，向本县的最高学府走去——走向一个我所热烈向往但又完全陌生的新环境。我知道在那里我将会遇到巨大的困难，因为我是一个从贫困的土地上走来的同样是贫困的青年。但我知道，正是这贫困的土地和土地一样贫困的父老乡亲们，已经教给了我负重的耐力和殉难的品格，因而我又觉得自己在精神上是富有的。

二

我终于上了高中。

我意识到，这是我生活道路上一个意义重大的开端。当我背着那点破烂行李踏进学校大门的时候，就像一个虔诚的穆斯林走进神圣的麦加，心中充满了庄严的感情。

但是，很快我便知道了：我在这里所面临的困难，比我原来所预料的还要严重得多。当然，饥饿仍然是一个主要的威胁，但不仅如此。

我万万没有料到，我的新悲剧在开始时，居然是由于我考了全县第二名所造成的。正是因为我的成绩名列前茅，我才被分到了这一级的“尖子班”——六四（甲）班。从此，一连串倒霉事就开始了。

这个班所以称“尖子班”，因为全是由今年升学考试成绩突出的学生所组成。学校领导敲明叫响说要“偏吃偏喝”，好在将来考大学时提高学校的升学率，以此和全地区其他中学竞赛。不用说，由于这个原因，分到这个班上的学生都因此而带着一种明显的荣耀的神气。

只有我神气不起来。别说神气了，我觉得自己在班上的同学面前连头也抬不起来。

这个班除了我是农民的儿子，全班所有的人都是干部子弟，包括县上许多领导干部的儿女。尽管目前社会普遍处于困难时期，但贫富的差别在我和这些人之间仍然太悬殊。他们有国库粮保证他们每天的粮食；父母亲的工资也足以使他们穿戴得体体面面，叫人看起来像个高中生的样子。而我呢？饥肠辘辘不说，穿着那身寒酸的农民式的破烂衣服，跻身于他们之间，简直像一个叫化子！

在家里时，四舍八邻都不富裕，因此谁也不为自己的贫穷而害臊。可现在一下子有了强烈对比，就明显地感到自己太牺惶了。我好像第一次站到了镜子前，照见了自己的这副模样是多么的寒酸。我羡慕我的同班同学们，他们的生活是多么的幸运。但我并不妒忌他们，我只是为我自己的寒酸而难过。我知道这不是我的过错，谁愿意过贫困难耐的生活呢？

在这种情况下，自卑感很快笼罩了我的心灵。班上的同学们大部分对我还是很热情的。他们之中的个别人也许在暗暗嘲笑我的破衣烂衫，但也得尊重我的另一个方面：一个乡巴佬孩子竟然奋斗到这个“尖子班”！

但是，我也担心往后有人会因为我的贫穷而欺负我，所以心情一直很沉重。

我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不久，情况就出现了。尤其是班上那个好恶作剧的文体干事周文明——看来这是一个对人毫无怜悯心的家伙，而不幸我却和他坐了同桌。

每当下午自习，我就饿得头晕目眩，忍不住咽着口水。而我的同桌偏偏就在这时，拿出混合面做的烤馍片或者菜包子之类的吃食（他父亲是县国营食堂主任），在我旁边大嚼大咽，还故意吧咂着嘴，不时用眼睛的余光扫视一下我的喉骨眼；并且老是在吃完后设法打着响亮的饱嗝，对我说：“马建强，你个子这么高，一定要参加咱班上的篮球队！”

这个可恶的家伙！他知道我饿得连路都走不动，还叫我去打篮球！

有一天，我们全班在校园后边的山上劳动，他竟然当着周围几个女同学的面，把他啃了一口的一个混合面馒头硬往我手里塞，那神情就像一个阔佬耍弄一个贫儿。

这侮辱太放肆了。我感觉浑身的血都往头上涌来。我沉默地接过这块肮脏的施舍品，猛一下把它远远甩在了一个臭水坑里！

周文明吃惊不小，一绺浅黄的头发披散在额前，手足无措地停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我同时用自己的眼睛告诉他：他如果要是再公开拿我的贫穷开心，我决不会对他客气的。

我的同桌从此便恨我了，但他再也不敢在公众面前公开侮辱我。

过不多久，更叫人难以忍受的事又发生了。

有一天，我们宿舍的一位同学放在饭碗里的一个玉米面馍突然丢了。那个同学把此事反映给了班主任老师。

事情很快就在全班传开来，说我们宿舍出了“贼娃子”。不用说，怀疑的目光又全部落在了我的身上。

啊，上帝作证，我连那个该死的玉米面馍也没见过！

我知道，人们怀疑我是正常的：因为在大家看来，偷吃一个微不足道的玉米面馍，大概只有我这号饿死鬼才干得出来。

无数鄙夷的目光像针一样扎在了我的心上，这使得我神情沮丧，抬脚动手都变得不自在。这反过来又使得大家对我的怀疑更其加深。老天！就连我自己也感觉到，我此刻这副样子在别人看来，大概也的确像是做贼心虚的小偷！

人们开始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我，而在背后我又成了他们谈话的中心。后来，连外班的同学也在指指画画议论我了。

但我向谁去辩解这个活天冤枉呢？我只能在心里为自己的清白辩护。最令人痛苦的是，大家都在背后议论，谁也不当着我的面说我就是“贼娃子”，这比公开地叫我小偷更使人受不了。

每天晚上，我都半夜半夜睡不着觉，咬着被角偷偷地啜泣。此刻，我真想和什么人狠狠打一架，好把我满心的愤懑排解掉。

就在这时，有人给班主任报告说：在我的枕头底下发现了玉米馍渣子。

班主任听到反映，乘我不在的时候，带领几个班干部查看了“现场”。据说，我的枕头底下的确有玉米面馍渣子。妈的，我的贼名眼看就要落实了！可是同时，有人也发现我枕头底下还有一些荞麦皮。大家再仔细一检查，发现我的枕头被老鼠咬破了一个洞。我常饿得倒下就不想动了，从来也顾不得关心我的枕头。

事情总算水落石出：是可恶的老鼠把那个玉米面馍拉在这里吃了，并且捎带着咬破了我的枕头。真他妈的，人倒霉了，连老鼠也来糟践！

事情到此实际上还没有完。一些不明真相的外班学生间，这个误会还在传，所以我的“贼名”也还在继续地张扬。生活中常常有这样的情况，人要是被扯进一件丑闻，哪怕事实证明他与此无关，但名声总还要受到损害。

入学一月多来，我就生活在这样的气氛中。这一切简直叫人难以忍受，但也只能默默地忍受。我自己知道，我的人格这样被践踏，并不是因为我品行不端，仅仅是因为我家境贫寒！

痛苦已经使我如疯似狂。在没人的地方，我的两只脚在地上踢，拳头在墙壁上打；或者到城外的旷野里狂奔突跳；要不就躲到大山深沟里去，像受伤的狼一般嗥嚎！

啊！饥肠辘辘这也许可以熬过去，但精神上所受的这些创伤却折磨死人了。这个困难的岁月，对别人来说，也许只是物质上的短缺罢了；而对我来说，则是物质和精神的双重的难关。我本来已经够不幸的了，经常身无分文，那点可怜的“百家姓粮”也只能使我不至于马上饿死。可现在还要在精神上承受这么大的打击和折磨！我缺乏吃的，但我更缺乏友爱。当然，班上大部分同学倒并不有意欺负我，这我看得出来；但我也看不出有谁想和我交朋友。不管怎样，我感觉他们大部分人还都是怜悯我的。而我宁愿饿死，也不愿意让人怜悯。对一个有血性的男子汉来说，再没有比被别人怜悯更伤人的自尊心了。

三

自从入校到现在，虽然只过了两个月，但我觉得比两年都长。我时刻处于饥饿和屈辱的夹击之中。我每时每刻都在内心里和这些不幸的厄运拼命搏斗，艰难地维持着我的学生生活。

不过我从来也没想过因此就中止我的学业。不！我的一瘸一拐的父亲已经好不容易让我读了小学和初中，又在如此艰难的年头挣扎着把我送到这里；我的乡亲们一片深情厚谊把自己的救命粮送给我，对我抱着莫大的希望支持我来到了这里；而我自己为了来到这里，又进行了怎样艰苦的奋斗啊！难道我能因为这些困难，就卷起自己的铺盖卷灰溜溜地滚回马家圪崂村吗？

我不会退却的。我就是咬着牙，也要把这苦难的日月熬过去。虽然现在多灾多难，但我相信未来，也对整个社会和我个人都充满希望。

对眼前各种各样的歧视（包括行为和心理的），我都用沉默的态度抵抗——也只能如此。再说，一个饥饿的人本来也就不想多说话的，舌头和嘴要是嚅动多了，会把可怜的胃囊引逗得更不好受。

人们不大理睬我，我也躲避着人。除了上课、自习，我总是一个人消磨时间。

下午吃过晚饭（我只买一碗稀饭）到晚上睡觉这一段时间，实在是太长了，经常饿得人心火缭乱。

饥饿本能地迫使我向山野里走去。

县城周围这一带是下过一两场小雨的，因此大地上还不像我们家乡那般荒凉。远远近近都能看见些绿的颜色。

我在城郊的土地上疯狂地寻觅着：酸枣、野菜、草根，一切嚼起来不苦的东西统统往肚子里吞咽。要是能碰巧找到几个野雀蛋，那对我来说真像从地上挖出元宝一样高兴。我拿枯树枝烧一堆火，急躁地把这些宝贝蛋埋在火灰里，而往往又等不得熟透就又扒出来几口吞掉。

节气已经到了秋天。不很景气的大地上，看来总还有些收获的：瓜啊，果啊，庄稼呀，有的已经成熟，有的正接近于成熟。这些东西对一个饿汉的诱惑力是可想而知的。但我总是拼命地咽着口水，远远地绕开这些叫人嘴馋的东西。我只寻找那些野生的植物充饥，而这些东西正如水和空气一样，不属于任何个人。除此之外，我决不会越“雷池”一步的。我已经被人瞧不起，除了自己的清白，我还有什么东西来支撑自己的精神世界呢？假如要是我真的因为饥饿做出什么不道德的行为来，那不光别人，连我自己都要鄙视自己了。

当太阳快要落在城西那些大山后面的时候，野菜野果也已经把我的肚子填得差不多。这时，我就满足地往回走。

我通常并不马上就回学校去。我先进了县城，然后穿过那条石板街道，出了清朝年代修起的那个破城门洞，到城墙根下面的小河边去。

这时候，小河里也没人洗衣服，幽静极了。我先在水里把染在手上、嘴上的那些野生植物的绿色浆汁洗净，然后便悄然地躺在岸边那个小石窝里。说起来，这个小石窝也实在是个好地方。它主要好在一点上，躺在里面，谁也看不见。我戏谑地在心里把它称为我的“别墅”。每次饱餐了野味，我非要到这里来静静地躺一会不可。此刻，太阳晒过一天的石板，还留着微微的温热，躺上去简直能叫人忘乎所以。

我心平气和地躺在这温热的石窝里，静静地谛听着下面琴一般悦耳的流水声；或者仰起脸来，望着纯净的蓝天和那延绵不断的群山。太阳在最后落下去之前，把那橘红色的光芒淡淡地、轻柔地抹在了对面的山尖上；而所有两山之间的沟坡都已经沉浸在阴影之中。不久，所有的山头从低到高，那点余晖便渐渐地抹去；大地上立刻出现了一会短暂的明亮。过不多时，一切就都变得模糊起来。

我静静地躺着，怀着一种超脱的心情，望着大自然的这些变幻。当天色渐渐暗下来的时候，我坐起来，目光急切地在苍茫中张望，寻找，希望能再见大地上那些绿的颜色。噢，绿色啊！在世界上所有的颜色里面，再没有比大地的绿色更叫人喜欢和留恋的了。我喜欢这绿色，是因为这绿色的生命一直在养活着我。每当这样的时候，我也就忍不住想起了自己在乡下度过的童年。那时候，每当冰冻的土地刚刚变得松软起来，我们一群小孩子就跑到田野里去，小手在解冻了的土地上刨啊刨……当终于刨出一颗嫩绿的草芽时，大家就都惊喜得欢呼起来。我在这个时候，总是禁不住热泪盈眶。我当时也说不清楚为什么而哭。我只觉得我的心在愉快地颤栗……

在我们这里，冬季是十分漫长的。一年中几乎没有春天。而夏天刚来不久，秋天也紧跟着到了。接着，内蒙古草地上的雁群就嗷嗷地啼叫着，排成队，飞成行，掠过刚收获过庄稼的光秃秃的山头，到遥远的南方寻找温暖去了。塞外吹来的寒风立即任性地扫荡整个黄土高原，田野里就再也寻不见一点绿的颜色。尤其节令到了三九四九，家家都冷得封门闭户，这对于乐趣永远都在田野里的乡间孩子来说，到了这时就只能闷头呆在家里了。严酷的冬天把田野变得丑陋不堪。等到一场大雪过后，土地立刻冻得像铁一般硬。坚冰覆盖了所有的河道，路旁崖岩上吊起了冰帘，像老头儿的白胡子一般。尖刀似的风把干活的男人们从地里赶回来了。人们只能整天坐在炕头上，抽旱烟，说古朝，拉搭一些庄稼人说了多少辈子的老话。

每当寒风把大地上所有的绿色生命杀尽以后，我自己的心在整个冬天也就枯萎了。记得那时，我常常幼稚地担心那些绿色的草呀，树呀，大概要永远地死去了。想到人将要在一个没有绿色的世界上活下去，心里既难受又害怕。因此，第二年春天，当一看见大地上又萌生起绿色生命的时候，感动和喜悦的心情常叫人鼻子发酸。等到清明节一过，村外小河岸边和向阳的山坡就冒出了一大片一大片的青草的嫩芽，蓝色的、火焰般的马兰花也在路径两侧怒放了。这时，我们这些孩子照旧穿着在冬天穿烂穿脏了的棉衣裤，手拉着手，在田野里奔跑、叫喊；拾些干柴火点起一堆火，把各自带来的干粮放在火边烤，你吃我的，我吃你的，友爱地不分彼此……

我坐在黑暗笼罩了的石窝子里，一往情深地回忆起这些没有冷漠，没有歧视的童年的生活，眼泪忍不住一个劲往下淌。这更使得我对自己目前的处境感到伤心。但是，我又想：生活不管怎样变化，母亲一般养育过我们的土地毕竟还是爱我的，现在她不是还继续用她绿色的奶汁喂养我吗！大地啊，你给了我们欢乐，你又把我们的愁苦溶解在了你那博大的胸怀里……直等到天色完全暗下来的时候，我才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告别了我的伊甸园，在夜幕的遮掩下回到学校。

远远望见那一排排灯火通明的校舍，我的心情又完全陷入了压抑之中。田野里虽然空无一人，但它对我来说是亲切友爱的；而在人声鼎沸的学校里，我知道我会多么孤寂。

每次，在接近学校大门的时候，我都要拐到校门右侧的文庙牌坊下站一会。因为这时正是走读生们回家的时候，我怕班里的同学看见我。

我孤零零地站在黑暗中，望着一群一伙的同学们从校内拥出来，一路上互相热烈地交谈，亲切地说笑，有的甚至友好地手臂相攀，向灯火通明的街道走去。

我呆呆地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真想大哭一场！我在心中默默地向他们呼喊：啊，亲爱的同学们，我并不奢求你们的友爱，但你们也该让我平等地生活在你们之中吧！

四

渐渐地，我被大家遗忘了。这就是说，同学们已对我的贫困见惯不惊，习以为常，不像刚来时那样地感到“新鲜”了。

按常理，一个人要是被周围的人遗忘，那可绝不是一件好事。但对我来说，这却是求之不得的。谢天谢地，这也就好了。在我的位置上，我还再敢希冀什么呢？我只祈求让我的心灵能得到一点安宁，好让我全力以赴对付可怕的饥饿。

唉，说起饿肚子，那可的确是越来越严重了。父亲不久前托人捎来话，说他这半年是再无法给我送来一颗粮食了。这我早已料到。我知道，就是一月前送来的那十几斤高粱，也是他从自己的口里节省下来的。我虽然可怜，但好歹总还没断五谷，谁知道可怜的父亲现在拿什么糊口呢？

我毫不犹豫（也不需要犹豫），就把开学时带来的那点“百家姓粮”，再一次从每天的数量中压缩掉一半。这样一来，一天就几乎吃不到什么了。两碗别人当汤喝的清水米汤，在我就算是一天的伙食。

饥饿经常使我一阵又一阵地眩晕。走路时东倒西歪的，不时得用手托扶一下什么东西才不至于栽倒。课间，同学们都到教室外面活动去了，我不敢站起来，只趴在桌子上休息。我甚至觉得脑袋都成了一个沉重的负担。别人哪会知道，仅仅为了不使尊贵的头在这个世界面前耷拉下来，我全身的其他部位在怎样拼命挣扎着支撑啊！

饥饿使得我到野外的力气都没有了，因为寻觅的东西已经补不上所要消耗的热量。除去上课，我整天就蜷曲在自己的破羊毛毡上。白天是吃不到什么的，可晚上只要一睡着，就梦见自己在大嚼大咽。我对吃的东西已经产生了一种病态的欲望，甚至都干扰得连课都听不下去。上数学时，我就不由得用新学的数学公式反复计算我那点口粮的最佳吃法；上语文时，一碰到有关食品的名词，思维就要固执地深入到名词背后的实物上去；而一上化学课，便又开始幻想能不能用随手可拾的物质化合出什么吃的来……

这情况终于导致了令人难堪的局面：期中考试时，我这个全县第二名一下子变成了班里的倒数第二（仅仅在周文明前面）！

我早就知道会有今天的！但真正面临这个现实，痛苦和震惊简直叫我目瞪口呆。从我上小学一年级起，学习成绩还从来没有这么糟糕过。

那天下午公布完成绩，大家很快都走了。我一个人呆在空荡荡的教室里，像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儿。我在精神上唯一的安慰被粉碎了，这使我第一次真正产生了绝望。我知道这是极其可怕的。我丧气地想：我要是在考试前能有一顿饱饭吃，我的引以为骄傲的学习成绩也许不至于一落千丈。考场上我头昏眼花，在紧要关头连一般的逻辑推理都乱了套。这确是事实。可是，能拿这样的理由为自己没考好而开脱吗？

怎么办？没有其他办法，只能拼命往前追。

为了夺回过去的光荣，我重新开始了一番拼命的奋斗。晚上，我强迫自己从破羊毛毡上爬起来，赶到教室里去复习功课。只要不晕倒，就在课桌上趴着。为了再一次冲到前边，我准备付出任何代价，哪怕一下子就死在教室里呢！我对自己说：死就死吧，这么不争气，活着又干什么？生活的贫困我忍受着，但学习上的落伍是无法忍受的，这是真正的贫困。我必须在这个竞争中再一次名列前茅。我知道这样的“赛跑”对我来说是极其艰难的，因为我的腿上时刻绑着饥饿的“沙袋”；没有人为我鼓劲，我只能自己为自己助威。为了刺激学习劲头，我甚至为自己许了一个阿Q式的愿：等下一次考好了，一定饱餐一顿。随后又为自己给自己吹的这个牛皮而哑然失笑了。

可是不久，我却是真的遇到了一次饱餐的机会——但我宁愿被别人打一记耳光，也不愿意饱餐这顿饭！

国庆节到了，学校把自己喂的几头瘦猪杀了，准备下午会一顿餐，实际上只是免费给每人一勺肉菜。这年头，吃一勺肉菜不光对我这样的饿汉难得，就是对其他同学也是难得的。

上午，生活干事吴亚玲召开了一次简短的班会。她告诉大家，学校灶上因会餐，做饭的炊事员忙不过来，要各班去一个同学帮灶；帮灶的人和炊事员一样，下午的饭菜不限量。她叫大家提名。

还没等众人说话，吴亚玲自己又宣布说：“我建议马建强去。”

教室里有节制地轰一声笑了。全班用这种形式一致通过了她的提议。

这又是一个侮辱。我全身的血轰地涌上头来，感到自己的意识和灵魂立刻就要脱离开身体，向外界飞去。我的两只手在桌子下面哆嗦着，急忙中想狠劲抓住个什么东西，好暂时控制一下自己。

我不知道同学们是什么时候离开教室的。老半天，我才感到桌子下面的两只手黏糊糊的出了汗。拿出来一看，原来是那支宝贵的“民生”牌钢笔在手里被折断了，蓝墨水染污了两手。

我感到鼻子口里喷着火一样的热气。我恨这个吴亚玲！本来同学们已经把我“遗忘”了，可今天她又使大家这么随意地嘲弄了我一次！

我决定还是去帮灶。不过，我心里想：谁要是抱着险恶的心理认为我终于接受了这个“肥缺”，那就让他等着瞧吧！哼！

户外的天气是非常好的，深秋的蓝天显得纯净而高远。被人踩得硬邦邦的大操场，在阳光下一片白光刺眼。也没有风，操场四周的几排小叶杨，叶子干巴巴地蒙着一层尘土，静静地站立着。

我穿过操场向灶房去的时候，看见校园里红红绿绿贴了许多标语；各班的黑板报也换上了新内容，标题都用彩色粉笔写成各式各样的美术字。同学们三三两两在校园里蹓跶，互相嬉笑打闹。各班的文艺队也都在为晚会准备节目，这里那里传出了和谐的合唱声，以及吹得很刺耳的梅笛独奏曲。就是在这严重的困难时期，此刻毕竟也显示出了节日的气氛。这气氛也给了我一种感染，心情稍稍为之平复。

我走过操场中央，无意中看见吴亚玲和我们班长郑大卫，正站在外班一块黑板报下指指画画评论着什么。我忍不住停了脚，怀着一种刻毒的心理瞅了一眼他们得意洋洋的背影。

“不要脸！”我在心里骂了一句。

吴亚玲是全校瞩目的人物。凡是长得漂亮而又活泼的女性，到哪里也总是叫人瞩目的。我们的生活干事正属于这一类。她长得的确漂亮，会跳舞，会唱歌，学习也是班上女同学中最好的。加上她是我们县武装部部长的女儿，这就更显得她与众不同。她漂亮是漂亮，倒也不怎样刻意打扮自己，甚至大部分时间只穿一身改裁了的男式旧军装——可这又比刻意打扮更独出心裁地引人注目。

不用说，班上的男同学都爱和她接近。尤其是文体干事周文明，要是吴亚玲和他说上几句话，一整天都会高兴得红光满面。但是，这位“校花”看来真正要好的男同学，倒只有郑大卫一人。郑大卫是郑副县长的儿子，是今年全县高中升学考试的第一名。他从里到外看起来都聪敏，平时戴一副白边眼镜，说话举止简直像一个老师。我隐隐约约听人说，郑大卫和吴亚玲的父亲在战争年代一同在我们县上领导过游击队，是老战友。据说他们的父母亲在他俩刚生下来时就订了亲；说他俩从幼儿园开始一直到现在都是同学，现在已经谈上恋爱啦！谈恋爱对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还是一件相当神秘的事，因此不管是真是假，在同学们看来总是颇为新奇的。我知道，班上的调皮同学平时除议论我的寒酸，大概就是在议论他们俩的长长短短了。说实话，我对这种事毫无兴趣，我连肚子都填不饱，还顾得上关心人家谈情说爱哩！

当我的视线离开他们的时候，不知为什么，心里猛然间又翻上来另一种说不出的味道。我仍然在恨吴亚玲（这种恨也波及到了和她要好的郑大卫），但我又对自己刚才那种刻毒的心理有点后悔。我弄不清楚这种突发的情绪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到了灶房，我才逐渐把这种懊悔的原因理出了个头绪。这就是：如果不抱什么成见的话，说真的，在我看来，他们俩在一起真给人一种美的感觉。把他们的健美和漂亮，出色的学习，同等的家庭等等糅合在一起，就像同质料的大理石砌起来的弧线形拱门似的令人羡慕和赞叹。尽管我刚才在感情上反抗这种认识，但同时理性却很快地做出了这样的结论。因此后来我便懊悔了对于他们的那种刻毒的心理——诅咒美是一种可耻的行径，我不应该低下到这种程度。

可是这样一来，吴亚玲给我带来的侮辱反而越发使我受不了。我现在可以不诅咒她，但我仍然要恨她：你们有吃有穿有幸福，我并不嫉妒你们，可你们为什么这样践踏一个可怜人的自尊心呢？

在学校的灶房里，我沉默地剁肉、切菜、淘米、揉面，根本闻不见饭菜的香味。我甚至看见煮在锅里的那几只猪头，似乎也在龇牙咧嘴地嘲笑我是为了吃它们而来的。妈的，我恨不得把这几只猪头捞在案板上用斧头几下就剁碎！

不，让这些东西见鬼去吧！哪怕是山珍海味，长生不老药，我今天也不会吃的！

开饭前半个钟头，我就从灶房里溜出来了。我连用自己的饭票买得喝一碗清米汤的欲望也没有。

我怀着愤慨的心情，默默地来到了学校后面的一个山坡上。腿软绵绵的，一下坐在一块刚收获过土豆的地里，忍不住把脸偎在松软的土地上，就像小时候受了委屈偎在妈妈的怀里，无声地啜泣。在人们的面前，我是坚强的，但在我一个人的时候，我的感情往往很脆弱，经常忍不住淌眼泪……

我睁开眼，看见美丽的夕阳正在西边的山峦间向大地微笑着告别。我知道刚才睡的时间有多么久了。我想站起来，但身上连一点力气也没有。胃囊在痛苦地痉挛着，饥饿像无数利爪在揪扯着五脏六腑。我的两只手立刻下意识地在土地上疯狂地刨抓着——因为我想到这块刚收获过的土地，说不定能寻找几颗主人遗下的土豆。

经过一阵拼命的挖掘，结果令人非常失望。在这个灾荒年头，人们的收获都是十分仔细的，轻易不会把能吃的东西遗留在地里。

但是，一阵喜悦终于使我兴奋得全身发抖，因为我的右手在土地的深处摸到了一个又圆又大的家伙！

我怀着一种幸福的心情，慢慢把这个宝贝蛋从地里挖出来，结果懊丧之极：原来是一个石头蛋子。

由于在泥地上睡得久了，湿气使我全身都在发痒，两只泥手忙了半天也没制止住。就在这时，我突然发现旁边一个小洼里似乎有一棵土豆蔓子还牵在那里。这个吸引力立即使我轻快地站起来，像猎狗发现了兔子一般，一蹿扑了过去，用手扯了扯这干枯的蔓子：天啊，它真的还在地里长着！

我刨出了五个又圆又大的土豆，捧在手里一个一个地看，傻呵呵地笑。

我用干枯的土豆蔓子点起一堆火来，开始了我自己的“国庆节会餐”。

这时候，天已经渐渐地暗下来，学校的大操场上传来了沸腾的人声，各种乐器杂乱的调音和一些未经调教的女高音那“啊啊咦咦”吊嗓子的刺耳声……国庆节的联欢晚会大概快要开始了。我才不管这些呢，我的下一个节目是：烧土豆吃。

我刚把那五个宝贝蛋小心翼翼地埋在火堆里，突然隐隐约约看见有一个人，正从苍茫的暮色中向这边走来。

五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此刻站在我面前的竟然是吴亚玲。

我脑子里跳出的第一个反应是：这下我可不能按我的方式吃这五颗烧土豆了。所谓我的方式无非像俗话说的“狼吞虎咽”罢了。

对她的到来，我感到愤怒，但一时又不好发作，只希望她是偶然路过这里的，别老呆着。但她竟然站定在我面前，并没走开的意思。看来她现在大概在好奇地研究我在这里干什么事哩。你要研究就研究吧，这并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我对这个来访者不屑一顾，好像我根本就不知道她的存在。先前的恨加上现在的恼火，使我对她真正地厌恶起来。

我默然地坐在火边，克制着食欲，双臂抱着腿膝盖，尽量把自己的头颅抬高，做出一副傲然和冷漠的神情，望着山坡下县城的那些建筑物。此刻，县政府大门上为节日而装饰起来的一串串彩色灯泡，已经在黄昏中大放光明，耀人眼目了。往日，小县城一擦黑就落了市声，可今晚上却比白天都要嘈杂得多。四面传来的人声、乐声、歌唱声混合在一起，乱纷纷的。县政府上面就是武装部。大门口，用竹竿挑起的两个大红宫灯正在微风中轻轻地旋转；虽然看不见，但我猜想那上面大概分别写着“欢庆”两个黄字或者白字。我马上想到，此刻神秘地出现在我身边的这个人就是从那里出来的。说不定她吃饱了节日的饭菜，为了消化的缘故到这里散步来了，可她此刻却正在妨碍一个饿汉吃他的几颗烧土豆哩。

“土豆烧熟了，你闻，喷香！”

这是她的声音。

这个讨厌的女生！她已经知道我火堆里的秘密了。如果不是强忍着，我真想臭骂她一顿。

我现在凭感觉，知道她已经蹲在了火堆边，并且用什么东西在火堆里扒拉开了。

天啊，我现在对这个不速之客来光顾我的这顿晚餐，实在感到莫名其妙！生活干事是专门捉贼来了？还是偶尔遇见我饿得不顾体统，想再拿我开开心？或者……

“烧土豆可要趁热吃哩。呀，好香！能不能让我也尝一个？……不说话就是同意了。”

我忍不住扭过头，想看一看这个厚脸皮究竟要干啥。

这可真把人气坏了，我看见她正蹲在火堆边，用自己的手帕在揩我的那几个烧熟了的土豆，就像这土豆的主人是她而不是我！

我听见自己鬓角的血管在嘣嘣地跳。我还从来没遇到过这种局面，准确地说，从没遇见过这么一个人！我为她感到害臊，真想站起来就走，让这个脸皮很厚的人去吃吧。

但我下不了这决心。说实话，我留恋我的那几颗可爱的烧土豆。我已经差不多一整天没吃饭了，不争气的肚子一直在咕咕地叫唤着。

现在，吴亚玲已经把沾在土豆上的灰分别用手帕揩干净，随后又把她的手帕铺在我的面前，把土豆放在上面。她两只手抓起两个来，一个给我往手中递，一个已经送到了她自己的嘴边。她笑盈盈地说：“不反对吧？我可不客气了……”她把土豆咬了一口，而另一只手一扬一扬地给我递另外的那颗，眼睛不眨地盯着我，神情像逗小孩似的，等待着我的反应。

啊！这可真把人难死了。我的两只手不知为什么有点抖。去接吧，精神上根本没这个准备；不接吧，似乎又觉得这个令人生气的人有一种执拗的真诚。其实，就在我思想上犹豫着是该接还是不该接的时候，我那该死的不争气的手已经伸出来了。

接住就接住吧。为什么不接呢？这土豆是我烧的，现在却反叫这个人把我弄成了一个客人——客人应该是她。

我仍沉默着，专心一意地吃着土豆。啊，好久没吃这样的美味了。真香！一个接着一个，我把余下的三个全吃了。

现在该走了。我决定不给她打招呼。打什么招呼呢？又不是我请她来的。我现在对她只有一肚子气。哼！在她看来，她给我照顾的那个“美差”已经使我的肚子里填满了大灶上的肉菜蒸馍了吧？

我很快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抬腿就走。可是，吴亚玲也跟着起身了，就跟在我身后。天啊，这究竟是怎么啦？

“马建强，你能不能给我帮个忙呢？噢，是这样的……”她在我身后绊绊磕磕地走着，说开了话。“你为什么不说话呢？……是这样的，我们家的斧头和斧头把子‘分家’了，你能不能帮我‘说合’一下？哈，你看我尽胡说！什么‘分家’‘说合’的，就是斧头的楔子掉了，你是农村来的，一定对这种活计手熟，能不能帮我弄一下呢？”

她见我不说话，又在后面絮叨开了：“你为什么不说话呢？你如果还忙别的事，就算了。你不知道，我下午吃完饭就一直在找你，到处找不见，后来听人说见你到后山来着，我这才跑到这儿找你来了。你不知道，这把斧头是我们家的宝贝呢！打炭，劈柴，经常离不了。你为什么不说话呢？是不是嫌我吃了你的土豆啦？”她在后面咯咯地笑起来，“我开玩笑哩，别又恼了呀！”

我仍然沉默着，但心眼却活动开了。真想不到吴亚玲是找我来帮忙的。而且按她自己的说法，她已经找了一下午，最后才寻到坡上来。我简直不能相信这等事。我马上觉得，出现在我面前的这事儿似乎包含着许许多多一时说不清楚的内容。我承认，我的心在一刹那间受了感动，她在不久前带给我的所有不愉快一下子就被推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

已经到学校后面的大院里了。吴亚玲赶上来和我并排走着，在明亮的路灯下侧着头问我：“你倒是愿意不愿意帮我这个忙嘛？呀，你这人真傲，和凡人不搭话！”

现在，我并不对她这刻薄的话生气了。我迟疑了一下，站住了，想对她说我愿意去，却又说不出口，只好不看她，对着一个什么地方茫然地点了点头。

她立刻高兴地笑了，一双大眼睛扑闪着莫测的光芒，似乎在说：看，我终于战胜了你。

学校离武装部并不远，我跟着她很快就到了她家。

吴亚玲把我引到了她父母住的窑洞（兼他们家的灶房）。她告诉我，她父母到郑大卫家串门去了，让我先在这儿呆着，让她到外面的柴垛上去寻那把坏了的斧头。

在我的想象中，武装部长的家并不是这个样子。现在看来，这家也平常极了，和我们公社一般干部的家庭差不多。砖砌的炉灶里正燃着很旺的炭火，上面一只铝锅哗哗地响着开水，四周冒出的热气使整个窑洞有一种暖融融的气息。炕上铺着双人绵羊毛毡，看来年月已经很久，磨损得软塌塌的。两块被子垒在一起，上面蒙着一块军绿毛毯；毛毯的一个破角补着一块黄布。炉台对面的墙下有两只箱子，一只是木的，红油鲜亮；另一只是棕箱，上面隐隐约约看见“汉中县制造”的字样。窗前的办公桌上整整齐齐竖立着一排书，许多书背上都有“干部必读”几个字。一副茶色框架的老花镜没有入盒，搁架在一本打开的书上。炉台一面的墙上挂着一个古旧的挂钟，钟摆在玻璃后面无声地摆动。和挂钟相对的另一面墙上，离那个红木箱子尺把高的地方有一个相框，里面的那个老军人大盖帽下的一双眼睛威严地正视着对面；肩章上标着中校的军衔——这无疑是武装部长本人的照片。

窑洞里的摆设并不像我原来想的那么“洋气”，某种程度上倒像一个较富裕的农家户。真的，我并且还闻到一股腌酸白菜的味道，但我不知道这种带有农家气息的味道是从什么地方发出来的。

正在我这样无聊地观察这个本县著名人家的室内情景时，吴亚玲回来了，手里提着那把坏了的斧头。

“你怎不坐啊？”她把手里的斧头扬了扬，笑笑，“我们城里人真是十足的笨蛋！你看，就这么个简单营生都做不了……噢，你拾掇，我给你倒水。”

我拘谨地从她手里接过斧头。斧头实际上只是楔子掉了下来，楔进去就行了。我真不相信武装部长或者他的女儿就连这么个简单活都干不了。

不用说，我不费吹灰之力很快就把斧头弃好了。吴亚玲接过去看了看，也不说什么，漫不经心地把它丢在一旁，招呼着让我喝水。

“不，我不渴。我走啦。”我摇了摇头，说。

“什么？你这人怎么这样？你看水正开着，我就给你下饺子。我吃了你的土豆，你就应该吃我的饺子，礼尚往来嘛！再说，你给我帮了这么大的忙……”

这真是笑话！难道我做了这么一点扯淡事就要吃你的饭？我立刻觉得心里怪不是滋味。我所做的这点事根本不应该得到这种“奖赏”。我开始后悔来吴亚玲家了。本来，我能为自己终于给别人帮了一点忙而感到心里熨帖，现在又被“吃饭”这两个字败坏完了。

“不！我已经吃过饭了。”我认真地撒了个谎，拔腿就走。

我根本不知道吴亚玲怎么一下子就横在了门口，挡住了我。她几乎是叫喊着说：“不，你没有吃饭！没有吃！我全知道。我伤了你的心，你恨我……”

我愕然了。我吃惊地看见吴亚玲是那么激动，满脸通红，眼睛里似乎还旋转着两团亮晶晶的东西。

“你不能走，马建强同学，你一定得吃饭……”她的声音低了些，但仍然很激动，“我知道你心里对我有看法。其实，我让你去帮灶，完全是一片好心，想不到结果会这样，伤了你的自尊心……但事后我很快便意识到我做了一件错事。我后来问了灶上，知道你没吃饭，心里很难过，就到处找你。我知道你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把饺子给你包好，我就想了这个办法把你引到我们家。怕你拘束，我还把我爸我妈支到大卫家去了……”她说着，一直在眼里旋转的泪珠终于挂到了脸上。

啊，原来是这样！

我的嗓门眼早已被一团火辣辣的东西堵塞了。我感到自己的整个身体都在剧烈地哆嗦，只是强忍着没有哭出声来。我只简单地对她说：“吴亚玲，请你原谅我。我现在什么也吃不下去……”

我匆匆向院子的大门口走去。止不住的热泪在脸颊上刷刷地淌……

六

一夜寒风就把不凉不热的秋天吹走了。讨厌的冬天追随着最后一批南迁的大雁，降临在了黄土高原上。浪涛起伏般的千山万岭，很快变得荒凉起来。县城周围的山野，光秃秃的，再也看不见一星半点的绿色。

早晨或者晚间，城市上空的烟雾骤然间浓重起来，空气里充满了一股难闻的炭烟味——这说明闲置了一年的各种取暖炉子，现在又都派上了用场。

日月在流逝，时序在变换，我基本上仍然是老样子。自国庆节后，吴亚玲又主动找了我两次，说她要帮助我一点什么，但我都躲开了。我怀着一种感激的心情躲避着她的关怀，和她更疏远了。除了乡巴佬的拘谨和胆小，主要是我还不习惯平白无故地接受别人的帮助。尽管我看出来她是诚心的，但我既不是她的亲戚，又不是她的熟人，凭什么要接受这种帮助呢？而严格说来，她对我还是个生人——在国庆节之前，我实际上和她连一句话也没有说过。再说，她还是个女生。一般说来，我们这种年龄是怕和女生接近的。

但吴亚玲的行为无疑给我的精神投射了一缕阳光。人要是处在厄运中，哪怕是得到别人一点点的同情和友爱，那也是非常宝贵的。品格低下的人会立即顺蔓摸瓜，把别人的这种同情和友爱看做是解脱自己的救命稻草，一旦抓住了，就会拼命不放；即使叫别人沉没，也要让自己跳出苦海。而对一个稍有道德教养的人来说，就不会是这样。我珍惜这种美好的人情，同样以高尚的心灵给予回报。

我现在越发对自己的学习成绩害臊了；我知道我为什么首先把思想的焦点强烈地凝聚在这一点上。是的，我的学习已经到了这般落后的地步，我怎配让人尊重呢？

在这个新的强烈的精神刺激下，尽管饥饿常使我天旋地转，但一旦坐进教室，趴在自己的课桌上，面对课本和演算本，全身就像弹簧一样紧紧地压缩在一起，没有任何的松懈。然而一经离开教室，精神稍一松弛，这“弹簧”就会嘣的一声散开，立刻感到浑身所有的关节都已松脱，软得就像一摊稀泥……

好在城郊秋收的时候，我曾在那些留下庄稼茬的土地上，捡了一点土豆和十几穗并不丰满的玉米棒。我当然不能把这点干粮放在宿舍里，我把它藏在了学校后山上一个被生产队遗弃了的破砖窑里。每当晚上复习完功课，我就摸黑跑到这个荒凉的地方，拾点干柴枯草，打一堆火，烧几颗土豆；或者在火里爆一把玉米花。我不能想象再有比这更好的晚餐了。这样稍稍恢复了点精神之后，我就在黑暗中背诵当天新学的数理化公式；或者在心中打着作文的底稿，嘴里念念有词……啊，破砖窑呵破砖窑，你又成了我的“冬季别墅”了。小河边那个安乐窝我现在是再不能去了，因为一到冬天，河道里的风特别硬，叫人受不了。而这个新的地方既避人，还能遮挡点严寒。

不久，期中大考开始，我怀着充实的心情应试。

考试的结果连我自己都大吃一惊：各门平均的分数是全班第一。聪敏好学的郑大卫不得不屈居第二了。我的同桌周文明和上次考试一样，仍然是全班倒数第一，不过和体育、唱歌的分数拉起来，还算勉强及了格。他又到处抱怨说文体干事的工作耽搁了他的学习。

成绩一经宣布，我默默地走出教室，像胜利了的拳击手一样，疲惫不堪中带着说不出的欢欣。

到了大操场上，激动的情绪进一步高涨起来。尽管两条腿饿得软绵绵的，但很想走动走动，甚至想跑一跑。

我一个人来到学校后院的大墙下，踏着那些衰败的枯草，独自蹓跶。沿墙根的几棵老梨树已经落光了叶子，光秃秃的枝条灰白而洁净，在初冬的寒风中静静地挺翘着。其中有一棵树的树梢上，竟然还奇迹般地留了一片硕大的叶子，被寒霜染得一片深红，旗帜似的在蓝天下索索地招展着。

不知什么时候，我突然感到有一只手掌轻轻地搭在了我的肩膀上。我吓了一跳，回过头一看，原来是郑大卫。大卫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容，转身来到我面前，说：“建强，你真行啊！我真没想到你能把物理试题的最后一道完满地解决了。那的确很难，我觉得其中有一个环节是我们还没有学过的。你不知道，咱们物理课的王老师曾说，这次物理考试他断定不会有人得满分。我不服气，结果这道题还是没能答出来。可你让王老师的话落空了！这真叫人高兴。尽管出这样的难题同学们有意见，但我是很支持王老师的。这样做也有好处，因为我们已经是高中生了，得逼着多学一点课本上没有的东西。不瞒你说，这道题我现在还不会。王老师说下星期上物理课时专门讲解。我不想这么现成地接受，在这之前非靠自己解了它不可。我想讨教于你，但请你千万不要对我说出解题的步骤，你知道我需要的是启发……”

普遍受同学们尊重的班长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并且用如此真诚的谦虚态度来向我请教，使我在吃惊中对他涌起了深深的敬意。真的，大卫也是一个言语不多的人——虽然原因和我不一样。他聪敏、刻苦，又很有涵养。以前，我对其他同学是躲避，而对他却可以说是敬而远之。现在，他主动为这一道试题费心来找我，这同时又使我非常钦佩这个人，因为在我看来，只有有志气的人才会在学问上这么谦恭和一丝不苟。

我告诉他，不妨看一看《物理疑难题五百解》，那上面有一道题和物理考试的这道题很类似。我还告诉他，这本书是我在大前天才从书店买的。他当然不知道，我是拿当月仅剩的几毛钱菜金买回这本书的。

大卫高兴地说：“太感谢你了。今天是星期六，书店关门早，我得很快去！”他刚要走，手却又在我的肩头抓了一把，说：“看你冷得直哆嗦，快回去加件衣服……我走了，有空到我家里去玩。你很孤僻，常躲人，为什么？我们家离学校很近，就在体育场后面的人委家属院，第一排，第四、第五两个窑洞。”

他匆匆地走了，健美的身影在二年级教室的拐角处一闪，就不见了。

我一个人呆呆地站了很久，也不知道自己想了些什么。我觉得我的心情从来也没有今天这样愉快过。

好久，我才感到我的身体已经冷得有点麻木了。我想起郑大卫刚才说的话，得“加一件衣服”。

我忍不住叹了一口气。我的思想立刻又回到了自己的不幸之中。我意识到，随着冬天的到来，我又面临着新的困难：寒冷。饥饿不好熬，寒冷更难熬。我除了单衣，就是一身老粗布棉衣。至于线衣、绒衣、毛衣，所有这些过渡性的衣服我连一件也没有。当然，现在棉衣是肯定不敢往身上穿的，因为天气还不到最冷的时候。一旦到了这样的时候，我又不像人家一样再有一件大衣套在上面。这套棉衣就是我抵挡严寒进攻的最后一道防线了。

为了驱寒，我想在原地跑跑步，但饥饿又使我不得不放弃这个打算，我哪里跑得动呢？

天气还早，我想又是星期六，干脆到街上转一圈去。

出了校门，我顺着那条碎石路面的小巷，来到了街口。

据说是清朝末年铺设的石板街道，现在已被几代人的脚片子磨得凹凸不平。街口上立着几座年月很旧的老店铺；这些破破烂烂的房子和那新建筑起来的商店、食堂、药材公司、邮电局、银行等等排成一行，就像上早操时我站在班上的队列里一样显得寒酸。紧靠着铁铺的老房子，就是前两年才盖起的县国营食堂。透过大玻璃窗，能看见里面就餐的人。我尽量克制着不往那玻璃窗后面看。我想到新华书店走走。听语文老师讲，最近出了一本叫《创业史》的书，很不错。听书名像历史书，可又听说是长篇小说。厚书我当然买不起，只想立在书店里翻一翻。

正在我准备去书店的时候，无意中瞥见食堂玻璃窗后面的一个大桌子的四周，坐着吃饭的人像都是我们班上的同学。

的确是的。瞧，那不是周文明吗？看他正端着几盘子菜往桌子上送哩。那些局长和部长的子弟们正吃在兴味上，嘻嘻哈哈，边吃边打闹。

我想起来了，今天是星期六，又刚考完。要好朋友们该在这里乐一乐。

我鼻根一酸，一转身又折回到来时的小巷里。我觉得我不应该到街上来。这使我想起我先前给自己许下的饱餐一顿的那个空愿是多么的荒唐！

七

我走呀走的，走到了学校后面的半山坡。我的“冬季别墅”正在向我招手。

我气喘吁吁来到破砖窑的洞口。在我一猫身准备钻进去的当儿，发现脚下的草丛里躺着一个锈铁盒子。仔细看了看，是过去那种装过染料的小方铁盒，扁扁的，上面的绿色油漆已经磨损得斑斑驳驳，四角的铁边也锈上了红斑。这东西躺在垃圾堆里倒也不起眼，但落在眼下这干黄的枯草间却怪引人注目的。

我一条胳膊抱着柴火，另一条胳膊伸下去把它捡起来，反过来正过去看了又看，也没多大用处，正想随手扔出去，好奇心驱使我要看看盒里装的是什么。我用大拇指把盖儿掀开了一线缝，斜眼看去——不看不打紧，这一看叫我目瞪口呆，一屁股就塌在了地上！

我惊慌地把这铁盒子先放到一边，脑袋下意识地在脖子上转了一圈。

当我发现周围确实没有别人，才又像拿一颗定时炸弹那样把这个小铁盒战战兢兢拿起来。

我手指索索地发着抖，重新揭开了盒盖：老天啊！这里面的确是一摞钱和粮票！

这是多么的不可思议啊！我竟然一下子拾到这么多钱和粮票，简直就像神话一般。

我眨巴眨巴眼睛：蓝天，白云；荒山，秃岭；枯黄的草，破败的砖窑……这一切都是真实的。我的手里捏着一把钱和粮票，也是实实在在的。

这时候，我的眼前猛然跳出了国营食堂大玻璃窗后面那些食客的身影。接着，馒头、菜、汤，所有吃的东西顿时在眼前搅成了一团。这些意念立即使我的胃囊开始痛苦地抽搐，抵抗饥饿的意志被手里这个魔术般的小铁盒瓦解了；本能的生理作用很快就把理性打得一败涂地。不知什么时候，饥饿已经引导着我的两条疯狂的腿，腾云驾雾般从山坡上冲下来了；前面和左右两边的景色都变得模糊不清，只有那些汤呀，菜呀，馒头呀，在眼前旋转着，旋转着……

直到十字街口的时候，我才渐渐放慢了脚步。

我先站在钦匠铺后面的墙角里，心怦怦直跳，一边喘气，一边朝食堂的玻璃后面张望。班上的同学们已经不在了。

我一只手在衣袋里紧紧捏着那个铁盒子，兴冲冲向食堂门口走去，一颗心依然在胸膛里狂跳。

在食堂门口，我又停住了。因为我突然模模糊糊觉得，我这样做似乎不很妥当。为什么？为什么呢？

很快，强大的理性开始起作用了。一个我和另一个我在内心里激烈地展开了问答——

“你来这地方干什么？”

“我来饱餐一顿。”

“钱从什么地方来？”

“拾到的。”

“这说明钱并不是你的！”

“是的，是别人的。但别人丢了，我拾到了。”

“拾到别人的钱该怎办？”

“该……”

“该怎样？”

“该交出去。”

“那么你现在为什么跑到这儿来了？”

“……”

提问题的“我”立刻问住了回答问题的“我”。我啊我！我只感到脸上又烧又痒，如同什么人在头上浇了一瓢滚油！

我站在那里，就像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人物那般矛盾。理智告诉我，我正在做着一件非常不光彩的事；而眼下还有挽回的余地。

不幸的是，此刻食堂里那诱人的饭菜的香味，正在强烈地刺激着鼻子的感觉，五腑六脏都在剧烈地翻腾着，竭力和理智抗争，希望解除对它们强烈需要的束缚。啊，我可真抵抗不了这个诱惑！

我站在那里，既前进不了，又难退出身来。这时候，欲望与理性像两个角斗士在我的精神上展开了一场搏斗：一方面，理性像一把寒光闪闪的利剑逼着欲望后退；另一方面，欲望却用自己的盾牌拼命地抵抗，以求得酣畅，求得满足。

这场内心的搏斗是极其残酷的。说实话，要我放弃吃这顿饭是十分痛苦的；同样，要我心安理得去吃这顿饭，也照样是痛苦的。

怎么办？

我只好对自己妥协说：还是先到一个什么地方呆一会，等心情稍微平静一下再说吧。

于是，我便折回身，抬起沉重的脚步，穿过街道，出了南城门，向体育场走去。我知道那里最安静，没什么人去锻炼身体。困难时期谁有多少体力到这里来消耗呢？

我来到体育场，解开脖项里的纽扣，在一根很长的平衡木下面坐下来，开始“平衡”自己的情绪。

我双手抱住腿，头无力地低抵着膝盖，纷繁的思绪闪闪烁烁。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日脚下依傍着几块宁静的暮云；云边上染着好看的绯红的颜色。不知为什么，这时候吴亚玲的面容突然在我的眼前闪现；我似乎看见她带着那么惊讶和惋惜的神情在看着我……

我把朝天仰着的脸一下子埋在了胳膊弯里，无声地痛哭起来。难言的羞愧像火一般烫着我的心，同时我也为自己的灵魂尚未彻底堕落而庆幸。我这时也想起了我的一瘸一拐的父亲；想起了他对我的那些一贯的教导：“咱穷，也要穷得有志气，不吃不义之食……”

我爬起来，用袖子揩了揩脸上的泪痕，把手伸进衣袋摸了摸。嗯，那个硬硬的家伙还在。

我把脖项里的那道纽扣重新扣上，用手指头匆忙地梳理了一下乱蓬蓬的头发，就向学校走去。

八

当我把那个小铁盒放在我们班主任的办公桌上，局促而嗫嚅地说明情况以后，李老师一双眼睛在瓶底子一般的近视镜后面困惑不解地眨巴着，老半天没有反应过来。他凝视了我好一阵，又把那铁盒打开，数了数钱和粮票，一对“瓶底子”又对准了我的脸：“这么多钱和粮票！”他从上到下打量了一下我的那身破衣烂衫，用另一种恳切的语气补充道：“噢，建强同学，你真是一个好青年，我为你感到高兴。你生活这样困难，还能做到这一点，这太不简单了！”他的两只瘦弱的手搭在我的肩膀上，非常亲切地看着我，然后转过身，在旁边桌子的一个抽屉里匆匆忙忙翻起来。

不一会，他便把一把饭票递到我面前，直截了当地说：“你拿去吧！这是学生和教师分灶的时候剩下的，我也没顾上换。你就别客气，拿去用吧！我知道你生活非常困难。是的，我们整个国家都面临着困难。我看到学校里许多同学都在挨饿，心里很难过。不过，我相信我们的党一定能领导我们渡过这困难关头的，因为我们的精神和整个的社会风尚是很好的，我们一定能战胜这严重的困难。建强，我从你刚才的行为里具体地看到了这一点……这点饭票，你就拿着吧……”

我缩着手，退后一步，赶忙说：“不，李老师，我有饭票。我还有事，我走了。”

我生怕李老师强迫要我接受他的馈赠，赶忙侧身退出了他的房间。

现在已经临近了黄昏，外面校园围墙下的那一片小树林影影绰绰，校园里静悄悄地没有一点声响。

我在大操场上走着，心情非常宁静。我不知自己要到什么地方去，忍不住站在了一块黑板报下。我猛然又想起了我的“冬季别墅”。

对，到那里去！那里有我的土豆和玉米。我几乎在黑暗中笑出声来：好呀，我现在可以心平气和地去吃那些东西了。此刻，我已经饿得有点麻木，除感到眩晕以外，胃的绞痛已经变成了一种隐隐约约的感觉，并不像先前那样尖锐了。

我在渐渐昏暗下来的天色中，摸索着爬上了中学后面的山坡。

我怀着一种难捺的热烈感情走到砖窑的洞口前。我一下子又惊呆了：我看见里面已经燃起了一堆火，并且还看见火堆旁坐着一个人！

这是谁？

我壮着胆子把头探进了洞里。原来是一个头发花白的中年妇女，正瞪着一双惊慌的眼睛看着我。她怀里还抱着一个六七岁的女孩子——孩子已经睡熟了。看来这是母女二人，都穿得破破烂烂，十分牺惶。

我心里忍不住一酸：她们是讨饭的。

那妇女一边惊恐地看着我，同时操着外乡口音说：“我不是坏人，我不是做坏事的。你听我给你说：我娃他爹在前年殁了，我娘母子少吃没喝，就出来讨吃来了，走州过县的，直跑到了有火车的地方。前一晌碰见我们那地方的一个老乡，说咱政府又发下来了一批救济粮。我寻思，不能再讨吃要饭了，该回乡去，要不给咱政府和共产党丢人哩！再说，母土是热的，就是死，也要死在本乡田地啊！今晚走到这里，没个落脚处，就瞎摸到这破窑来了，图它能挡个风寒……你是公安局的？我可不是坏人呀，从来也没做过坏事……”

我赶忙走过去，对她说：“婶子，你别怕，我是学生。”

我接着问她：“你们娘母子吃饭了没？”

“没……大人不要紧，娃娃……”她无力地垂下头，马上泣不成声了。

我默默地走到后墙根下，把藏在土里的那些土豆和玉米棒子统统刨了出来，拿到火堆边，对这个哭泣着的妇女说：“这些东西，你们赶快烧着吃吧！”

她抬起头，看看放在地上的土豆和玉米棒子，又看看我，两片没有血色的嘴唇哆嗦着，哇一声哭了。她一边哭，一边拍着怀里的娃娃说：“我娃遇上好人了，亲蛋蛋，快醒来，给你这个好干大磕上一头！”

我又急又臊，几乎是拉着哭腔说：“好大婶哩，快不要这样了，我这么小，怎能当娃娃的干大哩？我也是个娃娃啊！”

我告别了这母子俩，跌跌撞撞下了山坡，重新又回到了学校的大操场。

天上早已一片星光灿烂。这是一个宁静的夜晚，甚至能听得见远处河道里水的喧哗。什么地方传过来一阵拉得不熟练的小提琴声，虽然不成曲调，但那轻柔的颤音使人的心也不由得颤动起来。

折腾了一天，到现在我还没有吃一口饭。但我的心情非常激动，好像自己在什么地方已经美餐了一顿……

星期一，我们班主任李老师破例召开了一次班会。会上他非常动感情地把我“拾金不昧”的行为大大表扬了一番。但我觉得很不自在。我不愿意让人家把我当英雄看待。因为从根本上说，我自己最愿意过的是一种正常人的生活：大家相互宽容，坦诚、不歧视、不妒忌。就是谁做了天大的好事，也不要大惊小怪地张扬；相反，要是谁遇到了什么不幸就给予真挚的友爱和支持。我曾读过许多小说和著名历史人物的传记，那些优秀的人们，他们哪个不都是具有这样的精神品质的呢？我们就是当个平凡的老百姓，也应该这样要求自己才对……尊敬的李老师，你可不要再说下去了。你本来是一个不爱说话的人啊！

不用说，这件事以后，我的形象已经在班上的同学们眼里得到了改变，大家一般说来，都不再用嘲讽的眼光看我。我想起我入校以来的境遇，现在才感到精神上有了很大的慰藉。但周文明等少数几个人，仍然不把我放在眼里。他们除了在公布考试成绩时不小看我，平时照样对我摆出一副傲然的神态；爱在我面前扬起手腕，夸耀似的看手表；或者谈论他们吃腻了哪些食物。甚至放出流言说，我拾钱交公是为了叫老师和学校表扬。

我仍然尽量躲避着一些不友好的人，同时也躲避着吴亚玲和郑大卫他们，虽然他们对我是友好的。

打这以后，我就再也没到我那“冬季别墅”去。这倒不纯粹是那个亲爱的破砖窑里已经没什么东西可吃了；主要还是那天晚上母子俩的不幸情景给我留下强烈的刺激。我怕到了那里会触景生情，想起那些令人难受的事来。

但是每天晚饭后，我根本不愿待在宿舍里。我不想和同学们交谈什么，也不愿妨碍他们什么，要是我过早地躺到我那破羊毛毡上去，不光自己别扭，也使别人不自在。

我很苦恼，不知自己该上哪里去。到外面的野地里去蹓跶吧，天气又实在太冷，我穿得太薄。

想来想去，我觉得唯一的去处还是那个空空如也的破砖窑。

这天傍晚，像过去一样，我拖着两条软绵绵的腿，又独自无精打采爬上了后山坡，走向我的久违了的“冬季别墅”。

九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在那个砖窑口，我竟然又捡到了钱和粮票！

一只破旧钱夹，几乎和上次的那个破铁盒一样，丢在同一个地点。

我疑惑了：天底下哪有这等事！

猛地一个想法像闪电般掠过我的脑际：天啊，是不是有人故意把钱放到这里让我拿呢？我浑身打了一个寒颤。

是的，我现在断定事情肯定是这样的。有一个人大概为了帮助我，又怕伤了我的自尊心，就采取了这么一个办法。

这是谁？

我立刻搜索所有熟人的名单。我很快确定了——这是吴亚玲于的。是的，肯定是她！

这时候，我的心马上沉浸到了一种巨大的激情里，并且夹杂着一种莫名的恐惧。

一个人没有友谊是痛苦的，可友谊一旦来得太突然，太巨大，也能令人不安。尤其像我这样在生活中受惯歧视的人，接受一个在我看来很有身份的人的友谊，真有点受宠若惊，就像一个需要温暖的人突然来到火星子乱爆的打铁炉旁，又生怕烫着一样。

但不论怎样，我得很快选择处理这事的办法。要么立即找吴亚玲去，把钱当面交给她；要么就仍然交给李老师。反正这钱和粮票我是不能拿的。

我又想，冒冒失失去找吴亚玲，可能不合适，事情仅仅是我自己的猜测罢了；要万一不是她，岂不是自找难堪吗？

那么，这样看来，我只得把这些东西再交给李老师了。

对，还是交给他最合适。不过，这次可千万不能再叫李老师在班会上表扬我了。如果他再这样做，我简直忍受不了。再说，同学们也会猜疑这里面是不是另有文章，为什么我在短短的时间里就两次碰上这种事，而且还是在同一个地方？这是谁也没法解释清楚的。当然，我也要把自己对这事的真实看法告诉李老师，让他侧面问问吴亚玲，看这个“魔术”究竟是不是她耍的。我想：要是这事的确是她做的，她一定会承认，因为她的目的并没有达到。

我要采取的措施，就这样决定了。但我的心情是不能很快平静的。对任何人来说，这样的事都可以看成是极不平常的遭遇。我做梦也想不到这种事竟然能出现在我的生活里。我震惊，感动，我觉得愉快，又感到忧伤……为了所有这一切，我真想吐出一声长长的叹息来。

当我敲响李老师的门，并且激动地喊出一声“报告”之后，听见里面回话的是一个女高音，她说：“请进！”

我踌躇了。我想李老师可能正和旁的老师一块研究什么问题哩。而要是有另外的老师在场，我真不好意思开口说我的事。但既然人家老师已经叫你进，就不能退了。

我来不及多想什么，只好硬着头皮走进去。

一进门，我不觉大吃一惊：哪里是什么女老师，原来是吴亚玲。屋里只她一个人，李老师不知干什么去了。她咯咯地笑着，然后舌头调皮地冲我一吐，说：“我真不害臊，冒充起老师来了！”

我站在地上，留不是，走不是，脸憋得通红。

吴亚玲嘴一抿，眼光带着一点揶揄的意味瞧了瞧我，突然说：“怎么？是不是又拾到啥东西交公来了？”

我的心一紧。

我忍不住拿目光斜视她：天啊！她此刻手里正拿着我上次交给李老师的铁盒子。我认定事情是她干的了。

我于是很快掏出了刚才拾到的那个钱夹子，放在她的面前，对她说：“吴亚玲，你……你再不要这样捉弄我了……”

她立刻惊讶地看着我，说：“捉弄？哎呀，马建强，我真难过！我想不到又伤了你的自尊心，请你千万不要见怪……这事是我做的。我深深知道你这人的脾气，我明白这样做也的确不很恰当。但我想帮助你，想不出还有别的办法。我要当面送你这些东西，你肯定不会收。后来，我知道你一个人常去咱们学校后边的那个破砖窑，就……唉，你这样下去怎办呢？你看你的脸色成了啥啦？真怕人，就像得了绝症的病人啦。你不知道，我们家就三口人，饭量都很小，我爸工资又高，钱粮都是有余的。建强，我求求你，你就把这些东西收下吧！这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喜欢和钦佩你的毅力，你的人品，你的学习精神，我想你不至于认为我这样做是侮辱你的人格吧？我是班上的生活干事，我有责任关心有困难的同学……你就把这些收下吧！”她从桌子上捡起那个钱夹子，连同手里的小铁盒一起递给我，两只眼睛对我真诚地望着。

“不。”我固执地说，把头扭到一边去。

她又转到我的正面来，同样固执地把这些东西再一次递给我，甚至有点生气地说：“你非收下不可！你这人脾气怎这么怪！”停了一下，她又用商量的口气说：“这样行不行？这些东西就算是我借你的，你以后有了办法还给我就是。”

“不……”我又把头扭到另一边去，两颗泪珠忍不住已经从眼角里溢出来了。

我听见她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坐到原来坐着的那把椅子里。

这时候，李老师回来了。

我赶忙擦了擦眼，嘴唇发着颤，正想开口说明，但李老师抢先说话了：“你别说，我都知道了。”他转过头对吴亚玲说：“咱们商量的意见，教导处几个领导都同意了。”他扶了扶近视镜，又转过头对我说：“马建强同学，学校已经同意每月再给你增加两元助学金。想再多争取一点，可按国家规定，这已经是最高一级了……”

我明白这也是吴亚玲的主意。这是我无法拒绝的。我的感情汹涌澎湃，无法用语言表达。我只默默地对李老师点点头，就很快从他的房子里出来了。

我在学校的大操场上走着。寒风吹着尖利的唿哨，带着沙粒、枯树叶向我脸上打来，但我丝毫感觉不到冷。黑暗中我把自己的一只拳头堵住嘴巴，我怕我忍不住会哭出声来。

当我沿着校园路边矮矮的砖墙走着的时候，有一个人突然堵在了我面的，黑暗中我一时辨不清这个人的面容，但凭身形的轮廓我判断是她。

是她，因为她已经说话了。

“……马建强同学，我再和你商量一件事，你看行吗？是这样，武装部最近有些零碎活准备雇人哩，你愿不愿意用课外时间或者在星期天去做做？这活并不难，他们想粉刷一些旧窑洞，想雇人先把旧墙上的泥皮剥下来。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回去给我爸爸说一下，你去做。如果你做的话，我也想做哩。咱俩干脆把这活包下来得啦。你不相信我也会干这事吧，其实你还不完全了解我的性格。我这人有时候挺疯的。我想，我这么大了，从来还没花过自己挣的一分钱呢！我想要是拿自己挣的钱买个什么东西一定很有意思。对于你来说，这个收入一定能解决不少困难哩。这钱可不是谁送你的，是你自己劳动挣的！这你也反对吗？……你说话啊，究竟愿不愿意去？”

我听见她的声调都有点哽咽。

我是再不能拒绝她了。而且，我先前就曾有过做点零工挣几个钱的打算。

我对她说：“我愿意去。”

她高兴了：“这太好了。明天下午你就到武装部来吧，我等着你！”

就在吴亚玲转身要走的时候，突然一道手电光从侧面照来，先在吴亚玲的脸上晃了晃，又在我的脸上晃了晃，接着，就听见周文明那阴阳怪气的音调：“咦呀，我当是谁格来，原来是你们俩！”

“讨厌！”吴亚玲骂了一句，折转身走了。

“九九那个艳阳，天哪！十八岁的哥哥……”周文明胡乱哼着歌，手电一晃一晃地也走了。

我站在黑暗中，感到嘴里有一股咸味，大概是牙齿把嘴唇咬破了。

十

真正的冬天到了。

西伯利亚的寒流像往年一样，越过内蒙古的草原和沙漠，向长城以南袭来。

从中学地理书上看，我们这里没有任何山脉阻挡南下的风暴。这里就是第一道防风线。毫无遮掩的荒山秃岭像赤身裸体的巨人，挺着黄铜似的胸脯，让寒冷的大风任意抽打。要是天阴还罢了，天气越晴朗，气温反而越低。凛冽的风把大地上的尘埃和枯枝败叶早不知卷到了什么地方。风是清的，几乎看不见迹象，只能听见大川道里和街巷屋角它所发出的尖厉的嘶叫和呜咽。太阳变得非常苍白，淡淡地像月亮那样发出清冷的光辉，不能给人一丝儿暖意。

冬天啊，你给这个饥饿的大地又平添了多少灾难和不幸！

我那点单衣薄裳在寒风中立刻变得像纸一样不济事了，浑身经常冷得缩成一团，而且肚子越饿，身上也就越冷。

无论如何，我还是不能忙着就穿棉衣。我的棉衣要到实在忍受不了的时候才敢上身。

我把除棉衣以外的所有其他衣服都裹在了身上，结果由于这些不同季节的衣服长短大小不一，弄得捉襟见肘，浑身七扭八翘的很不自在。

但我感到幸运的是，我现在终于有了一条出路：我可以用课外做点零活的办法来补贴一下生活了。这可不是嗟来之食，我将用自己的劳动来换取报酬。亏得吴亚玲为我找了这么个差事。吴亚玲可真是个好人。

这天下午，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去了武装部。

碰巧在大门口就碰见了她。我一怔：只见她穿一身改裁的打了补丁的旧军装，头上戴一顶男式军帽，头发全拢在了帽子里，像个男孩子一般，她正给一辆架子车鼓劲地打气。看来她真的也要当“临时工”了，我原来还以为那晚上她是随口说说的呢。

她看见我，几下打完气，直起腰喊：“呀，我还以为你不会来呢！”

她从架子车那边走过来，搓着冻得发红的手，说：“先到我家里烤一烤火去。”

我说：“不了。我就去干活，告诉我在什么地方。”

她犹豫了一下，说：“那也好，干起活来就不冷了。瞧，下边那一排窑洞。梯子，镢头，铁锨，我都准备好了，还找了一辆架子车，好往外边运泥皮和土。来，你把架子车推上。”

我们来到下边那排窑洞，很快就干起来了。

这活并不难：把墙壁上那些损坏了的泥皮用镢头挖下来，然后再把这些东西装进架子车拉到外边的垃圾堆里倒掉。

我在墙壁上挖，吴亚玲拿架子车往外运。

第一次单独和一个女生在一块干活，感到很别扭。可吴亚玲倒不。她似乎也看出了我的拘谨，就寻思着和我拉扯一些闲话。“你喜欢唱歌吗？”她在我背后问。

“喜……欢。”我站在梯子上，胆颤心惊地回答。

“可你不常唱。听你说话，就知道你共鸣不错。我觉得，唱歌也要内在一些好。像周文明吧，嗓子还可以，可一唱就像驴叫唤，难听极了。你大概不知道，李老师原来想让我担任文体干事，可你那个赖皮同桌硬要当。为什么哩？还不是为了出风头？……”

她滔滔不绝说着，我很少对答。一方面是拘谨，另一方面是因为饿。

“哎，马建强！你现在能不能唱支歌？随便什么都行，让我听一听。学校最近要排一幕歌剧，说不定你能当男主角呢！”

我立刻有些生气了：这个人，话怎么这样多！人家饿得心火缭乱，还有什么心劲唱歌哩！

看来她还在等着我唱哩。我只好说：“我实在……”我猛然感到一阵眩晕，身体摇晃了一下，就一个筋斗从梯子上摔了下来。

我听见吴亚玲一声尖叫，接着就感觉到两条并不有力的胳膊从背后往起扶我。

我挣扎着从她手里挣脱出来，一种触电般的惊恐使我忘记了身上的疼痛，靠在炕栏石上，只顾擦头上的汗水。

“啊，我知道了，你是饿的！”她把头上的帽子抹下来，紧紧抓在手中，飞一般跑出了这个尘土飞扬的窑洞。

我靠在炕栏石上，一边喘气，一边猜想：她大概是回家为我取什么吃的东西去了。不，我不会吃的。

吴亚玲很快就回来了。她并没拿来什么吃的，却把几张人民币塞到我手里，说：“这是你今天和明天的工钱。我的一份我已拿过了。你快拿着到街上买点吃的吧！”

我看了看手中的钱，惊讶得半天说不出话来。天啊！我怎能相信两天的工钱就有这么多呢？

吴亚玲生怕我把钱再塞回到她手里，已经退到了门坎上。她一边继续往外退，一边回头对我说：“明天下午你可还要来啊，你别忘了，明天的工钱你已经预支了。”她狡猾地冲我一笑，拔腿就跑。

我呆呆地捏着这一沓钱，心里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她自己根本不拿工钱，而把两个人的都给我一个人了，甚至说不定还把她家的钱也塞进去了。她用这种办法，仍然把她的钱给了我，又使我无话可说！

我拍了一下身上的尘土，出了窑洞，来到院子里。忽然，我听见上边院子里传来了郑大卫的声音——

“亚玲，你刚才到什么地方去了？害得我满学校找你，尽叫同学们笑话！”

“找我干什么？”这是吴亚玲的声音。

“哎呀，你这人！你怎忘了今天是我的生日？不是说好了的今下午到我家吃饭吗？我们全家人都等着哩。”

“哎呀，我倒真的给忘了……你急啥哩，要是你们家有好吃的，我天天都得去！”

“但愿如此。”

“哈哈哈……”

“嘻嘻嘻……”

听着交织在一起的充满感情的愉快的笑声，我也笑了。我为吴亚玲高兴，我为郑大卫高兴，我也为自己高兴。青春、友谊和爱的花朵，就是在饥寒中，也在蓬勃地怒放着。

我向国营食堂飞跑。我感到浑身的血液像是在燃烧着一般沸腾，长期凹下去的胸脯骤然间就隆起来了。

我破天荒饱餐了一顿，感到心满意足。就在我放下碗筷的时候，有人在我肩膀上拍了一巴掌。

回头一看：是周文明。

又是他，这真是活见鬼！不论我到哪里，偏偏会碰上他。

周文明狡黠地咧咧嘴，说道：“没什么。兄弟，你吃你的吧，你交了好运啦。不过，可千万小心郑大卫扇你的耳刮子！”

我满肚子不高兴地离开食堂，刚才的兴致全没了。

十一

在吴亚玲的帮助下，我的生活好过多了。我用打零工得来的钱，买了一身绒衣和棉鞋，并且还买了点菜票。

我知道，我使用的这些钱里面，有许多是吴亚玲自己给我的。每当想到这一点，我便感到惭愧。

我长这么大，从来还没和一个女性有过这样的亲近呢。当然，在我和吴亚玲之间，除了她对我的关怀和我对她的感激，再没有别的什么了——这我自己最清楚。但我总觉心中不安，不知道这究竟为了什么。我想人在经历一些自己从未经历过的事情时，不管事情本身是好是坏，大概免不了有些紧张吧。

但说实话，我真不愿失去这新的生活。钱对我来说固然是很重要的，而最重要的还是精神上的收获。人活在世上，最可贵的难道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吗？尤其当你身处逆境的时候，这种友爱不是更难得吗？

每天傍晚，我都去干活。活路已经很熟悉了，我和吴亚玲也配合得很好，一天比一天干得多。她告诉我，武装部有的是零活，一时干不完的哩。

相处了一段时间，我在她面前不再像从前那样拘谨了。我有时也敢哼一首歌子。但哼的时候，从来都是脊背对着她的。即使这样，我准知道她一定在静静地听。有时，她还把自己清亮而柔和的女高音加进我的低沉的歌声里。每逢这时，我总唱不下去，不是变声变调，就是戛然中止。

她呢，她也会停住，吃吃地笑着冲我说：“我的声音大概像老虎？”

啊，生活也有这样令人快活的时刻！对我这个让人歧视的乡巴佬来说，这突然出现的一幕真像梦境似的不可思议。

啊，这是一个严寒的冬天，却又是一个温暖的冬天；这是一个贫困的冬天，却又是一个充实的冬天——一个永远不能忘记的冬天啊！

由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都有了转机，连我自己也感到自己变得“神气”多了。我自觉我的腰背直了些，脚踩在地上也稳稳当当的，甚至思路也变得敏捷了。

可是好景不长。

不久，一种不祥的气氛出现了。我感到，班上几乎所有的同学都开始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待我和吴亚玲。尤其是周文明，给同学们比比画画，挤眉弄眼，似乎我们做了什么坏事。我非常痛苦，倒不在于同学们对我怎么样，而是为吴亚玲不平。我已经习惯了各种各样的欺负，但她平白无故的，能忍受得了吗？

我现在才清楚我原来那模糊不安的心情究竟为什么。全是由于我的缘故，现在却使另外一个人受到了伤害。我的心如刀绞。

事情还远没有完。过不多久，又牵连到了第三个人——郑大卫。

大卫和亚玲的关系一直很好，这是谁都知道的。我自己也经常朦胧地感到，像亚玲和大卫这种关系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恋爱”吧。

看得出来，那些风言风语传进了大卫的耳朵。幸灾乐祸的周文明肯放过这样的机会吗？

有一天早上，我有事提早到教室去。当我走到门口的时候，不得不站住了。我听见里面有两个人在说话——听声音是郑大卫和吴亚玲。

“大卫，你这么早把我叫来总有什么事吧，为啥又不说了哩？”

“亚玲……我……很苦恼！你和马建强究竟是怎回事？”

“啊，原来你是听周文明造谣了！你不看看，马建强他是一个多么老实的人，他现在够恓惶的了。我只是想帮助他解决点困难，让他到武装部干点零活，挣两个钱……”

“那你不能用其他的办法帮助他吗？比如赠给他一些……你们家要是没有宽余的，我们家有……罢了，这事由我来办。”

“你可万万不能这样！大卫，你根本不知道，马建强是个自尊心忒强的人，他决不会接受。你为什么不想一想，一个人困难到这样的地步，而且要正直地生活下去，除了宝贵的自尊心还有什么来支撑他呢？”

“那你也不能老让他到武装部去嘛！”

“武装部怎啦？他又不是个坏人，为什么不能去！”

“不是这……你这人呀！你就不看现在多少同学说闲话？”

“让他们去说吧，真可笑，我不怕！”

“这叫我受不了……”

“想不到你也这么可笑！这是我自己的事，和你不相干，你别管！”

“你……”

“我怎啦？”

“啊……”

啊！我赶快离开那儿，向校园西南角那个落光了叶子的小树林跑去。我感到难受、羞愧，我已经给别人带来了这样的烦恼！

我的手在衣兜里捏住那一沓菜票，就像捏着一把圪针，身上的新绒衣和脚上的新棉鞋也叫人感到刺眼极了。

从此，我不敢再看大卫的眼睛。我觉得他应该恨我，我对不起他，他的烦恼不论怎样，都是我造成的。

大卫看来也真的完全陷入了一种深深的苦恼之中，平时连话也不说了。他的平静的内心和惬意的生活完全被这件事情打破。以前下午放学，他总是和吴亚玲一块离开学校；现在，他总是一个人低着头悄然地走。虽然他看来比一般同学要老练，但实际上他也还是个远不到二十岁的年轻人啊。

谣言越传越凶，全班人都在背后议论纷纷。不但我，吴亚玲，连郑大卫也都成了攻击的对象。平时，我们三个在班上学习最好，经常受老师表扬，有些人或多或少心怀猜忌，现在好不容易找到个缺口，能不尽情渲染、攻击一番吗？这些倒也罢了，最糟糕的是，我们三个无辜者之间的尴尬局面造成了一种极难堪的嫌疑。由于大卫的苦恼，别人真以为我和吴亚玲的关系说不清楚。而吴亚玲又一是个生性倔强的人，根本不愿向大卫的这种态度屈服。至于我，又能做些什么呢？误会正是由于我而产生的，我除了痛苦和沮丧，实在一筹莫展。

我想，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了，一切都无可挽回，但我起码还可以做到：再也不去武装部了。而且今后要远远地躲开吴亚玲，我应该仍然回到我自己的孤独中去。

十二

第一场大雪终于来临。

雪连续下了一天一夜。落雪的白天和夜晚，都没有起风，天气并不怎样冷，甚至有一种微微的暖意。雪花一直在静悄悄地飘落，大地很快就被白雪所覆盖。

雪是在第二天早上停的。但天仍然没有晴。下午起了风，满天的云彩骤然间像撕碎的棉絮一般飞散开来。苍白的太阳从云缝中斜射出微光，大地自得耀眼。远处的地平线上，覆盖着白雪的山峰失去了往日的峥嵘，似乎变得平缓了，模糊地显出许多柔和美妙的曲线。傍晚，风向变了，天空重新罩上一层铅灰色的云帐。

雪景是一种壮观。尤其在黄昏，大地上那种单纯的、无边无际的、模模糊糊的白色，会使人的内心变得非常恬静和谐。感情丰富的人，会在这样的时刻产生诗的联想，画的意境，音乐的旋律。

以前，每当这样的时候，我总爱一个人默默地踩着绒毡一样的积雪，在田野里漫无目的地走动，心中充满了喜悦。我常常在黄昏里面对白皑皑的山峦不由自主地微笑；或者故意在村前小河积雪的冰面上徜徉，好让自己在不知不觉中陶醉在一种难言的喜悦之中……

现在，我呆立在校门外右边的那座高大的石牌坊下，面对着同样是黄昏中的雪景，再也产生不了过去的那种情绪了。雪也似乎不像过去那般晶莹可爱，看上去惨惨白的，又经黄昏色彩的涂抹，心头泛起的却是凄凉之感。

我不再去武装部干活了。我真的又回到了自己的孤独中。

眼下的孤独全然不同于往日。我曾短暂地闯入过另一个生活领域，而当这个插曲像流星一般逝去的时候，心中便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空虚。我吞惯了生活的苦汁，一旦尝了些许甜头，那味道却永远地不能消失。反过来觉得眼前的苦，具有更大的苦味。我怀疑这是命运的捉弄。我虽然不是处处相信命运，但也还没有成为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我呆呆地望着学校下边武装部的院子，那在静静的雪夜里闪烁着的灯光，正像她的眼睛一般亲切、温暖。

她还在那尘土飞扬的窑洞里干活吗？她额头上的汗水还像珠子一般在流淌着吗？

那肯定是不会的了。她以前是为了我才去干那个苦活的。现在，她帮助人做了好事，却受到了诽谤。这多不公平！我自己受这种煎熬是可以的，为什么把不幸降临到她的头上！

我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吴亚玲忽然出现在我的面前。

我一经认出是她，浑身一阵哆嗦。

“到处找你找不见……你怕什么呢？你为什么不去干活了？亏你还是个男子汉！”她的手斜插在衣袋里，两只眼睛严厉地盯着我。

我感到无比的惶愧。

我怎样对她说呢？她应该知道，我这样做是对的。我怎能再让她承受那些压力呢？

我想分辩一两句，但说不出话来。此时此刻，她毫不在乎地又来找我，那勇敢坦荡、正气凛然的禀赋，使我一下子受到了巨大的震惊，就像一道闪电划过了我的灵魂，我猛然觉得我从这个女性身上看到了一种完全陌生而又非常令人惊奇的东西！这是一种什么东西呢？

我后来慢慢细想，才明白过来：这是一种脱俗的精神。而我身上所缺乏的正是这个。我以前尽管够得上是一个刚强严谨的人，但带着一股乡巴佬的小家子气。雪夜黄昏，这位女同学用她精神上的闪光照亮了我的缺陷。尽管当时我没能很快领悟她的这种气质，但给我以后的整个生活中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这个故事里将不会叙述这些了）。

我站立在石牌坊下，只是受审似的面向着她，不知如何是好。

或许是她的这种坦荡的胸怀感染和鼓舞了我，于是我抬起头大方平静地望了她一眼。雪地上的微光映出了她清秀的脸庞、倔强的额头、一双美丽清澈的眼睛。嘴唇是微微翘起的，浮着一丝亲切的笑意，显示出了她性格的另一方面：温柔、真诚、恬静。

“走吧，咱们现在就去！”她望着我，下巴朝武装部的院子扬了扬。

感激之情在我胸中奔突，我用哭声对她说：

“亚玲！我再不能连累你了。我自己完全可以生活下去……你是个好人！我像姐姐一样尊敬你……”泪水涌出了我的眼睛，热辣辣地淌到冰凉的脸上，又掉在了雪地上。

她笑了，说：“我比你还小一岁哩，不敢当的。”

接着，她轻轻叹了口气，说：“那今晚上就不去了，明晚上可一定要去呀。你知道，咱们可是包工活，剩下的我一个人干不了！”她冲我诡秘地一笑，转过身没入了茫茫的雪夜里。

我也向学校走去。一路上心里翻腾得厉害。我刚踏进学校的大门，就看见周文明背着个黄书包，从院子那边大大咧咧走过来。他大概在教室坐不住，回家去的。

我想躲开他，不愿和他打照面，但来不及了，他已经走到了我面前。

他棉帽的两片耳遮耷拉着，从头到脚打量着我，脸上堆起讥笑，学电影里日本人的腔调说：“又到武装部干活干活的去了？八路给你米西米西了？”

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愤怒，我没有出声，一扬手就狠狠给了他一巴掌。

我立刻惊呆了，我怎么能打人呢？

周文明也惊呆了。不过，他很快反应过来，把书包一扔，猛扑上来。

我们扭在一起，都倒在了雪地上。

一旦打起架来，我哪是这个家伙的对手！他终于把我按倒在雪地里，骑在我身上，揪住我的头发，直把我的头往地上碰。

我感到眼前一阵发黑。好在地上积雪很厚，头没有被碰破，但他还不肯罢休。

突然，我感到周文明猛地从我身上跌落了，先是咚的一声响，紧接着“妈呀”“妈呀”地叫开了。

等我爬起来的时候，周文明也正爬起来。我看见他用手背揩着嘴角上的一丝血。

我发现郑大卫就立在周文明面前，皱着眉，一声不吭地看着他。我明白了，刚才是大卫把他打倒在地的。

文明看见大卫满脸的阴沉，慌忙地从他身边绕过去，撒开腿跑了。他一边跑，一边骂道：“郑大卫，大熊包，老婆让人家拐走了！”

大卫嘴唇哆嗦着，把自己掉在地上的书包捡起来。

就剩下我们两个人了。这是一个极为难堪的场面。

我犹豫了一下，走近他一步，还没容我开口，他把书包往肩头一挂，望了我一眼，那眼神反映了一种难以捉摸的复杂情绪。他迅速转过身，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站在空荡荡的雪地上，望着他远去了的背影，心里难受：他无意和我说话，这个生活的幸运儿！不过他对我分明深有成见，仍然助人危难，这说明他为人刚直。啊，大卫呀大卫，难道你就看不出来我和亚玲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吗？你能相信那些生造瞎编的谣言吗？请你认认真真地想一想吧。

十三

第二天，我已经完全没有心思去上课了。我连假也没请，就离开了学校。在学校的四堵墙里，我感到非常压抑，一分钟也呆不下去。

可是，上哪儿去呢？

从校门里望出去，只见四野茫茫，路断人绝，看不见任何飞禽走兽。城市高低错落的建筑物全埋在厚厚的积雪里。屋脊上的烟囱飘曳着一缕缕灰白的烟，融入了铅一般沉重的天空。冷飕飕的小北风夹着细小的雪粒迎面打来，像无数枚针刺着一般疼。

我出得校门，穿过那座石牌坊，在没有路的地面上随意向旷野走去。一不小心我滑倒了。滑倒就滑倒，我索性也就不爬起来，闭住眼躺在雪地里，专心地、痛苦地思考着唯一的问题：我该怎么办？

怎么办？吴亚玲横遭非议，郑大卫强忍痛苦，周文明火上加油，全班同学在看笑话……而这一切都是由我才引起的。我现在甚至憎恶自己的存在。

可是，吴亚玲痛苦，郑大卫痛苦，难道我就不痛苦？难道我已经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了？

一种委屈的情绪使我鼻根发酸。我赌气地想：我现在之所以落到这样的境地，说到底，是因为我没有一个挣工资和吃国库粮的爸爸！我贫困，但我并不眼红别人富有，也从没抱怨过什么，只怪自己的命运不济。本来，我自己是可以咬着牙默默地生活下去，把高中的学业完成的。可是，却偏偏出了个吴亚玲……

难道我又能怪她吗？

不！她是高尚的。她不仅在物质上帮助了我，更重要的是在精神上给了我友爱和温暖。她帮助了我，却为此付出了名誉的代价——对一个女孩子来说，名誉并不是可有可无、可好可坏的。

我也想到了郑大卫。也许他看得出来，吴亚玲和我是清白的，但众人的舆论使他难以忍受。他良好的品格使他在诽谤面前得以容忍，但也因此而越发加深了他的痛苦。

诚然，我更多的还是从吴亚玲的角度看问题。我知道，亚玲心里热爱大卫，她看见他痛苦，肯定会百倍地增加她自己的痛苦。我们中间，最苦的还是吴亚玲。

我抓起一把又一把雪，狠狠在自己脸上搓；我在雪地上打滚，揪自己的头发，像一只受了枪伤的野兽。

已经到中午了。从早上到现在，我粒米未沾，滴水未进，但并不感到饿。

我从雪地上坐起来，双手抱住膝盖，像走了很长时间的路，感到浑身疲乏。我迷茫地遥望着白雪皑皑的远方……

远方有两座山，在那两座山的中间，是个像瓶颈一样的沟口，从那沟口进去，不就是通往家乡的路吗？

此刻，马家圪崂的乡亲们也许正坐在炕头，老头们在捻毛线，男人们倒在枕头上打鼾，女人们怀里抱着饿得睡不着觉的孩子们，嘴里低吟着古老的歌谣：“鸡呀鸡呀不要叫，狗呀狗呀不要咬，妈妈的命蛋蛋好好睡觉……”

父亲呢？也许正在那黑得像山洞一般的土窑洞里，蹲在炕头上，一锅接一锅地抽着旱烟。或许并不在炕上，而将那把祖父手里传下来的长方形的黄铜锁锁住冰窑冷炕，拖着瘸腿，一拐一拐在山洼里寻找寒风没有摇落的野酸枣。要么，干脆在村头碾谷场上，扫出一块干净的空地，支一只草筛子，撒上一把谷糠，扣它一两只贪嘴的麻雀。我好像看见他躲在老远的柴垛后面，两只手正拉着拴着筛子的绳子，眼睛盯着那块空地，等待着，等待着；积雪落满了他的双肩，落满了他苍白的头发……要是他今天能吃上一只烧麻雀或者几颗干瘪的野酸枣，他就一天不会动烟火了，而把那省下的一点口粮托人捎给我……

我双手蒙住脸，忍不住哭了。

雪又开始密了，大了，飞舞着的雪花把天地间搅得一片迷蒙。地平线在视野里消失。一片两片的雪花，钻进了发烫的脖项里，融化了，变成冰冷的水滴向脊背上流去，叫人不由得打寒颤。旷野里静悄悄的，我的哭声只有我自己在听。

啊，我是多么害怕自己在心里已经做出的那个决定呀！但我又必须去这样做：为了解脱所有其他人的痛苦，我决定要退学了。

这无疑等于自己扼杀自己。我知道，我的一切美好的理想和无数未来的梦都被打碎了。为了今天和将来，我已经走过了漫长而艰难的路，现在正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却遭到了挫折，而这挫折竟是这样没有料到的原因所造成！

但从另一方面看，我又不能不这样做。对于我这样的年龄、这样的性格、这样的社会处境的人，遇到这样的事，要想在道德上成全自己，只能采取这样的行动。我没有那种既能排除别人的误会和痛苦，又能使自己灵魂安宁的力量。我只能使自己承受加倍的痛苦，去换得别人的不痛苦。

一种油然而生的豪侠气，使我的精神变得爽朗。我丝毫也不懊悔自己的决定。这也是我的良心的要求。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只是对另一颗高尚心灵的回报。

雪越下越大，被风吹斜的雪花，像白色的无边无际的瀑布向大地上倾倒下来。

此刻，欢愉的情绪在我的周身漫延开来。这是由于心灵的纯净而产生的情绪，任何一个正直的人都会有所体验的。

正在这时，我感到有一个什么沉甸甸的东西落在了我的肩头。我抬起头：呀，是我的班主任李老师，搭在我肩上的正是他的手。

李老师就蹲在我身边，眼睛透过瓶底一样的厚镜片看着我，问：“建强同学，你病了？”

我摇摇头。

“家里出了什么事？”

“没有。”我回答。

“你自己有什么事？”

“……”我语塞了。

“是的，我看你好像有什么事，最近你情绪不太好。是不是又没粮了？你下午到我宿舍来，我还有一些剩下的饭票，你拿去，不要客气。我胃不好，吃不了多少……现在是困难时期，大家都在饿肚子。不论怎样，还是要好好学习，要想着祖国的未来。你是个有前途的青年，千万不要耽搁学习。今天，你旷课了，连假也没请……还是周文明同学告诉我，说他看见你在这里……”

李老师拍了拍我身上的雪。我站在他面前，冻僵了的腿直哆嗦。我不敢看那对有着许多圈圈的镜片，只是低着头，手在脸上无意识地摩挲着，缓慢地说道：

“李老师，我很感谢您，我……我就要离开学校了！”

“为什么？”李老师高大的身躯弯下来，近视镜都快挨到了我的脸上，迷惑地看着我。

我再也忍不住，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把头伏在李老师宽厚的胸前，哽咽得再也说不上一句话来。

李老师一条胳膊搂住我的肩头，另一只手轻轻在我肩背上摸着，说：“建强同学，你是一个性格坚强的孩子，怎么能因为困难就退学呢？就是你回到家里，也照样是缺粮啊！你千万不能这样，古话说，一失足成千古恨。等你将来后悔了，就来不及了……”

“不是因为这……”我抬起头来，犹豫了一下，竟然一口气把所有的心事都向李老师倒了出来。我觉得他是一个经过世事的长辈，他的人品也完全值得我尊敬和信任。再说，他是我的班主任老师，我应该对他说明我退学的原因。这并不是为了让他把我挽留下来。不，我已经决定要走，这是无论如何不能改变的。

“啊，原来是这样……”李老师听我叙说完，轻轻说了一句，然后就在雪地上踱步。

他在我面前的雪地上转了一圈又一圈，后来又坐在了雪里，两只手微抖着从衣袋里摸出一支困难时期出的“经济”牌纸烟，点着后一口接一口抽起来。

踱了好一阵，他停下来，用两只手捧起我的头，厚镜片对着我的脸，满怀激情地看了看我，缓缓说：“咱们回去吧……”

一路上，我的老师什么话也不说，我根本猜不出来他对我的这些事是怎么看的。

进了学校，我要回宿舍去，但李老师不让，叫我跟他到了他的宿舍。他肯定有什么话要对我说。

十四

李老师让我坐着，然后在桌子下面的一个纸箱子里摸索了半天。

我看见他摸出两个鸡蛋。这年头，鸡蛋可是稀罕物，李老师不知什么时候存下的，大概舍不得吃，放了好久，蛋壳上都蒙了厚厚一层灰。

他把鸡蛋洗了洗，放进火炉上的铁锅里，才坐到我对面。

他扶了扶近视镜，默然了一阵，开口说：

“我今天很激动。为什么？是因为你的事深深触动了我，使我回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噢，本来我不该把自己这样的事告诉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可是……”

他犹豫了一下，接着便又缓缓地说起来。

“……这已经过去多年了。那时，我还年轻，快大学毕业了。就在这个时候，我深深喜欢上了我们班上的一位女同学。在大学的最后一年，我们是可以考虑婚姻问题的。那位我所喜欢的女同学对我也不错。

“可是不久，我才知道我最要好的一个朋友已经追求这位女同学多时了。如果没有我，他们是完全可结合的。由于那位女同学对我表示了更深的好感，使得我的朋友陷入了极大的痛苦。

“我当时懊丧极了。我虽然喜欢那位女同学，但看见我的朋友那样痛苦，感到自己做了一件不应该做的事。

“就这样，在毕业分配时，我终于放弃了留校的机会，自动要求到你们这里来了。你知道，我们那里离这里几千里路。我当时只有一个想法：远远地离开他们，让他们结合……后来呢，他们果然结婚了……”

李老师站起来，开了柜子上的锁，在里面取出一张照片递给我。我看见，那上面是笑得甜甜的一男一女，在他们中间，有一个小男孩。这无疑是李老师的朋友一家了。

“后来我在生活中再也没遇到一个自己满意的女同志，因此直到现在，拿你们本地的话说，还是光棍一条……”李老师淡淡地笑了笑，又说，“但我现在并不后悔自己当年的作为。人在世界上，难道不应该活得更高尚一些吗？当然，你的事和我不一样，但从精神上说有共通的地方，因此使我激动。”

李老师平静地叙说着，但神态是那样的庄严。

我也静静地听着。我第一次听见这样令人感动的关于爱情的故事。

“不过，建强！你难道就非得退学不可吗？这似乎是不必要的。让我来做做你们所有人的工作吧！你，亚玲，大卫，文明……请你相信我能做好你们所有人的工作。”李老师站起来，手搭在我的肩膀上，等待着我的回答。

“不！”我抬起头望着亲爱的老师。他刚才给我讲的他自己的经历更使我坚定了我的信念和决心。我对他说：“李老师，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您越做工作，影响越大，说不定会闹到全校同学都知道这件事。这样，对吴亚玲同学的压力就更大。我已经决定了，非退学不可。我回去可以自学，我决不会丢掉学业的。我现在只要求您，对同学和学校领导说我是因为家庭困难才退学的，千万不要说出真相。在我离校之前，也请您保密，让我悄悄地走……”

我的喉咙堵塞了，再也说不下去，两只手抱住头，一下子趴在了桌子上。

当我抬起头来时，见他把一封信递到我面前。我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

李老师扶了扶近视镜说：“我尊重你的决定和对我的要求。这封信，是我给咱们邻县中学的教导主任写的，他是我的朋友。你们那里到邻县和到咱们县城距离差不多，我建议你到邻县中学继续上学。那里只是环境生疏一些，说话口音和咱们县不一样，慢慢就会习惯的。你先去联系一下，如可以，你再来补办个转学手续。”

我感激地拿起了这封信，不知说什么是好。

“我……尽量这样争取吧……”我站起来，向李老师告别，他却一把拉住我，把两个煮熟了的鸡蛋硬塞到我的衣袋里。

第二天上午，我就办完了退学手续。这一切很容易，因为在这困苦的年月，退学的人几乎每天都有。至于行李，没什么可收拾的。我想：明天一早，在打起床铃之前，我只消把铺盖一卷就可以起身了。

整个下午和晚上，我所碰见的班里的人都告诉我，吴亚玲在找我。其实，有几次我已经看见了她，故意躲开了。我想，她大概又是要找我到武装部去干活。别了，永别了……

我决心在我走之前，再不看见吴亚玲。晚上，我有意没在宿舍里，到高年级教室后面的大墙外消磨掉时间。

很晚了，我才回到自己的宿舍。

同学们都已经睡熟了，灯还亮着。我在地上怔怔地站了一会。这个时候，我才感到一种难言的悲哀。明天啊，我就要离开这里了，也就是说，我将要离开自己原有的生活道路，要重新开始一种新的生活了！

我也可能去邻县的中学继续上学，但怎能再折腾得起呢？我想我多半要剃个光头，春夏秋冬，把自己的全部青春和生命贡献给土地。劳动并不是一种耻辱，而是我们生活的基本要求。当个农民，对于土生土长的农家儿女来说，这样的命运是很平常的，无数的人都这样走完自己生命的历程，就像一棵平凡的树苗，从土地上长出来，最终又消失在土地里……

我打开铺盖，发现被子里夹着几本书，一看，是《青年近卫军》、《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把一切献给党》。

我像预感到什么似的，很快把书翻了翻，果然还夹着一封信，正是吴亚玲的。

马建强同学：

我中午去教导处开会，听老师说咱们班一个同学退学了，刚办完手续。我赶快问他这个同学是谁，一问才知道是你。我难受极了，下午和晚上到处找你，也没有找见。你肯定在躲着我。我知道你退学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我没有想到我的好心却给你带来了恶果。我很痛苦。不论怎样，我认为你根本不应该退学的。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送你两本我爱读的书，你也一定会喜欢的。我想，不论国家和我们个人眼前遇到多大的困难，遭到多大的不幸，我们决不应丧失信心。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勇于牺牲，手拉着手朝前走，使我们的青春无愧于我们伟大的祖国，伟大的时代。这三本书会帮助我们更好地走向生活……

吴亚玲

我把这封信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心里就像开水锅一样翻腾着，久久不能平息。

我从被窝里爬起来，拉灭了灯，一个人又出了宿舍，来到学校的大操场上。

天已经晴了。暗蓝的天幕上，点缀着密密麻麻的星星。一轮明月挂在高空，清冽冽的光芒照耀着白雪皑皑的大地。

我长久地徜徉着，似乎想了许多许多，又像什么也没想。感情的潮水在胸中涌动，酸甜苦辣，样样味道都有，想笑，又想哭……

十五

这可是一个绝好的早晨。太阳从遥远的地平线升起来，给积雪的大地涂抹上一层淡淡的红光。整个黄土高原这样一装扮，气势顿时显得异常的雄壮。冬季里满眼的荒凉都被厚绒绒的白雪遮盖了；大地上所有的高低错落和参差不齐，都变成了一些单纯的互相衔接的曲线。一切都给人一种丰润和壮美的感觉。

瘦骨伶仃的我背着行李，出现在原野里，走进这样一幅大自然的图画中。

出了县城，穿过平展的田野，进了大山夹着的深沟——山路立刻变得崎岖险要起来。

我艰难地跋涉着。为了不掉进深涧，思想和精力全部都集中在脚下。

为了避开同学们的目光，我是在天还不明的时候就悄悄离开学校的。没有睡觉，没有吃饭，肚子饿得像猫爪子抓着一般。眼睛发黑，腿在打颤，十几里的路上已经记不清摔了多少跤了。

在一个可以避风的石崖下，我连人带行李一起倒在了一块没有落雪的土堆上，闭住眼大口大口地喘息。

我倒在这里，再也起不来了。一种孤苦伶仃的感觉控制了我，寂寞、灰心，就像一个打了败仗的士兵。记得在夏末初秋的时候，我正是怀着美好的心情从眼前这条路上走向县城，走向我向往着的新生活的。现在，却从相反的方向回来了。这也许是我整个生活转向的起点。

尽管如此，我对我的行为并不后悔。不，一切过去的都已正如父亲所说的：“咱们的祖坟没有埋着好风水！”

“爸爸，你说得对……”我闭着眼睛，头枕着铺盖卷，喃喃地念叨着，不知是瞌睡还是昏迷，感觉到意识无法控制，渐渐地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后来，我梦见我死了，尸体放在一块冰上，骨头都被冻裂。甚至还在梦中我就发出这样的疑问：既然死了，为什么我还能觉得冷呢？噢，原来我并没有死。但是，怎么啦，周围的冰仿佛变成了热的，使得我身上渐渐暖和起来。并且，我好像还听见有谁在很遥远的地方呼叫着我的名字……

我醒了。睁开眼一看，身上盖着一件棉大衣，郑大卫正蹲在我身边。这比梦境更叫人不可思议。

“建强！”大卫叫了一声，用手背抹了抹镜片下面的泪水，嘴唇哆嗦着。然后，他从身上的挂包里掏出一把饼干，双手捧到我面前。

我立刻意识到眼前发生了怎样的事情。一阵颤栗闪电般传遍全身。以前所有的嫌隙顷刻间化为乌有，充满眼前的是净化了的真诚。我从大卫手里接过了饼干，也接过了他对我的崭新的情谊。

“我对不起你，没想到把你逼到了这步田地。我听亚玲说你为此退了学，感到揪心般难受，就跑来追你了。你一定要回学校去！我们已经重新给你在教导处报了名，你一定要回去。同学们听说你退了学，还捐助了许多粮票和钱，大家都在等待着你。李老师还把我和亚玲、周文明叫去谈了话，他俩也来了，在后边……请你原谅我吧……”

他把掉在地上的棉大衣披到我身上，像大哥一样，胳膊亲热地搂住了我的肩头。

我在他的胳膊弯里哭了。幸福、喜悦、委屈，所有的感情都一齐涌上来了。

大卫也在抹泪。这时候，我们都像孩子，又都像大人。是的，我们正在离开孩子的时代，走向成年人的阶段。在这个微妙的，也是美好的年岁里，它将会留给我们多少难忘的回忆啊！

这时候，从我们身后响起了一声喊叫：

“追上了！追上了！”

这是周文明。在他后边，是满身糊着雪粉的吴亚玲。她看见了我，猛地站住了。喜悦的笑容绽开在她的脸上，眼睛里绷着一层泪花。

周文明三跷两蹦就来到我面前，一改平时的骄横，脸上泛起红潮，直率地对我说：“很对不起你。李老师已经批评了我，我给亚玲和大卫道了歉，现在也要向你道歉。我耻笑过你，伤害过你，请你原谅。你实际上是一个有骨气的好人，不好的是我。我这人毛病是太多了，从小在巷子里打架长大的。我记起了你的许多好处。旁的不说，每次考试，我不会，总要偷看你的几道题；你明知道我偷看，也不告给老师，还有意让我看哩……嗨！不是你，我恐怕今年下来要留级了。从今以后，我也要好好向你们几位同学学习。建强，你回去吧！以后缺什么就说，我们家什么都有。我们拜个干兄弟吧！你以后在学习上多帮助我……你能原谅我吗？”

周文明的话使我深受感动，我对他说：“我永远不会记恨你的。你很聪敏，只要努力，学习一定能赶上来！”

亚玲走上前来，对我说：“快回去吧，李老师也在后面赶来了。咱们快点往回走，好让他少跑点路。他是个深度近视眼，别让他跌一跤，把眼镜给碰掉了！”

我们都笑了。大卫开玩笑地对我说：“看你犹犹豫豫的，还有什么要谈判的条件吗？”

我却认真地对他说：“那你……一定要和亚玲好！”

大卫的脸刷地红了，亚玲的脸也红了，文明却背起我的铺盖卷，大喊一声：“咱们开路开路的！”他喊着，走在前头，又转身对我们说：“路不好走，咱们四个人干脆一个拉着一个。我走头，开路开路的；建强拉着我，大卫拉建强，亚玲拉大卫，空气拉亚玲！好不好？”他向我们做了个鬼脸，大卫和亚玲相视一笑，都不好意思地把头扭到了一边……

就这样，我们四个人手拉着手，踏着我们来时踩出的脚印，跌跌爬爬，嘻嘻哈哈，在白雪皑皑的峡谷里行进。走在前面的周文明吹起了响亮的口哨；口哨吹出的旋律是我们熟悉的《游击队之歌》。我、大卫和亚玲，忍不住和着文明的口哨声，轻轻地跟着哼起来。我们的父兄们当年就在这些山野里哼着这首歌，战胜了无数的艰难和困苦，赢得了革命的胜利；今天，这不朽的歌曲同样使我们的感情沸腾，激励我们在困苦中热情地生活，坚定地前进！

我拉着伙伴们的手，唱着亲切的《游击队之歌》，走向县城，走向学校，走向未来；我浑身的血液在激烈地涌动，泪水很快蒙住了眼睛，两边那耀眼的雪山逐渐模糊了，模糊了……

一九八〇年冬天到一九八一年春天写于西安（原载《当代》1982年第5期）

黄叶在秋风中飘落

一

父母亲先后去世了，大学又没考上，生性倔强的卢若琴只好把关中平原小镇上那座老宅院用大铁锁锁住，跟哥哥到黄土高原的大山深沟里来了。

老家那十九年一贯制的生活结束了，她来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里。她有些伤感，但又有点新奇。

这个女孩子身上有点男孩子的气质，看来对什么事也不胆怯。何况她已经读过《居里夫人传》一类的课外书，自以为对于生活已经有了一些坚定的认识。

她对于自己从富饶繁华的平原来到这贫瘠荒凉的山沟满不在乎。当然，这也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亲爱的哥哥在她身边。

哥哥是有出息的。虽然不到四十岁，就是这个县的教育局副局长。她尽管基本上没和哥哥一块生活过，但知道他是一个出色的人。她从哥哥每次探亲回去的短暂相处中，就感到他既有学问，又有涵养，不能不叫人前然起敬。她经常为有这样一个好哥哥而感到骄傲。现在她来到了他的身边，就像风浪中的船儿驶进了平静的港口。

当然，出众的人往往遭遇不幸的命运。哥哥正是这样。两年前，嫂子病故了，他一个人带着五岁的玲玲过日子。这两年，他又当爹，又当娘，还要当局长。她现在心疼地看见，一个风度翩翩的男人，一下子就好像衰老了许多。

她来到这里并不是要扎根于此地。她要安心复习功课，准备再一次高考。哥哥让她就呆在家里学习，家务事什么也不用管。玲玲已经上学，没什么干扰；又有电视机，可以学英语。

但她不。她提出让哥哥给她在附近农村找个民办教师的职务，她可以一边教学，一边复习功课。

“为什么？”哥哥问她。

“不愿让你养活我。”她回答。

进一步的谈判显然是没有余地的。哥哥似乎也隐约地认识到他的妹妹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大人了，只好依从了她的愿望。于是，卢若琴就来到了高庙小学。

高庙离县城只有十华里路。这所学校并不大，只有四十多个娃娃，是高庙和附近一个叫舍科村联合办的。学校在两个树之间的一个小山湾里，一溜排石头窑洞和一个没有围墙的大院子。院畔下面是一条简易公路；公路下面是一条小河；小河九曲八拐，给两岸留下了一些川台地。

起初来到这里，一切都还很不习惯。视野再不像平原上那般开阔了，抬头就是大山。晚上睡在窑里，就像睡在传说中的一个什么洞里似的。她有一种孤寂的感觉。白天还好一点，孩子们会把这个小山湾弄成一个闹哄哄的世界。一旦放了学，这里便静悄悄地没有了什么声息。学校下面虽然有一条公路，除过县城遇集热闹一番，平时过往的人并不多。至于汽车，几天才驶过一辆，常惹得前后村里的狗在这个怪物扬起的黄尘后面撵上好一阵子。

除过教学，她就把她的全部精力投入到复习功课中去了。有时，她很想一个人出去走走，唱唱歌，就到简易公路或小河岸边去溜达溜达。因为人生地疏，也不敢远行。

好在哥哥时不时来看望她，给她各种有言或无言的安慰。她在星期六也回县城去，与哥哥和玲玲共同度过愉快的一天，然后在星期天下午又回到这个天地来。

新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除过她，这学校的另一个教师就是高广厚。他前几年在地区的师范学校毕业，已经转为正式的公派教师，也是这个学校的当然领导。

老高三十出头，粗胳膊壮腿，像一个地道的山民。他个子不算矮，背微微地有些鸵，苍黑的脸上，已经留下岁月刻出的纹路。他平时言语不多，总给人一种愁眉苦脸的感觉。

但他的爱人却是个极标致的女人。她穿着入时，苗条的身材像个舞蹈演员。这地方虽然是穷乡僻壤，但漂亮的女人随处可见。这一点卢若琴很早就听过许多传闻，据说古代美人貂蝉出生地就离这地方不远。相比之下，卢若琴却不能算漂亮了。可她也并不难看，身干笔直，椭圆形的脸盘，皮肤洁白而富有光泽，两只黑眼睛明亮而深邃，给人一种很不俗气的感觉。

高广厚已经有一个四岁的小男孩，漂亮而伶俐，两口子看来都很娇惯这个小宝贝。卢若琴不久便知道，刘丽英初中毕业，但没有工作，娘家和高广厚一样，也就是这本地的农民。

卢若琴刚来时，经常看见刘丽英郁郁寡欢，对待新来的她不冷也不热。若琴是个敏感的姑娘，她猜想丽英一定在心里说：“哼！你有个当官哥哥，叫你能混一碗公家饭吃！我也中学毕业，可是……”

若琴完全能体谅她的心情，尽量地亲近这个美人。她很喜欢四岁的兵兵，每次从县城回来，总要给这个孩子买一点吃的。兵兵马上和她成了好朋友，常往她窑里跑。这样，丽英也就借找兵兵，常来她宿舍。通过一些交谈，若琴知道丽英爱看小说，学校订那么几本文学刊物，每期她都从头看到尾，并且还给她津津有味地转述一些瞎编乱造的爱情故事。卢若琴对这些东西毫无兴趣，而丽英竟然能说得泪水汪汪。

看来这女人外冷内热。卢若琴发现，她对她的儿子极其疼爱，尽管孩子已经能走能跑了，但她还是经常把他抱在怀里，像个袋鼠一样。她那两片好看的嘴唇不时在儿子的脸蛋上亲吻着，有时还在孩子的屁股蛋和脏脚丫子上亲。即使孩子学一些难听的骂人话，她也不教育孩子改正，还笑有喀地夸赞儿子竟然能学着骂人了。

她对丈夫却很厉害，经常挖苦和骂他，有时甚至不避生人。卢若琴很反感这一点，觉得她缺少起码的教养。那位老高可是老态度，遇上这种情况，总是一声不吭。卢若琴也反感高广厚这一点儿，觉得他缺少男子汉起码的气质。可是她看得出来，高广厚对刘丽英爱得很深切。

不知谁说过，老实巴交、性格内向的男人，往往喜欢和自己性格完全相反的女人结交。哥哥就是这样，一个老成持重的人，当年偏偏娶了县剧团一个爱说爱笑的演员。女人大概也一样。她将来应该找一个什么样的丈夫呢？想到这一点，她就偷偷害臊半天。

现在这一切还为时过早，她应该努力做好眼前的事，并且好好复习功课才对。是的，她应该再碰一次命运。按她平时的学习，她上一次本来是可以考上大学的。叫她痛心的是，母亲正是在她高考前两个月去世的。她还不到二十岁，基本上是个娃娃，不能控制住自己失去母亲的悲痛，无法集中精力投入那场可怕的竞争，很自然地被高考的大筛子筛下来了。

哥哥时不时给她送来各种各样的复习提纲。大概因为哥哥是顶头上司吧，他每次来的时候，广厚一家人对他极其热情。她和高广厚上课的时候，丽英就帮她给哥哥做饭。她下课回来，丽英已经招呼着哥哥吃饭了。她是一个麻利的女人，并且在有点身份的人面前，谈吐文雅，彬彬有礼。这使卢若琴很惊讶，她想不到丽英还有这样的一面。不过，她猜想丽英是不是想让哥哥也给她安排个民办教师职务，因此对哥哥才这么热情？她倒是希望哥哥确实能把丽英安排了，因为老高就那么点工资，日子过得相当紧巴。

她极其同情高广厚。这个厚道人整天埋头为学校的事操劳，还得要做家务，听丽英的奚落和咒骂。老高对她是很关心的，经常把劈好的柴摞在她门前；帮助她买粮，磨面，担水……这一切都使她在心里很受感动。他是个事业心极强的人。她已经听哥哥说过，高老师教学在县上是呱呱叫的，高庙每年在全县升初中的考试中都名列第一。在工作中他也从不为难她。这几个月里，她的一切困难他都会细心地考虑到，重担子都由他一人挑了。她看得出来，他这样关怀她，倒不是因为她是教育局长的妹妹，而是他本质上就属于一个好人。

二

不知为什么，最近以来，美人儿丽英对她的丈夫越来越凶狠了。她整天摔盆子掼碗，骂骂咧咧。可怜的老高把头埋得更低了，似乎他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坏事。妻子在窑里骂，他就拉着兵兵来到院子里。他也不和儿子说话，只是抱着他，呆呆地看一会儿，然后轻轻地，或者重重地在他红苹果似的脸蛋上亲吻着，直到儿子说“亲疼了”才住气。

有时候，他正亲孩子，丽英一下子又骂到院子里来了，并且一把从他手里夺过孩子，骂骂咧咧地回窑去了，似乎表示这孩子是属于她一个人的，高广厚没权利亲他。

高广厚这时两片厚嘴唇哆嗦着，垂着两条长胳膊站在院子里，难受得就像手里的糖被鸡叼走的孩子一样。他仍然不吭一声，像一块没有生命的石头。

他显然对这一切都无能为力，也就麻木了。可是窑里老婆的咒骂却越来越猛烈了，又夹杂着孩子的尖锐的哭叫声，就像这小山湾里发生了什么祸事似的。

丽英的咒骂总就那么些内容，无非是抱怨她“鲜花插在了狗屎堆上”，说她命薄，寻了一个“狼不吃狗不闻的男人”。

每当这样的时候，卢若琴心里感到很不是味儿。她深深感到，这是一个没有幸福的家庭。她同情可怜老高。但她自己是个不到二十岁的女孩子，没勇气去安慰一个大人。她就只好离开这令人心烦的地方，从学校的院子出来，下了小坡，来到简易公路上。她怀着一种极其郁闷的心情，在简易公路上漫无目的地溜达着。

有时，这样溜达着的时候，她就会看见前面的公路上慢悠悠地过来一辆自行车，上面骑着一个老成持重、穿一身黑粗呢料的人。这是亲爱的哥哥。他最近越来越多地到高庙来看望她。她很过意不去，几次给哥哥说，她已经在这里习惯了，要他不必经常来。哥哥总是微笑着说：“我最近工作也不忙，路又不远，出来散散心……”

九月下旬，连绵的阴雨开始下个不停。白天，雨有时停一段时间，但天气从来没有晴的意思。大地和人的心都泡在湿淋淋的雨水里，显得很沉重。学校的院子里积满了水；院子下面的公路变成了稀泥浆，被行人的脚片子踩得乱糟糟的。

这样的天气是最令人烦躁的，听听丽英对高广厚不断加骤的咒骂声就知道了。

但老高这几天可顾不上听这个老节目。因为学校窑洞旁边被雨水泡得塌了一批土，家长都吓得不敢让孩子们上学来了。高广厚怕耽误娃娃们的功课，急得白天黑夜跑个不停。他安排让她在离学校较近的生产队一孔闲窑里给娃娃们上课，他自己跑看到舍科村去。

他一早在丽英的咒骂声中走出去，晚上又在她的咒骂声中走回来。回来的时候，丽英竟然不给他留饭。他就一个人蹲在灶火圪崂里拉起了风箱。

卢若琴这时到他家去汇报这一天的情况，看见他这副样子，总想给他帮点忙，又不好意思。

她是个机灵的姑娘，这时她就借机把兵兵抱到她窑里，拿出哥哥给她送来的点心塞到孩子的手里，教他说：“你吃，也给爸爸吃，好吗？”兵兵答应后，她就把兵兵又抱回到他家里。她希望老高能吃她的几块点心先填填肚子。可怜的人！他大概已经十来个小时没吃一口东西了吧？她知道自尊的老高是不会在学生家里吃饭的。

兵兵真是个乖孩子，他把点心硬往高广厚手里塞，小嘴伶俐地喊叫说：“姑姑的点心，咱们两个吃！”

高广厚这时便停止了拉风箱，在兵兵的红脸蛋上亲一口，咧嘴一笑，说：“谢谢你姑姑了没有？啊？爸爸不饿，你和妈妈吃。”他接着便会讨好地瞥一眼躺在炕上看小说的丽英。

丽英对于丈夫这近似下贱的温存不屑一顾，甚至厌烦地翻过身，把她那漂亮的后脑勺对着灶火圪崂。

卢若琴这时就忍不住鼻子一酸，低头匆匆地走出了这个窒息得令人喘不过气来的窑洞。

三

又是一个雨夜。

卢若琴躺在土炕上睡不着。哥哥以前还说这山区的主要特点是干旱，雨比油还金贵呢，可这讨厌的雨断断续续地下了十三天还没个停的意思。

雨夜是这么宁静，静得叫人感到荒寂孤单。雨夜又是这么的乱，乱得叫人有点心神不安。

她怎么也睡不着。于是就闭住眼，设法想别的事：烫热的阳光，缤纷的花朵，湖绿的草坪；大道上扬起的黄尘，满脸淌汗的马车夫，金黄的干草堆，蓝天上掠过的灰白的鸽群……她想用幻觉使自己的耳朵丧失功能，不要再听窗外秋雨拍打大地的声音，好让自己迷糊着进入梦乡。

但不能。耳朵在淘气地逗弄着她，偏偏把她的神经拉回来，让她专心谛听外面雨点的各种奇妙的声音。雨点的声音像一个有诱惑力的魔鬼发出的声响，紧紧地抓住她的听觉和注意力不放。

她索性以毒攻毒，干脆用欣赏的态度来感受她所讨厌的风雨声。她把它想象成那些迷人的小夜曲，或者庞大的层次复杂的交响乐，企图在这种“陶醉”中入睡。

但她仍然睁大着眼睛睡不着。

“唉，这也许不能怪雨……”她想。

她从小土炕上爬起来，摸索着点亮炕头上的煤油灯，拿起一本高中化学课本。

她什么也没看进去。耳朵不由自主地听着外面的动静。该死的耳朵！

院子里突然响起了一阵扑哒、扑哒的脚步声。他！他回来了！隔壁传来了敲门声。

是他。老高。

又一阵敲门声。敲门声后，是长长的寂静。

卢若琴静静地听着。她焦灼地等待着那“吱呀”的一声。

这声音终于没有传来。卢若琴听见的只是自己太阳穴的血管“突突”的跳动声。

又一阵敲门声。

仍然是长长的寂静。

该死的女人！她在装死！唉，可怜的老高奔波一天给娃娃们上课，现在一定浑身透湿，垂头丧气地站在自己门外而进不了家。

卢若琴从来没有想到一个女人会狠心到这种地步。她听人说过，丽英原来是对丈夫有点不满意，但一般说来还能过得去。鬼知道她为了什么，最近对老高越来越不像话了。丽英她逞什么能哩？除过脸蛋子好看外，再还有什么值得逞能的资本呢？

“咚咚咚！”

敲门声又响了。那个饥寒交迫的人这次稍微用了点劲——大概是用拳头在往门板上捣。

“哪个龟孙子？”丽英在窑里出口了。

“开开……门……”

他牙关子一定在上下磕着。

“你还知道回来哩？”

“我头疼！下不了炕！”

“好你哩……开门……我的脚……碰烂了……”卢若琴一直紧张地坐在炕上听旁边的动静。当她听见高广厚刚才那句悲哀的话，心头忍不住打了个冷战。门终于还是没有开。

听见外面一声沉重的叹息，就像犁地的牛被打了一鞭所发出的那种声音。然后就响起了那扑哒扑哒的脚步声。每一脚都好像是从卢若琴的心上踩过去。他大概离开了自己的门前。

脚步声没有了。可怜的人！在这黑洞洞的雨夜里，你到哪里去安身呢？

卢若琴怔怔地坐在炕上。一种正义感像潮水一般在她胸脯里升腾起来。对丽英的愤怒和对老高的同情，使她鼻子口里热气直冒！

她什么也不顾忌了，三把两把穿好衣服，跳下炕，从枕头边摸出手电筒，风风火火打开了门，来到了院子里。

冷风冷雨扑面打来，她浑身一阵哆嗦。

外面漆黑一片。她用手电筒从院子里依次照过去。

看见了。可怜的人，他正抱住头蹲在院畔的那棵老槐树下，像一个没有生命的物体一样，任凭风雨吹打着。

手电的光亮使他惊骇地回过头来。

她走到他跟前，说：“到我窑里先暧和一下，外面雨这么大……”他犹豫了一会儿，就困难地站起来，也不说话，一瘸一拐地跟着她进了窑。

灯光立刻照出了一张苍白的脸。他难为情地看了一眼卢若琴，叹了一口气，坐在了桌旁的凳子上，两只粗糙的手有点局促地互相搓着。

卢若琴用很快的速度给他冲了一杯滚烫的麦乳精，加了两大勺白糖，然后又取出一包蛋糕，一起给他放在面前，说：“先吃一点儿……”高广厚看看这些食品，微微摇了一下头。这不是拒绝，而是一种痛苦的感激。他很快低下头，两口一块蛋糕；拼命吹烫热的麦乳精，嘴唇在玻璃杯的边上飞快地转动着。

卢若琴乘机迅速地在他脚上瞥了一眼，发现伤在左脚上，血把袜子都染红了。

她过去从抽屉里拿出纱布和一些白色的药粉，又打了一盆热水，说：“你一会儿包扎一下，小心感染了。怎碰破的？”

高广厚抬起头惊讶地看了她一眼，好像说：你怎知道我的脚破了？“摔了一跤。”他只简单地说。

他吃完后，看看地上的那盆热水，又看看自己的脏脚，难为情地说：“不洗了。”他脱下鞋袜，马马虎虎包扎了一下。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卢若琴问他。

“舍科村六娃发高烧，他爸外出做木活去了，家里没个人，我到城里给他买了一回药。”

卢若琴又要给他冲麦乳精，他摆摆手拒绝了，并且很快站起来，准备起身。

“让我给你叫门去！”她突然勇敢地说。

他犹豫了一下，脸上露出羞愧的表情，说：“不要。我带着小刀，可以把门栓拨开……”

他在出门的时候，回过头和善地对她笑了笑——这是比语言更深沉的一种感激。

四

最糟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刘丽英闹着要和高广厚离婚。卢若琴没想到，平时看来窝窝囊囊的老高竟然果断地同意了。

法律机关先是照例做了一番规劝双方和解的工作。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

因为双方都同意，所以离婚手续办得很顺利。一张纸片宣告了一个家庭的解体。慷慨的刘丽英竟然什么也没要，连同她的命根子兵兵一起留给了她原来的男人。

她一个人毅然地回到山背后娘家的村里去了。

高广厚离完婚回到学校的时候，表情和平时一样——永远是那副愁眉苦脸。只是在傍晚，兵兵哭喊着要妈妈时，这个男人的眼里才涌满了泪水。

卢若琴看见这悲惨的一幕，关住自己的门在炕上哭了一个下午。这个心地善良的女孩子第一次看到，人不仅能创造幸福，也能制造不幸。她现在主要可怜兵兵。她知道失去母亲是什么滋味。但是，兵兵的母亲并不像她的母亲一样已经离开了人世。她还活着。生活啊，你竟然有着比死亡还要不幸的大悲大痛！

第二天早晨，高广厚对卢若琴说，他要把兵兵先送回到他母亲那里，大约两天以后才能回来。他让卢若琴先照料一下学生娃娃们。他甚至抱歉地对她说：“你得辛苦几天……”

卢若琴面对着这个好人和他的不幸，心里难过极了。

她让他放心去，说学校的事她一定会照料好的。

父子俩走的时候，卢若琴帮助他简单地收拾一下东西。她把她的全部吃的点心都拿了出来，给兵兵包在包袱里，并且把她心爱的那条红纱巾给孩子围在脖子里。

高广厚一条胳膊拎着那个粗布包袱，一条胳膊抱着孩子起身了。她亲了兵兵的脸蛋。兵兵也亲了她的脸蛋。泪水从她的眼里涌出来了。可怜的孩子并不知道这世界给他带来了多大的不幸，还笑哈哈地说：“卢姑姑，爸爸带我找妈妈去！”

他们走了，踏着那条泥泞的简易公路走了。卢若琴站在学校院子的边畔上，用泪水模糊了的眼睛，一直望着他们消失在公路的拐弯处。她突然隐约地感到：对这不幸的父子俩，她将要负起某种责任来。是的，一个善良而正直的人，在生活中遇到这样的事，就会唤起一种责任感来。

她当天就在高庙村叫了几个年龄大点的女生，帮助她把高老师的宿舍收拾了一番。打扫了地上的灰尘，用白麻纸裱糊了窗户，把家具摆得整整齐齐。她还拼了她心爱的一本《人民画报》，把墙壁贴得五颜六色。她有一个强烈的念头：让不幸的高老师回来的时候，在他那孔晦暗的窑洞里，多少能添上一点另外的什么。

做完这一切后，她穿上高筒雨鞋，把教科书用塑料纸包好，挟在胳肢窝里，撑着那把从老家带来的湖蓝色的自动伞，到舍科村给学生上课去了。她临走时嘱咐高庙的学生：她下午回来再给他们上课。

中午，当卢若琴拖着两条泥腿回到学校的时候，惊讶地看见高广厚和兵兵在学校院子的水洼里玩纸船。她一下难受而兴奋地跑过去，一把抱起小兵兵，在他的红脸蛋上拼命地亲吻起来。

她问高广厚：“你们怎又回来了？”

“半路上，兵兵哭着不走了，硬要回来……”他沮丧地摇了摇头，“唉，这可怎办呀？”

“你别熬煎！”卢若琴不假思索地说，“晚上让兵兵跟我睡！白天你上课时，先叫高年级几个女生看着，罢了再给她们补课。”

“那怎行呢！”他严厉地看了她一眼，“不能连累学生……”

卢若琴看了看他那张粗糙而憔悴的脸，不言语了。

“哎呀，是你帮我收拾的房子吧？兵兵高兴得在窑里又跳又叫！”他感激地说。

卢若琴微微一笑，拉起兵兵的手，说：“我帮你们做点饭吧，兵兵一定饿了……”

密布的乌云终于在秋风中消散了。连绵的阴雨停了；久已不见的太阳亲切地在蓝天上露出了笑脸，把那灿烂的阳光洒在了泥泞的大地上。远方的山峦，蒸腾起一片蔚蓝色的雾霭。鸟群舒展开翅膀，在秋天的田野上欢悦地飞翔着。庄稼地里，竖起了一些丑陋不堪的“稻草人”，在秋风中摇摇晃晃，吓唬那些贪嘴的麻雀。

不论怎样，生活的节奏永远不会中断。地里的庄稼在成熟，学生娃的课本又翻过了几页；高广厚依然是满身的粉笔末，站在石头块垒起的讲台上，像往常一样，抑扬顿挫地领着高年级的孩子们念课文；卢若琴用她唱歌般的音调，给那些吸着鼻涕的猴娃娃教前音。

有时候，在这些声音中，院子里突然传来兵兵尖锐的哭喊声——大概是摔跤了。

高广厚仍然在抑扬顿挫地念着，好像什么也没听见，那神态就像一个艺术家沉醉在他的创造中。其实他听见了那尖锐的哭喊声。但他忍着。在忍受痛苦方面，生活已经把他磨炼得够强大了。或者说，生活已经使他对痛苦有点麻木了。

但卢若琴念不下去了。她会马上跑出来，从地上抱起兵兵，揩干净他脸上的泪水，给他手里塞两块糖，然后抱到她宿舍里，拿几本小人书让他翻，让他撕。等他安静下来，她才又回到教室继续上课。后来，她干脆把兵兵带到教室里，让他坐在小板凳上，和学生娃们一起念前音。尽管他成了班上一个最捣乱的“学生”，但还是可以控制到一定程度的。小家伙真聪明，学前音竟然比一些大的学生还快。这个办法使高广厚和卢若琴都很高兴。

下午放学后，她先帮老高和兵兵做饭，然后再做自己的。有时候他们三个人索性在一块做着吃。晚上，在兵兵愿意的情况下，她就把他抱在自己的宿舍里，给他洗脸洗脚，晚上也就睡在她的身边。渐渐地，这小东西有时瞌睡来了，自己就跑到她的被窝里睡着了，泥脚和泥手把她的被祷弄得一塌糊涂。尽管老高非常抱歉，但她不计较这些。她怀着一种喜爱的感情搂着这个脏东西睡了。

他们的生活就这样进行着。作者提醒某些读者先不要瞎猜想什么——这一点也许是必要的。

过了好一段日子，卢若琴才发现她好几个星期天没有回县城了。不知为什么，哥哥最近也再没来她这里。她心里猛一紧：是不是哥哥或者玲玲出了什么事？

她突然惦记起她的这两个亲人来了，觉得她应该很快回县城去看一看。她感到她在生活中猛然变成了一个重要人物。以前她老感到需要别人来关心自己，而现在她觉得她需要关怀别人了。这个心理上的巨大变化连她自己都感到惊讶。

她惊喜的意识到，生活使她在不知不觉中成了一个真正的大人。

这个星期六，卢若琴回到了县城。

五

玲玲出去玩了，屋里就哥哥一人。

他照例爱抚地对她微笑着，欢迎她回到家里来。卢若琴先急着问：“家里出什么事没？”

哥哥笑了：“应该忌讳这样的问候！”他给她沏了一杯茶，放在桌子上，说：“可能要出一点事，但肯定不是坏事。罢了再说。你先喝茶！”他看来兴致很不错。

卢若琴心里很高兴。她坐在椅子上，一边喝茶，一边用眼睛打量着这间她熟悉的屋子。她觉得这屋里似乎有了某种变化。是什么呢？她一下也说不清楚。屋里的东西看来没什么变化，没增也没减，都在老地方。—套崭新的沙发，大立柜，半截推，双人床，电视机，垒起的四只大木箱；套间的门上，还挂着她买的碎花布门帘……

半天她才发现，是哥哥的身上有了某种变化。不是衣着装束，也不是其他，而是精神状态。这种极微妙的变化，只有极亲近的人之间才能觉察到。她看见哥哥脸上忧郁的愁云消失了，苍白的长脸盘上透出了淡淡的红润，腰板也挺直了，走路带着某种矫健，似乎有什么东西（激情？）从心灵的深处往外溢。她记起了哥哥刚才说的话。

亲爱的哥哥倒究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事呢？

吃罢下午饭，玲玲和她的一群小朋友在看电视。哥哥对她说：“咱们到后边体育场转一转。”她乐意地答应了。

他们慢慢地踱着碎步，来到了体育场。刚吃完饭，现在这里还没什么人。

他们在跑道上走着，先谈论了最近报纸上的几条重要新闻。谈完这些后，哥哥突然开口说：“给你换个学校行不行？”

“为什么？”她有点奇怪地问。

他沉默了一下。点着一支烟后，他说：“我可能最近要……结婚了。”

卢若琴不由一愣。她很快把哥哥这句令她震惊的话和他的前一句话联系起来想一下。突然，颤栗像一道闪电似的掠过了她的周身。她哆嗦着问：“你和准结婚？”

他仍然沉默了一下，说：“你大概能猜得着。”

猜着了！她眼前立刻闪现出高广厚痛苦的脸和小兵兵流泪的脸——她的脊背上有一种患重感冒的感觉。

“你和刘丽英结婚？”她的牙齿咬住了自己的嘴唇。

哥哥点了点头。

“我这几年苦哇……现在玲玲也大一点了，所以……”他望着妹妹，脸上显出一副要求她谅解的表情。

卢若琴一下不知该说什么。“真没想到……”她说不下去了。

“我也没想到……”哥哥也说不下去了。

“你难道没想到高老师他有多么……”她难受地把头扭到了一边。

“正因为有这么个情况，我才想叫你换个学校……”

“不！”她有点恼怒地转过脸说，嘴唇急剧地颤动了一会儿，说，“你不道德！你诱惑了丽英！”

对！是诱惑！她感到这个词用得相当准确，尽管这是在一本小说里看到的。

副局长身子不由一挺，惊骇地打量着眼前这个“孩子”。

“哥哥，你结婚，这是我早盼望的。以前我小，不好意思给你说这话。但是你不应该和丽英结婚。你不能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这话是书上说的，我自己再说不出更深刻的话来，但我的意思是很清楚的。高老师太可怜了，还有孩子……”她第一次用平等的、一个大人对另一个大人那样的口气和哥哥说话。

哥哥不言语了，独自一个人慢慢向前走去。她跟他走，从后边看见他的脖颈都是红的。

他仍然没有回过头，说：“我想我没有违什么法……”语调显然充满了不愉快。

“是的，你没违法。但不道德！”她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一种火辣辣的东西开始在她的胸膛里膨胀起来。

他猛地停住脚步，一下子转过身来，悲哀地看着她。

卢若琴看见哥哥眼里泪花子直转——她第一次看见哥哥的眼泪（不算小时候）。

她一下子惊呆了。她的心软了。她知道她的话严重地刺伤了哥哥的心。但她考虑了一下，觉得她没有必要修改她刚才说的话，而且又一次很冲动地说：“这样做确实有些不道德……”

哥哥摇摇晃晃地，靠在单杠的铁柱子上，突然埋下头，轻轻地吸着鼻子，抽泣起来了！

卢若琴的眼泪也在脸颊上刷刷地淌着。她为哥哥难过：为他的不幸！为他的“不道德”！

她想她刚才的话是有些重。但她完全是为了他好。伹愿哥哥能认识到她的话是对的就好了。她爱哥哥，她愿意哥哥永远是一个正确的人！

她走过去，在哥哥的胳膊上拉了拉，温柔地说：“哥哥，你别计较我的话。只要你现在想通了，事情还来得及挽救。你找丽英谈一谈，看能不能叫她和高老师复婚。”

哥哥抬起头来，掏出手绢擦了擦自己的眼睛，说：“我感到伤心的是，你竟然这样不理解我！我从小疼你，但你现在却一点也不体谅我！还给我心上扎刀子……我知道高广厚是个好人，但他的不幸不是我造成的。我现在是和一个离了婚的女人结婚，这有什么不道德！我求求你，好妹妹，你再不要说那些叫我难受的话了。我现在主要考虑，我和丽英结婚后，你在高庙怕有压力，是不是换个地方去教书……我求求你能理解我，我这也是为你好……”

“不！”她愤怒地打断他的话，“我就要在那里！”

她猛地转过身，几乎是跑着离开了体育场。

六

还没等卢若华回到家里，他的妹妹卢若琴就拿起了她的挂包，回高庙小学去了。

卢若琴在那条坑坑洼洼的简易公路上跌跌撞撞地走着。

傍晚的山野格外宁静。田野里一片碧绿，一片斑黄。乌黑的鸦群在收获过的豆田里来回觅食。公路边的崖畔上，淡蓝的野菊花正在蓬勃地开放着。空气里弥漫着庄稼的气息和雨后的腐霉味。风从大川道里吹过来，已经叫人感到凉丝丝的了。

卢若琴带着孩子气的圆脸上布满了阴云，眼角里时不时像豆子似的滚出一颗又一颗亮晶晶的泪珠来。

她走在这异乡的黄土路上，胸口像火烧般地烫热，鼻子一阵又一阵发酸，她现在感到自己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孤儿。一切依托都没有了，只留下自己孤孤单单一个人。

当人们看见自己所崇敬的人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完美，尤其是当一个孩子看见自己所崇拜的大人暴露出可怕的缺陷时，那痛苦和伤心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就好像整个世界都背叛了他。

可是，人也许正是在这个时候才开始真正认识世界，认识人生的。

生活的教科书绝不像学校的课本那样单纯，它教人成长的方式往往是严酷的。

卢若琴在半路上揩干了眼泪。她决定不哭了。是的，哭又有什么用呢？爸爸妈妈死后，她都哭得死去活来，但他们还是死了。高考落榜后，她也哭了，但还走进不了大学门。眼泪改变不了现实。是的，她不应该再哭了。

不过，一切仍然是那么叫人痛苦。她感到她实际上失去了最后一个亲人。眼前这不幸的事虽然不是直接发生在她身上，却是她有生以来承受的最大的一次打击。

她万万没有想到，竟然是她亲爱的哥哥把高老师一家人弄得这么惨。

使她更难受的是，她觉得这里面也有她的因素：要不是她在高庙教书，哥哥也没理由经常来这里啊！

她现在才慢慢回想起哥哥每次到高庙小学的情景：他总是设法和丽英在一块说活；而且丽英每次见到哥哥的那种表情和眼神……可是，她当时怎么没有想到会是这么些事呢？（唉！你怎么能想到呢？你那纯净的心灵怎么可能朝这些地方想呢？再说，你对哥哥太信任了，几乎到了一种迷信的程度。）

是的，怎么能不信任他呢？他，那么老成持重，三十多岁，就当了县教育局副局长。就连县上的领导都那么喜欢和信任他，她怎么能不信任他呢？每次从他嘴巴里说出来的话，是那么有教养，那么有学问，那么入情入理……

现在，她心中的偶像一下子被打碎了！

快到学校的时候，她的腿软得没有了一点力气。一次巨大的感情激荡，比扛一天麻袋还消耗人的体力。

她坐在公路边的一块石头上，双手抱住膝盖，傻乎乎地望着黄昏中的远山，像一只迷了路的小山羊。

她闭住眼，静静地坐在那里。不知为什么，她一下子又想起了老家那无边无际的平原，平原上他们的镇子；想起了阳光下亮晶晶的铁路和月光下他们家那座油漆剥落的门……别了，亲爱的故乡！别了，无忧无虑的童年！

她坐了好一会，才站起来往前走。不远的地方就是她的学校：一长溜窑洞坐落在静悄悄的小山湾里，院畔上那棵岁月经久的老槐树，在黄昏中像一把巨伞似的耸立着。她望了一眼这亲切的地方，胸口不由一热。她加快了脚步，心里想：兵兵最好没睡着！她现在特别想在他的红脸蛋上亲一亲。

在上学校那个小土坡时，她突然想：她对高老师说不说丽英和哥哥结婚的事？她甚至专门站住想了一下。最后，她还是决定先不说。

她进了学校的院子，听见兵兵在没命地哭着。

她几乎是跑着向那孔亮着灯火的窑洞走去。

她猛地推开门，见老高正蹲在灶火圪崂里，一只手拉风箱，一只手抱着兵兵，嘴里近乎是央告着一些哄乖话。兵兵的小手揪着他的头发，连哭带叫：“我要妈妈！你把妈妈藏到哪儿了？”

卢若琴的出现，显然使得这父子俩都感到惊讶。兵兵马上不哭了，瞪着两只泪汪汪的大眼睛望着她。高广厚停止了拉风箱，问：“你中午刚回家去，怎么又回来了？”

卢若琴惨淡地笑了笑，不知该怎么回答。

她索性不回答，先过去从老高的怀里接过兵兵，在他的沾满泪水的红脸蛋上亲了亲，然后把他放在炕上。

她从自己随身带的挂包里，先拿出一些糕点和一包酥炸花生豆（兵兵最爱吃的）让他吃，然后又拿出一辆红色的小汽车，上紧发条，让汽车在炕上突突地跑起来。这些都是她在县城里匆匆忙忙给兵兵买的。

兵兵立刻又笑又叫地和汽车玩起来。

高广厚站起来，搓着两只手，呆呆地看着这些。他厚嘴唇颤动着，不知说什么是好。半天，他才又一次问：“你怎刚回去又返回来了？你哥也是一个人过日子，他工作又忙，还拉扯着孩子，你应该好好帮助他一下。唉，天下难不过我和你哥这号人……”他沮丧地叹了一口气。

泪水一下子模糊了卢若琴的眼睛。她低下头，竟然忍不住哭出声来。

高广厚一下子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急得两只手互相搓着，说：“卢老师，怎么啦？你怎么啦？是不是你哥家里出了什么事？还是你有什么事？”他一边紧张地问着，一边用袖口揩着头上冒出的汗水。

卢若琴克制不住了，哭着说：“高老师，丽英要和我哥结婚……我……都觉得没脸见你了……”

高广厚一下子呆了。

他麻木而痛苦地站着，两只眼睛像放大了瞳孔似的，看上去像个僵立的死人。

卢若琴一下伏在炕栏石上，哭得更厉害了。小兵兵却不管这些，在炕上拍着两只小胖手，高兴地喊叫着：“嘟嘟嘟，汽车开过来了……”

高广厚一屁股坐在灶火圪崂的那个树根墩上，双手抱住脑袋，出气粗得像拉犁的牛一般。

他听见卢若琴止不住的哭声，又站起来，走到她跟前，沉重而缓慢地说：“小卢，你不要哭了。我知道，你长一颗好心。我虽然是个没本事人，但心眼还不是那么窄的。丽英既然和我离了婚，她总要寻男人的。你哥哥我知道，他是个有才能的人。只要丽英她跟着你哥过得畅快，我……”他哽咽了一下，“她可以忘了，只要她还记着兵兵……”他哽咽得说不下去了，只听见喉咙里“咯咯”地响着。

卢若琴停止了哭泣。她抬起头，望着这个结实得像庄稼人一样的男人，说：“高老师，你相信我，我以后在各方面前一定尽力帮助你……”

她回过头来，看见兵兵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睡着了，两只小胖手还抱着那辆红色的小汽车。

她用手绢揩了揩自己脸上的泪痕，走过去拉了被子的一角，轻轻地盖在孩子的身上。

高广厚两只粗大的手在自己的胸脯上揉了揉，然后重新又坐在了炕火圪崂里，说：“让我做饭，你可能也没吃饭哩！”

卢若琴不好意思地说：“就是的……我来和面，我那边还有些酱肉，我去拿……”

炭火在炉灶里燃起来了，乒乒乓乓的风箱声在静悄悄的夜里听起来格外响亮……

七

对于高广厚来说，最艰难的日子开始了。

实际上，在他三十三岁的生命历程中，欢乐的日子也并没有多少。他刚降生到这个世界，父亲就瘫痪在炕上不能动了。—家三口人的光景只靠母亲的两只手在土地上刨挖来维持。要不是新社会有政府救济，他们恐怕很难活下去。

他是听着父亲不断的呻吟和看着母亲不断地流泪而长大的。抑郁的性格和忍痛的品质从那时候就形成了。

在一个农家户里，一家人最重要的支撑是父亲。因为要在土地上生活，就得靠男人的力气。

可是他们家失去了这个支撑。那个不能尽自己责任的男人看见他们娘儿俩受可怜，急得在炕上撞胸嚎啕，或者歇斯底里地发作，多少次想法子寻死。母亲跪在父亲面前，央告他千万不能寻短见；要他眼看着他们的广厚长大成人。

他就在这样的家境中一天天长大了。

刚强的母亲不让他劳动，发誓要供他上学，叫他成为高家祖宗几代第一个先生。

几乎一直在饥饿的情况下，他用最勤奋的劲头读书，在一九六六年初中毕业了。为了早一点参加工作，养活父母，他不上高中，报考了中专，以优异的成绩被省航空机械学校录取。

他把录取通知书拿回家后，不识字的父亲把这张亲爱的小纸片，举到灯下，不知看了多少遍。一家三口人都乐得合不拢嘴巴。十几年不能下炕的父亲几乎高兴得要站起来了。

可是，命运最爱捉弄不幸的人。“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切都不算了。录取通知书成了一钱不值的废纸。

学校乱了。社会乱了。武斗的枪炮声把城市和乡村都变成了恐怖的战场。

他只好垂头丧气地回了家。他胆小，没勇气去参加你死我活的斗争。

他并不为此而过分地难过。不论怎样说，他终于长大了。他可以在土地上开始用力气来扛起沉重的家庭负担，父母亲都已经年迈了，可怜的母亲在土地上挣扎不行了。

不久以后，父亲去世了。他是一个孝子，借了一河滩帐债，按乡俗隆重地举行了葬礼。他再不让母亲去下地。他像一个成熟的庄稼人那样，开始了土地上的辛劳。

像牛一样，一干就是十来年。几乎本村的人都忘了他还是个中学毕业生。直到他的一个同学在公社当了副主任，才发现他还在农村。念老同学之情，把他推荐到了地区师范学校。

在地区师范，他立刻成为他那一级学得最好的学生。毕业时，学校要他留校教书。但他拒绝了，他要回来孝敬母亲。

就这样，他来到离家只有十来里路的高庙小学当了教师。他爱这个事业，他爱他的学生娃们；他不幸的童年生活使他有一种强烈的责任心，想把这些农村娃娃都培养成优秀的人。

婚姻在二十七岁时才被提到日程上。不是他要做“晚婚模范”，而是他在这方面有自卑感。由于他的寒酸，由于他的郁闷的性格，没有多少女孩子垂青他。他也曾暗暗爱过一两个姑娘。但他知道她们对他来说，都是云雾中的仙女，可想而不可即。

直到那年秋天，别人把丽英介绍给他，他才第一次和女人谈恋爱。丽英的漂亮在他看来简直是仙女下了凡；她的光彩晃得他连眼睛都睁不开。他觉得能和这样一个女人生活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他听人说，丽英原来想找个体面的“公家人”，但她没工作，又是农村户口，找不到合适的，最后只好“屈驾”了，看上了他这个“不太体面”的公家人。高广厚尽管知道是这样，但他在内心里发疯似的爱上了这个女人。在婚后的生活中，尽管在一般人看来，那个女人给他的温暖太少了，但他已经心满意足。不管怎样，他已经有了妻子，而且是一个多么漂亮的妻子啊！

尤其是生下兵兵后，他觉得他幸福极了。他不仅有了妻子，而且有了儿子，而且是一个多么漂亮的儿子啊！

平时丽英怎样对他不好，他都在心里热烈地爱着她。她就是他的天——不管是刮黄风还是下冰雹，他都愿意生活在这天下！

就说现在吧，这个女人已经离开了他，将要跟另一个男人去了，他仍然在内心里对她保持着一种痛苦的恋情。他恨她，又不忍恨下去——这实在没有办法。人们啊，不要责怪他吧！在我们所有人的身上，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看起来近似于没出息的东西。也许这不应该说成是高广厚的缺点，而恰恰说明这个人有一颗多么赤诚的心！

正因为如此，高广厚此刻的痛苦是剧烈的。只不过他是一个性格内涵很深的人，把所有的苦水都咽在脑子里，尽量不让翻腾出来。

丽英给他精神上留下了巨大的空虚。他已经习惯于她的骂骂咧咧；习惯于在她制造的那种紧张空气中生活。

现在这一切戛然而止。

更可怕的是，他自己可以忍受失去妻子的痛苦，但他受不了兵兵失去母亲的痛苦。可怜的孩子，他太小了！他又太敏感了！他那可爱的大眼睛似乎已经看出了这世界有某种不幸降临在他的头上。

好在有个卢若琴！她像数九寒天的火炉子给父子俩带来了一些温暖。他觉得她就像宗教神话中上帝所派来的天使。高广厚一想起卢若琴对待他父子俩的好心，就想哭鼻子。这个操着外地口音的女娃娃，有一颗多么善良的心！

生活往往是不平衡的，它常常让人丧失一些最宝贵的支撑。但生活又往往是平衡的一在人们失去了一些东西后，说不定又有新的东西从另外的地方给予弥补。

八

卢若琴不幸，高广厚不幸，实际上，最不幸的是小兵兵。

四岁，这是一个最需要母亲爱抚的年龄。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谁的爱也代替不了母爱。

从这一点说，丽英是有罪过的。她追求自己的幸福可以无所顾忌。但她对孩子的这种狠心态度是不能令人容忍的。

兵兵越来越明白，他的妈妈再也不来爱他了。

但他又不明白为什么没有妈妈了。他整天问高广厚要妈妈，似乎妈妈被爸爸藏到什么地方去了。他急得用手揪高广厚的头发；恨得用两排白白的小牙齿咬高广厚的手，像小狗一样呜呜直叫。

高广厚只好哭丧着脸乖哄他，说妈妈晚上就回来呀。

刚开始的时候，孩子相信这是真的。

每当太阳落山的时候，这小东西就静悄悄地站在学校的院畔上，向一切有路的地方张望。一直到天色暗下来，他彻底绝望了，就“哇”的一声哭了。

高广厚往往这时正在窑里做饭，听见孩子的哭声，赶忙掂着两只面手跑出来，把儿子抱回去，放到炕上，用那说了多少遍的老话乖哄他。

一切都无济于事了！孩子发现父亲是个骗子。他哭得更伤心了。高广厚满头热汗直淌，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使儿子平静下来。

他看见可怜的儿子伤心地啼哭，心像刀扎一般难受。这样的时候，他就立刻变成了一个神经病人，用手狠狠揪自己的头发，拧自己脸上的肉， 牙咧嘴，发出一些古怪的、痛苦的呻吟。

兵兵看见他这副模样，就像看见了魔鬼一样，顾不得哭了，瞪起惊慌的眼睛，恐怖地大声嘶叫起来。

高广厚一看他把孩子吓成这个样子，浑身又冷汗直冒。他立刻强迫自己破涕为笑，赶忙蹲在地上，“汪汪汪”地学狗叫唤；挺起脑子学猪八戒走路；他嬉皮笑脸，即刻就把自己完全变成了一个小丑。

但这仍然不能使兵兵平息下来，他反而吓得没命地号叫起来。

高广厚只好破门而出，去向卢若琴求救——他怕把孩子闹出病来。

他来到卢若琴门上，用袖口揩掉脸上的汗水，像一个叫花子一样，难为情地轻轻叫道：“卢老师，打扰你一下，过来哄哄兵兵……”

卢若琴这时会丢下最要紧的事，跑过来了。

后来，每当这样的时候，不等高广厚去叫，卢若琴就自己跑过来了。有时候，她一进门，发现老高正趴在地上学狗叫，两个人便一下子窘迫得不知如何是好。

当然，这时也是兵兵最得意的时候，他立刻不哭了，并且向卢姑姑夸耀：“爸爸还会学猪八戒走路哩……”

两个大人只好尴尬地笑一笑。卢若琴很快抱起兵兵，给他去洗脸，然后她用红线绳给兵兵头上扎一个羊角辫，把他抱在镜子面前，让他看见自己变成了女孩子，把他逗得笑个不停。

高广厚这时就像一个刚释放了的犯人一样，感到一身的轻快。他赶快开始做晚饭。他做饭又快又好，技术比卢若琴都高明——这是丽英造就的。

饭做好后，高广厚一边吃，一边还得抓紧时间给学生改作业，筷子和笔在手里轮流使用。卢若琴已经吃过饭了，就帮着喂兵兵吃。

晚上，兵兵如果在卢若琴的怀里睡着了，她就给他铺好被褥，安顿他舒舒服服睡下。如果他哭闹着不睡，她就把他抱到自己窑里，和他一块玩游戏，给他教简单的英语，认字，读前音。她想给老高腾出一点时间，让他备课，让他休息一下。

高广厚经常被卢若琴关怀他的心所感动。但这个厚道人不会用言语表达自己感激的心情。他只是用各种办法给她一些实际的帮助。她生活中的一切笨重活计他都包了，担水，劈柴，买粮，磨面，背炭……有一次，卢若琴病了，他听老乡说山里有一种草能治这病，他就上山下坡去寻这种草。这草往往长在高崖险畔上，他冒险爬上去拔，晚上回来跌得鼻青眼肿，但他心里是乐意的……

高广厚顽强地支撑着每一天的生活。高庙和舍科村的老百姓都很关心这个苦命先生。他这几年把两个小山村的孩子一个个调教得比县城里的娃娃都灵醒。孩子们小学毕业后，几乎没有考不上中学的。他们感谢他，经常让自己的娃娃给高老师和卢老师拿吃拿喝。

听说高老师的老婆离婚后，好心的庄稼人纷纷劝解他再找一个，并且还跑到门上给他介绍对象。但高广厚都苦笑着摇头拒绝了。他不愿给兵兵找个后妈。他怕孩子受委屈。而最根本的是，丽英虽然离开了他，但她仍然没有从他的心里抹掉。他眷恋那个在众人看来并不美满的过去的家庭。总之，他现在没有心思另找一个妻子。

九

这是秋季阳光灿烂的一天。阴雨过后的大地已经不再是湿漉漉的了。田野里浓绿的色调，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变成斑黄或者橙红。

学校附近的山洼里，玉米早已经收获了，掰过穗的秆子，又被农人割去了梢子喂养大牲口，眼下只留下一些干枯的高茬。糜谷正在趋于成熟，一片鲜黄中带着一抹嫩绿色。高粱泛红了，与枯干了的焦黑色的豆田夹在一起，显得特别惹眼。秋天的景致如果遇上个好天气，会给人一种非常明朗愉快的感觉。

高广厚今天的心情也不错。中午，他把多时没刮的胡茬收拾了一下，抱起把扫帚，把学校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

国庆节就要到了，卢老师要给孩子们在院子里排练文艺节目。他特别喜欢看孩子们在干干净净的院子里跳舞唱歌。他自己在文娱方面可是个没出息的人。这不是说他不会唱歌，其实他的男中音还是相当好听的——音色纯净而深沉，透露出他对音乐内涵有着很不一般的理解。只不过他天生的害臊，又加上心情不好，平时很少张嘴唱歌。高庙小学前几年教学质量在全县是很有名气的，可文娱方面实在差劲。

现在好！来了个卢若琴，又能唱歌，又能编舞。他俩商量，今年国庆节里要组织孩子们好好开个文艺晚会，到时还准备让附近村里的老乡们来看呢。

若琴最近热心地为这件事忙着。她每天下午都要在院子里给孩子们排练节目，学校在这段时间里热闹极了。这场面也把小兵兵高兴坏了！他在学生娃们中间乱跑乱叫乱跳，小脸蛋乐得像一朵喇叭花。高广厚看了这情景，心里热烫烫的。他每天中午也不休息，提前把院子扫得一干二净。在这无限美妙的下午，他总要搬个小凳，坐在阳光下，一边看若琴、学生娃和小兵兵唱歌跳舞，一边高兴得咧嘴笑着，用手指头去摸眼角渗出的泪水……

今天是星期六。下午，这醉心的一刻又开始了。

先是高年级学生的大合唱：《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卢若琴两条健美的胳膊在有力地挥动着打拍子。孩子们按要求，都庄严地把胳膊抄到背后，兴奋地张大嘴巴唱着。他们无疑理解了这首歌，一开始就进入了音乐所创造的境界里；激情从内心里流露出来，洋溢在一张张稚气的脸上；头部和身体都按捺不住地微微摆动着。

高广厚自己也忍不住随着卢若琴的拍子，身体微微摇动起来，并且不由得在心里有起了这首歌子。这一刹那间，他额头的那三条皱纹不见了；刮得光净的脸上，也露出了一些年轻人应该有的那种青春的光彩。的确，他在这一刻里忘记了生活中还有忧愁。

大合唱正在热烈地进入到尾声部分。孩子们就像赛跑要冲向终点那样，激动使他们不由得加快了节奏。

卢若琴打拍子的胳膊，像艄公在纠正偏离航线的船只一样，吃力而沉重地想要把这不听话的声音，重新纳入到她的节奏中来。

但这声音就像脱继的马群一样失去了控制。她只好无可奈何地笑着摇摇头，投降了，让自己的拍子随着孩子们的歌声进行。高广厚忍不住笑了，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激动得从小凳子上站了起来，并且向孩子们那里走去。

正在这热烈的气氛达到高潮的时候，在旁边看热闹的小兵兵，突然迈着两条小胖腿跑进场，一把抱住卢若琴的腿，大喊了一声：“妈妈！”大合唱的声音突然变成了“哗”一声大笑，就像一堵墙壁陡然间倒塌了……

血“轰”一下冲上了高广厚的头。紧接着，又像谁用鞭子在他的脖颈上猛抽一下。他的心缩成一团，浑身冷汗直冒，脸霎时变得像一张白纸。

他一下子呆住了。

他半天都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天啊，这个小坏蛋怎么会对卢若琴喊出这样两个可怕的字来！

学生娃们都在哧哧地窃笑着。而那个不懂事的顽皮的“小坏蛋”，仍然抱着卢若琴的腿，并且又喊了一声：“妈妈……”

卢若琴脸红得像渗出血来。她无力地抱起小兵兵，几乎是哭一般问：“兵兵，谁让你说这话？哪个坏蛋让你说……”她一下子难受得说不下去了。

高广厚对学生娃们挥挥手，嗓子沙哑地说：“现在放学了，大家都回家去……”

他迈着两条哆嗦的腿走过来，抱起兵兵，一言不发地回自己的窑里去了。

他进了窑洞，用哆嗦的手关住门，然后瞪着一双可怕的眼睛问儿子：“谁叫你喊卢姑姑是妈妈？”

小兵兵龇牙咧嘴地笑着，喊道：“我不怕你！村里的叔叔说的，卢姑姑是妈妈！就是的！”

啪！啪！啪！高广厚粗大的手，狠狠地朝兵兵的屁股上打下去了！这是他第一次打他亲爱的儿子！

孩子一声哭出来后，就再也没收回去。他的小脸锇时变得煞白，可怕地颤动着的乌黑的嘴唇僵在了那里！

高广厚猛一下抱起这个抽搐成一团的小小的躯体，恐怖地大声喊：“兵兵！兵兵！兵兵！……”

当孩子终于哭出声来时，他一下子瘫倒在了地上，抱住头，像牛一样嚎叫了一声。

此刻，在另一孔窑洞里，卢若琴也关住门，伏在桌子上嘤嘤的啜泣着……

十

灾难又一次打倒了高广厚。

不幸的人！他脸上好不容易出现了一丝笑影，这下子又被谣言的黑霜打落了。

这是哪一个恶毒的人在践踏善良人的心呢？

高广厚自己并不想查问这个谣言的制造者。

生活中总有那么一些人，怀着刻毒的心理来摧残美好的东西。这些人就是在走路的时候，也要专门踩踏路边一朵好看的花或一棵鲜嫩的草。他们自己的心已经被黑色的幔帐遮盖了，因而容不得一缕明亮的光线。

这个被生活又一次击倒的人，现在主要考虑的是：这种可怕的谣言大概已经广泛地传播开来，后壁那个不到二十岁的姑娘怎么能承受得了这种可怕的压力？

他现在把自己恨得咬牙切齿：是他害了那个一心为他的人！

他恨自己的无能，恨自己的窝囊，恨自己没有一点男子汉的味道！

怎么办？他不断地问自己。

天已经黑严了。他摸索着点亮了炕头的煤油灯。

兵兵不知是什么时候停止哭声的，现在满脸泪迹，已经躺在炕上睡着了。窑里和外面的世界都陷入到了一片荒漠的寂静中。只有桌子上那只小闹钟的长秒针在不慌不忙地走着，响着滴滴答答的声音。

高广厚抬起沉重的头，两只眼睛忧伤地看着熟睡中的小兵兵。

他用粗大的手掌轻轻抚摸着儿子的头，把披在他额头上的一绺汗津津的头发撩上去。他难受地咽着唾沫，像一个农村老太太一样，嘴里喃喃地絮叨着：“我的苦命娃娃，你为什么投生到这里来呢？”

他感到头疼得像要裂开一样，就脱了鞋，上了炕，和衣躺在儿子的身边。

他拉过被子的一角，给兵兵盖在身上，吹灭了炕头上的煤油灯，就睡在了一片黑暗中。父子俩下午连一口饭也没吃，但他不饿，他想起应该给兵兵吃点什么，又不忍心叫醒孩子。

他闭住眼睛躺在炕上，盘算他怎样摆脱眼前这困难的处境。他想他今晚上一定要想出一个办法来。这不是为了解脱他自己，而是他要让自己的良心对得起卢若琴！

他迷迷糊糊的，不知是在醒着的时候，还是在睡梦中，他觉得他已经想好了明天起来做什么……

第二天是星期天。一大早，高广厚先做好饭。他自己没吃多少，主要是给兵兵喂。

他随后就抱着孩子，到学校前面的舍科村去了。

他到了一家姓张的家里。他已经教过这家人的几个孩子，现在也有一个孩子在四年级。平时他和这家人交往比较多。他和这家人商量：他父子俩能不能借他家一孔窑洞住？并且白天他要把兵兵寄放在这里。这家人有个六十多岁的老奶奶，他商量着能否白天给他看娃娃，晚上回来就由他管。连房租和看孩子，他准备每月付十五元钱。

老张一家十分厚道，都说怎能收高老师的钱呢。房子他尽管住；娃娃放下，他们尽力照顾。

这事情很快就说妥了。他然后又跑到几个高年级女生的家里，给学生和他们的家长做工作，说他要到寄放兵兵的地方去住，学校偏僻，让这几个女学生晚上到学校和卢老师住在一块。

家长和孩子们都很高兴。她们都说跟卢老师住在一块，还能在她那里多学些文理呢。

事情全说妥当后，高广厚抱着兵兵宽慰地回到学校。他想他早应该这样做了。如果早一点，说不定会惹不出那些闲言闲语。

到学校后，他先没回自己的窑洞，直接去找卢若琴。他用很简短的话，说他从今天起，准备搬到舍科村去住；另外将有几个女生来给她做伴，这已经都说好了。

“为什么这样呢？”她像一只受过惊吓的小鸟，惴惴不安地看着他。她犹豫了一下，从地上抱起小兵兵，在他脸上亲了亲。

“姑姑，我再不叫你妈妈了……”兵兵用小胖手摸着她的脸，说。

这句话一下子又使两个大人陷入了一种极其尴尬的境地。

卢若琴的脸“刷”一下又红了。

高广厚沉重地低下了头，说：“若琴，我把你害苦了……我再不能叫你受冤屈了。要不，你干脆回去找一下你哥哥，给你另寻个学校……”

“不，”卢若琴一下子变得镇定了，“别人愿意怎说让他说去！人常说，行得端，立得正，不怕半夜鬼敲门！”

“可我心里受不了。我不愿意你受这委屈。先不管怎样，我今天下午就搬到舍科村去住……”

卢若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她一只手抱着兵兵，另一只手掏出手绢，不断地擦自己眼里涌出的泪水……

十一

高广厚搬到舍科村住了。

每天早晨，高广厚在离开这家人的院子时，兵兵就没命地哭着撵他。可怜的孩子已经失去了妈妈，他生怕亲爱的爸爸也会像妈妈一样离开他。

高广厚常常是红着眼圈到学校去的。他能体谅到孩子的心情。

以后，他就起得很早，趁兵兵没睡醒的时候离开他。卢若琴想念小兵兵，她要去看他时，被高广厚阻挡了。他怕这样一来，前后村子的庄稼人更要说闲话。

三个人都被窒息到了一种令人压抑的气氛中。对于男女之间正常的交往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粗俗的观念，在我们的社会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即使某些有文化的人也摆脱不了这种习惯，更何况偏僻山村里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民。

也许文化教育的普及和提高最终会克服这些落后的习俗，使我们整个的社会生活变得更文明些。作为教师，高广厚和卢若琴他们认识到这一点了吗？

也许他们还没有这样考虑他们的职责和使命，但他们确实用自己的心血尽力教好这几十个娃娃。

这样的山区小学，一年的教育经费没几个钱，要搞个什么活动都不容易，有时候要订几本杂志都很困难。卢若琴就用她自己的一部分工资，给孩子们买了许多儿童读物，在一孔闲窑里办起了一个小小的图书室，把孩子们吸引得连星期天也都跑到学校里来了。

为了有一点额外收入，高广厚决定利用课余时间，带孩子们烧一窑石灰卖点钱。他听人说，一窑灰可以卖三四百元钱。这不要多少本钱。烧石灰的礓石河滩里到处都是，充其量，花钱买一点石炭就行了。至于柴火，他和孩子们可以上山去砍。

两个村子的领导人都支持他们这样做，并且出钱给他们买了石炭，还给他们挖好了烧灰窑。

礓石捡齐备后，高广厚就带着一群高年级的学生上山去打柴。卢若琴也要去，但他坚决不让。她在平原上长大，不习惯爬山，他怕她有什么闪失。他让她在学校给低年级学生上课。

这一天下午，高广厚像前几天一样，带着十几个大点的学生到学校对面的山上去砍柴。

干农活，高广厚不在话下。他很快就砍好了一捆柴。接着他又砍了一捆——准备明天早上他来背。农村的学生娃娃从小就砍柴劳动，干这活对他们来说，简直是一件很乐意的事，就像城里的学生去郊游一样。太阳落山前后，这支队伍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一溜排下沟了，每个人都沉甸甸地背负着自己一下午砍来的收获。孩子们不觉得劳累，背着柴还咿咿呀呀地唱歌。高广厚走在最后边。他不时吆喝着，让孩子们走路小心一点儿。

当高广厚和孩子回到学校时，低年级的学生娃娃早已经放学了。他打发走了砍柴的孩子们，用袖口揩了脸上的汗水，去看了看教室的门窗是否关严实了。

他走到卢若琴门前时，发现她门上吊把锁。她上哪儿去了？这个时候，卢老师一般都在家。他想和她商量点事。

正好有个低年级的学生娃在学校下边的公路上玩。他问这娃娃：卢老师到什么地方去了？

小孩子告诉他说，卢老师到前面村子的那条沟里砍柴去了。高广厚的心一下子怦怦地急跳起来。啊呀，现在天已经黑严了，她不习惯这里的山路，万一出个事怎办呀！

他问这娃娃卢老师是什么时候走的，娃娃说卢老师一放学就走了。

高广厚紧闭住嘴巴，扯开大步，向舍科村那条大沟里走去。

路过他寄居的那家人的坡底下，他也没顾上回去打个招呼，径直向后沟里走。

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高广厚忘了他此刻又饿又累，在那条他也不太熟悉的山路上碰碰磕磕地走着。

他心急如火，眼睛在前面的一片黑暗中紧张地搜索着。他多么希望卢若琴一下子出现在面前！

已经快走到沟掌了，还是不见卢若琴的踪影。他于是就大声喊叫起来：“卢老师——”

他的叫喊声在空旷而黑暗的深沟里回荡着，但没有传来任何一点回音。

高广厚站在黑暗中，紧张得浑身淌着汗水，不知如何是好。他马上决定：赶快回村子，再叫上一些庄稼人，和他一起分头去找卢老师。

他像一团旋风似的转过身，蹽开两条长腿，向村里跑去了。

十二

高广厚快步跑着回到了村子里。

他想他先应该给寄放兵兵的那家人招呼一下，说他要去寻找卢老师，晚上说不定什么时间才能回来。

他气喘吁吁地进了这家人的院子，一把推开窑门。他一下子愣在门口了。

他看见：卢若琴正跪在铺着肮脏席片的土炕上，让兵兵在她背上“骑马”哩。两个人都乐得哈哈大笑，连他推门都没发现。

高广厚鼻子一酸，嗓子沙哑地说：“卢老师，你在这里呢！”这一大一小听见他说，才一齐回过头来。

卢若琴坐在了炕上，小兵兵撒娇地挤在她怀里，搂住她的脖颈，小脑袋在她的下巴上磕着。

她问他：“你怎这时候才回来？你看看，这家人都下地收豆子去了，就把兵兵拴在那里！”她指着脚地上的一个木桩和一条麻绳，难过地说：“我来时，兵兵腰里拴一根绳子，嚷着满地转圏圏，就像一只可怜的小狗……高老师，兵兵这样太可怜了，你们还是搬到学校里去住，我帮你带他……”

高广厚把胸腔里翻上来的一种难受的味道，拼命地咽回到了脑子里。他用汗津津的手掌揩了一下汗泥脸，没回答她刚才的话，说：“我听说你到这后沟里砍柴去了，怕你有个闪失，刚去找你，没找见；想不到你在这……卢老师，以后你千万不要一个人出山，听说山里有狼……”

卢若琴笑了，说：“我天一黑就回来了，我想看看山沟里的景致，顺便也试着看会不会砍柴。结果绊了几跤，砍得还不够五斤柴！我返回时，听说你们父子俩就住在这上边。我好多天没见兵兵了，就跑到这里来了。高老师，你不能这样叫兵兵受委屈了！我今晚上就把兵兵抱到我那里去呀！兵兵，你跟不跟姑姑去？”她低下头问兵兵。

“我去！我就要去！”他撅着小嘴说，并且很快两条胖胳膊紧紧地搂住了卢若琴的脖颈。

“高老师，你就让兵兵今晚跟我去吧？”她执拗地等待他回答。

高广厚再能说什么呢？他的两片厚嘴唇剧烈地嚅动了几下，说：“那……让我送你们去……”

卢若琴随即抱起小兵兵下了炕。

到了院子的时候，卢若琴对高广厚说：“你把我砍的那点柴带上。就在那边的鸡窝上放着……”

高广厚走过去，像抱一种什么珍贵物品似的，小心翼翼地抱起那点柴火，就和卢若琴出了院子，下了小土坡，顺着简易公路向学校走去。

快要满圆的月亮挂在暗蓝的天幕上，静静地照耀着这三个走路的人。公路下边的小河水发出朗朗的声响，唱着一支永不疲倦的歌。晚风带着秋天的凉意，带着苦艾和干草的新鲜味道扑面而来，叫人感到舒心爽气……

就这样，过了几天以后，高广厚和兵兵又回到学校去住了。高广厚心疼孩子的处境，加上卢若琴一再劝说，他也就不管社会的舆论了。他也相信卢若琴的话，行得端，立得正，不怕半夜鬼敲门！让那些不光明的人去嚼他们的烂舌头吧，他高广厚没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在国庆节的前两天，卢若琴突然拿着一封信来找高广厚。她为难了老半天，才吞吞吐吐说：“高老师，丽英给我写了一封信……说她想兵兵。她说如果你愿意的话，她让我国庆节把兵兵带到城里去……她说我哥也愿意……”

高广厚一下子瓷在了那里。他很快扭过头去，望着墙壁的一个地方，半天也没说一句话。

卢若琴把信递过去。他没接，说：“我不看了……”

卢若琴看见高广厚这情景，自己一下也不知如何是好了，站在那里，低头抠手指头。

院子里传来兵兵淘气的喊声，使得窑里这沉闷的空气变得更难让人忍受。

高广厚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不知道自己心里此刻翻上来了多少滋味。过去的一切又立即在心中激荡起来。

现在更叫他感到酸楚的是，那个拋弃了他的女人，现在还想念着兵兵！

是的，他是他们共同创造的生命。这生命仍然牵动着两颗离异了的心。

他听着兵兵在院子里淘气的说话声，眼前又不由得闪现出丽英那张熟悉而又陌生了的脸……

当他回过头来，看见卢若琴还惶恐地站在那里抠手指头。他对她说：“你去问问兵兵，看他愿不愿去？”

他知道兵兵会说去的。不知为什么，他也希望他说去。但不论怎样，这件事他要征求儿子的意见。

卢若琴出去了。他赶忙用手绢揩了揩眼角。兵兵拉着卢若琴的手破门而入。他兴奋地喊叫着说：“爸爸！爸爸！姑姑带我去找妈妈！爸爸，咱们什么时候走？快说嘛！”

高广厚眼里含着泪水，过来用两条长胳膊抱起儿子，在他的脸蛋上吻了吻，说：“你跟姑姑去吧，爸爸不去了……”

十三

刘丽英重新结婚后，完全陶醉在一种叫她新奇的幸福之中。

这个漂亮而好强的女人，对现在的生活很满足。她的体面的新丈夫很快就把她安排到城关幼儿园当教师了。

由于她丈夫卢若华是县教育局副局长，她的同事都很尊重或者说都很巴结她。她觉得现在生活才算和她相匹配了。

这一切是她以前睡觉时梦见过的。现在都变成了现实。而过去的现实生活，她现在觉得那一切倒好像是一场梦。

高广厚，一个乡下的穷酸先生，老实得叫人难受，安分得叫人讨厌。她寻了他这个男人，常在众人面前连头也不敢抬。她当年之所以和这个男人结婚，纯粹是因为他还算吃一碗公家饭，听起来名声好听一些，说她寻了个吃国库粮的女婿。要不，她才不会跟他呢！

她一想起和高广厚生活的几年，就感到委屈极了。那是个什么家呀！什么东西也置办不起。她天生爱穿着打扮，可要买一件时新衣裳，常常得受几个月的穷，全靠牙缝里省出来的那点钱来满足她的虚荣。每逢赶集上会，她常看见一些农民媳妇的衣裳都比她的水平高。她自怨命薄；她和谁也比不过。唯一可以骄傲的是，她天生的漂亮，这可以掩饰一下她穿戴方面的寒酸。

她常想：如果她有一个像样的男人，再加上她的出众的容貌，她会在这个世界面前多荣耀啊！郎才女貌，夫荣妻贵，古书上的这些话说得实在对！

她因此而愤恨过去的那个没出息的男人，感到自己是“鲜花插在了牛粪上”。

但当时不论怎样，那一切似乎是无法改变的。她自己的“门第”也不高。父母亲都是农民，老实得像高广厚一样；家里弟兄姐妹一大群，光景也很贫寒。尽管她从小就是他们家的“女皇”，他们也只能凑凑合合地把她供养到初中。她的所有兄弟姐妹没一个上学的——因为供养不起。父母亲看重她的聪明和人样，全力以赴重点保证她；希望她能给刘家的门上带来一些光彩。

她是六八届的初中学生。刚上初中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她喜欢这场热闹的革命，可以借此出一下风头。当然，她还不敢学习聂元梓和韩爱晶，当个什么头头。她有她的特长：跳两下唱两声还是可以的。因此她参加了派性文艺宣传队，并且成了主要女演员，整天给“武卫”战士慰问演出。后来，武斗激烈了，“战友”们被“敌人”打出了县城，他们的宣传队解散了。男的扛起枪“闹革命”去了，女的都各自回了家。

他们家和她的理想都被社会的大动荡扑灭了。她在农村一呆就是好几年。后来，年龄眼看大了，既参加不了工作，又寻不到一个像样的女婿——农民她看不上，干部又看不上她。最后经人介绍，就马马虎虎和高广厚结了婚。结婚后她才知道，高广厚也是县中的，但她在学校时好像从来没见过这个人。

结婚不久，她就发现她的丈夫是一个“相当窝囊”的人。她也试图教导他开展一些。无非是让他多往公社和县文教局（那时文化教育没分开）的领导家里跑。她甚至通过关系，想办法让他和县委的领导也拉扯着认识。但高广厚在这方面太平庸了！太死板了！有时还没农村那些有本事的大队书记活套。的确，她娘家那面川里有个高家村，那村里的大队书记叫高明楼，在公社和县上都踩得地皮响！

她曾经想过要和高广厚离婚。但她也明白自己的“价值”。一个没工作的农村户口的女人，又结过婚，就是风韵未减，也还能寻个什么样的男人呢？尤其是生下兵兵后，她基本上也就死了心；她把她的全部感情都倾注到了孩子的身上。她对这一切也习惯了。尽管对高广厚不太满意，但她尽量像一个妻子那样对待他了。当然，高广厚身上也有些叫她满意的地方。他人诚实，对她爱得很实心；尽管长相不太漂亮，但身体强壮有力。生活的情趣少些，但他那肌肉结实的胸脯也曾让她感受过男人的温暖。在她情绪好的时候，性生活也是能满意的。亲爱的兵兵出世后，她甚至开始对他产生了某种温柔的感情。孩子使她的心渐渐向他靠拢了一些；有时她还忍不住主动对他表示一下亲热——可是，每当这样的时候，平时缺乏感情的高广厚就加倍地给她热情，像疯了似的，她就又反感了。

不管怎样，看来他们的夫妻生活还是能过下去的。尤其是兵兵越来越逗人喜爱了——这小东西终究是他们两个的……可是，猛然间出现了卢若华。

自从卢副局长出现在她面前后，她的心一下子就乱了。她是个极敏感的人，第一眼就看出他喜欢她。当她知道了他现在是个单身的男人后，精神上那封闭了的火山口又开始咝咝地冒烟了。

老卢利用看若琴做借口，经常往高庙小学跑。当然，她知道，他更主要是来看她的。

他们很快就接近了——这是不用过多语言的。这个人对她的吸引力是强大的。他这么年轻，就当个副局长！副局长，虽带个“副”字，但在这个偏僻的县城里，权力可不小，全县所有的学校都归他领导！他还是一个大学毕业生，长相标致，风度翩翩，到处都被人尊敬。以前，丽英根本不敢梦想她能和这样的男人一块生活。现在一旦有了这种希望，她想自己就是付出任何代价和牺牲，也要让它变成现实！

唯一使她痛苦的是兵兵。她从老卢那里感觉到，他不愿意接受这个孩子。可是，这孩子是她心头的一块肉啊！

她泪水模糊地不知想了多少次，最后还是自己说服了自己：孩子将来自有孩子的幸福，而她自己的幸福若是错过这次机会，也许今生再不会有了……

他们两个的感情含蓄地进行到一定的时候，丽英毫不犹豫地提出要跟他一块生活。但他没有正面回答她。

丽英是聪明人。她理解他的难处。显然，由于社会地位，他不能承担破坏别人家庭的罪名。

勇敢的女人立刻主动采取行动，先和高广厚离婚。为了让这男人接受她，她终于忍痛把孩子也扔下不要了——一个发了疯的女人，在此刻是相当能下狠心的，尽管这颗苦果子她今后还得吃个没完。

在大马河川刘家渠村的娘家门上，她耐心地等待由于离婚在熟人中间引起的舆论平息下去。在人们几乎不注意她的时候，她才无声无息地和卢若华结了婚。除过老卢的妹妹和她原来的男人，现在社会上大概谁也不知道，她是在没有离婚的时候，就和卢若华相好了。这对新夫妇婚后的第一个晚上，就是为他们的这个成功的计谋，互相吹捧了一番对方的沉着或者机敏。

就这样，一个乡下小学教师的妻子，立即变成了县教育局副局长的夫人。

刘丽英感到世界一下子在她的眼里变得辉煌起来了。

十四

的确，和过去相比，丽英简直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她容光焕发，爱说爱笑，走路轻捷而富有弹性，很少有恼火的时候，就像她当年在派性文艺宣传队一样。

她对卢若华有一种敬畏，觉得他是那么高深。她在他面前感到胆怯和拘束；时刻意识到他不仅是个丈夫，也是个领导。她炒菜做饭，生怕卢若华不爱吃。对待他前妻留下的独生女玲玲，她也尽量使她满意——她关心她，绝不像个母亲，也不像个阿姨；好像玲玲也是个什么高贵的人，她都得小心翼翼地对待。

这个家在物质方面当然是富裕而舒适的。别说其他，三个人光被子就有十来条。时兴家具也齐备：“红灯”牌收音机，“日立”牌电视机……每天晚饭后，卢若华在另外一个屋子里和来串门的中层领导干部闲谈，她就一边打毛衣，一边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如果来个县长或书记什么的，她就会像一个优秀的家庭妇女一样，热情而彬彬有礼地沏茶，敬烟，一切都做得很得体。不用说，卢若华对她满意极了。

老卢经常请县上一些重要人物来家里喝酒吃饭，不是这个局长，就是那个部长。丽英买了一本“菜谱”书，用她的聪敏的才智，很快学会了做各式各样的菜。老卢那些吃得吧咂着嘴的朋友们，先夸菜，后夸丽英，都说卢若华找了个“第一流”。老卢不用说很得意，但他是个老成持重的人，总是含笑摇摇头——但这绝不是不同意朋友们的恭维。

白天，她去城关幼儿园上班——上班，这本身对她来说就是无比新鲜的；这意味着她也成了“工作人”。孩子们也是喜欢漂亮阿姨的，加上她又是个活泼人，爱说爱笑，会唱会跳，工作无疑做得很出色。她自己也相信她是这个幼儿园最有本事的阿姨。要不，幼儿园的领导（当然是她丈夫领导下的领导）怎能经常在全体教师会上表扬她呢？

但是，在这个美丽的妇女的笑脸背后，并不是一切都阳光灿烂。有一种深深的酸楚的东西时刻在折磨着这个快乐的人。她想念她的兵兵！每当她看见幼儿园的娃娃时，她就想起了她的儿子。她为了自己而丢弃了她的血肉般的爱！她现在才知道自己在这件事上有多么狠心和丑恶。她深深地感到：她对不起自己的孩子。

她有时带着幼儿园的孩子们玩的时候，一下子就会呆住了，像一个精神失常的人，眼睛燃烧似的瞪着——她在这一群娃娃中间寻找她的兵兵！

当她清醒过来的时候，才知道她的兵兵不在这里。可怜的孩子！亲爱的孩子！你现在怎么样了？你在哭？你在笑？你饿不饿？你冷不冷？你想妈妈吗？你……

她一下子忍受不住了！她自己嚎出声来，就赶忙丢下这些孩子！跑到女厕所里，趴在那肮脏的白灰墙上哭半天，直等到听见别人的脚步声，才慌忙揩去满脸的泪痕……

只有那个四岁的孩子，才能使现在这个热血飞扬的女人冷静一些，自卑自贱一些！他那一双忧郁的、黑葡萄似的眼睛，不时闪现在她的面前，让她的笑容戛然而止。他就像一个无情的审判官一样逼视着她的良心。

但是，她想自己是很难再退回去了。她好不容易才追求到了今天这一切。人生也许就是这样，要得到一些东西，同时也可能就得失去一些东西，甚至可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如果天上真有上帝，那么她请求这位至高无上的神能谅解她的不幸，饶恕她的罪过！

不论她找出多少理由来安慰自己的良心，可她无法使自己不想念和牵挂小兵兵。归根结底，那是她的；是她身体和灵魂的一部分，或者说就是她本身的另外一种存在形式。

这种折磨是深刻的。丽英也尽量地把它埋在心灵的深处。她怕卢若华觉察到。再说，她自己刚开始过上一种新生活，不能因此而再给自己的头上铺满阴云。

直到快要临近国庆节的时候，她才强烈地感到，她要是不再见一面兵兵，就简直难以活下去了。幼儿园的孩子们已经在喧闹着要过节了，互相在夸耀自己的妈妈给他们买了什么新衣裳和好吃的东西。

她看见这情景，就像刀子在心上捅。她在心里痛苦地叫道：“我的兵兵呢？国庆节他有新衣裳和好吃的吗？他也有个母亲，难道连一点抚爱都不能给他了？”

她尽管害怕向老卢提及这个事，但还是忍不住向他提了。她在一个晚饭后，在他对她非常亲热的一个时刻，向他提出：她想让自己的儿子在国庆节到这里来过；她说可以让若琴带他来。

卢若华爽快地同意了，说他正好也想让若琴回城过国庆节。他说若琴对他和她结婚不满意，已经赌气很长时间没有回家来了，他心里很难过。他说他忙，让她给若琴写封信。于是，丽英就给若琴发了那封信。

十五

明天就是国庆节了。

小县城的机关、学校，实际上在今天就已经放假了。街道上，人比平时陡然间增加了许多。商店里挤满了买东西的人群；肉食门市部竟然排起了长队——一在这里，平时公家的肉根本销不出去。

家庭主妇们手里牵着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孩子们，胳膊上挽着大篮子，在自由市场上同乡里人讨价还价。

所有的人都穿上了新衣服。浴池的大门里，挤出了一群一伙披头散发的姑娘们。这里那里，锣鼓咚咚，丝弦悠扬，歌声嘹亮。

到处都在大扫除，好像这几天卫生才成了一件重要的事。有些机关的大门上已经挂上了大红宫灯，插上了五星红旗和彩旗，贴上了烫金的“欢度国庆”四个大字。这个季节正是阳光明媚、天高气爽之时，加上节日的热烈气氛，使得人们的脸上都带上了笑意，城市也变得让人更喜爱了。

丽英一早起来就忙开了。

她先把屋子里外打扫收拾了一番。她是个爱讲究的人，而这个家也值得讲究。

她在房子里忙碌地打扫、清理、重新布置。尽管很熬累，但兴致很高：这一切都是属于她的呀！

她把老卢一套藏青色呢料衣烫得平平展展，放在床上的枕头边，让他明早起来穿。然后又把玲玲的一身漂亮的花衣裳从箱子里拿出来，给她穿在身上。

家里一切收拾好以后，她便提了个大竹篮子去买菜买肉。老卢前两天就给有关部门那些领导（也是朋友）吩咐过了，所以她实际上就是去把各种过节的东西拿回来就走了。

她从这个“后门”里出来，又进了那个“后门”。篮子里的东西沉得她都提不动了。这些东西都是国庆节供应品中的上品，但许多又都是“处理品”，价钱便宜得叫她都感到有点不好意思。

她送回去一篮子，又出去“收”另外一篮子。烟、酒、茶、糖、鸡、羊肉、猪肉、蔬菜……这些东西都是她从有些人的家里拿出来的（老卢有条子在她手里）。

她提着这些东西，对她的丈夫更敬佩了。他真是一个有本事的人！她想不到她男人在这城里这么吃得开！她似乎现在才深刻地认识到：为什么老卢常请这些人在家里吃饭喝酒。

她把这些东西提回家后，忍不住又想起了她寒酸的过去：为了过节割几斤肉，买两件衣服，她和广厚早早就用心节省上钱了。现在，几乎不出什么钱，东西很快就把厨房堆满了！她现在进一歩认定：她离婚这条路实在是走对了。

她今天异常地激动，心脏几乎比平时也跳得快了。这主要是她还面临一件重要的大事：她的亲爱的儿子今天下午就要来到自己的身边。她的鼻子由不得一阵又一阵发酸；干活的手和走路的腿都在打颤。

她把过节的东西准备好以后，就用了一个长长的时间到街上给儿子买节日礼物。

她先到百货商店给儿子买了一身时兴的童装外套和一套天蓝色毛衣。然后又到儿童玩具柜前买了一辆红色的小汽车（和卢若琴买的那辆一样），一架可以跑但不能飞的小飞机；还买了一杆长枪和一把小手枪。

她接着又去了食品店，买了一大包儿子爱吃的酥炸花生豆。其他东西家里都已经有了。

中午饭以后，玲玲到学校去排练文艺节目，老卢与局长分头率领县教育局和教研室的人，去登门慰问城内的退休老教师和教育系统的先进工作者去了。父女俩都说晚上要迟点回来，饭不要像往常那样早做。

她一个人在家里慢慢准备晚饭。她的心乱得像一团麻一样：去拿切菜刀，结果却找了根擀面杖；把面舀到和面盆里，又莫名其妙地把面倒在案板上。

她只要一听见门外有脚步声，就赶快跑出去。可是，一次又一次都使她失望。按她的计算，若琴和兵兵吃过中午饭起身，从高庙到城里只有十来里路，他们早应该到了。

她怔怔地倚在门框上，天上太阳的移动她似乎都看得出来。

她突然又想：他们会不会来呢？

呀，她怎么没朝这方面想呢！是的，他们完全可能不来！广厚不一定愿意让孩子见她，而若琴也不一定那么想见她哥哥！她只是写信表示了自己的心愿，可高庙那里，怎能她想要他们怎样他们就怎样呢？他们实际上都在恨这个家！

完了！他们肯定不会来了！

她绝望地望了一眼西斜的太阳，感到头一下子眩晕得叫她连站也站不住了。

她一屁股坐在门槛上，双手捂住脸，伤心得痛哭起来……

“丽英！”

她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喊她。

她惊慌地抬起头来，突然看见卢若琴抱着她亲爱的兵兵，就站在她的面前。

她一下子从门槛上站起来，嘴唇剧烈地哆嗦着，疯狂地张开双臂扑了过去；她在蒙昽的泪眼中看见，她的儿子也向她伸出了那两条胖胖的小胳膊……

十六

卢若华率领着教育局和教研室的几个干部去慰问散落在城北一带的退休教师和先进工作者。局长率领的另一路人马去了城南。

因为这些人居住很分散，有的在沟里，有的在半山腰，这项工作进行得相当缓慢。

卢若华在这些事上是很认真的。一个下午辛辛苦苦，上山下沟，这家门里进，那家门里出。每到一家，也大约都是一些相同的话：感谢你们多年为党的教育事业作出了成绩和贡献；向你们表示热烈的节日的问候。你们如果有什么困难和问题提出来，局里一定认真研究，妥善解决；请多给我们的工作和我本人提出宝贵的批评建议……

他谈吐得体，态度热情，使得被慰问者都很受感动。陪同他进行这项工作的人也都对这位年轻的领导人表示敬佩。有一些被访问者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困难，卢副局长都细心地记到笔记本上了。

慰问退休教师这件事是卢若华在局里提出来的。这本来是一件好事。遗憾的是，卢若华往往通过做好事来表现他自己。比如这件事，本来局里开会通过了，大家分头进行就行了，但卢若华在出发之前，一个人又专门去找主管文教的副书记、副县长、人大常委会的副主任，向他们分别汇报了他的打算。直等得到这些领导的赞扬以后，他才起身了。而他的这些活动教育局长本人并不知道。爱说爱笑的局长是个老实人，他只是领着人出去进行这件事就走了。

不管怎样，卢若华总算是一个有本事的领导人。这件事干得很得人心，一下子启发了其他系统的领导人——各系统都纷纷出动去慰问他们系统的退休者和先进工作者；连县委和县政府、人大常委会的一些领导人也出动了。这件事甚至引起了县委书记的重视；他并且知道了这股热风的“风源”就是从教育局副局长卢若华那里刮起来的！

（看来教育局那个乐呵呵的正局长，恐怕要调到卫生防疫站或气象局一类的单位了吧？）

临近吃下午饭的时光，卢若华一行人才从最后一个被慰问者的家里走出来。这时候，这里那里传来了一些锣鼓的喧闹声。

同行的人告诉卢副局长，这是其他系统的领导人出动慰问他们系统的人——这些人企图后来居上，竟然敲锣打鼓，拿着红纸写的慰问信出动了。卢若华评论道：“形式主义！‘四人帮’的那一套还没肃清！”

他在心里却说：不管怎样，我走了第一步！卢若华和同志们在街道上分手各回各家。

他正怀着一种愉快的心情往家走时，半路上被县委办公室主任刘明生挡住了。明生硬拉着让卢若华到他家里坐一坐。

他俩是“狗皮袜子没反正”的朋友，因此卢若华没说什么推辞话就向那个他惯熟了的家庭走去。

一坐下就是老规程：酒、菜全上来了。紧接着，两个酒杯“当”的一声。

半瓶“西凤酒”快干完了，话却越拉越多。内容无非是他们这些人百谈不厌的人事问题。

脸红钢钢的刘明生用不连贯的语调对他说：“你家伙……又要……高升了……常委会已讨论过一次……我参……加了……可能叫你……当正局……长！”

若华心一惊。但他很快平静下来：他前一段凭直觉也早知道这个消息快来了。不过，他还是对这个有点醉了的主任一本正经地摇摇头：“咱水平不够！”

“够……当今……县委书记……也够……刚才的话……你……保密！”这个醉汉严肃地叮咛他说。卢若华不由得笑了。

刘明生的爱人过来皱着眉头叫丈夫不要喝了，并且很抱歉地对卢若华笑了笑。

卢若华觉得他应该抱歉地笑一笑才对。于是他也对刘明生爱人抱歉地笑了笑，然后说：“叫明生躺一会儿……”说完，就从这个家里告辞出来。

卢若华走到街上时，天早已经黑严了。大街上静悄悄地没有了人迹。

他慢悠悠地踱着步，借着酒劲让身子飘移前行。他感到精神异常地兴奋。

是的，一切都是如意的。事业在顺利地进展，新的家庭也建立起来了，而且相当美满。

他很快想起了丽英，想起了温暖的家。尽管是第二次结婚，卢若华仍像一个小伙子一样热血沸腾——他喜欢他的这个漂亮而多情的妻子。

卢若华回到家里时，看见丽英已经睡着了，怀里搂着一个小男孩——他认出这是高广厚的儿子。他突然记起今天还有这么一回事——他的妹妹和他妻子的儿子要来他家。

他看了看妻子熟睡的脸：她眉头皱着，似乎有一些不愉快的迹象，眼角似乎还噙着泪水——他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

一种莫名的烦恼涌上了他的心头。刚才高涨的情绪一下子就消失了。

他不愿意躺到这个床上去。那个套间大概是若琴和玲玲住着。他一时觉得自己胸口闷得难受，就怏怏不快地来到院子里。

他来到院子里，背抄起胳膊踱着方步。他站下，抬头望着天上亮晶晶的星星，那些星星似乎像一只只眼睛似的瞅着他。他烦恼地叹了一口气。玲玲和若琴住的那间房子窗户也黑糊糊的没有一点光亮。她们也睡了。都睡了！只有他醒着。他现在就是躺到床上也睡不着。

卢若华突然想起前不久不知哪个朋友悄悄告诉过他，说他妹妹似乎和高广厚有些“那个”……卢若华一下感到胸口疼痛起来。他在心里喊叫：生活啊，你总是把甜的苦的搅拌在一起让人吃！

他摸了一把由于酒的力量而变得热烘烘的脸，在心里想：其他事先可以搁到一边，但明天无论如何得和若琴好好谈谈……

十七

国庆节早上吃罢饺子后，这个家就分成了三路：玲玲去学校参加演出；丽英抱着兵兵上街去了；卢若华兄妹俩相跟着出去散步。

不用说，卢若华在心里是疼爱妹妹的。自从父母亲去世后，这世界上除过玲玲，她就是和他有血缘关系的唯一的亲人了。

母亲去世后，他不忍心把不满二十岁的妹妹一个人丢在老家，把她带到他身边。他随时准备用自己有力的手来帮扶她。

他会给她创造条件，鼓励她好好复习功课，争取考一个好大学。他想让他们兄妹俩在生活中都能成为受人尊敬的人。他看得出来，若琴是一个很有希望的姑娘，聪敏，早熟，遇事很有主见，虽然还不足二十岁，但在日常生活中满可以独立了。他认为唯一欠缺的是涉世未深，不懂得生活的复杂性。

一般说来，卢若华很喜欢妹妹那种独立性，因为他自己就是十几岁离开父母亲，一个人在社会上闯荡过来的。

但是，他感到她的这种意识是太强了，甚至有点过分。他相当不满意妹妹对他和丽英结婚所抱有的那种态度。按常情说，不论怎样，她总应该站到他一边，为哥哥着想。可是她偏偏对他生活中这件重要的事采取了一种批判的态度，弄得他心里很不痛快。更有甚者，她竟然完全站在高广厚的一边来评论这件事。

看来她对这件事的看法非常顽固，似乎像在捍卫某种神圣的原则似的。

卢若华禁不住对他的妹妹怜悯起来：可怜的孩子！你实际上还没有真正开始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哩！当你真正认识了这个世界的真实面目时，你就会对问题的看法更接近实际一些！

是的，他也年经过，也像她一祥坚持过一些是非原则，后来慢慢才明白那样一种处世哲学在这世界上吃不开。后来，他到了社会上，才纠正了自己的执拗。妹妹若要是这样下去，非得在社会上碰钉子不可！再说，爱情嘛，这里面的是非你能说清楚？

看来人成熟得经历一个过程——他深有体会地想。从这一点上说，不管妹妹怎样攻击他娶丽英“不道德”，他也宽宏大量地原谅她，因为她还没有经历那个“过程”。再说，她是他的亲妹妹。

这一个月来，她赌气不回家来，他心里一直是很惦记的。但他知道急于说服她不容易，正如她不容易说服他一样。他想得缓一段时间再说。所以这一个多月他没有主动与她联系，也没有捎话让她回来。

自从他听到风声说妹妹和高广厚有点“麻糊”后，他的心才“咯噔”一下！

他一下子慌了：他怎么没想到这个糟糕的问题呢？当然，他想这一切也许不是真的。但毕竟已经造成了影响。这件事将会使他在县上多么不光彩啊！而且更酸的是，人们将会嘲笑他卢若华用妹妹换了个老婆！他听见这个传闻后，就像蚂蚊在脊背上一样，心里极不舒服。他敏感地想：这件事说不定已经在文教系统或者在县上的干部们中间传播开了！这真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他决定很快找妹妹谈谈，主要的意思是想叫她赶紧换个学校。因此，前两天丽英想叫若琴把她儿子带来过节，他没有反对。他并不体贴到丽英思念儿子的感情，而是他想借此机会要好好和若琴谈一谈……

现在这兄妹俩走在城外的一条小土路上，正闲聊着一些家常话。秋天的阳光照耀在色彩斑斓的原野上。碧蓝而高远的天，洁净而清澈，甚至看不见一丝云彩。城郊的田野里，庄稼和草木都开始变黄。有些树的叶片已经被早霜打得一片深红，在阳光下像燃烧的火苗似的。

“若琴，给你换个学校好不好？五里湾小学，实际就在城边上。噢，就在那里！”卢若华突然转了话题，他用修长的手指指着不远处的一个村落。

“我已经给你说过了，我就在高庙那里教。我在那里已经熟悉了……”卢若琴手里拿几片红色的梨树叶，用手指头轻轻摩挲着。

“我希望你能听哥哥的话，我完全是为了你好……”

“在哪里不都是一样的？反正都是教书哩！”

“唉！”卢若华叹了一口气，犹豫了半天，才吞吞吐吐说，“现在这社会风气实在瞎！光软刀子就能把人杀了……”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卢若琴停住脚步，问哥哥。

卢若华沉默了半天，然后扭过头，望着对面山，说：“有人传播你和高广厚长长短短……”

卢若琴一下子用牙齿咬住了嘴唇，泪水在眼眶里旋转起来。她也把头偏向了另一边，说：“我想不到这些谣言竟然能传到城里……”她突然转过头，激动地问哥哥：“难道你也相信这些坏话？”

卢若华转过脸，说：“我又不是不知道你！高广厚那人我也知道！他是老实人！再说，他比你大十几岁哩！可是，谁又能把这些造谣人的舌头拔了？若琴，你还是听我的话吧，换个学校！要不，干脆别教学了，就停在城里，好好复习你的功课！”

“我才不愿白吃饭呢！”她把嘴一撇。

“那你就到五里湾去教书！”

“我不！”她认真地说，“我要是换了学校，在众人看来，我和老高似乎倒真有什么说不清的事了。”

“若琴！你体谅体谅我吧！我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县委正准备提拔我哩！你多少能给我顾点面子，不要让我再为这些事烦恼了！”卢若华痛苦地把两条胳膊摊开，咧开嘴巴，几乎走向妹妹央告着说。

卢若琴没有被他做出的这副可怜相打动，她看了看他，说：“你在任何时候都想的是你！看来你好像为我好，实际上是为你好……”她有些刻薄了。

“为咱两个都好！”他纠正说。

“那你也不想想，高广厚现在好不好？他现在可怜死了！难道这和你没关系？”

“扯到哪儿去了！你别再提那事行不行？”卢若华有点恼火了。

卢若琴赌气地转过身往回走，她不准备继续散步了。

若华赶紧也转过身撵上来，说：“你永远是个孩子脾气！你可别像上次一样，一声招呼不打就走了……你无论如何把节过完了再走……”看来谈话的主题今天是无法再进行下去了。卢若琴放慢了脚步，说：“我今天不会走。但明天就得回去……”

“明天是星期天！”

“星期天也得回去。”她说。

“为什么？”

“明晚上我们学校要开文艺晚会，附近的老乡也都要去看。”她紧接着说，“你能不能到县文化馆给我借个手风琴？你人熟！如果能借下，我明天可以托赶集的老乡捎回去。我明天还要带兵兵，怕拿不了……”

“可以……”他无可奈何地说，“那刚才那些事，罢了咱再好好谈一谈。”

卢若琴躁了：“哥哥！别再扯那些无聊事行不行？我烦得要命！”卢若华叹了一口气，说：“那咱回去……”

兄妹俩沉默地一前一后相跟着，去了县文化馆。

十八

丽英一整天都抱着兵兵在街上玩。

今天她不留恋那个舒适的家。她带着儿子，在属于公众的场所，尽情地陶醉在母子间的那种甜蜜之中——这一切离开她的生活已经一个多月了。

她抱着兵兵，嘴唇不停地在儿子的脸上、手上、头发上、屁股蛋上，使劲地亲着。她和他逗着耍笑，眼里一直喷着泪水。母子俩玩着，走着，没有专门的目的地。

她用母亲的细心，把兵兵打扮成个小姑娘。她喜欢把儿子打扮成这个样子。她用红头绳给他头上扎了一根小辫；用颜料给他染了红脸蛋。

把她买的好衣服都穿在了他身上。

兵兵开始时对她似乎有点生了。但很快就比原来还恋她。他的两条小胳膊紧搂着她的脖颈，生怕她又突然失踪。

这一切使得丽英心如刀绞。可怜的孩子！他现在根本不能明白他的处境——他很快就又得离开母亲了！大概在他长大的时候，才能明白这一切吧？那时，他能不能原谅他的母亲呢？

丽英先抱他到商店里转。兵兵要什么，就给买什么。她现在不像当年那个母亲，手头有钱。

后来，她又带他到县体育场。在小孩们玩的那个角落里，她让兵兵坐了跷跷板。滑梯不敢让上去，他太小了。然后，他们又到了县河边的一块草地上，捉虫子，拔野花。

他们坐在河边一块大石头上，吃了她带来的各种点心后，就又返回到街上。

电影院正好放一场动画片。她虽不爱看这种片子，但她非常庆幸有这场电影。她赶忙买了票，带兵兵去看。

兵兵大开眼界，看得兴致勃勃，小手在拍，小嘴在叫。她在黑暗中嘴唇一直贴着他的头发，吻着，流着泪。

她痛切地认识到，她对儿子的爱是什么感情也代替不了的。她现在后悔离婚时把兵兵给了广厚，而没坚持把自己的亲骨肉留在身边。现在这一切都为时过晚了。

她现在看见兵兵长得很壮实，模样也更漂亮了。这说明广厚对孩子是精心抚养的。她也知道，广厚和她一样疼爱兵兵。

她这时才想到，那个老实巴交的男人带这孩子，一定受了不少罪。他对公家的事又那么实心，大概常忙得连饭也顾不上吃。现在她离开了高广厚，倒在心里对她原来的丈夫有个心平气静的评判了。是的，他无疑是个好人。就是过去，平心而论，她也不是恨他，而只是感到他窝囊罢了，和她自己的要求搭不上调。现在，她倒在内心里对他有点同情。她突然又想：他会不会很快再找一个女人呢？而这个女人对她的兵兵又会怎样呢？啊，蝎子的尾巴后娘的心！怎会对兵兵好呢！想到她的儿子将要在一个恶身的后娘手里生活，她的心都要碎了！

电影散场了的时候，她紧紧抱着儿子又来到阳光灿烂的大街上。所有看电影的孩子，大部分都是父母亲一块带着。幸福的孩子们一只手牵着父亲的手，一只手牵着母亲的手，蹦蹦跳跳地走着。这情景对丽英又是一个刺激。

这时候，兵兵大概也受到了启发，突然对她喊叫说：“我要爸爸！我要爸爸！”

丽英一下子不知如何是好了。她也不知该怎样乖哄孩子。

丽英又急又难受，赶快抱着他跑到副食品门市部给他买了许多零食，才把孩子的意识转移了。

她看了看表：下午六点三十五分。她吓了一跳！她知道她今天在外面的时间太晚了，别说做饭的时间误了，吃饭的时间也误了！

她赶忙抱着兵兵回到了家里。

卢若华正在厨房里切菜，见她回来了。也不对她说什么，只管切他的。

他显然是生气了。她让兵兵在地上玩小汽车，便过来怯生生地问：“若琴呢……我回来迟了，让你……”

“若琴给他们学校捎东西去了。你怎么回来这么晚？”他转过脸，阴沉沉地问，“玲玲饿得直喊叫！你自己看看，现在到什么时候了！”他说完，刀子狠狠地在案板上剁起了菜。

丽英看着他这副模样，吓得不知如何是好。

她正要从丈夫手里夺切菜刀，以便将功补过，不料卢若华的手指头一下被菜刀切破了。

他把刀子“啪”地往案板上一掼，一只手捉着另一只手，跑着去找纱布和胶布。他在那边把抽屉拉得哗哗价响，嘴里骂了一句：“他妈的……”

丽英第一次看见有涵养的丈夫这么粗暴。她惊得目瞪口呆，随后便忍不住一下子扑倒在床铺上哭了起来。

兵兵看见妈妈哭，知道是谁让妈妈哭的。他挺着朐脯跑过去，举起那只小胖手，在包扎手指头的卢若华的腿上打了一巴掌，然后跑过来，抱住妈妈的腿也嚎哭起来。

卢若华捂着手指头，气愤地出了家门。

这时，刚从套间里跑出来的玲玲看见这情景，也哭着撵到门外对卢若华喊：“爸爸！我要吃饭！晚上学校演节目，我是第一个……”卢若华好像没听见，头也不回地走了。

国庆节夜晚，此刻千家万户大概都在欢宴，而这个家庭却是一片哭声……

十九

兵兵走后，高广厚的心情反而很激动。

不论怎样，丽英还没有忘了兵兵。兵兵啊，他可以乐两天了！

在体察孩子的心理方面，高广厚有一种特殊的敏感。

尤其是兵兵，孩子失去母亲后，内心那荒漠、痛苦、悲伤，他全能体察到。他实际上承负着两颗心的痛苦。

他知道兵兵的快乐是短暂的，甚至会因此而增加孩子往后的伤心。

但他还是为兵兵能在他母亲身边呆两天而高兴。

国庆节早晨，他突然接到乡邮员送来的一封信。他一看，是省出版社来的。他感到莫名其妙：恐怕是弄错了吧？出版社给他来信干什么？

他打开信，不免大吃一惊！

原来是出版社通知他，他的那篇《谈谈小学教育中如何注意儿童心理因素》的文章，将要收入该社出版的一本书中。出版社在信中还和他商量，他是不是能为此专门写一本小册子呢？他们说如果他同意，就请他尽快动手写这本书，争取能在今年年底交稿……

高广厚看完信，心跳得快要从胸膛里蹦出来了。他想不到有这样大的事出现在自己的面前！

他的那篇文章实际上是他在县上一个小学教学座谈会上的发言，后来应县教研室的要求，整理成文章，登在他们油印的《教学通讯》上。现在想不到让出版社看见了，还要发表，甚至还让他写一本专门的书呢！

我的天！还有这样的事！高广厚拿信的手索索地发着抖，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

他很想赶快找个人谈谈。但学校已经放假，一个人也没有。就是没放假，他能和学生娃谈吗？他实际上是想很快和卢若琴谈这件事，但卢若琴已经回了县城。

他拿着这封信，反复地看，心中如同潮水似的翻腾着。他突然发现自己还是个可以干点事的人！他的眼睛为此而被泪水模糊了。

生活中偶然的一件事，常常能使人的精神突然为之升华。

高广厚一下变得庄严起来。他很快压下去内心的激动，开始思索他自己，认识他自己，反省他自己。过去，沉重的生活压弯了他的腰，使他变成了一个自卑而窝囊的人。他认识到自己过去那种畏畏缩缩的精神状态，已经多少丧失了一些男子汉的品质。他现在似乎有点想得开丽英为什么离开他。

他现在醒悟到，他应该做许多事，他也可以做许多事。他已经掌握了一些知识，并且过去也萌生过做点在他看来不平常的事——只不过从没敢肯定这些想法，常常很快就把自己的想法扼杀了。

好，现在接到这封信，他的勇气来了。

他很快决定，出版社要出他的小册子，书稿工作得马上着手进行。当然，问题是缺乏一些资料。但他想是可以想办法搞到的。

这张十六开的纸片像闪电一样耀眼夺目！

他像勇士一般迈开脚步，急速地回到自己的窑里，手脚麻利地开始做饭。他觉得地面像有了弹性，觉得窑里也不再是空荡荡的了。

他一边叮叮当当地切菜，一边竟然张开嘴巴唱起歌来。正好学校一个人也没有，他可以放开声唱！

他的雄浑的男中音深沉而高亢，震荡着这个寂静的校园。如果高广厚此刻在镜子里看看自己，恐怕自己也认不出自己来了：高挺的身板顿时显得魁梧而雄壮；棱角分明的脸盘透露出一股精干劲；两只平时忧郁的大眼睛也闪闪发光了……

他三下五除二就做好了饭，很有气魄地大嚼大咽起来。

吃完饭后，他坐在桌前，很快给出版社写了回信。他告诉他们，他将很快投入他们要求的工作……

然后，他出了门，去两个村召集演节目的孩子们来学校，准备晚上开晚会。卢若琴会不会按时回来呢？他一边在简易公路上走着，一边低头想。

“高老师！哈，这可碰巧了！”一个人大声说。他抬起头来，见是后村子里的一个年轻社员。他看见他背着一架手风琴！

“卢老师捎的！她说她一会儿就回来！”

不说他也知道是若琴捎回来的。他高兴地接过手风琴，对这个年轻人说：“你能不能替我跑几步路，到前村把学生们喊一下，叫到学校来，晚上咱们学校要开晚会哩！”

“演戏？啊呀，这太好了！我给你去叫！”他说完就掉转头走了。高广厚提着手风琴，兴致勃勃地送回到学校里，就又去叫后村的学生娃了……

当高广厚再回到学校时，刚进院子，就看见卢若琴和兵兵正站在那里等着他呢！他看见兵兵穿戴得那么漂亮，便知道那个人是怎样亲过这孩子了。

“兵兵！”他兴奋地叫了一声，就撒开两条腿跑过去，一把抱起他，在空中急速地转了一圈。父子俩都张开嘴巴，朝蔚蓝的天空哈哈地大笑起来。

卢若琴惊讶地望着高广厚洋溢着光彩的脸盘，说：“高老师，你今天怎一下子变成另外一个人？有什么高兴事哩？”

高广厚把兵兵放到地上，不好意思地冲她嘿嘿一笑，说：“过一会儿我再告诉你……”

二十

夜晚，高庙小学笼罩在非凡的热闹气氛中。

有关的两个村都抽了一些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下午就来到了学校里，搭起了一个“戏台子”——实际上就是在学校院子的空场地上栽了一些棍，四周蒙了床单、门帘一类的东西。

农村经常没有文娱活动，尤其现在实行生产责任制了，一家一户种庄稼，除过赶集上会，众人很少有相聚一起的机会。

现在这学校竟然要“唱戏”了！

庄稼人们一整天都在山里兴奋地谈论这件事。更重要的是，所有的“演员”又都是他们自己的子弟，因此又给庄稼人平添了几分兴致。大家无不夸赞高老师和新来的卢老师，说他们真格是些好先生！

一吃过午饭，天还没黑，不光高庙和舍科村，连另外村的庄稼人和婆姨女子，也都纷纷向坐落在小山湾的学校拥去了。通往学校的一条条小路上，到处都有笑语喧哗，连村里的狗也撵着人来了，把个寂静的山乡田野搅得乱纷纷的。

夜幕扑落下来后，庄稼人就点起了几盏马灯，挂在了“戏台”上。整个学校的院子里，都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

晚会开得相当热烈，有合唱，有舞蹈，也有儿童剧。唯一的一件伴奏乐器就是手风琴。卢若琴尽管是业余水平，但拉得相当熟练。加上她今晚上精神很好，琴声充满了一种激荡的热情。

她是伴奏，又是总导演。高广厚是“舞台监督”，在后台忙成一团，帮卢若琴安排出场，准备道具。他不知兵兵在哪里——大概是那些不演出的学生娃抱在台子下看演出哩。

这时候，听见人群里有人喊：“叫高老师和卢老师也来个节目！”众人立刻一迭声起哄了。

卢若琴很快答应了，慷慨激昂地唱了一段她家乡关中的秦腔。高广厚在台子后面头上汗水直淌。

卢若琴唱完后，众人就喊：“轮上高老师了！”

卢若琴到幕后来，对他说：“怎样？你唱个歌吧，不唱看来不行了……”

高广厚只好用手掌揩了揩脸上的汗水，笨拙地跟卢若琴来到台前。

马灯光刺得他眯住了眼睛。

他听见众人“哄”一声笑了，而且笑声越来越猛烈，像山洪咆哮一般停不下来！

高广厚不知自己出啥洋相了，两只手互相搓着，脸通红，头别扭地拐到一边，不敢看台下哄笑的人群。

卢若琴也不知大家笑什么。她赶忙看了看高广厚，自己也“扑哧”一声笑了：原来高广厚胸脯的扣子上挂了一根面条！

卢若琴笑着，过来把那根面条拿掉——这下高广厚自己也笑了。这个插曲在庄稼人看来比所有节目都精彩！

手风琴的旋律急剧地响起来了。

高广厚雄壮的男中音在夜空中发出了强大的震荡。这个土包子竟然是一种“西洋式”唱法！一开始由于紧张，音调有点不太自然，后来便逐渐正常了。他的声音如风暴掠过松林一般，浑厚的共鸣使人感到他那宽阔的胸膛下面似乎有一个澎湃的大水潭……

全场的老百姓都一下子静下来了。他们虽然不能全部听懂他唱些什么，但都说他“比文工团还行”！

卢若琴也是第一次听高广厚唱歌。她震惊得张开嘴半天合不拢，伴奏的手风琴竟然在中间连过门也忘拉了！

高广厚唱完后，是一群女孩子的小合唱。这个节目一完，老百姓又把一个“民歌手”——庄稼人老汉哄上了台。这老汉巴不得有这么个机会显一下能，竟然用他那豁牙漏气的嘴巴接连唱了十几个“信天游”，其中有些歌酸得不堪入耳，卢若琴想阻止，被高广厚挡住了；他说老百姓爱听这些歌，就让老汉唱去吧……

一直闹了大半夜，晚会才散场。可以肯定，这个热闹的夜晚，将会长久地保持在人们的记忆中；周围村庄的老百姓，会在家里和山里议论好多日子……

不用说，高广厚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好了。过去的苦闷自然被推开了一些。

他带着连他自己也感到新鲜的激情，开始了他的新的生活。

在教学上，他野心勃勃，想在明年全县升初中的考试中，他的学生要全部考上，并且要垄断前五名！

他和卢若琴除了精心备课、讲课、批改作业外，还抽出时间另外辅导一些学习成绩不太突出的学生。勤工俭学烧的第一窑石灰就卖了三百元钱。他们拿这钱又买了许多儿童读物来充实卢若琴办的那个图书室，并且还买了许多体育器材和大玩具。

夜晚，等兵兵熟睡后，高广厚先改作业后备课。等这些干完了，就进入到他那本书的写作中去。卢若琴把他所需要的资料大部分都找齐了。

他有时在桌子上一趴就是五六个钟头，一直到身体僵硬，手累得握不住笔的时候，才到院子里活动一下。

夜，静悄悄的。只有学校下面的小河永不停歇地唱着歌。他深深地呼吸着秋夜纯净的空气，感到这个世界不论有多少痛苦，但它总归是美好的。

有时，夜半更深时，他正在埋头工作，听见响起了敲门声。卢若琴来了。她端着一缸子加了白糖的麦乳精和几块点心，给他放在旁边的桌子上。他还来不及说句感谢话，她就悄然地退出去，轻轻带上了他的门。

二十一

今年的第一次寒流，又从西伯利亚通过毛乌素大沙漠，向广阔无边的黄土高原袭来了。

风立刻变得生冷。田野里碧绿的红薯叶被冷风寒霜打得黑蔫蔫的，没有了一点生气。

早晨出山的庄稼人，已经穿上了棉袄。阳光时有时无，天气欲晴又阴。

高广厚和卢若琴忙着给各教室都生起了火。为了让孩子们早点回家去，下午的课外活动也取消了。

晚上，兵兵有点咳嗽。高广厚也没在意，给孩子脱了衣服，让他钻到被窝里去。他点亮桌子上的灯，准备像往常那样，投入到一种比白天还要紧张的工作中去。

兵兵躺下后，咳嗽越来越急骤了。高广厚这才意识到，孩子病了。

他赶忙在抽屉里找了一点感冒药，倒了一杯水，用被子包住孩子，让他坐起来吃药。

兵兵哭闹了半天，刚把药咽下去，一声咳嗽，便“哇”一声全吐了。接着，咳嗽一阵紧似一阵，把饭也全吐出来了。

高广厚慌了，把吐脏了的被子掀到一边，赶忙给兵兵穿衣服。他手在孩子头上摸了一下，烫得像炭火一样！

兵兵不停歇地咳嗽着，小小的身体痛苦地抽搐成一团，并且一边哭喊，一边骂着脏话。

高广厚急得满头大汗，不知该怎办。家里没什么药。天这么晚了，到哪儿去给孩子看病呢？

兵兵的咳嗽越来越严重了，中间几乎隔不了一两分钟，而且每一次咳嗽半天都停不下来。

孩子在高广厚怀里喘成一团！

高广厚看见儿子病成这个样子，神经都要错乱了。他咒骂该死的病偏偏发生在这半夜三更！要是在白天，他就能即刻安排好学校的事，抱着兵兵往城里跑。他现在搂着孩子，嘴里不停地给他说乖哄话一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嘟囔些什么！

卢若琴破门而入！

她三脚两步走到炕栏石前，手在孩子的额头上摸了一把，着急地对高广厚喊：“孩子都烧成这个样子了，你还坐着干什么！赶快往城里抱！”

高广厚一下子惊醒了，也感到身上有了点劲，赶忙把兵兵放下，一纵身跳下炕来。跳下来后，他又不知自己该干什么，手在这里一抓，又在那里一抓；抓起这件，又丢了那件！

卢若琴让他冷静一些，并指出他应该拿什么，不拿什么。她说完后，又跑着回了自己的窑洞。

她很快就又跑过来了，拿着她的一件短棉大衣把兵兵裹了起来。

她把孩子塞到高广厚怀里，又从他手里夺过提包。两个人匆匆地出了门，寒风呼嘴着迎面打来，使得这两个夜行的人走路很困难，加上天又黑，他们在简易公路上不时被绊磕得趔趔趄趄。

兵兵在高广厚的怀里不住气地咳嗽着，呻吟着，骂着人（实际上是骂咳嗽）。

高广厚不时小声喊着儿子的名字，撒开长腿只顾跑。

卢若琴提着一包东西撵在后面，尽量追着他。

快到城里时，高广厚被一块石头绊了一跤，把怀里的兵兵都摔在了一边！兵兵恐怖地喊了一声，接着连哭带咳嗽喘成了一团。

高广厚一闪身爬起来，拳头狠狠擂了一下自己的脑袋，赶快摸索着抱起了儿子。

卢若琴跑上前来，从高广厚手里夺过孩子，说：“让我抱一会儿！你太累了！”

卢若琴自己也累得东倒西歪的，但她仍然抱着兵兵在跑。

高广厚一个脚腕扭伤了，一瘸一拐跟在后面跑。他听见前面的卢若琴喘得喉咙里“啊啊”地叫着，发出几乎像呕吐那样的声音。泪水和着汗水一起涌到了他的嘴巴里，又苦又咸。

等到了城边的大桥上时，卢若琴累得一下靠在了桥栏杆上。高广厚撵上来，从她怀里接过了兵兵。

卢若琴看来似乎都要休克了——她的力量已经用到了极限。在桥头那盏路灯的微光下，高广厚看见她脸上没有一点血色。她闭着眼，张着嘴，像鱼被搁在了沙滩上。

她一下子连话也说不成了，只是用手无力地摆了摆，让他先走。

兵兵在高广厚怀里不停地咳嗽着，喘息着，呻吟着。

孩子也已经耗尽了他那小牛犊一样的精力，现在软绵绵地躺在他的怀里……

直等到卢若琴又艰难地挣扎着站起来，他们于是就稍微放慢了一点脚步，进入了万般寂静的县城，穿过街道，向坐落在南关的县医院走去。

二十二

县医院静得没有一点声响。病人和治病的人都进入了睡梦中。院子里照明的灯在寒风里发出惨白的光芒。

高广厚和卢若琴抱着病重的兵兵，心急如火地来到这个希望的所在地。

他们找了半天，才找见挂着“急诊室”牌子的房门。里面没有灯光。大夫显然睡觉了。卢若琴敲了敲门。没有声响。

等了一下，高广厚又敲了一下门。兵兵在他怀里急促地咳嗽喘息着。

还是不见动静。

高广厚急得用拳头狠狠在门板上擂了起来。

“谁？”里面传来一声不乐意的发问。

“有个急病人！”卢若琴在门外喊。

“这天都快明了……明早上再来！”里面那人似乎翻了个身……又睡了。

“哎呀，好大夫哩，娃娃病得不行了，求求你起来看一下……”高广厚几乎是央告着对里面说。

“我们是从乡下来的，黑天半夜已经跑了十里路了！麻烦你起来给看一下。”卢若琴补充说。

过了一会，里面的灯才拉亮了。听见里面不耐烦地嘟囔了一句什么，就听见开始穿衣服。

半天，门才打开了。一个戴眼镜的瘦高个大夫冷冰冰地说：“进来。”

他们赶忙把孩子抱进去。

医生尽管对人态度冷淡，但检查病还很认真。他用听诊器在兵兵的前胸后背听了半天。兵兵吓得没命地哭。

大夫听完后，慢吞吞地说：“急性肺炎。需要住院。”他站起走到另一张桌子前，开了个单子，说：“先交费去。”

高广厚突然对卢若琴叫了一声：“哎呀！你看我这死人！忘了带钱了！”

卢若琴立刻在自己口袋里摸了摸，沮丧地说：“哎呀，我也没。”

“这可怎办呀？”高广厚转过头，对大夫说，“能不能先住下，明天我就想办法交钱？”

大夫脸上毫无表情地说：“那你们和收费处商量去……”他脱下白大褂，去洗手。

他俩只好很快抱起孩子来到门口的收费处。

仍然是打了半天门，才把人叫起来。

当高广厚向收费处这个半老头说了情况后，那人说：“预交住院费，这是医院的规定！”

“好你哩，你看孩子病成这个样子，先救人要紧，你就行行好吧！我明天就交钱，肯定不会误！”高广厚又央求说。

“哼！以前好些老百姓就是这样。可病一好，偷着就跑了，医院账面上挂几千块这样的钱，一个也收不回来！”

“我们是教师，不会这样的。”卢若琴说。

“反正不行！不交钱住不成！这是院长交待的！”他斩钉截铁地说。兵兵在剧烈地咳嗽着，呼吸异常地急促起来。

那位收费的人看见这情况，似乎也有了点怜悯之情，过来看了看孩子，说：“病得确实不轻！鼻子都有点扇了！”

他转过头对高广厚说：“娃娃叫你爱人抱着，你去给院长说说，他同意就行了。”

卢若琴脸“刷”地红了。

高广厚懊丧地对这人说：“她是我一个学校的同志……”

“噢，对不起！”他惊奇地打量了一下卢若琴和高广厚。卢若琴也顾不了多少，对高广厚说：“你和兵兵先在这儿呆一下，让我去！”她掉转身就跑了。

卢若琴按收费处那人说的地方，找到了院长的宿舍。她敲了一阵门后，听见里面一个妇女问：“什么事？”

“有个急病人，叫高院长起来一下！”卢若琴顾不得详说情况。

“你找大夫去！我又不会治病！”里面一个男人的声音。这大概是院长了。

“有个事，大夫管不了，想和你商量一下。”里面竟然长时间没有声音了。

在有些医院里，患者经常就会碰到这样的情况。当你急得要命时，他们好像世界上什么事也没。

卢若琴一看这情景，觉得毫无办法了。

她突然想起：有一次，她听哥哥和另外一个人拉话，似乎提到过医院院长的老婆是农村户口，说他的孩子想在城里的县立中学上学，但按县上规定，他们家离城远，应该在就近的公社中学读书，因此来不了。院长想让儿子上“高质量”中学，几次来找他，他很快就给办安了。记得那个人还对哥哥开玩笑说：“你以后如果得病……”

聪敏的姑娘顿时有了主意。

她于是又一次敲了敲门，说：“我是教育局卢局长的妹妹……”里面的灯“啪”地拉亮了，立刻听见紧张地穿衣服和拖拉鞋的声音。

这下灵了！

门很快打开了，光头院长披着棉袄出来，问她：“卢局长怎啦？我昨天还和他一块在刘主任家喝酒哩……”

卢若琴几乎要笑了，说：“不是卢局长病了！”

“他的孩子？”

“也不是。”

“你？”

“不是。”

“那谁病了？”他的态度又有点不太好了。卢若琴很快把实情给他说了。

高院长既然已经起来了，又见是卢局长的妹妹求情，只好跟着她来到收费处，对那个人说：“给办了……”办了！一切很快就办安当了！他们忙了一阵，就在住院部的病房里被安顿了下来。值班的护士立刻过来给兵兵打了针，并且把各种药也拿了过来。卢若琴和高广厚哄着让兵兵吃完药，护士接着又打了一支镇静剂，孩子就困乏地睡着了……

二十三

第二天早晨，兵兵的病情还没有减轻下来，仍然咳嗽得很厉害，几乎不能吃什么东西，一咳嗽就全吐了。不过，体温已经下降了一点。高广厚坚决要卢若琴回学校去。

卢若琴对他说：“让我再帮你照料一天。”

“那学校就停课了。”他说。

“停一天就停一天！”

“哎呀！这怎行呢？咱们半夜走了，什么人也没给说，今早上学生去了，找不见咱们，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肯定会一烂包！你无论如何要回去！你回去上午先休息一下，下午再上课。”

“那你一个人……”

“不要紧。到了医院里，人就放心了。反正有医生哩……”

卢若琴看得出来，现在孩子进了医院，老高的心就又惦记上学校的事了。她知道老高希望她回到学校去，尽管他这里也很需要她的帮助。她再没说什么，就准备起身了。高广厚难受地说：“我心里实在过意不去，把你熬累成这个样子……”

卢若琴安慰他说：“我根本没什么，马上就缓过来了。我走后，就你一个人，可要操心你的身体，别也病了，就麻烦了……”

高广厚说：“你放心走你的。我是一头牛，三天不吃不睡也不要紧！”

卢若琴过去亲了亲兵兵，拉起他的小手在自己的脸上摸了摸，就离开病房，回学校去了。

高广厚一个人守护在兵兵的身边，没法给他喂点吃喝。尽管喂进去就吐了，但他仍然给兵兵说好话乖哄着让他吃。他记起他小时候病了的时候，母亲就是这样强迫让他吃饭的。她老人家说，饭比什么药都强！

一个晚上的焦虑就把这个壮实的人变了模样：眼睛深陷在眼窝里，头发乱糟糟的；脸色灰暗，没有一点生气。他尽管克制着，但每一分钟都痛苦难熬！兵兵每咳嗽一声，他的心就一阵抽搐。他生怕兵兵有个三长两短。他不能没有他。这孩子是他活下去的一个重要依托，也是他全部生命的根芽！

为了使孩子舒服一点，他就像农村老太婆一样，盘腿坐在病床上，怀里抱着儿子。脖子僵直了，但他还是一动不动，生怕他动一下，给孩子增加痛苦。

每当孩子咳嗽得喘成一团的时候，他急得浑身发抖，都有点迷信了：他在心里祷告那个万能的上苍，让它把孩子的灾难都给他吧！

正在他痛苦万状的时候，突然一下子呆住了：他看见丽英从门里进来了！

他以前的妻子，兵兵的亲妈妈，一进得门，就不顾一切向床边扑来。她沙哑地喊了一声“兵兵”，泪水就在脸上刷唰地淌下来了。

她从高广厚手里接过兵兵，脸贴住孩子的脸，哽咽着说：“兵娃！妈妈来了！你认得妈妈认不得？你叫一声妈妈……”她说着，泪水在脸上淌个不停。

兵兵无力地伸出两条小胳膊，搂住了她的脖子。他干裂的小嘴嚅动了几下，喘息着喊了一声：“妈妈……”

孩子由于过分激动，立即猛烈地咳嗽起来。丽英已经呜咽着哭出声来了。她一边哭，一边轻轻地给孩子撞背。等兵兵的咳嗽暂时平息下来，高广厚问丽英：“你怎知道的？”

“若琴跑去给我说的……”她继续流着泪，低头看着兵兵，回答他说。

他们俩一时都不知该说什么。可是，他们大概都在心里对话——

丽英：你在恨我！恨我无情无义！

广厚：现在不。你不知道，兵兵现在多么需要你，那一切都另当别论！这时候你来了，这就好。我在心里是感激你的。

丽英：不论我们怎样，兵兵总是我们生的。我们两个可以离开，但我们两个的心都离不开这孩子。我和你一样爱他——你应该相信这一点！

广厚：我相信。是的，这个亲爱的小生命是我们两个共同创造的。你是否还记得，我们曾经夫妻了一场？不管我们怎样不和，我们曾经是“三位一体”，有过一个家。

丽英：现在不要去想那些事了……

广厚：是的，不要去想那些事了……

丽英：眼下最要紧的是，让我们的兵兵赶快好起来。

广厚：我和你的心情是一样的。

也许他们各自的心里根本没说这些话！

也许他们心里说的比这还多！

但是，从他们嘴巴里说出来的，却是另外一些东西。

高广厚从床上下来，穿上鞋，对丽英说：“你先看一会兵兵，让我出去借一点钱，住院费还没交哩。昨晚走得急，忘记带钱了……”

丽英抬起头对他说：“你别去了，我已经交了。”

高广厚怔住了。他想：大概是若琴告诉她的。

丽英指着她进门时放在桌子上的一个挂包，说：“那里面有吃的，你吃一点。你大概还没吃东西哩。”

高广厚为难地站着没动。

丽英愠怒地说：“你还是那个样子！”

高广厚也不再说什么，走过去，从挂包里掏出一个大瓷缸子。他打开一看，原来是半缸子炒鸡蛋和几张白面烙饼。另外一个小瓷缸里是鸡蛋拌汤，香啧啧的——这是给兵兵带的。

丽英说：“挂包里有筷子……”

他拿出了筷子，沉默地吃起来。吃几口，就用拳头抵住脑袋，静静地闭住眼停一会儿，然后再吃。

丽英脱了鞋，像刚才高广厚那样，盘腿坐在床上，一动也不动，紧紧地把兵兵搂在她的怀抱里……

二十四

两个离异的男女，现在为他们共同的孩子而共同操心着。他们轮流盘腿坐在医院的病床上，抱着他们得了急性肺炎的儿子。没有争吵，没有抱怨，相互间处得很和睦。这现象在他们过去的生活中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共同面临的灾难使双方的怨恨都消融在一片温情中。此刻，除了共同都关心着孩子外，他们甚至互相也关心着对方。不过，他们现在都知道在他们之间横着一道墙，是一道森严的墙。他们都小心翼翼，在那道“墙”两边很有分寸地相互表达对对方的关心。

中午，广厚从病号灶上打回来了饭，一式两份。

丽英也就不说什么，从他手里接过饭碗就吃。

孩子睡着后，丽英抽空出去给兵兵洗吐脏了的衣服。临走时，她对高广厚说：“把你的衫子脱下来，让我一块洗一洗，背上尽是泥。”

高广厚知道背上有泥——那是昨晚摔跤弄脏的。他有些犹豫，但看见丽英执意等着，就脱下给了她。

晚上，丽英把干了的衣服收回来，摊在床上，用手摩挲平展，递给他。他一边穿衣服，一边说：“天晚了，你快回家去。兵兵现时好一点了，有我哩……”

“我不回去了。”丽英说，“我不放心兵兵。家里也没什么事。老卢到地区开会去了，那个孩子我已经给邻居安顿好了，让他们招呼一下……”

高广厚心里既愿意让她走，又不愿意让她走。他怕有闲言闲语，这对他们都不好。她现在有她的家。

另外，他又愿意她留在兵兵的身边，这样孩子的情绪就能安稳下来，他自己的精神也能松弛一些。不过，他还是说：“你回去，明天早上再来。”

“我不回去。我回去也睡不着。我就坐在这床上抱着兵兵……”高广厚只好说：“我到水房去躺一会儿，那里有火。有什么紧事，你就叫我……”说着就转身出去了。

丽英望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院子的黑暗中。

不知为什么，她现在心里有点难过。不论怎样，他们曾夫妻了几年，而且共同生育了一个儿子。他现在是不幸的。而他的不幸也正是她造成的。

是的，他曾忠心地爱过她，并且尽了一个小人物的全部力量来让她满意。沉重的生活压弯了腰，但仍然没有能让他逃脱命运的打击。

这也不能全怨她。她不能一辈子跟着他受恓惶。如果生活中没有个卢若华出现，她也许会死心塌地跟他过一辈子的。可是在他们的生活中偏偏就出现了个卢若华……

他高广厚大概认为她现在一切都心满意足了。可是，他怎能知道，她同样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他尽管没有了她，但他还有兵兵！可她呢？其他方面倒满足了，也荣耀了，可是心尖上的一块肉却被剜掉了！亲爱的兵兵啊，那是她心尖上的一块肉……

丽英坐在床上，这样那样地想着，顿时感到有点凄凉。她认识到，归根结底，她和高广厚现在都各有各的不幸（这好像是哪本小说上的话）。她隐约地觉得，以前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苦恼很多，但还没有现在这样一种叫人刻骨的痛苦……

后半夜的时候，她把睡着的兵兵轻轻放在床上。她给他盖好被子，把枕头往高垫了垫，就忍不住拿了那条毯子出了房门。

她来到医院的水房里，看见那个可怜的人坐着，脊背靠着锅炉的墙壁，睡着了；头沉重地耷拉在一边，方方正正的大脸盘，即使在睡觉的时候，也笼罩着一片愁云。

她匆匆地把那条毛毯展开，轻轻盖在他身上，然后就退出了这个弥漫着炭烟味的房子。

她又返回到病房里，见兵兵正平静地睡着。

她俯下身子，耳朵贴着孩子的胸脯听了听，感到呼吸比较正常了。她并且惊喜地想到，兵兵两次咳嗽之间的间隔时间也变得长了，不像早上她刚来时，一阵接一阵地停歇不了。

她一点也睡不着，又轻轻地走出了病房，在门外面的地上慢慢地来回走动着。不知为什么，她觉得她今夜心里格外地烦乱——这倒不全是因为孩子的病……

两天以后，兵兵的病完全好转了。当主任医生查完病房，宣告这孩子一切恢复了正常时，高广厚和刘丽英都忍不住咧开嘴巴笑了。

兵兵恢复了健康，也恢复了他的顽皮劲儿。他在房子里大喊大叫，一刻也不停。丽英在街上给他买了一个会跑着转圈的大甲虫玩具。三个人立刻都蹲在地上玩了起来。高广厚和刘丽英轮流上足发条，让甲虫在地上爬；兵兵拍着小手，一边喊叫，一边撵着甲虫跑。两个大人也在高兴地喊着、笑着，好像他们也都成了娃娃。

正在他们高兴得忘子所以的时候，一个护士进来叫丽英接电话。

丽英出去不一会就回来了。她脸一下子变得很苍白。她对高广厚说：“老卢回来了，我得回去一下……”

高广厚也不笑了，说：“那你回去。你也不要再来了，医生说让我们明天就出院……”

丽英走过去，抱起兵兵，在他的脸蛋上拼命地亲吻了长久的一阵，然后把他放在地上，对他说：“妈妈出去一下，一会儿就回来呀……”

她转过身子，低着头匆匆往外走，并且用一只手掌捂住了自己的眼睛……

二十五

卢若华兴致勃勃地从地区开会回来了。他觉得这次外出收获不小。

地委最近向各系统提出要求，让他们回答如何开创自己系统的新局面。地区教育局正是为这事召开各县教育局长会的。他们原封不动接过地委的口号，要各县教育局给他们回答这问题。

县教育局长不爱开这号会，说他身体不舒服，就让副局长卢若华去了。

老卢出发前，准备得很充分，甚至把一些文件和学习材料都能背下来，加上他口才又好，因此在地区的会上发表了一些很精彩的言论。这些发言，不光地区教育局长赞不绝口，连地区主管文教的一位副专员也大加赞扬说：“新时期要打开新局面，就要靠这号干部！”

卢若华在地区露了这一手，心里很高兴。他知道这些东西将意味着什么。

事业上的进展加上他又娶了一位漂亮的爱人，使得他情绪从来都没这么高涨过。当然，国庆节给丽英发脾气后，他心里对他新的家庭生活稍有点不快。但一切很快就过去了。他感到，不管他怎样对待丽英，丽英也是离不开他的。他当然也需要这么一位漂亮的妻子，以便同他的身份相匹配。

一个星期没和丽英在一块生活，他倒有点想念她了。他猜想他一进家门，丽英就会迎上来，用胳膊钩住他的脖颈，在他红光满面的脸上亲一下；他会装出对此不以为然，但心里会感到很美气的……

可是当他满怀激情进了家门的时候，情况却让他大吃一惊：门开着，但屋里没人，整个房子都乱糟糟的；东西这儿扔一件，那儿丢一件。这个整洁有序的家庭完全乱了章法。炉子里没一点火星，冰锅冷灶；家具上都蒙了一层灰尘。

丽英哪儿去了？玲玲呢？出什么事了？

他惊慌地跑到隔壁问邻居，却在这家人屋里碰见了玲玲。

他问邻居丽英到什么地方去了，那个胖大嫂犹豫了一下，才为难地告诉他：丽英的儿子住了院，她这几天一直在医院，没回家来；家里就玲玲一个人，丽英关照让玲玲在他们家吃饭……

“那她晚上也不回来？”

“没回来……”

一股怒火顿时直往卢若华脑门冲上来！

他吼叫着问玲玲：“你出去怎连门也不锁？”玲玲“哇”一声哭了。

胖大嫂赶忙说：“你不要吼叫娃娃，娃娃这两天好像身体也不舒服，像有点发烧……”

卢若华一下子愤怒得都有点控制不住自己了。他丢下嚎哭的玲玲不管，一个人独自出了邻居家的门。他一下子不知该到哪里去。

他用哆嗦的手指头从口袋里摸出一支烟来，点着狠狠地吸了一口，来到院外一个没人的空场地上，烦恼地来回走着。

一个多月新婚生活的热火劲，一下子就像浇了一盆凉水，扑灭了。

事情已经清楚地表明，丽英全部感情的根还植在她的儿子身上！

他猛然想到：她之所以和他结婚，是不是因为他的地位？当然，即使这样，他也是能容忍的。可是他不能容忍她对她过去的那个家还藕断丝连！用最一般的观念来说明他的思想，就是那句著名的话：爱情是自私的。

尤其是他走后这几天，她竟然扔下这个家不管，白天黑夜在医院照顾她的儿子。有时连晚上也不回来！她只知道心痛她的儿子，而撇下他的女儿，让她生病！她难道不想想，她现在的家在这里！他越想越气愤，困难地咽着唾沫，或者长吁，或者短叹。他悻悻地朝街道上望去。街道上，阳光灿烂地照耀着一群群熙熙攘攘的人群。他忍不住感叹：那些人有没有像他这样的烦恼呢？也许这世界上只有他是一个倒霉透顶的人！命运一方面给他甜头，另一方面又给他苦头……

不知为什么，他一下子又想起了他原来的爱人——那个活泼、爱说爱笑的县剧团演员。她尽管没什么文化，但很会让他开心。他们曾共同生活了多年。现在她已经成故人了。他记起了葬礼上那些悲惨的场面；可怜的玲玲哭得几乎断了气……两颗泪珠不知不觉从卢若华的眼角里滑出来了。

他掏出手帕消了消眼睛。

他现在觉得，他要为眼前这个新建立起来的家庭想些办法；他绝不能允许这种情况再继续发生了。他得设法让这个女人完全成为他的。

他非常愤恨她这几天的行为！她应该知道，她找他卢若华这样的丈夫容易吗？她不应该让他生气；她应该全心全意爱他！

他立刻回到了教育局，抓起电话机，就给县医院住院部打电话。不用说，他在电话里对丽英态度不太好……

二十六

丽英心情麻乱地离开医院，向家里走去。

她的心一方面还留在医院里，另一方面已经到了家里。

她在南关街道上匆匆地走着，强忍着不让泪水从眼里涌出来。

她想念着兵兵。孩子病中的哭声还在她耳边响着；孩子病愈后的笑脸还在她的眼前闪动着。

她也想着那个她已经丢开了几天的家。卢若华电话里的吼叫声也在她耳边响着；他那因恼怒而涨红了的脸她也似乎看见了……

她走过街道，所有的行人都在秋天灿烂的阳光下显得很愉快。她也像卢若华那样想：这些人没烦恼！命运在这世界上就捉弄她一个人！

她内心中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更留恋着她的儿子。当他不属于她时，她才知道这孩子对她是多么重要！

当然，她也恋着她现在的家。这个家使她富裕，并且让她在这个世界上活得体面、光彩！

现在不管怎说，她亲爱的兵兵总算恢复了健康。她这几天被提到嗓门眼上的心又回到了胸腔原来的位置上。她本想和孩子再多呆一会儿，却招来了卢若华电话里的一顿吼叫！她想：这几天她确实没管家里的事，可能有些烂包。再说，她这几天也没管玲玲，孩子可能受了些委屈。老卢爱这孩子，因此动了肝火。可是她又想：亏你还是个局长哩！你爱你的孩子，难道我就不能爱我的孩子？再说，我兵兵已经病成了这个样子……

丽英在心里麻乱地想着，迈着快步进了家门。

家里什么人也没。她现在看见的那种乱七八糟的景象，完全是卢若华刚回来时的老样子。她知道她几天没回来，玲玲把东西都拉乱了。她同时也明白了，老卢为什么在电话里给她发脾气。

她很快将功补过，手脚麻利地开始收拾屋子。她盼望此刻卢若华不要进家门，让她在这段时间把一切都收拾好，等他回来时，看见屋里顺眼了，他的情绪也许就能平静下来。

谢天谢地！她把屋子全收拾好后，卢若华还没回来。

现在她想她应该很快动手做饭。

做什么饭呢？她想到老卢是关中人，爱吃面。干脆做油泼辣子面，他准满意！

她尽管几天几夜没睡好觉，身子困乏，眼睛发黑，但仍然不敢坐下来休息一下，即刻就动手切起了菜。

切好菜，正准备擀面，卢若华拉着玲玲的手进来了。

她赶忙对他父女俩说：“你们坐一坐，让我给咱擀面，菜已经切好了……”

“我和玲玲在刘主任家已吃过了。你做你自己吃……”卢若华脸沉沉地说，拉着玲玲进了套间。

丽英手里拿着擀面杖，一下子站在了脚地当中。她看见卢若华仍然是恼悻悻的，看来根本不原谅她。

既然他们已经吃过了，她做这饭还有什么意义！她虽然没吃饭，但哪有什么心思吃饭！她之所以忙了这一阵，都是为了讨好他的。既然人家不买这账，她还有什么必要大献殷勤呢？

她把擀面杖放在案板上，一时手足无措，不知自己该做什么。

她像一个做错了事的孩子，局促地坐在床沿上，低下头，抠着手指头。她等着卢若华从里屋出来——看他将怎样数落她？ 133她在心里敬畏他。这个管着全县大小一二百个学校，并且很受县上领导器重的人，一直对她的精神有一种强大的压迫感。

这个当年在高广厚面前敢放嗓子骂人的女人，现在连大气也不敢出，静悄悄地坐在床边上。

不一会儿，卢若华迈着慢腾腾的脚步出来了。

她没看他。但她知道他打量了她一眼。

“娃娃的病好了？”他开口问了一句。

“嗯……”她回答。

“你知道不知道玲玲也病了？”他的话显然怀着一种恨意。

“兵兵病得厉害，急性肺炎，这两天我没顾上回来……”

“那高广厚干啥去了？”

“他在。娃娃病重，他一个人……”

“那晚上你也不能回来？”

卢若华的这句话显然怀有恶意，她觉得不能回答他。

见她不言语，卢若华看来更恼火了，他竟然气愤地喊叫着：“你们两口子光顾你们的娃娃！”

丽英一下子震惊得抬起了头。她惊讶地看见，她的这个平时文质彬彬的丈夫，此刻脸上露出一种多么粗俗的表情！

她一下子双手捂住脸，痛哭流涕地从屋子里跑出去了。

她来到院子里，靠在一棵槐树上，伤心地痛哭着。

她哭了半天，突然觉得有一只手搭在了她的肩膀上。

她知道这是卢若华——这是要和她和好了。

“请你原谅我……因为我爱你，才这样哩……你别哭了，万一来个人，影响……”她听见他在背后温柔地说着这些话。

但丽英并没有像往常那样感到受宠若惊。

她掏出手绢，揩去脸上的泪痕，也没和卢若华说什么，就一个人转身回到了屋子里。卢若华也一步一叹息，跟着她回来了。

一场风波就这样算平息下来。

二十七

刘丽英在卢若华道歉以后，就又与他和好了。但是，从这以后，蜜月也随之结束了。一些小口角不时出现在饭桌或者床铺上。

也许这才算开始了真正的家庭生活了吧？因为据有人说，真正的夫妻间的生活，往往是伴着一些小口角的。

可是丽英再不像以前那般活泼或者说有点轻浮了。这个美丽的女人似乎变得庄重起来。

自从兵兵那场病以后，她强烈的意识到了一种母亲的责任。而她现在又无法尽这种责任，这使她感到非常痛苦。

另一方面，她隐约地，或者说明显地感到，她的新丈夫身上露出来的一些东西，已经使她感到有点不舒服。

她一下说不清他的这些东西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总之她凭感觉，知道这不是些好东西。

一个能认真思考的人，就不会再是一个轻浮的人。

丽英对她的新生活的热情无疑减退了。反过来对孩子的思念却变得越来越强烈。兵兵的影子时刻在她眼前晃动着。

她有时整晚整晚睡不着觉。卢若华对她表示的亲热已经有点生硬，而她也再不像过去那样对他百依百顺。

白天她像应付差事似的去幼儿园上班。晚上回来，也不再经常坐在电视机前。她想起要给兵兵做一身棉衣——因为冬天就要到了。

这件针线活在家里做不太方便，她就晚上拿着去胖大嫂家串门做。胖大嫂的男人虽然年纪比卢若华大，但他是老卢的下属，在县教育局当文书。因此这一家人对她很热情。

有一天晚上，就两个女人在灯下做针线活的时候，胖大嫂无意间告诉她，说他男人前几天回来说，教育局下学期可能要把高广厚调出高庙小学，说要调到离县城最远的一个农村小学去，说那地方连汽车也不通……

丽英立刻紧张地问：“为什么要调他？”这个爱多嘴的胖女人犹豫了一下，诡秘地笑了笑，说：“听说你原来的男人和卢局长的妹子好上了，卢局长很恼火……”丽英立刻感到头“嗡”地响了一声。她现在根本顾不了高广厚和卢若琴的长长短短。她首先考虑的是：兵兵将离她越来越远了！亲爱的儿子将要到一个荒僻的地方去了！那里不通汽车，她要再见他一面就不容易了……她感到一种生离死别的悲伤！

她即刻告别了胖大嫂，说她要回去烧开水，就匆忙地回家去了。卢若华正伏在桌子上给一个副县长写什么报告，满屋子烟雾缭绕。她一进门就忍不住问：“你是不是把高广厚的工作调了？”卢若华在烟雾中抬起头，先惊讶地看了看她，然后沉下脸，问：“谁给你说的？”

丽英一看他这副模样，就着急地问：“那这是真的？”

“这局里出了特务了！他妈的！放个屁都有人往外传！”卢若华把笔愤怒地掼在桌子上，站起来，问，“你听谁说的？”

“不管谁说的，我只求求你，别调……主要是我的娃娃，他……”丽英一下子哽咽得说不下去了。

“你的娃娃？你就记着你的娃娃！”卢若华气愤地吼叫说，“没想到，我的所有一切都毁到自家人手里了！你是这个样子，人家又传若琴和高广厚长长短短，你看我这人能活不能活了？”他用手指头揩了一下口角，一屁股又坐在椅子里，愤怒地盯着桌子上的镜子——镜子里的那个人，也愤怒地盯着他。

“你看在娃娃的面子上，不要……”丽英哽咽着说。

“那是高广厚的，我管不着！”卢若华已经有点面目狰狞了。

丽英看见他这副样子，绝望地说：“那这就不能变了？非要调不行了？”

“不能改变！”他斩钉截铁地说。随后他又补充了一句：“这是为了大家都好……”

丽英一下子冷静了下来。她想：眼泪是不会打动这个人的。她用手绢揩去脸上的泪迹，对那个穿一身呢料衣服的人说：“你是一个没有心肝的人……”

“放肆。”卢若华第一次听丽英骂他。她竟敢骂他！他一下子站起来，冲她喊：“混蛋！你给我滚出去！”

丽英看着那张扭歪了的难看的面孔，牙齿痛苦地咬住了嘴唇，接着便转身出去了。

二十八

刘丽英和卢若华热火了一个来月的家庭生活，一下子就泡在冰水里了。两个人实际上都对对方产生了一种说不出的厌恶感情。

卢若华动不动就破口骂她，那些骂人话若是丽英给外人说了，大概不会有人相信这些不堪入耳的词语是出自尊敬的卢局长的嘴巴。更使她难以忍受的是，正在他满嘴脏话辱骂她的时候，要是突然来了个县上的领导，他能立即恢复他老成持重、彬彬有礼、谈吐文雅的风度，和一分钟之前截然成了两个人。对于这种变化的迅速和变化的不露痕迹，刘丽英简直顾不得厌恶，而是先要吃惊老半天，就像小孩看耍魔术一样。是的，卢若华在生活中是一个演员。演员演完戏，下了戏台，就变成了常人。可是卢若华时刻都在演戏。他那真实的面孔用虚伪的油彩精心地掩饰起来，连经常爱坐在前排位置上的领导人也看不出来，一般人也许更看不清楚了。

可刘丽英现在看清楚了，因为她在他的床上睡了一个多月觉，和他过了这么一段夫妻生活。

痛苦像毒蛇一般啃啮着她的心。

可怜的女人！她付出了那么惨重的代价，尽管大家可以指责她的行为，但她归根结底是为了能寻找一种正当的幸福，她的追求尽管带着某种令人厌恶的东西，但就她自己来说，她愿意自己的新夫不仅在社会上体面，而且也是一个正派的人。归根结底，她出身于一个老实庄稼人的家庭，还没有完全丧失尽一个普通劳动者对人和事物的正常看法。她现在清楚地看到，卢若华是一个伪君子。

她的胸口像压了一扇磨盘。她想不到灾难这么快就又降临到她的头上。她在心中痛苦地喊叫说：这是报应！她现在甚至相信天上真有一个神灵，专门来报应人间的善恶。她记起了那句古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怎么办？再离婚吗？天啊！短短的时间，就离两次婚，她还是个人吗？她想来想去，不知该怎办。看来只能这样忍气吞声地活下去了。

可是，这样生活，还不如去死。她对卢若华越来越厌恶了，而卢若华也越来越厌恶她，经常骂她混蛋，让她滚蛋。

这天下午，卢若华没事寻事，硬说她在菜里放的盐多了，咸得不能吃，又开始破口大骂了。她顶了几句，他竟然把饭碗劈面朝她扔来，菜和面条撒了她一身一脸！

她再也不能忍受了，也把碗向那个衣冠楚楚的局长扔了过去。两个人便在房子里打了起来；玲玲也过来帮着她爸，父女俩把她一直打得滚到床底下……

第二天上午，双方就到法院办了离婚手续——法院办这次离婚案很干跪，连说合双方和好的老规程也免了。

这件事在本县当代婚姻之上，也可以算一件不大不小的奇闻，因此引起了社会上广泛的兴趣，各界人士都在纷纷谈论。

在全城人热心评论这件事的时候，第二次离了婚的刘丽英，就又回到她乡下的娘家门上了。城关幼儿园的职务随着婚姻的结束，也结束了。这倒不是卢若华把她免了的，而是刘丽英自己再不去了——因为这个工作是卢若华恩赐给她的，她决不会继续做这工作了。

她告别了一个贫困的家庭，又吿别了一个富裕的家庭；她离开了一个没地位的男人，又离开了一个有地位的男人。现在她又成了她自己一个人。

他们村舆论的谴责全部是针对她的。高广厚她看不上，大家似乎还能原谅。但她竟然和县上一个局长也过不到一块，这大概就是她的不是了。

她家里人也都把她看成了个丧门星，兄弟姐妹都恨这个丢脸货，谁也不理她。就连外村一个亲戚家孩子病了，巫婆也断定这是因为她造的孽而引起的。

年老的父母亲可怜她，让她住在牛圈旁边一个放过牲口草料的小棚里。老两口都急得犯了病，在土炕上双双躺倒了。

丽英自己也躺在这个潮湿的小草棚里流眼泪。她除了上厕所，几乎白天黑夜不出门，也很少吃东西。白嫩的脸憔悴了，两只美丽的眼睛深陷在眼窝里，再也没有了过去那风流迷人的光彩。

她躺在这个不是人住的牲口草料棚里，心酸地回顾着她三十一年的生活历程。生活像一面巨大的镜子竖在她面前，让她看见了她自己的过去。她几乎认不出来那个她。她是谁？

这时候，她很自然地想起了过去的家，她的第一个男人。因为那一切对她来说，毕竟是熟悉的，也是她习惯了的。她想起高广厚怎样热爱她，她怎样折磨他。一种深深的负罪的情感弥漫了她的心头。她对不起那个老实人。他是一个好人。她突然记起了一本什么书上的调皮话：“我并不穷，只不过没钱罢了。”啊，这话可并不调皮！这里面意思深着呢！高广厚虽然穷，但他是一个善良的、实在的、靠得住的人；而卢若华虽然有钱有权，但心眼子不对！就是的！连他妹妹也反感他！

她一边想东想西，一边流泪。高广厚和兵兵的脸不时在她眼前闪来闪去。有时候，两张脸重叠在一起……是的，他俩长得多像！怎能不像呢？他是他的儿子，可是，想这一切现在又有什么用呢？她现在就是认识到他好，甚至爱他，但她也已经失去了这种权利。她深深知道，她实际上用她的残忍，整个地撕碎了他的心。那个男人心上的伤口只能让另外的手去抚合——她的手对那颗心是罪恶的！

现在有没有人去抚慰他受伤的心灵呢？

当然有。那必定是若琴了。她已经知道了，社会上都在传他们两个的事呢！她从卢若琴对高广厚的态度里（不管是爱不是爱），才实实在在地体验到高广厚并不是她原来认为的那样，而是一个有价值的人。

“我并不穷，只不过没钱罢了……”她又想起了这句调皮话——不，不是调皮话。

不知为什么，她现在不太相信高广厚和卢若琴的事是真的，因为广厚比若琴大十来岁呢（实际上是她不愿意相信这件事）。

可为什么这又不能成为真的呢？卢若华比她大好多岁，她不是也跟了他吗？再说，他在高庙时不是就感觉到，卢若琴对高广厚有好感吗？她又是个很有主见的女孩子，完全有可能去和广厚结合。唉，她也有那个资格。丽英知道，这一个多月里，若琴实际上就是兵兵的母亲！

一想起兵兵，她就痛苦得有点难以忍受。他是她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唯一希望了。如果不是为了兵兵，说不定那天和卢若华离完婚，她就会在县里的那座大桥上跳下去了。

现在活是活着，可怎么活下去呢？和卢若华已经一刀两断；高广厚那里也是不可能再回去了。怎么办呀？再去和另外一个男人结婚？这是永远不可能了！她不能一错再错了！她已经尝够了这苦头！

所谓的幸福是不会再有了。她自己断送了她的一生。

但是，不论怎样，为了兵兵，她还要活下去，凄惨地活下去，活着看她的兵兵长大成人……

她一再想：她的兵兵长大后，会不会恨她？如果不恨，他会不会可怜她？会不会原谅他母亲年轻时的过错？

她想，假如有一天，兵兵也不原谅她了，那她就不准备再活在这个世界上了……

过了好几天，丽英才从床上爬起来，打开那扇破败的草房门，来到外面。秋天的阳光依然灿烂地照耀着大地。这里的川比高庙那里开阔，平展展地一直伸到远方的老牛山那里。川道里，庄稼有的已经割倒，有的还长在地里，远远近近，一片金黄。清朗朗的大马河从老牛山那里弯弯曲曲流过来，水面被阳光照得明闪闪的。亲爱的大马河！亲爱的大马河川！这水，这土地曾把她养育大，但是，她却没有好好活人……

她揉着肿胀的眼，忍不住抬头向南面那座山梁望去。那山梁背后，就是高庙。只要顺着山梁上那蜿蜒的小路，就能一直走到山那面，走到那条尘土飞扬的简易公路上，走到那个她曾居住过好几年的地方；就能看见亲爱的小兵兵，就能看见……

她鼻子一酸，眼泪又从肿胀的眼睛里涌出来了。

站在硷畔上哭了一阵，她突然想起：再过九天就是兵兵的生日了！她立刻决定：无论如何要在这一天去见一面孩子。哪怕不在高庙，在另外的地方她也要设法把孩子接出来见一见……

她重新回到那个小草棚里，盘算她给孩子的生日准备些什么礼物……

二十九

丽英现在的心完全被孩子生日这件事占满了。她开始精心地为兵兵准备生日的礼物。她先为他做了一双虎头小棉鞋。棉鞋用各种彩色布拼成图案做面子，精致得像一件工艺品。她的针线活和她的人一样，秀气而有华彩。接着，她又为孩子做了一套罩衣。上衣的前襟和两条裤腿的下部，绣上了小白兔和几朵十分好看的花。至于棉衣，她早已经做好了。

她用母亲的细心白天黑夜做着这些活计。一针一线，倾注着她的心血，倾注着她全部爱恋的感情。小草棚里的煤油灯熏黑了她的脸颊；流泪过多的眼睛一直肿胀着；哆嗦的手几乎握不住一根小小的针。但她一直盘腿坐在那里，低头做着，把她的心血通过那根针贯注在那些衣服上。

夜半更深，山村陷入了沉寂的睡梦中，只听见隔壁牛嚼草料的声音。她一直坐在灯前，细心地、慢慢地做着这些活。这劳动使她伤痛的心有了一些安慰。她之所以做得慢，是怕把这些活很快做完了，那她就又要陷入痛苦中去了。

她一天天计算着，一天天等待着，盼着那今日子的来临……兵兵的生日一天天近了，她浑身的血液也流动得快了，心也跳得剧烈起来。

直到现在，她还想不出她怎样去见兵兵。她只想要见到兵兵。另外那两个人她尽管也想见，但又觉得没脸见他们了。也许世界上只有兵兵不会嫌弃她，不会另眼看她——是的，只有兵兵了，兵兵！

村里人和家里人都回避她，像回避一个不吉祥的怪物。她也躲避所有的人，白天晚上都呆在那个小草棚里。外面灿烂的太阳和光明的大地已不属于她了。

她把给兵兵做的衣服和鞋袜整理好后，屈指一算，后天就是孩子的生日！

后天才是孩子的生日！那么明天一天她该干什么呢？再静静地躺倒在床上去痛苦，去流泪吗？

她一下想起，明天县城遇集，她干脆赶集去。在集上再给兵兵买些东西——光这些东西太少了。再说，她手头现在还有点钱。

可她又想：她怎好意思再出现在县城呢？那里她已经认识了许多人——许多有身份的人；他们要是看见她，那会多么叫人难为情。同时，肯定还会有许多人指着后脑勺议论她。

不，她想还是要到集上去。她起码应该再给兵兵买一顶帽子。她豁出去了！管他众人怎看呢！她总不能在这个小草棚里呆一辈子。她既然要活着，就要见太阳，就要呼吸新鲜空气，就要到外面的天地间去；她不能把这个黑暗的小草棚变成她的坟墓。

这样决定以后，她觉得心里似乎又淌过了一股激流，并且在她死寂的胸腔里响起了生命的回音。人们，去说吧，去议论吧，她的脸皮也厚了。她不再指望大家的谅解和尊重，也不需要谁再来同情她。她现在活着，为她的儿子活着；她还企图尽一个母亲的责任，为她的孩子长大成人而操磨，她并且还进一步想：如果广厚和若琴结了婚，她就央求他把兵兵给她——他们两个再生去！

第二天，她把自己打扮了一下——这没办法，她天生爱美，就提着个提包去赶集。

她离开村子的时候，庄稼人和他们的婆姨娃娃都怪眉怪眼地看她，似乎她是从外国回来的。

丽英难受地低头匆匆走着。这些在她小时曾亲过她的叔伯弟兄们，现在那么见外地把她看成一个陌生人——岂止是陌生人，她在大家的眼里，已经成了一颗灾星！

她不怨这些乡亲们。他们对这种事向来有他们的观念。她只是又一次感到自己由于没好好处理好生活，因而失去了人们的信任。大家现在都比她高一头。

丽英到了集上，给兵兵买了一顶小警察帽，又买了各式各样的点心和水果糖，并且没忘记买孩子最爱吃的酥炸花生豆。

谢天谢地，她在集上竟然没有碰见一个熟人。

晚上回来后，她把所有的东西都包在一个大包袱里，就躺在了床上。她听着隔壁牛嚼草料的声音，怎么也睡不着……

三十

高广厚在刘丽英和卢若华离婚的第二天就知道了这件事。

那天，若琴患重感冒，躺在床上起不来，他到城里给她买药，听见他的前妻和新夫又离婚了。

他的许多熟人都纷纷来告诉这件事，告诉这件事的一些细枝末节；

所有的人都认为刘丽英自吞苦果，落了今天这个下场，活该。他们觉得这件事对老实人高广厚受过伤的心无疑是个安慰。

高广厚自己却说不清楚自己是一种什么心情。他只是匆匆买好了药，赶回高庙小学。他像一个细心的护士一样服侍若琴吃药，给她一天做了四五顿饭。不管若琴能不能吃东西，他过一会儿就给她端一碗香啧啧的饭菜来。

晚上，夜深人静时，他怎么也睡不着。他觉得他无法平静地躺在炕上，觉得身上有许多膨胀的东西需要舒散出来。

他给兵兵把被子盖好，就一个人悄悄爬起来，莫名其妙地在灶火圪崂里拉出一把老镢头，出了门。

他像一个夜游病患者一样，向后沟的一块地里走去——那是学校的土地，刚收获完庄稼。

他一上地畔就没命地挖起地来，不一会汗水就湿透了衬衣，沁满了额头。他索性把外衣脱掉，扔在一边，光着膀子干起来，镢头像雨点般地落在了土地上……老实人！你今夜为什么会有如此不可思议的举动呢？你内心有些什么翻腾不能用其他的办法，而用这疯狂的劳动来排解呢？

迷蒙的月光静静地照耀着这个赤膊劳动的人，撅头在不停地挥舞着，似乎在空中画着一些问号，似乎在土地上挖掘某种答案——生活的答案，人生的答案……

直到累得再也不能支撑的时候，他才一扑踏伏在松软的土地上，抱住头，竟然无声地痛哭起来；强壮的身体在土地上蠕动着，就像铧犁一般耕出一道深沟！谁也不能明白他为什么这样，他自己也不能全部说清楚他为什么这样。总之，他痛苦地激动着，觉得生活中似乎有某种重要的东西需要他做出抉择……

几天以后，他的心潮才平静了一些，竭力使自己恢复到常态中来。卢若琴的病也全好了。两个人于是就都张罗着准备给兵兵过生日了。不论从哪方面看，高广厚现在觉得他自己应该高兴一点才对——是的，他饱尝了生活的苦头，但总还摸来了一些值得欣慰的东西。

兵兵的生日碰巧是个星期天。

高广厚一早起来就把胡茬刮得干干净净，并且用去污能力很强的洗衣粉洗了头发。

看他那副样子，就像他自己过生日似的。兵兵今天整四岁。

不幸的孩子像石头缝里的小草一样，一天天长大了。眼下，高广厚不仅为兵兵的生日高兴，他自己也有些事值得庆贺：他的那本小册子眼看就要写完初稿了。感谢卢若琴四处奔波着给他借了不少参考书，使他能得心应手地搞这件大事。在他写作的过程中，若琴同时还帮他照料兵兵，也照料他的生活。她并且还给他的书稿出了不少好主意……

在教学中，他们两个也配合得很好，学校的工作越来越顺手。他们前不久又烧了两窑石灰，经济宽裕多了，教学条件可以和县城里的学校比！他们白天黑夜忙着，心里有说不出的愉快。正如一本小说的名字说的那样：工作着永远是美丽的。

高广厚和卢若琴早就提念起兵兵的生日了。昨天城里遇集，广厚说他离不开，托若琴到城里给兵兵买了一身新衣服和几斤肉，准备包饺子。卢若琴也给兵兵买了生日礼物：一身上海出的漂亮小毛衣，一个充气的塑料“阿童木”。

这天早晨，他们一块说说笑笑包饺子，兵兵穿着卢若琴买的那身蓝白相间的漂亮小毛衣，在他们包饺子的案板上搭积木，处心积虑地和他们捣乱。

擀面皮的卢若琴突然停下来，对包饺子的高广厚说：“老高，我昨天在集上听说丽英和我哥又离婚了……昨晚我就想告诉你，见你写东西，就……”

高广厚一下抬起头来，脸腮上的两块肌肉神经质地跳了几下。他停了一下，说：“我前两天就听说了……”然后他低下头，继续包起了饺子，两只手在微微地抖着……

卢若琴看他这样子，很快擀完面皮，就从窑里出来，到学校院子的硷畔上溜达。

她突然看见坡底下的简易公路上坐着一个妇女，头几乎埋在了膝盖上，一动不动，身边放着一个大包袱。

卢若琴虽然看不见她的脸，但她很快认出了这是丽英！她激动得一下子跑了下去，叫了一声：“丽英……”

刘丽英一下子抬起头来，脸上罩着悲惨的阴云，嘴唇抽动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卢若琴看见这个曾经那么风流的女人，一下子就憔悴成这个样子，过去对她的全部不满，一下子都消失了。她说：“你坐在这儿干啥哩？快上去！你一定是给兵兵过生日来了！兵兵今早上起来就说，妈妈会给他送礼物来的……”

“我娃是不是说这话了……”丽英一下子站起来，眼泪像泉水似的从两只眼眶里涌了出来。

“真的说了。”若琴的眼圈也红了。

丽英用手擦着脸上的泪水，说：“你大概知道了我和你哥的事……我们离婚了……”

“知道了。”卢若琴说，“你离开他是对的。”

丽英低下头，立了好一会，才别别扭扭说：“若琴，你是好人，愿你和广厚……”

“啊呀！好丽英哩！你再别听别人的瞎话了！可能是我哥在你面前造的谣！我和老高什么事也没！请你相信我……你应该相信我！”卢若琴激动地解释着，脸涨得通红。她稍停了一下，又说：“我正想做工作，让你和老高？”

“那不可能了！广厚怎会再要我呢？”丽英打断了若琴的话，悲哀地说。

“不管怎样，你先上去嘛！”若琴走过去，拉起了丽英的手。

丽英说：“好妹子哩！我没脸再进那个窑了。你能不能上去把兵兵抱下来，让我看一下。不要给广厚说我来了。我给兵兵带了一点礼物……”她的手无力地指了一下地上的那个大包袱，泪水不停地在脸上淌着。

正在这时，兵兵突然跑在硷畔上喊：“卢姑姑，爸爸叫你来吃饺子哩！”

卢若琴赶忙喊：“兵兵！你看谁来了！”

兵兵一下子看见了丽英，高兴地大喊了一声：“妈妈！”就飞也似的从小土坡上跑下来了！

丽英也不顾一切地张开双臂迎了过去！

她一把搂住兵兵，狂吻着他的小脸蛋。兵兵用小胖手给她揩着泪水，说：“妈妈，你回家去……”

“不知你爸爸让不让妈妈回去？”丽英对天真的儿子报以惨淡的一笑。

若琴向兵兵努了努嘴：“你去问爸爸去！”

“我去问爸爸！”兵兵一下子从丽英怀里挣脱出来，向家里跑去。

丽英不知所措地站在公路上。若琴用手给她拍打身上的土。

兵兵很快拉着高广厚出来了。

高广厚来到院畔上，猛一怔，站住了。

兵兵硬拉着他的手下来了。

父子俩来到了公路上。兵兵丢开爸爸的手，又偎在了妈妈的怀里。

丽英抱着兵兵，把头低了下来。高广厚静静地看着她。

兵兵张开小嘴巴一个劲问高广厚：“爸爸，你要不要妈妈回家？你说嘛！你要不要嘛！我要哩！我要妈妈！你要不要！你说……”

高广厚看着儿子，厚嘴唇嚅动了好一阵，嘴里吐出了一个低沉的字：“要。”

抱着孩子的丽英一下子抬起头来，感情冲动地向高广厚上撞去，使得这个壮实的男人都趔趄了一下！

他伸出两条长胳膊，把她和兵兵一起搂在了自己的怀抱里……在丽英向高广厚扑去的一刹那间，卢若琴就猛地背转身，迈开急速的脚步，沿着简易公路大踏步地走动起来。她任凭泪水在脸上尽情地流。她透过喜悦的泪花，看见秋天成熟的田野，在早晨灿烂的阳光下一片金黄。一阵强劲的秋风迎面扑来，公路两边杨树的枯黄叶片纷纷地飘了下来，落在了脚下的尘土中。她大踏步地走动着，在心里激动地思索着：生活！生活！你不就像这浩荡的秋风一样吗？你把那饱满的生命的颗粒都吹得成熟了，也把那心灵中枯萎了的黄叶打落在了人生的路上！而是不是在那所有黄叶飘落了的枝头，都能再生出嫩绿的叶片来呢？她决定要给哥哥写一封长长的信……

（原载《小说界》1983年中篇专辑）

你怎么也想不到

一 （郑小芳）

人一生中，总会有一些重大而有意义的时刻。我现在就面临着这样一个时刻。也许这件事并不重大，但至少是有意义的。我是说，再有一个月，我就要从省林业学院毕业了。你们并不知道，四年前，我还是黄土高原山沟里的一个乡下姑娘。而现在，我已经成了一名大学毕业生。对于一个人来说，这种变化难道还不重大吗？

我已经拒绝了让我留校的要求，而坚持让学校把我分配到我们家乡那里的地区去工作。同学们中间很少有人能理解我。他们嘲笑我是个十足的“乡下佬”。因为放弃在大城市工作的机会，而跑到一个荒凉的山区去吃苦，似乎太愚蠢了。

我承认我是个乡下佬。我热爱我们的乡下，正如城里的人热爱他们生活的城市。一个人总有一条根深深扎在某一个地方。我的故乡的确荒凉而贫瘠。那里，严寒从头年十一月一直要蔓延到第二年清明节以前。那里的春天也极其短暂，而且塞外吹来的大风常常把毛乌素大漠的沙尘扬得铺天盖地，把刚开放的桃杏花打落在了地上。

但是，那里，有许多好日子。我们的美妙的时光是从夏至以后开始的。这些阳光明媚、清风习习的好日子一直要延续到另一个冬天开始。在这些日子里，大部分都会是好天气，尤其是三伏天，天蓝得耀眼，充足的阳光照得大地一片金黄，但并不像大城市这样闷热，白天和晚间都有凉爽的风吹拂着大地，给人和万物以亲切的抚摸。

四年以前，我一直就生活在那里，除过读中学在县城，从来也没有远行。自从考入省林业学院，来到这繁华的省城，四年间，我无时不在思念着我的故乡。有时候，在学校三层楼的宿舍里，我常常梦见小时候的那些夏夜，我跟父亲睡在打麦场上，点着艾绳火熏蚊子；让凉风吹拂着裸露的胳膊；数天上的星星，听小河水的喧哗……有时候，城市某个地方偶尔传来一声鸡啼，我就忍不住哭了。这可是乡下的声音啊！

我之所以坚持要回到故乡那里去工作，不仅仅是我眷恋和热爱它，更主要的是，我学的水土保持专业也只有在那里才能大有作为。我当初报考这个专业就是为了最后还能回到那里去。我爱家乡的山山水水，我就想用我自己学到的知识去把它变得美好。这个想法在我小时候就有了。

说实话，我从内心里看不起我的有些同学。他们虽然来自乡下，却鄙视乡下。我平时很反感他们鄙薄自己的家乡，这正如一个人谈论自己父母的缺陷会引起别人的反感。现在，这些人正千方百计想留在城市工作，哪怕让他们蹬三轮车也愿意留下。我并不是说我的思想境界就有多高。但我总觉得，抛开旁的不说，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总应该有一种勇于献身的精神。尽管我们现在的生活中享乐是一种普遍的时尚，但我认为生活中崇高与低级的界线从来都没有模糊过。当然，我并不愿意过多地指责我年轻的朋友们，因为归根结底，人们对生活和幸福的理解取决于每个人自己的认识。这种认识很难统一。我是准备走自己的路，但我也愿意为另外路上的朋友们祝福。好了，离别的时刻就要到来。我们都要像离巢的鸟儿般飞向四面八方，不管在哪一今天地里飞，我们都得将开始用自己的翅膀飞。这就是说，我们要开始独立生活了。

所有这一切都让人激动。它使人兴奋，它让人愉快得有点颤栗，它让人浮躁不安，它叫人彻夜不眠……

当然，我的激动还有另外一些原因，现在我也可以不害臊地谈一谈，不过，说出来也许你要笑话。

除过毕业的激动外，我同时想到，我和一个男人共同生活的日子将会临近了。这恼人而甜蜜的想法，时不时来纠缠我，弄得人心神不安。你千万不要误会我是要和他马上结婚。不，这一两年不会的。虽然我和他都来自农村，但我们已经接受过高等教育，不会像我们在乡下的同学那样早婚。我是说，我和他将要以未婚夫妻的关系分配到同一个地方工作。他是省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应届毕业生，是我的同乡。他们村离我们树只有五里路，我和他从小学一年级就同学，拿句俗话说，我们是青梅竹马。

不过，我们早商量好了，毕业后不回我们县，而要到更往北的一个地区去工作。那里一半山区，和我们的家乡一样属黄土高原，另一半已经是毛乌素大沙漠了。我们中学时曾一块去沙漠中的一个县城参加过体育运动会，被那里荒漠而壮丽的风光深深吸引。我们曾站在古城雄伟的烽火台上，热血沸腾地约定：将来我们一定要到这里来工作。当时这多半有些孩子气。但这么多年里我们可一直认真地对待这个孩子气的想法。请不要见笑我们，人在少年时候的某种想法，说不定会在一个人一生中起作用。至少，我们现在仍然忠于这个当初的誓言。我的朋友为此写过不少诗。他喜欢写诗，往往比我更富于浪漫的激情。我喜欢他，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至于我，从小就比较喜欢一种激荡的生活，并且对此抱有一种执拗的态度。不要因此就认为我是个“假小子”。从一切方面，尤其从感情方面来说，我是一个地道的女孩子。

现在我常常想象我们已经到了那里。那地方开始我们会没有熟人，因此我们将格外贴近。我会和他在异乡陌生人的目光下，一块散步，一块看电影。说不定我还会忘掉本地习俗，像后来我们在这个城市一样，挽着他的胳膊走路。这肯定会招惹许多嫌恶的目光。多有趣！

我肯定会时不时去他的单位，他也会时不时到我的单位来。说不定我们还得买个煤油炉子和一些炊具，以便在星期天一块开小灶。这些东西当然会放在我那里，因为我是女人。天啊，真可怕！我还想到我们以后会有一个孩子。我喜欢胖小子，但他说他喜欢女孩……现在我该来说说，我口口声声提到的那个“他”是谁了。他叫薛峰。如果你读过省文学刊物《北方》去年的五期，你就会看见他在上面发表的一组诗《青春乐》。不过，署名是雪峰，取他名字的谐音。不瞒你说，这个笔名是我给他起的。关心我们的人大概主要想知道我们现在和以后的事，因此关于我们的过去我只在这里简单地说一说。

大家已经知道了，我和他从小就是同学。初中和高中也是一块在县城上的。除过初中我们分在两个班外，小学和高中我们不仅是同班，而且是同桌。

在我们那穷乡僻壤，能进入县办初中和高中是极不容易的。那些有限的桌椅板凳几乎全被县城的学生争夺去了，乡下的学生大部分只能上社办中学——这意味着他们大部分初中毕业后就得回农村当庄稼汉。师资水平低和教学条件的简陋造成了他们大部分再不能深造。有的社办中学连外语课都不开，学生们怎么能考上大学呢？

我和薛峰用我们良好的成绩在县中学争得了自己的位置。在我们整个一道川十来个村子里，我们两个是唯一进入这座神圣殿堂的。在初中升高中的考试中，薛峰竟然考了全县第一名。我们从小到大，基本上经常在一块。城里上学时，星期六下午回家和星期天下午返校，我们都是一块相跟着走。当然，这中间也发生过一些糟糕的事。班上的同学们曾挤眉弄眼地议论过我们。回村时，公路两边我们熟悉的庄稼人也曾粗鲁地喊叫我们是“两口子”。这一切是多么叫人生气。但是后来长大了，我自己在内心深处也承认我这一生不能再离开他了。当我朦胧地懂得爱情时，我就知道我喜欢的是他。我知道他喜欢的也是我。十九岁那年，我们离开家乡，一同考进了省城的大学。我以第一志愿被录取，进了林业学院水土保持专业；他是第二志愿，考到了省师范大学中文系。

上大学之前，由于我们小，关于我们之间相互喜欢的话当然谁也没有说过。上大学的第一年也没说。但这种关系实际双方在内心里早已明白了。到大城市后，由于人生地疏，我们相互间完全成了亲人。我们经常在一块会面，但倒不是在谈情说爱。谈的无非是学习和我们未来将要去的那个地方——那个有着广阔无边的大沙漠，有着蜿蜒的古长城残迹的神奇的土地。我说我要在那里栽许多树，种许多许多草。他说他要在那里写出一些惊人的诗篇来。这些火热的生活多么叫人神往啊！一直到大学二年级的后半年，有一天，我们一块相跟着在街上走。他突然站住了，结巴着说：“小芳，你，挽着，我的，胳膊走……”我一下子脸烧得像炭火一样，赶忙朝四下里看了看。我看见街上有许多姑娘都挽着小伙子的胳膊走路。我犹豫了一下，就挽住了他的胳膊。两个人几乎都不会走路了……

那天，他在商店里给我买了一条漂亮的连衣裙。我给他买了一件深蓝色的毛料上衣。

从那以后，我们就开始了真正的恋爱。一切和大城市里的任何青年男女一样。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自己当然经历了无数甜蜜而新奇的体验，但这些东西对大家来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因此也就简略了。

现在我再顺便补充几句我心爱人的长相：薛峰一米七五，个头不算低；身板茁壮而挺拔，神态潇洒，五官都恰到好处。这两年，他是比乡下时变化多了，身上的农民血统几乎已经看不出来，像个典型的城市青年了。

我敢毫不害臊地夸口说，我爱的这个人是一个漂亮的男子汉。

二 （郑小芳）

随着毕业的日子一天天临近，班上和系上都乱作一团。尽管分配方案还没公布，有些人通过关系已经知道了自己的命运。于是，有笑的，有哭的，有闹的，有四处奔波找关系的，一切都乱纷纷的。我是平静的，因为我的命运我自己已经安排好了。系上的领导曾多次找我谈过话，想让我留校，但我拒绝了，请求把我分配在我要去的地方。领导当然再不会做我的工作，反而表扬了我。由于我和其他任何人没有利害冲突，因此全班同学还像往常一样尊重我。其他人之间就不行了，为了争夺一个好位置，或者怀疑某个人拼了自己的台，或者猜测某个人把自己已得到的位置挤掉了，明争暗斗，乱得像春秋战国一样。猜疑和怨恨弥漫在共同生活了四年的人们之间，这情景真叫人难受。我同宿舍的李虹，前几天脸上还阴云密布，这几天突然又阳光灿烂了，据她说是由于我不留校，这个位置分给了她。她说她要感谢我。我向她祝贺，并且指出她不应该感谢我。她学习不错，加上从小失去父亲，母亲又长年有病，完全应该留在家门口工作。

吃过晚饭，李虹从校门口给我带来一封信。这是薛峰写给我的。信的内容很简单，让我在第二天上午八点钟到老地方去，他有些重要的事要对我说。他并且在“重要的事”几个字下面加了着重号。我敢说他没什么太重要的事。要不，他不会写信，而会骑车来找我的。第二天吃过早点，我借了李虹的自行车，就向我们的“老地方”那里赶去。我们会面的老地方是南郊公园的大门口。但通常我们并不到公园去，而是在这里相会，然后一块骑着车子去省第三医院后面一块麦田的水渠边。那里已经到了郊外，非常僻静。应该说，这儿才是我们真正的“老地方”。这地方我们去过不知多少次。我们在这里看着麦苗泛青，发旺，发黄；然后又看着麦子被收割，套种的玉米又长起来，吐出红缨，怀上棒子。我们在这里说过甜蜜的悄悄话，并且也偷偷地亲吻过……我骑着自行车穿过繁华的大街。

整个城市都在火辣辣的阳光下喘息着。即使有风从迎面吹来，也是烫热的。行人有气无力，边走边擦汗。大街上弥漫着一种松散的气息。

人们的精力和智慧也好像被太阳的热力蒸发了。到公园门口的时候，我看见薛峰已经站在了那里，自行车撑在旁边，车后座上夹着一个鼓鼓囊囊的黄书包，里面大概装着汽水、啤酒一类的饮料和点心。每次都是这样，吃喝的东西大部分由他买，但事后我给他钱。他花钱大手大脚，我得常给他支援。他看我来了，也不说话，就跨上他的车子。我们于是并肩骑着车子，到我们亲爱的“老地方”去。

路上，我问他：“有什么紧要事？”

他笑笑，说：“没什么，我想你了……”

我不好意思再看他，说：“才一个月没见面……你们实习完了？”

“完了。已经开始进入分配阶段，整天驴踢狗咬的。你们那里怎样？”

“情况差不多。反正咱们俩是世外桃源，没有人会来抢咱们的位置。”

薛峰没说话，冲我淡淡一笑。

我们很快来到了我们经常光顾的地方。

在水渠边的小白杨丛中，薛峰把汽水、啤酒和一些点心放在随身带来的一块小塑料布上，我们就像过去那样紧挨着坐在一起。树和茂密的芦苇把我们和外面的世界隔开。这里已经远离喧闹的城市，四周围静悄悄的。首先照例是无言的亲热。这一刻几乎世界上的一切都被忘得一干二净，只有我们温柔的感情在心灵中静静地流淌。我记起了他给我念过的弗拉基米尔·杜金采夫的几句诗：一双目光深邃的大眼睛，闪烁得真是意味深长。沉默吧，你现在的沉默，比你吐尽言辞还会令我心明眼亮……

过了一会，我问薛峰：“是不是真的有什么重要事？”

他又笑笑，没说话，回过头从身边的黄书包里拿出一张报纸递给我。

这是昨天的省报。我很快在副刊上发现了他的名字。这是他和另外一个叫“劲松”的人合写的一首诗。我这才知道他说的重要事是什么了。我当然为他高兴。他的任何成绩都能引起我无法言语的骄傲。我不知为什么开始转弯抹角地盘问起他来了。“这个‘劲松’是哪儿的？”

“我一个班的同学。”他说。

“男的还是女的？”

他大笑了，笑得把脸迈到了一边。

“笑什么！你回答我！”

“女的。”他仍然在笑。

我不言语了。你们知道我此刻心里在想什么。

他又从书包里掏出个笔记本，从里面取出一张照片递给我。我没有接。他一下把照片堵在我眼前，说：“看这个女的漂亮不漂亮？”我看见他和一个男人的合影。我忍不住为自己刚才的醋意而不好意思地笑了。

他说：“这就是劲松。”

“是笔名吧？”

“是的。”

“真俗气！现在还取这么个笔名，一股文革味！”

薛峰把照片收起来，说：“他叫岳志明，父亲是咱们省委常委，组织部长。”

我说：“这首是他写的还是你写的？我真理解不了，两个人居然能合写诗！”

“诗当然是我一个人写的。”

“那为什么署他的名字？”

薛峰沉默了一下，避开我的问话，说：“我最近准备写小说。我觉得诗容量太小了……”

“写好后再把‘劲松’的名字也署上。”我挖苦他说。

他平静地看了我一眼，说：“我是准备这样做的。”我真有点难理解他了。我毫不客气地说：“你讨好这个人，是因为他父亲是大官吧？你怎么也变成了这样一个人？他和他的父亲与你有什么关系，何必这样呢！”

薛峰不看我，拿一根树枝低头在地上画着，说：“他父亲没有什么，可他母亲……”

“他母亲怎了？”

“他母亲是省教育局分配办公室的主任。”

我一下子瞪住了眼睛，我惊异地看着在地上画道道的我的亲爱的薛峰。我敏感的意识到，是不是有某种变化将会出现在我和他之间？我同时也明白了，他今天的确有某种“重要的事”要告诉我，但这并不是他所发表的那首诗。

我问：“这又怎样呢？”

他停止了在地上画道道，抬起头，用胳膊搂住我的肩头，说：“小芳，让我直说吧，我们不能再回到我们当初说要去的那个地方！”

“为什么！”我急着对他嚷道。

“我们要设法留在这个城市。只有留在这里，我们才能更好地发展自己。”

“我们当初说过什么？”

“是说过……”

“你以前可从没改变过主意。”

“正因为这样，一旦觉醒了，心里就更着急。”

我怎么也想不到，他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我一时无法反应过来，我只是急着问他：“你什么时候改变主意的？”

“我也不知道。反正我现在已经决定了。当然，以前没认真考虑，也没事先做工作，现在就是想些办法。我和岳志明合写东西，就是为这个的。我答应满足他的虚荣心，他答应帮我和你办事。我想到《北方》杂志社去工作，你就留在林业学院……”

“不。”泪水不知不觉已经涌满了我的眼睛，“我已经给学校说过，我不留校。现在留校的人已经确定了。”

“这可以改变。”

“不！不！不！”我当时只是这么嚷着，心里难受极了。我第一次朦胧地感觉到，尽管薛峰现在仍然用胳膊亲切地搂着我的肩头，但有一种东西已经横在了他和我之间，我感觉到了这个，不知为什么，却更紧地靠在了他的身上。

一种从未有过的悲哀和伤痛漫上了我的心头，就像看见一种可怕的疾病缠在了自己亲人的身上。是的，我不会嫌恶和躲避他，我要想办法让他恢复健康。我能做到这一点吗？

我已经慌乱到了这样的程度：我好像觉得他真的是病了，于是忍不住用手在他宽阔的额头上摸了摸。并不发烧，体温是正常的。

我在急忙中讲不出什么大道理来说服他，只好央求他说：“我们还是回家乡那里去吧！我求求你，一辈子在城市生活我们习惯不了……”

“慢慢就会习惯的。我已经习惯了。回去反而会不习惯！”他插嘴说。

“那就从我们的事业来考虑。我学的是水土保持专业，回到山区和沙漠就能更好地发挥专业知识。你搞文学，也只有在生活中才能写出好作品来……”

“这不是理由。你的专业在大学能培养更多建设四化的人才。我留在文学刊物也就可以使自己的才华不致湮没。从五四以来的许多大作家都是编刊物的。至于生活，只要有活人的地方，就有生活。因此，这不能是我们不留大城市的理由。”他雄辩地说。

“是的，这也许不是理由……”我从他的胳膊里挣脱出来，对他说，“你什么时候也变得这样世俗了？我们所看重的理想，我们所看重的献身精神，我们一直像孩子那样所珍爱的一切，你都一点也不要了？”我感到自己的心在怦怦地跳着。

“我们现在不是孩子了……”他说。

是的，我们不是孩子了。我亲爱的人！我们长大了，但我们却开始吵嘴，开始分裂。如果是这样，那么，我宁愿我们两个人永远都是孩子啊！

我感到头晕目眩，口干舌燥。我怎么也想不到在我们之间竟然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我望着他那张漂亮的脸，竟忍不住冲口说：“那咱们分手吧，各走各的路！”他一下子从地上跳起来，吃惊地望着我。

我也站起来，又忍不住扑在他怀里，伤心地痛哭起来。我多么难受：为他，为我，为我们。

“小芳，回去想想吧，今天我们再不说这事了。我相信你会同意我的决定的。”他温柔地抚摸着我的发，轻轻地说。

我没有再说话。这并不是说，我已经顺从了他。

三 （薛峰）

真热。

我知道不仅天气热，我的心也在发烧。

一切都权衡过了，结论已经相当明确。剩下的只是用行动来使目标成为现实。

过去那些想法——具体地说，就走到一个艰苦的地方去创造不平凡的业绩——不管那是崇高的还是狂热的，反正一切都已经退远了。

从内心深处来说，这的确叫人有些伤感。向过去这样一些视为神圣的东西告别，总是一件很痛苦的事。这也如同我们希望成为大人，但却又眷恋着自己的童年。这个比喻不太恰当。不管怎样说，我和亲爱的小芳曾经共同制作了一叶理想的风帆。是的，风帆。这风帆一直行驶在我们心灵蔚蓝色的海洋里……

但这叶风帆现在应该转向。是的，转向。转到现实生活逻辑所铺成的航道上来，而不应该再在理想的王国里任意漂游了。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我对故乡的山水和那里的乡亲永远抱有深情。我一直无法割断我和这一切的感情联系，总想不管怎样，我还是要回到他们中间去。

但后来心情慢慢矛盾起来了。

说心里话，我虽然上的师范大学，按理就应该去做一名教师，但我当然更愿成为一个诗人。如果我像原来想的那样去山区，就只能到一个中学去任教。教师，那意味着无穷无尽地讲课，改作业，开会。如果再代个班主任，那就是成天跟在几十名二浑小子的后头瞎折腾。这能写诗吗？诗人应该听交响乐，看芭蕾舞，进行广泛的交游，才能获得灵感。可是，沙漠里只能听蒙古风粗野的吼叫，看一望无际、没有任何生命的黄沙丘。几十里路上甚至连人影都找不见，写什么呢？也许只能去反复赞颂那些可怜的沙柳了……

我也许说得太过分了。是的，那里毕竟有雄伟古长城的遗迹横卧在荒漠之中；驼铃，海子，烽火台，以及壮丽的落日和直升的炊烟，也都是诗。我想我就是留在大城市，今后一定也要去那里的。但这应该是一个诗人去漫游，而不是去充当那里的一个永久的居民。这正是我现在和过去想法的不同所在。

当然，这一切变化是慢慢发展的。

我进大学后，渐渐发现，像我和小芳抱有的那种浪漫生活观点的人，几乎很难找到。所有的人都是实际的。他们一边拼命学习知识，一边拼命追逐据说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

说实话，我一开始瞧不起这些人，自视自己的境界要比他们高。我曾经直率地对同学们说出我毕业后的打算，结果招致了一部分人的无情嘲笑。他们说我还停留在“四人帮”的时候，坚持要“上山下乡”呀，以后大家甚至渐渐不理我了，似乎我是一个怪物似的。我经历了痛苦的孤独。

当时，我反复从内心审视了自己灵魂的殿堂，再一次看到那里所供奉的东西仍然是崇高的。

同时，我也开始不抱偏见地观察和琢磨嘲笑我的那些人的生活观点。我当时是这样想的：既然这么多人所信仰的东西，我有没有权利轻易地去否定它？

一开始，我发现这些东西和我心灵中的东西还是对立的。我无法效法。尽管我在我的环境中孤独，但我有我的小芳。我只要和她在一起，精神便感到无比舒畅和激昂。这不仅仅是我深切地爱她，更重要的是我们有相通的心灵。她的美丽、善良和正直，她的火一样的热情永远使我迷恋和陶醉。我们经常在一块谈沙漠，谈诗，谈树，谈未来我们所要进行的工作……所有这一切都使我有勇气在我的环境里坚持自己的观点。我想只要我和小芳在一起，别说是去毛乌索沙漠，就走到冰天雪地的北极去也是幸福的。

回到学校的时候，我听到的仍然是一些老话题：如何走后门留在城市；如何逃避当中学教书匠的命运；用什么方法，在几年内取得什么样的学位；一个现代化的家庭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如果要从事一项事业，必须找一个没事业心的贤妻良母或者一定既要是贤妻良母又要有事业心等等。

不久，突然有一个人主动和我交朋友。这就是我已经提到过的岳志明。岳志明从一切方面来说一看就是个高干子弟。他能把浮华掩饰在质朴之中；能把俗气深藏在脱俗的表面下。本质是傲气的，但又可以居高临下地关怀别人。就拿穿衣服来说吧，外衣是不讲究的，但衬衣又特别讲究。大家都知道他是谁的儿子。班上有几个女同学都争着接近他，大概是想当省委常委的儿媳妇——尽管她们知道他已经和省军区一位副政委的女儿在恋爱。岳志明和我交朋友是我在报刊上发表了几首诗以后。我愿意和他交往倒不是因为他是某某人的儿子，而是他愿意和我交朋友本身。大家知道，班上是没人和我交朋友的。

岳志明一下子便给我打开了另外一个世界。

他把我带进了大门上有军人站岗的省委大院他们的家——顺便说一下，平时我路过这大门，甚至不敢用眼睛往里瞧一瞧。现在进这里竟然如入无人之地，并且连那些站岗的严肃的军人还含笑点头——这当然不是对我，而是向岳志明致敬。我跟着他坐着他父亲的小车，看过国外交响乐团那些令人陶醉的辉煌的演奏，欣赏过北京和上海来的芭蕾舞团激动人心的表演。这些高级的演出通常很难买到票，而我们连票也不要买，还能坐在最好的位置上。

与此同时，我的朋友还引荐我结识了他那个圈子里的许多非凡人物。这样的圏子通常都是一些确有才华的青年和一些虽没多少才华但出身高干的子弟组成。要么出身显贵，要么才华惊人，否则入不了这种圈子。我敢肯定，那些在大街上行走的普通人，绝不会知道在这城市里有这么一些世界存在。我被岳志明介绍为“著名青年诗人”，因此也就堂而皇之地成了他们中的一员。我在这里听到过哲学方面的极其艰深的辩论；听到过艺术方面最新流派的介绍。萨特，毕加索，弗洛伊德，魔幻现实主义，意识流，是经常的话题。当然还有中国的，外国的，古代的，现代的，未来的各式各样的话题。另外还可以去看一些内部电影，听什么硬壳虫音乐等等。我眼花缭乱，目瞪口呆。在这样的场合我只是用耳朵听，一言不发。我有什么可说的呢？

我曾试图退出这个舞台，但这就像喝酒上了瘾一样，又一回也不愿缺。公正地说，我在这里还是获取了一些极有教益的东西。我增加了知识，扩大了眼界，看到了一些全新的天地。但我也为此付出了代价。我发现自己的意识、感情、心理都发生了一些变化。开始是些微小的，皮毛的，后来就渐渐开始进入血液，开始燃烧起一种新的火焰，激荡起一些新的思想。我发现我很少再能用一种诗人的美妙的心情来倾听远方我那故乡小河朗朗的流水声；而耳朵里是交响乐排山倒海的喧叫和小夜曲轻柔的有点伤感的旋律。我也再很少追念起故乡的山水和野花点缀的土地，以及那微风吹拂着的绿色的山岗和打麦场上金黄色的麦堆；我跟前时不时旋转着的是那些造型健美的芭蕾舞姿和大城市里五光十色的场面……

唉，我呀！

我有时对自己的这种变化感到无比羞愧，尤其是我每次见到小芳的时候。每次她站在我面前，就像一个巨大的惊叹号一样叫我的心不由得猛烈地颤动起来。她身上似乎永远带着一股清新的风，一下子就吹醒了我乱哄哄的头脑。我每次和她在一起，就更能清楚地看见她对我有多么珍贵。我一旦和她在一起，也就可以恢复一些我原来的东西。当然我也不愿过多地给她讲述我后来的许多遭遇。我爱她，我怕她产生误解。

在我离开小芳的时候，我就身不由己地又卷进了我已描述过的那个世界。

这一切是多么令人矛盾和痛苦！

到后来，我慢慢对我的两个世界都适应了。我甚至想在这两个世界中间取长补短，把自己塑造成另外一种人。我不愿变成纯粹像岳志明圈子里的那种人，但我也再不想和过去一样把自己束缚在那种单纯的意识形态中了。我自信在新的生活追求中，我也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我感谢岳志明把我介绍给《北方》杂志社的总编辑——这是他父亲的老朋友。由于这个关系，我受到了这家杂志社的重视。在第三学年的暑假期间，我被临时请到这个编辑部帮助搞工作。从编辑部的角度考虑，是用这种方法培养有才能的新作者，从我的角度考虑，我可以在这里学到学校所不能学到的东西。

我在这里勤奋地工作，并且把我看稿的诗歌组办公室经常打扫得干干净净，甚至还为其他部门殷勤地打开水。在这期间，我曾几次聆听了本省几位著名老作家的当面教诲；听过几位在全国得过奖的青年作家的文学讲座课。最重要的是，一个多月里，我已经和编辑部的许多编辑以至总编辑本人都像朋友那样好了。我在这里写了许多诗，其中那组《青春乐章》被发表在了《北方》当年的第五期上——据说后来这首诗编辑部还收到许多青年读者的来信。

暑假结束后，我是怀着依恋的心情离开这编辑部的。说老实话，我当时曾想过，我如果能在这里工作一辈子该多好啊！当然这无疑是一个梦想。但不管怎样，我相信我给这里所有尊敬的人们都留下了一个好印象。这一切已经使我心满意足了。

你会想象，这以后，我再想起沙漠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沙漠啊，我和小芳所热烈眷恋过的那个地方——那片神奇的土地，现在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荒凉了；我看见那里只有一弯孤寂的残月照耀着的无边的沙丘和被遒劲的蒙古风所吹乱的零星的沙蒿丛……

认识和思想一旦改变，我一下子就火烧火燎地着急起来。现在我想：我尽管不愿完全像岳志明那样去生活——这也不可能，但我想我至少应该追求一种在我看来更理想的生活——这生活将肯定再不会是去沙漠了。是的，我为什么不应该留在这座城市工作呢？当然，最好是能去《北方》编辑部。

我认为我已经从过去的一个深沉的梦中醒过来了。

但同时我又想到，我的小芳现在仍然还沉浸在那个梦中。

这不要紧。凭我们深沉的爱，我相信我会把我心爱的人从那梦中摇醒的。如果摇不醒呢？这也不要紧。只要她同意生活在我身边——带着她原来的梦生活在我的身边，这难道不也好吗？这本身也许就是诗。但是，我怎样才能实现我新的目标呢？我的专业是师范专业，按规定毕业后应该教书。当然也可以改变这个命运——不是有许多人就改变了吗？但这需要强有力的社会关系。我没有这种关系，在我们家和亲戚中，我也许就是最有出息的一个了。我马上想到了岳志明，是的，现在只能依靠这个朋友了。毕业分配眼看要临近，必须要抓紧时间做工作。

当我对岳志明说出我的愿望时，他轻松地说：“这有什么难的？你就去《北方》编辑部好了。这事包在我身上。我自己是不敢去那里的，那里工作确实要能来两下子，我吃不了那碗饭，弄不好给我父亲的老朋友丢脸，划不来。”

“那你自己准备去哪儿呢？”我问他。

“我准备去省剧协。那里好混。当然我并不是要去搞那些咿咿呀呀的戏曲。我想拍电视剧。现在省电视台还没设专职编剧，听说不久就设的，到时候再调过去，现在先过渡一下。”

我犹豫了一下，又对他说：“我有个女朋友在省林业学院……”

他马上说：“这也好办。咱们到时去找找我妈，她在教育局管分配……唉，提起女朋友，我很苦恼，我的女朋友……”

“怎啦？”我问他，“你的女朋友不是在省军区吗？”

“那个早吹了。我现在对高干的女儿反感透了，浅薄，自以为了不起，除过花钱和撒娇，屁都不懂……哼！我现在又看上一个姑娘，是平民出身。她虽然是个工人，但很有才能，长得也不错，而且爱好文学，已经在咱们省和外省的刊物上发表过几篇小说了……唉，我自己连一篇东西都没有发过呢，这方面好像配不上人家……”

“那你也可以写一写嘛。”我对他说。

岳志明立刻就从口袋里掏出一卷纸，说：“我写了一首诗，你能不能改一改？算咱们合作！”

“可以。”我说。

当我在宿舍里看岳志明的作品里，不禁大吃一惊：这哪里是什么诗，简直是些胡说八道！

但没有办法，我只得给他改写。说是改写，实际上等于重写。一开始，我还想保留他的某几个句子，但不行。后来又看能不能起码保留他的几个字，可是最后竟然连一个字也用不上。

诗“改”完后，我发愁了：我这样对待他的“作品”，他的自尊心怎能受得了呢？

正在我发愁的时候。岳志明迫不及待地跑来催问我改写得怎样。我只好硬着头皮把我重新写的诗给他看。

他看了看，竟然说：“行！你改好了！”

我的脸红了，志明却若无其事地在标题下面署上了我们两个人的笔名——不过，他谦虚地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我的后边。

他兴致勃勃地拿着诗去了省报——他说他认识省报管文艺的副总编。就这样，我们俩“合作”的诗在省报发表了。

志明一下子对我更亲热了，他说他还准备和我合写小说，叫我过两天到他家去商量提纲，完了顺便再一块去省教育局找找他妈，谈一谈我的女朋友毕业分配的事……

到这时，我才想起，我要赶紧和小芳把这个问题谈明白……

四 （薛峰）

我和小芳在我们相会的老地方分手后，没回学校，径直向岳志明家赶去。我现在要马不停蹄地为我和小芳留在这座城市而奔波。

忙碌，紧张，快速，在混乱中盯住目标大踏步前进，这就是大城市生活的节奏。以前我极不适应这种生活，现在可以说基本上适应了。记得刚开始上大街，我从来不敢骑自行车。就是步行，不是撞了别人，就是让别人把自己的鞋后跟踩掉了。过十字路口的斑马线，紧张得就像贼娃子一样。

现在我骑自行车奔驰在大街人行道的人流里，轻松而自在，就像组成这条生活长河里的一个自然的波浪那样运行。在通过诸如东门滩这样的自由市场的人海时，我的自行车也能像鱼在水里那般穿行。

来到通向省委的那条宽阔的大道上后，行人稀少了，只有中心道上穿梭着一些拉起窗帘的小汽车，像箭一般地飞驰而过。两边的法国梧桐辐射出浓密的枝叶，给街面铺下了很宽的阴凉；头顶上赤日炎炎的蓝天只留了带子般的一条。

我在车上凑合着点着一支烟，一只手扶把，一只手抽烟，并把车速放慢了一些，以便在脑子里思索一些事。我当然首先想起了刚才我和小芳的会面。

是的，可爱的小芳！她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没有一点精神准备。她仍然在做着她的那些沙漠的梦。

当然，她是无可指责的。在不远的以前，我不是也和她一样坚持要到那个荒凉的地方去吗？我承认，从精神上来说，这种追求永远具有崇高的性质。凡是崇高的东西，都会引起人一种敬畏的情感，以致在背叛它的时候，使你自己都能感觉到一种灵魂的颤栗。我脑子里莫名其妙地冒出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这使我心里极不愉快。

但我也有为自己辩解的理由：我留在这城市，并不是干坏事。我在这里也许要比在沙漠里更能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这同时不也就对社会的贡献更大吗？再说，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聪敏才智，也是现代我们国家所提倡的政策。这有什么可以称之为卑下呢？

我在内心已经不知这样为自己辩解了多少次。当然，我也承认，城市优裕的生活条件也是一个重要的吸引力。但人们活着，不是应该生活得更好一些吗？世界上有谁反对这一点呢？

我现在感到惊讶的是，我怎么能一下子就改变得这样快呢？我又感到惊讶的是，小芳怎么能这么长时间一点也没有改变呢？

我相信她也会改变的。只要留下来，城市生活的巨浪会慢慢冲刷掉她思想中那些沉积已久的沙丘——这句话简直是一行绝妙的诗！

已经到省委家属院的大门口了。我把自行车在对面马路上的存车处存好，就向那个已经进去过几回的非凡的大门口走去。

站岗的军人立刻用警惕的目光盯住了我。我虽然跟岳志明来过几回，但军人不会记住我。我的脚步有些慌乱，心怦怦直跳，几乎像一个作案的歹徒一样。

“干什么？”军人威严地喝问了一声，就向我走来。

我站住了。

哨兵走到我面前，再一次问：“干什么？”

我回答：“我找一下岳志明同志。”

“有证件吗？”

我赶忙在口袋里摸学生证。糟糕！学生证丢在宿舍里了。我只好说：“忘记带了。我是省师范大学的，岳志明的同学。”

“你叫什么名字？”

“薛峰。”

“你先等一下。”军人说完便向哨楼走去。

我听见哨楼里传来拨自动电话的声音，接着便听见军人说：“喂，岳部长吗？……噢，志明，有个你的同学说他叫薛峰，现在在大门口。让进来吧？噢。”

军人出来，给我打了个让进去的手势，然后又笔挺地站在了原来的位置上。

我赶忙往里面走去。

进大门不远，我就看见岳志明穿着拖鞋，懒懒散散地走出来迎接我。

我们一同走进了他们家的会客厅。

保姆给我们端过来两杯饮料。我一看，杯子里黑糊糊的，不知是何物。

志明说：“你喝咖啡。这很不错，巴西的，速溶，不用煮。”

噢，这是咖啡。我以前只在外国小说里不断看过喝咖啡。我今天也喝了这种高贵的饮料。不过，我喝不惯，觉得有一种奇怪的苦味。

不一会，听见门口有汽车停住的声音。这大概是志明他父亲回来了。

是的，果真是岳部长。当他走进客厅里，志明马上给他介绍了我。

志明父亲是个和蔼的老头，一听说是儿子的同学，便热情地和我握手，问我是哪里人，父母亲是干什么的等等。我非常拘谨地回答他的问话。我还从来没有和这么大的官交谈过，因此说话都有些结巴了。

组织部长索性坐在了客厅的沙发上，和我拉起了家常。他说我们家乡是老区，他解放战争就在那些地方打过仗，并且说出了我们那一带许多地方的名字。这一切使我心里深受感动。

志明又吿诉父亲，我就是和他合写作品的那个人。老头更高兴了，并且从刚才放在旁边的公文包里拿出了那张省报，说：“你们的诗写得很不错嘛！志明基础差，你要好好帮助他。‘文革’中我和他妈关了牛棚，他没人管，耽搁了。他哥哥就好一些，去年考上了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

老头看来很爱他的这个小儿子，甚至像对待同志一样称他“志明”，而不呼小名。他看来对儿子能发表作品感到由衷的高兴。

在这个好老头面前，我刹那间涌上了一种羞愧感。我同时也为志明感到羞愧。我知道老头并不真正了解他的儿子。是的，他爱他，但并不了解他。而更令我难受的是，志明竟然能毫不害臊地瞒哄他父亲，以致使这位组织部长竟然相信自己的儿子真能写出什么作品来。他可能是一个明察秋毫的组织部长，但也许是一个糊里糊涂的父亲。

他父亲要休息，志明便把我带到他的宿舍。

他的宿舍并不和他家的房子套在一起，而是在另外的一排的一个单间。

这个房子的布置也是另外一套。新式的沙发床，小酒柜，十四英寸彩色电视机和一个四喇叭的录音机。墙上贴着电影演员刘晓庆和陈冲的大幅彩色照片。

我们开始商量小说提纲。

原来我们准备写一篇反映大学生生活的小说。但志明说，他听了一个故事很不错，可以说是现成的小说。

“什么故事？”我问他。

他说：“我听的是社会上传说的一个笑话。噢，是这样的：某年某月，在某一列客车上，两个彼此都陌生的男人和一个陌生的女人坐在同一节车厢的同一张椅子上。那个女人正好坐在两个男人中间。结果，这两个男人都看上了这个女人。临下火车前，这两个男人都把自己地址写好——当然都还写了一些热烈的求爱话，把这个女人从头到脚赞美了一番。他们把纸条偷偷地往那个女人的口袋里塞去。结果两个人由于慌乱，把纸条分别塞在了对方的口袋里。以后，这两个男人就在两地互相通信，热烈地谈起了恋爱。谈到一定的时候，两个人都想很快和对方相会。他们于是就在信中约定，某月某日某时在某车站某个地方见面。结果一见才发现对方是男的。这两个男人就互相臭骂了一通，然后又各自在心里臭骂了自己一通，就各回各家去了……你看这妙不妙？纯粹是一个契诃夫式的短篇！”他叫道。

我听后忍不住皱皱眉，说：“我好像看见一个杂志上已经发表过一篇小说，就是这个故事。”

“是吗？太遗憾了！这么好个题材叫别人抢走了！”他丧气地说。

我说：“咱还是按咱原来说的构思。”

志明说：“我今天脑子有点乱，咱改天再说吧……哎，你不是说你有个女朋友在林业学院想留校吗？咱干脆现在找我妈去。这事宜早不宜迟！你到《北方》去的事我已经给我妈说了。本来你两口子的事当时可以一块说，但我妈对这些事已经烦透顶了，只好先把你的说了……咱现在去呢！”

我很高兴志明的提议。我正是为此事而来。正是为了我和小芳的前途，我才耐着心和我的这个浅薄的朋友胡扯了这么许多。我们于是一同骑着自行车去省教育局。

到了教育局大门口，我要下车，志明说别麻烦了，下来还要登记，闯进去就行了。

我们刚进了大门口，就被门房老头在后面喝住了。他有点恼怒地喊：“年轻人连个规矩都不懂！怎么一闯就进去了？你们找谁？”

我们尴尬地下了车，志明说：“我找我妈！”老头气呼呼问：“你妈是谁？”

“高建芳！”

“不管找谁都要登记！”老头不客气地说。

我们只好又退回去在门房登记完，才被允许进了院内的办公大楼。

志明母亲是个大个子女人，头发已经有些花白，穿着一身普通的干部服，看起来是一个很有魄力的领导。

当志明把我介绍给她时，她从椅子上欠起身和我握了握手。那手是生硬的，带着一种勉强，就像握住的是一个扫帚把。大概找她的人太多了，正如志明所说的：“烦透顶了。”

志明给他母亲说明了来意。我在志明说话的过程中，又及时作了一些必要的补充。

分配办主任眼睛厌烦地瞪着志明，听他说完。

她然后转向我，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态度平静地说：“类似的要求很多。大学生分配中谁去哪里，除个别特殊情况以外，权限都在各院校。我们没有权力直接干涉各院校的分配，因此我很难帮助你……”

我脑子“嗡”地响了一声：这下全完了！

我看了看志明，他若无其事坐在那里翻一本《中国妇女》杂志。

我低下头，坐在那里窘迫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就像专门被传来受审的犯人一样。我在心里抱怨志明：既然是这样，他为什么要把我带来见这位铁面无私的法官呢？

那位法官又继续宣判道：“我这里不能搞这些不正之风。全省几十万大学生，如果这样一搞，岂不乱了套？再说，就是可以照顾个别人，但这传出去也会影响许多人的分配，到时不是给报纸写信揭发，就走到省纪委去告状，甚至结伙来我们这里闹……”

我还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脑门子上已经冒出了汗水。我真想一拧身就走。

这时候，我听见志明说：“妈，算了别说这些话了，都快下班了，我们还要回学校去……”

我听见这话，赶快站起来准备走。

志明母亲却拿起笔，从桌子上翻开一个笔记本，问我：“你的女朋友是哪个大学的？学什么专业？叫什么名字？”

希望之光一瞬间便像闪电一般照亮了我的眼睛。我赶忙一一回答了她的提问。我看见她把这些都写在了那个笔记本上。

我好不容易才逃出了这个折磨人的地方。

路上，我对志明说：“根据你母亲的态度，我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

志明却大笑了，说：“我妈那些话已在她心中录成了磁带，对来的任何人都要放一遍的。可怜的人！你竟然被这位牧师神圣的布道词快吓昏了！你放心，她该办的事会办，否则她为什么要记在笔记本上？”

我脑子里又“嗡”地一声，几乎把自行车都骑到了人行道上……

生活啊，你又给我上了一堂课！

五 （郑小芳）

我怎么也想不到，生活一下子发生了这么些变化——或者说，我的薛峰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这变化无疑直接影响到了我。

我怎么办？

如果在我们小时候，要是薛峰坚持要干什么事，我就是心里不情愿，也会毫不犹豫跟着他去干的。可是现在不行。我已经不是一个小孩子了。我二十三岁，并且即将大学毕业。更何况，这是一些多么重大的事，能随随便便附和他吗？我想，一个人在这么大的年龄还缺乏主见，还不能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那说不定一生都要成为一个可怜虫。

我不能同意薛峰的意见留在这个城市，并不是我对这城市抱有成见。不，在学习、生活以至其它许多方面，这里的条件无疑要好得多。我坚持要去的那个地方是无法和这里比较的。我之所以坚持要去北方的沙漠，不仅仅是那里更需要我所学的专业知识，同时也是我自己的生活观点所决定的。我内心强烈要求我这样做。说句笑话，如果我已经是个老太婆，说不定我会愿意留在这里过一种较为舒适的生活。我现在正年轻，我愿意自己的青春在一种激荡的生活中度过；我愿意过一种充满创造乐趣、更为纯洁的生活。我知道为此要付出一些代价，要牺牲许多世俗的享乐。这一切对于在这个城市生活惯了的某些青年也许是可怕的。

可是，我的薛峰为什么也惧怕了，退缩了？

我怎么也想不通他现在会这样。

记得小时候上学时，我们在大热天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上山去砍柴，又饿又渴不算，连个歇凉的地方都没有，一架山上不长一棵树。

在火辣辣的阳光下，我们望着那些光秃秃的山梁，说过我们长大后要在这里栽许多树，而且是果树；不光人能歇荫凉，还要叫树上结满果子。

到高中时，这个愿望仍然纠缠着我们。我们商量好考大学时都报林业学院。薛峰后来改变志愿报考师大完全是因为另外一件事。

那年，我们在小学时的一个同学由于没能进入县立中学，在社办中学读完初中后就回去当农民了——没有考上高中。

他十八岁就结婚了。结婚那天，他请我们在小学同过学的人去“过事情”。

十几个小时候一块玩大的青年聚在一起，其间除过我和薛峰上高中，他们现在全都当了农民。严格说来，我们当时还都是孩子，却为我们其中的一个举行婚礼了。大家聚在一起，百感交集。有一个同学说，如果农村教育条件好一些，大家说不定现在还都在读书，可是……他说着便哭了，结果惹得所有的人都哭了，使得这场喜事办得像丧事一样。办喜事的那个同学的父亲把我们臭骂了一通。

回校以后，我和薛蜂谈起这件事，都很伤心。薛峰当时说：“小芳，你将来还是上林业学院，让我上师范大学。毕业后咱们回来，你给咱栽树，我要为改变咱们山区落后的教育出一把力。我要当中学教师，将来最好能当今中学校长。我要鼓励我的所有学生都报考师范大学，让他们回来发展咱山区的教育事业……你将来当今林业站长什么的……”

我当时心里充满了多么巨大的激情！虽然我们是两个孩子，但我们能为自己认识到自己应该肩负起什么样的巨大的责任而感到幸福和自豪。说实话，这一切使我们从那时起，心里就充满了为某种事业献身的庄严感。它甚至改变了我们的性情，使我们不再像过去那样任性的孩子气了。我们拼命学习，眼睛盯着我们的未来……我们如愿地实现了自己的理想，考上了大学。

可是现在，薛峰却猛然要皈依另外一种生活信仰了。

是猛然吗？

细细想起来，他身上这种变化的迹象早已开始显露，只不过是爱情那绚丽的面纱遮住了我的眼睛，使我没有认真地看待这些。这些迹象是什么呢？具体的例子我现在几乎举不出来。但我肯定早已察觉到了他身上所表现出来的那些变化。我的过错在于未能及时向他指出并且帮助他认识和克服这些不良倾向。结果导致了现在这样一种局面。

我知道，现在对他来说，重要的还不是留不留城市的问题，而是像通常人们说的：应该怎样做人。

无疑，在我看来，一种有害的东西已经渗入了他的意识。那天在水渠边，我发现他的眼睛都有点混混浊浊的样子。这多么叫人害怕，叫人难过。我知道，这样下去，他说不定将来会变成一个投机钻营、玩世不恭的市侩！

我决定明天找他再好好谈谈。是的，本来今天就应该去，但系里要开干部会，我是班长，必须参加。

下午开完会，我从会议室出来，看见李虹正急匆匆推着她的自行车从对面过来。我和她打招呼，她却把头扭到一边不理我。我看见她一脸怒气从我身边过去了。

我感到非常惊讶。李虹为啥这样对待我？我心想，是不是她家里出了啥事，以致无心和我说话？

我很快打问明白了：她那反常的情绪原来还是因为我。

有人告诉我：现在大家都纷纷传说我又突然改变主意，要留校了，因此又把已经确定留校的李虹分配到了离省城不远的一个山区林场；而原来想去那个林场的一个男同学，却被分配到了我原来要求去的那个沙漠地区。

受到伤害的这两位同学，原来都和我关系很好。可是，现在一下子就变成了我的仇人。他俩除过在班上的同学中间散布我的各种谣言外，同时骑着车子到处告我的状，并且要求组织重新恢复他们曾经得到过的东西，否则，决不罢休！

刹那间，一贯在同学们中间受到尊敬的我，马上就变成了一个伪君子、假先进。我受到了普遍的讥讽、挖苦和攻击。

天啊，这是怎一回事？我糊涂了：是谁又把我留在了学校呢？而这个变化事先根本没有征求过我的意见！

后来，我才一下子明白了这是怎么一回事。是的，这肯定是薛峰利用岳志明母亲的关系而干出的事！

气愤和委屈顿时填满了我的胸膛。这种可耻的做法，已经严重地损害了我的人格，而这一点我一贯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面对这情况，我一下子急得手足无措。下午饭我连一口也没吃。

我一个人来到体育场后边的小树林里，焦躁地转悠着，走着走着，头竟然碰在了一棵树干上。我抱住这树忍不住哭了：薛峰！薛峰！你现在把我置入了怎样一种境地。

我难道听任事情就这样成为现实？

不，这是无法让人忍受的。我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我决定向系里的领导把情况问清楚再说。

我在系办公室找到了系主任刘文林副教授。

副教授一见我，还没等我开口，他就先说开了：“小郑，我们原来就想让你留校，你自己硬说不留。可你又跑到教育局找人，让把你留在学校。这是怎么回事嘛？你是党员，又是班长，这样折腾，我们的分配工作怎进行呀？我怎么也想不到，你会变成这个样子……唉，现在的青年怎能叫人尊重和信任……”头发斑白的副教授扶了扶眼镜框，长叹了一口气。

我眼里旋转着泪水，一直等他把话说完，才对他说：“刘主任，我也正是为这事来向您说明情况的。我并没有去教育局，也并没有改变我原来的主意……”

副教授瞪大眼睛问：“那这是怎么一回事？教育局分配办公室的高主任亲自给我打的电话！我当时就对她说，这个学生我们原来就想留校，是她自己不愿留……”

“那是我的男朋友去做的工作。”我说。

“男朋友？你的男朋友在哪儿？”副教授惊讶地望着我。

“在省师大中文系，今年也毕业。他想要留在省城，因此要让我也留下。”

刘主任眼睛瞪得更大了，一下子不知自己该说什么。

我对他说：“您还是按原来的方案把我分到我要去的地方。让李虹留校吧，她学得也很好。再说，她家庭有困难，这您也知道，应该照顾她……”

刘主任沉吟了半天，说：“就我个人来说，我会尊重你的意见的。对不起，小郑，请原谅我误解了你。请相信，我仍像过去一样尊重你。你虽然是我的学生，但这四年中，我在你们班上最看重你的品质和学业……不过，你不知道，教育局主任她丈夫，就是省委组织部长老岳，曾经是我过去中学时代的校长……那是旧社会的事了。他爱人向我打过这个招呼，当时我也答应过，现在你既然还坚持自己原来的意见，我们当然会尊重的，但我应该给高建芳同志解释一下……”

我从刘主任的办公室出来后，太阳已经沉入城市西边的一片高楼大夏之间。几片红云抹在湛蓝的天上，预示明天又将是一个炎热的日子。

现在我无心再回到宿舍去，我要立即去找薛峰。李虹的自行车我是再借不到了。现在只好去挤公共汽车了。

经过一番转车的周折，我终于踏进了薛峰的房间。

我进来时，他和一个人正在商量什么小说提纲。我猜这个人大概就是岳志明。

我原来准备一进门就向他发火的。但我克制住了，因为有生人。

薛峰立刻向那个人介绍说：“志明，这就是我的女朋友，叫郑小芳。”

“噢！”岳志明叫了一声，认真地看了我一眼，然后站起来转身对薛峰一笑：“那你们谈吧，罢了咱再研究。”他然后很有礼貌地对我点点头，说：“你好。”就转身出去了。

岳志明出去后，薛峰从桌角上挂的书包里掏出一颗苹果，连同刀子一块递给我。

我接过来放在一边。我无心吃。

我马上问他：“你是否找过岳志明他妈？”我明知道他找了，但我还是这样问他。他有点惊讶地问：“找过了……怎啦？”

我说：“她打电话给我们系里的领导，让我留校。”

薛峰一下子兴奋地站起来，说：“啊呀，志明的话说对了！他妈可真他妈的！你不知道，她当时曾一本正经地说她不能办这种事，想不到这么快就办了。这真是个口是心非的老太婆！”

他的兴奋加上满嘴的油腔滑调，一下子更让我生气了。我忍不住大声说：“你把我在学校都弄臭了！大家都叫我是口是心非的伪君子！我决不留校！我决不改变原来的主意！”

薛峰脸上的高兴劲顿时一扫而光。他不理解地望着我，似乎惊讶我怎么能说出这么些话来。

老半天，他好像才反应过来，说，“小芳，我好不容易才做通了工作……再说，我去《北方》编辑部的事已经基本决定了……”

我气恼地说：“那你留你的吧！反正我要回去！”

他惶惑地望着我，一下子不知该说什么了。看得出来，他准备用某种雄辩的高论来说服我，但一时又找不到这种高论。

我自己也是准备了一套来说服他的，结果也只能用这么简短而明确的语言来说出我的想法。

此刻，也许实际上双方都知道对方要说些什么。之所以不说出来，是因为知道说出来大概也等于白说……谁也说服不了谁。

沉默。

我们都可怕的意识到，一道鸿沟已经明显地横在了我们中间。我们很难再像过去那样心碰心地交流思想和感情了。在过去那悠长的甜蜜的年月里，我们怎能想到会有今天这样一种场面呢？

不知不觉中，天已经黑了。

薛峰默默地拉亮了电灯。灯光照出了他忧郁的脸和一双恍惚的眼睛。

我咬住嘴唇，强忍着没让自己的眼泪流出来。我对他说：“你再去给岳志明他母亲说一说，我不留校了……”

他悲哀地望着我，说：“怎能那样哩……小芳，你再好好想一想，你别折磨我了……”

我看见，原来一个刚直的男子汉，现在已经像抽掉了骨头似的，软绵绵地站在那里，我的心几乎都要碎了。不管怎样，我是多么爱他。此刻，我多么想用我全部温柔的情感去抚慰他。但不知为什么，我嘴里还是生硬地说：“我想了不知多少次了，我决不会改变自己的主意……”

我看见他的眼睛潮湿了。

我心疼他，站起来想过去在他的头发上摸一摸。

但他却误认为我站起来是准备走呀，突然暴躁地挥着手说：“你走吧！我的脑袋都快炸了！”

我一下子呆住了。

我只好强忍着泪水，出了他的房门。

我把几滴泪水洒在师大校门口的公共汽车站上，然后跳上车，径直向省教育局赶去。我要亲自向岳志明的母亲谈谈，让她重新恢复我的分配单位。

我转了好几路车，带着奔波的疲倦和心灵的痛苦来到省教育局。

我走进门房准备登记。看门的老头问：“你干啥？”

我说：“我找学生分配办公室的高主任。”

他不高兴地用手指了指墙壁上的挂钟。

我抬头看见，已经八点钟了。唉，我已经忘记了时间。

“早下班了！”老头嘟嚷了一句。

我退出了这个大门，又来到了街上。

我想：只好明天一早上班后再来这里吧。

六 （薛峰）

昨天，我被分配到《北方》编辑部的消息得到了证实。从系领导那里和编辑部领导那里，我都亲自打问过了，一切都是没有疑问的。

这就是说，我留在了这座城市？

就是说，我做梦都不敢想的事，一下子就变成了事实？

真让人不敢相信！

可这一切都是真的。

高兴吗？

当然……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能在这样一个蜚声全国的文学刊物坐一把椅子，多荣幸！多不容易！

我将和一些谢了顶的或者白了头发的老编辑坐在一起，进行一种让别人羡慕的工作。我将借组稿之机，跑遍祖国的名山大川，写出许多四处传扬的诗歌，更重要的是，由于这个位置，我的诗歌就更容易发表。真的，只要我努力，说不定在几年内，我的名字就会被全国文艺界和广大读者所熟悉……

我一整天兴奋得手足无措。

体验自己的喜悦需要一种与世隔绝的环境。于是我这一天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学校西南角的一片小树林里。

我陶醉在一种难以言语的愉快之中。我想到了命运与机遇；想到了许多得不到答案的神秘的问题……

当然，我要感谢岳志明。他虽然并不令我十分钦佩，但他毕竟使我从一种固执而教条的思想束缚中解脱出来。他给了我宝贵的启蒙，使我重新确定了自己的生活观念，重新认识了自我存在的价值。

“对，起码应该在西华饭店请他吃一顿！”我想。

不知怎搞的，我分配到《北方》编辑部的消息这么快就传开了！而且大家还都知道是岳志明为我活动的。

为此，我当然招惹了许多妒忌和非议。大家都记起了我入学时说过的那些豪言壮语——这是攻击我最有力的武器。因为这武器是我自己制造的，现在可以反过来对付我了。

我并不为此过分地脸红。我在心里说：人都有过幼稚的时候。比如说，你们大家和我一样，小时候都是光屁股，而且认为那样好。可后来懂得害臊了，于是我们都穿起了裤子。你们情愿怎攻击就怎攻击吧！反正用不了几天，大家就都各自东西了。说不定你们之中爱写点诗的人，将来还会毕恭毕敬投到老同学的门上来呢！

我虽然为我的分配极其兴奋，但也有不愉快的阴影时不时掠过心头。这是因为小芳。

在短短的时间里，我们之间的感情就变得如此冷淡，这是令人难受的。

看来她思想是一时难以转弯的。这个亲爱的、固执的人！我想：就是勉强让她留下来，一段时间也很难和我协调一致。

但我坚信，只要她留下来，她就会改变的。城市将会重新塑造她。

我想，现在既然我的分配已经确定了，我就要把全副精力投入去做她的工作。最起码应该让她接受已经留下来这个事实。

我抱着一种侥幸的心理，想她上次回去后，说不定这两天已经想通了——我多么希望是这样啊！

第二天上午，我想请岳志明去西华饭店吃饭。这是市内最著名的一家饭店，我只是和小芳在第一层的小吃部吃过饭，上面几层供应高级酒菜的地方从未光顾过。我最近在报刊上发表了几首小诗，有一点稿费，想稍微排场一些请我的这个老朋友吃一顿——我不能把这样一个花花公子领到普通饭馆去。

志明没有在学校。我就去他家里找——结果家里也没有他的踪影，我只好又返身回学校。

返回学校的时候，正好路过《北方》编辑部的大门。

我忍不住从自行车上跳下来，停住脚步，向那大门里面投去热烈的一瞥。

我看见了我曾经来过、并且以后将要长久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前院此刻静悄悄的，各种鲜花正在热烘烘的阳光下开放，一片五彩缤纷。新修的喷水池将一缕烟雾似的水流射向蓝空，水珠子在灿烂的阳光下闪烁着珍珠般的光彩。

如果通过那两行修剪齐整的冬青丛，穿过用碧绿的葡萄蔓搭成的甬道，走进大观园式的古旧的砖砌圆门洞，就会径直来到后院，来到一个安静中透露出紧张工作的所在——那就是编辑部的办公室。不久，我就将会坐在窗口朝东的那间宽敞的诗歌组的房子里。现在，房子里那架“华生”牌立式电风扇，大概正旋转着，发出轻微的嗡嗡声……

本来我现在想去和熟人聊一会，但又打消了这个想法。我怕我熟悉的那些人会认为我迫不及待地想来坐在那神圣的位置上。

我于是就又跨上车了，带着一丝说不出的甜蜜向学校跑去。

我回到宿舍里，发现岳志明这家伙正坐在我的床铺上翻杂志。

我对他说：“到处找你找不见！”

“找我干啥？是不是分配有什么变化？”他问。

我说：“分配没有什么变化，我是想请你去西华饭店吃饭。”

他说：“我向来不反感这类邀请，只是今天不行了。一会我得去飞机场送个朋友，他是我父亲老战友的儿子，现在在国务院给一位副总理当秘书……噢，我倒忘了！薛峰，你那个郑小芳是怎么搞的？”他突然喊叫说。

“怎么啦？”我问。

“你怎么找这么个对象？”

“究竟怎么啦？你说呀！”我感到有点紧张——是不是小芳出了啥事？

“唉！”岳志明叹了一口气，“我妈昨天回来把我美美数说了一通！她说你那个女朋友昨天早上去找她，说她坚决不留校，让我妈再给林业学院打电话更正……真扯蛋！把我妈都快气昏了！”

我脑子一下子嗡嗡直响：小芳啊小芳！我想不到你竟然这样犟牛顶墙！说真的，我此刻一下子对她怨恨起来了。

我陷入无法排解的苦恼之中。我也不愿意向岳志明解释什么，脑瓜子里乱哄哄的，便躺在了床上。

“你怎么能和这么一个女战士一块生活呢？”岳志明向我投过来讽刺的一瞥。

“你准备怎么办呀？”他问我。

我没言语。我不知道该怎办。

“干脆！各走各的路！我看你现在也只能这样。”岳志明来到我床铺前说：“像她这种人，全世界也没几个。别人都是扑着命想留大城市。她能留下，可硬要上山下乡去！你留恋她的什么？她漂亮吗？噢，还算漂亮。不过，你到了《北方》编辑部，屁股后面不知有多少漂亮姑娘会跟看来的……要不我现在就给你介绍一个！我有个表妹叫贺敏，在省艺术馆工作，刚从省歌舞团调去的，舞蹈演员，比你那个女战士要俏多了，就在前几天……”

他已经扯远了。我只好说：“你别说了，我现在心里乱得像一团麻。”

岳志明只好停住嘴，用梳子整理了一下头发，说：“我得去飞机场了。”

在他要出门时，我才记起请他吃饭的事，便对他说：“明天中午去西华饭店……”

他应承了一声，就走了。

我一个人躺在床上，心烦意乱。我真想不到，事情竟然发展到了这样严重的地步！

难道我真的就要和小芳分手吗？

我的眼泪不知不觉已经涌出了眼睛。

不，我不能没有她！如果我失去她，即使我留在这城市，我的幸福也是不完全的……是的，我无论如何还要去说服她，挽回这个局面来。

不过，现在即使她回心转意，事情也棘手了——志明他妈是再不会帮忙了。

可是，我马上又想起，林业学院不是原来就想让她留校吗？是她自己拒绝的。如果她现在改变主意，说不定还是可以和那里的领导周旋的……

想到这里，我立刻从床上跳起来，决定很快乘公共汽车去小芳那里。

我跳上跳下地转车，火速向林业学院赶去。

这多天，兴奋、焦虑、愁苦，加上失眠，再加上到处奔波，使我感到极度疲劳和虚弱。我在心里不由得感叹：也许人为了幸福就得遭受不幸；为了活得尊贵就要忍辱负重；为了得到一些收获，就得失去一些果实。

我怀着一种沉重的心情走进了林业学院。

这座院校虽然没有我们学校大，但环境极其优美。因为是林业学院，树木当然特别多。许多树都挂着牌子——如果不看牌子上的介绍，你根本认不出这是什么树。校园到处都是浓荫匝地。地上只有些斑驳的阳光点，像撒下的一些小金币。鸟儿在林木间欢悦地鸣叫着；一块块碧绿的草坪修剪得非常整齐，其间点缀着五颜六色的花朵。走进这里，你就会忘掉这是在大城市之中，而像是漫步在一个幽静的林区。

我一边走，一边不由得想，如果小芳留在这里，这里就将是我们的家。吃过晚饭，我们会手拉着手，在这林木花草间悠闲地散步；她唱歌，我吟诗……

我心事重重地敲开小芳的门。

正好，宿舍里只有她一个人。

她看来对我的突然出现，感到又高兴又惊讶。

给我沏好茶后，她就用一种开玩笑的口气说：“我已经把你颠倒过去的又颠倒过来了……”她望了我一眼，带着一种深切的希望说：“薛峰，咱们还是一块回吧！……你现在来，是不是要告诉我，你已经改变了主意，要和我一块回咱们那里去？”她用眼光急切地搜索着我脸上的表情，神态就像孩子一样。

我痛苦地把脸扭向一边。

停了一下，我只好直截了当对她说：“和你希望的正好相反。小芳，我已经确定分在《北方》编辑部了，我不能再改变这个主意。我来是再一次请求你，留下来吧！和我一块生活吧！我爱你！我离不开你！没有你，我不知道自己会怎样生活下去……”我忍不住鼻根发酸，两只眼睛热辣辣地充满了泪水。

她一下子沉默了。

沉默了一会以后，她再一次说：“如果你真的还像过去那样爱我，那么，我就央求你和我一块到我们曾经说过的那个地方去吧……你知道，我也爱你，离不开你……”她的声音也有点哽咽了。

“你为什么要这样讨厌大城市？难道这是一个烂泥坑？不是人住的地方？”我激动地对她说。

“不，”她说，“就条件而言，全省不会有什么地方比这里好。我是说——不，你也曾说过，我们应该去条件艰苦的地方工作，用我们的劳动和知识把那里也变得像这里一样好……”

“可是……靠我们两个人去改变吗？沙漠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不，可能几万或几十万年了，现在仍然是沙漠。我们，或者说我们这代人就能把它建成花园？我们两个是救世主吗？”

她惊讶地看着我，就像看一个生人一样。我看见她丰满的胸脯在剧烈地起伏着，嘴唇颤动了好半天才说：“薛峰，我真不相信这些话是从你嘴里说出来的……”她难受地扭过头，说不下去了。

我自己也感到这些话好像不是我说的——但这确实是我说的。

我看见她背转身用手绢揩眼泪。

我也真想放开声哭一场。我看见我亲爱的人那苗条而挺拔的身姿，此刻每一根线条都被痛苦扭曲了。一刹那间，我想走过去，用我的手抚摸她秀丽的黑头发，并且对她说：我亲爱的人！原谅我，我们一块去沙漠吧！

我真的走了过去，用手抚摸着她的头发，但那些话我却说不出来。

我仍然这样问她：“你究竟留不留？”

她转过身，朦胧的眼睛望着我，说：“不，薛蜂……我们看来得分手了……”

分手？

分手。

她说的是事实。

是的，分手。如果我们没有人向对方投降，那我们就只得分手。

分手？

分手……

这难道是真的吗？我们什么时候想过这样一个字眼？可是，分手！现在已经不可避免地要分手了！

我站着，不知如何是好。

沉默。一切都是静止的。只有腕上的表在走动；只有我们的心在跳动。是的，时间在走着，永远是一个节奏；而我们的心在跳着，有时是那样平静，有时又这样激烈！

亲爱的人，让我们再说点什么吧！

可我们再说什么呢？

是的，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世界上难道还有这样悲惨的时刻吗？

……分别的时候到了。我们无言地拥抱在一起。两个人几乎都要哭出声来。我最后对她说：“我相信你会在最后一刹那改变主意的。”

她对我说了同样一句话……

当我来到大街上时，城市已经是一片灯火灿烂了。夜幕下的城市景象无比辉煌。

我上了一辆公共车，闭住眼，也不顾别人怎样看我，只管让泪水尽倩地在脸上流……

七 （郑小芳）

看来一切都无可挽回了。

但我每天仍然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等待薛峰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并且能对我说：他已经改变主意，将和我一块同行……

有时候，我躺在宿舍里，听见门外有脚步声传来，心就由不得怦怦直跳，心想是不是他来找我？不管谁敲我的门，我都带着一种狂喜的侥幸心理去开门，希望我打开门看见的不是别人而是他。

我曾在黄昏中的校门口无数次的溜达过，等待他的到来。或者在校门外不远处的公共汽车站，一次又一次在下车的旅客中搜寻过他的身影。

有一次，我好像看见他终于夹在一群人中间从公共车上下来了，当我狂喜地准备喊出他名字的时候，我才发现那并不是他，而是和他长得很相似的一个青年。

我成夜地失眠、伤心、叹息；但我时时又抱有一线希望。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这希望已经一天天接近破灭。再过两天，我就要远离这里，到一个新的环境中去生活了。

四年前我来这座城市时，是和另外一个人相跟着走来的。四年后的今天，当我离开这里的时候，难道是我一个人吗？

从早远的年月起，我对自己未来生活的全部考虑，都是和另外那个人紧紧连在一起的。就是在不久以前，我还怀着那么甜蜜的心情，想象过我们将怎样共同生活在那个陌生的地方。啊！难道多年来，这一切都是梦？

梦。这个梦做得多么长……

也许他以同样的心情在等待着我吧？是的，他大概也一天天抱着希望，等待我突然出现在他面前，并且告诉他说，我将留下和他一块生活——他肯定也在失眠、伤心和叹息。我似乎看见他已经煎熬得瘦骨伶仃，由于长期失眠而眼睛深陷（或者浮肿），头发像一堆乱草，走路都摇摇晃晃……

我承认我在一刹那间曾动摇过，想用牺牲自己的志向去抚慰他。

有一次，我曾经疯狂一般跳上了去他们学校的公共汽车。

但就在汽车即将开动的一刹那间，我又跳下来了。不，我不能这样做。这代价太大了。这意味着要改变我一辈子的生活道路，我不能因为自己一时的冲动而铸成终生大错……

明天，我就要走了！

铺盖和行李都已经打捆好，准备托运了。只是写着收件人地址姓名的那两块白布，还没有缝在上面。

同学们都在收拾自己的行李，相互间依依不舍在作最后的吿别。集体合影已经进行过了，要好的朋友们正在校园内或大门口的校牌下，分别合影留念。我忍受着痛苦，被李虹等一群女同学拉着一块在校门口照了几张合影。拿照相机的同学在按动快门之前，说着笑话，让大家笑。大家都笑了。我的嗓子眼里却不时涌上一阵哽咽……

使我难以忍受的痛苦是，薛峰竟然连最后也不来向我送行。人啊，竟然能这样薄情！

也许有人现在该不理解我，甚至怪罪我到了这般田地，怎么还能爱这个薛峰呢？

不。我的爱和当初一样深。如果不是这样，我此刻也许就不会再感到过分的痛苦了。而实际上我现在的痛苦愈加深重。

人对人的爱，并不因为对方有了错误就一下子能割断的——如果是这样，也许这并不是真正的爱。人的爱情有时候要比任何其它感情更为复杂，不能用一般的是非观点来评价这种深奥的现象，而你们已经知道，就我们两个人来说，这种比血肉还要紧密的感情，已经那么深远了……

下午系里举行毕业会餐，我硬着头皮去应付了一下。

这是一个非常容易动感情的场所。一切都沉浸在依依的惜别之中。有的地方在笑，有的地方在哭。那些已经确定关系的男女同学们，现在已经大方地紧挨着坐在了一起。一个喝醉酒的男同学正用一种狂野的嗓音朗诵郭小川的《祝酒歌》。接着，男女同学们一个接一个各自朗诵了自己所喜欢的一首诗。我当然没有朗诵，但在心里默念了拜伦的几句：无论我漂泊何方，你在我的心头上，永远是一团珍爱的情愫，一团痛惜……

晚餐在热烈地进行着，我对这最后一顿丰盛的饭菜连筷子也没动一下。

中间，我以不舒服为借口，退席了。

我一个人在校园里无目的地随意溜达。

夕阳正在西沉，柔和的光芒从树木的缝隙中斜射过来，像一缕缕金黄色的丝线。树上叫蚂蚱的合唱依然彼伏此起。远处传来柔美的小提琴声——不是拉出来的，像是放录音，这是协奏曲《梁祝》。

我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转出了学校大门，又来到了公共汽车站站牌下——这好像不是我的思想指示让我到这儿来的，而是两条腿自己决定走到这里的。

我来这里干什么？

我知道我来这里是为了什么。

但我又说不出我来这里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是要去找他？我是在这里等他？我说不清楚。

但我清楚地知道，我是多么想见他一面啊一因为我明天就要走了！

我想：既然我不会去告诉他我要留下，那么我就没有理由再去找他……

但是，我亲爱的人！你在这最后的时刻，再来看看我吧！给我以祝福，给我以最后的一吻。要知道，过去我总是拉着你强有力的手一同上路的，现在却是我一个人要去远行了……

太阳微笑着从远处的一片楼房后面消失了，消失在远方的地平线上。西边的天上仍然是明亮的，东边天上已经开始暗淡——一天又将结束。

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站了一会，然后便转身急速地向我的宿舍走去，我觉得血液瞬间就在全身剧烈地涌动起来！

是的，既然现在一切都已经过去了，我的目光就应该投向前面。这一时刻，我从来也没有这样强烈的意识到我自己所具有的力量。

我意识到，新的生活开始了！不管前面会有多么艰难，我将不会屈服和软弱。是哪个人说过：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不，男人并不全是强者，女人也不全是弱者。让我们走着瞧吧！

这样想的时候，我甚至感到了一个人也有一个人的好处。不必牵肠挂肚，不必情意缠绵。尽管失去了一些甜蜜蜜的成分，但也增强了某种坚挺的力量。

我回到宿舍后，几位原来约好的男同学正等着要去火车站托运我的行李。

我把先前写好地址姓名的那两块布很快缝在了我的行李上，同学们就扛走了。

现在，宿舍已经空了。同宿舍的人都已经把她们的东西收拾干净，带走了。她们自己大概也分别出去做这个时候应该做的最后一些事去了。

我一个人在光床板上坐下来，准备在这里度过最后的一夜。

火车票是明天早晨八点钟的。我将坐三个钟头的火车，然后转乘汽车，三天以后才能到达目的地。明天早晨，我大概六点多钟就要离开这里。

半夜，我躺在光床板上。我断言我今晚不会睡着。

一晚上我似乎听见了无数的声音，看见了无数的画面和人，也在心里说了无数活——当然大部分话都是对薛峰说的。我竟然不知道在什么时候睡着了。睡着的时候，又做了无数的梦。

醒来时，已是五点钟。

我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洗了把脸，很快收拾好了提包。我要走了。本来，隔壁几个没走的女同学，说好要送我到火车站。我现在也不准备叫醒她们了。

我出了自己的宿舍，给这几个女同学住的房门上别了一张纸条，上面写了几句情长意深的话，就一个人悄然地离开了我生活过四个年头的地方。

当我跨出林业学院的大门时，我又回过头向它瞥了一眼。我顿时忍不住热泪盈醒。亲爱的母亲！你在四年里给了我知识，也把我培养成了一个可以独立生活和工作的人。我将永生惦念着你，并且不负你对我的一片栽培之恩。别了，老师和同学们！别了，我的湖泊般的树林和绿茵茵的草坪，以及草坪上所有你们笑吟吟的花朵……

经过两次转车，现在我来到了车站广场。

我内心涌动着潮水般的感情，提着提包，随着长龙似的人群，慢慢地进了站，走进了自己的车厢。

我把提包放在行李架上，便在靠窗户的我的座位上坐下来。

我看了看表，离开车时间还有十来分钟。

我把车窗上的大玻璃提起来，把头探出去，向进站口那里望去。不知为什么，我多么希望此刻能看见薛峰从那站口奔进来。

旅客们鱼贯地从进站口走进来，我虽然不抱任何希望，但眼睛仍然不放过任何一个进来的人。所有的面孔都是陌生的。

突然，我浑身的血“轰”一下子全涌到了脸上！

我猛然看见：薛峰提着一个大网兜急促促地从进站口奔了进来。

是他吗？

是他。是的，正是他——我的薛峰！

我的眼睛像蒙上了一层潮湿的雾，一下子模糊了。我大声喊叫他的名字！

他听见了，即刻就跑到了车窗前，把一网兜水果塞上来，用手背擦了一下脸——是擦汗还是擦泪？

他难受地说：“……我不知道你今天走。你为什么不来找我？……你不能走！我……怎办呀？你下来吧……”

“我的行李已随车托运了……再见吧，薛蜂，别忘了常给我写信……”

“我永远等着你！我随时准备迎接你到我身边来……”

“我也永远等着你！我也随时准备迎接你到我身边来……”

我们仍然在各自的现实中。

进站口的大门关闭了。

我看了看表，离开车时间只剩下两分钟。

车站上的工作人员走过来，让车下送亲友的人都退到站台上的白线以外。

我很快掏出我的笔记本，从里面抽出一片丁香树的叶片，递给薛峰。这叶片是我刚才在校园里摘的，一共两片，一片给他，一片我将带着留作纪念。

薛峰接过这树叶，泪流满面，然后便离开车窗口，退到站台上的白线以外。

我知道他会把那绿色的叶片夹进他的笔记本，很好地保存着的，我也知道，那片丁香树的叶子很快就会在他的笔记本里枯干的。但是，我亲爱的人，你的心应该常是绿色的。你不听人说，绿色象征着生命……

汽笛一声吼叫，列车剧烈地——颤动，就像人的心猛地一抽搐，紧接着，便缓缓地启动了。

我透过朦胧的泪眼，看见他在站台上绝望地撵着火车跑。

我伸出手拼命地挥动着，挥动着，向他吿别，向他召唤……

八 （郑小芳）

时间像流水一样涓涓而去……

转眼间，我到这座塞上的古城已经七八个月了。

这座城市位于毛乌素沙漠和黄土高原接壤的地方。有趣的是，城南是黄土高原连绵不断的山岭，城北就是一望无际的毛乌素大沙漠。如果站在明代建筑的古城墙上，一眼就可以看到两种不同的地貌。而这座城市就像一枚图章压在一张介绍信的下联中间线上。

不论是黄土高原还是毛乌素沙漠，所能展现的全是一片黄颜色。据说黄色在生活中表示幸福，可在这大自然中却是荒凉的象征。

夹在黄土和黄沙中间的这座城市砖瓦建筑的房屋居多，呈现出一片灰蓬蓬的景象。可爱的绿颜色只是在城西那条河的两岸才能看得见。那里除过浓密的杨柳树带，甚至还有碧绿的稻田。没有哪里的绿色比这里的绿色更惹眼——因为和这绿色形成对比的是大片大片的荒凉。

我来这里后方知，这座城市历代都属于边防重镇。在古代，出这城，就到了当年所说的“胡马之地”。这里连年都曾在兵战之中。在那漠漠的黄沙之下，谁知道掩埋着多少人尸马骨。那时候，走出这城市，也就是本地民歌唱的《走西口》——大概就是到包头一带吧。遥想当年这深切而凄婉的歌声，如诉如泣如祝福，曾经和那单调的驼铃一起伴着寂寞的旅人，走过了那茫茫的、没有尽头的大沙漠……

现在这城市是一个地区的所在地。它管辖的版图有台湾省那么大，人口约二百万左右。住在这城市的居民大概有六七万人。无疑，这座古城现在已经变成向沙漠进军的前哨阵地。

再往北走，已经是蒙汉民混居的世界——那里已经是毛乌素大沙漠的腹地了；几十里路上看不见一棵树，也不见一个人的踪影……

我毕业后被分到了地区林业局。

我很快就爱上了这地方。它的传奇色彩，它的浪漫情调，它的广阔而荒凉的大地，正是一个热血青年理想的乐园。

但我前一段的日子过得却并不快乐。这倒不全是因为薛峰——一想起他，仍然叫人痛苦不堪。尽管我们一直通着信，保持着联系，但我们终究已经远隔万水千山。

我的不快乐主要是由于自己的工作。

我初来这里后，没有人重视我。一些重要的工作领导也不让我做，怕我干不了，因此基本上一直处于打杂状态。

后来，又让我去整理林业局的档案。这些档案从一九五五年开始，各种类别混在一起，堆得像小山一样。技术、计财、办公、业务、文书等等，多年来没人好好管理，现在如同乱麻一团。我得分类，换封面皮子，搬到太阳底下晒发霉了的部分，整天搞得头昏脑涨。除过吃饭，我整天钻在档案室里，单位上甚至忘了还有我这么个人。

后来，有一件工作终于轮到我。

林业局根据省上有关部门的指示，准备在一个沙漠农场大面积试验种植一种固沙植物花棒。同时还准备试栽一些桑树苗——有史以来，桑蚕可从来没在那个地方出现过。

这工作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当然，主要的劳动要依靠那个农场来完成。但局里需要抽调一个干部去那里，既是这项工作的领导者，又是技术指导——实际上是由这个人去主持两项重要的试验项目。

没有人愿意去。因为那地方已到了大沙漠的腹地，离这个城市少说也有二百多里路。至于生活条件，无疑是极其艰苦的。而且实际上，这两项试验是需要它的主持者长年累月呆在那里的。领导找了局里许多技术干部，所有人都以一些堂皇的理由拒绝了。领导本身当然也不愿意去。

这正是我的机会！

我乘虚而入，去向领导请战。

正副局长都瞪大眼睛看我。他们不敢相信眼前这个黄毛丫头竟要求去完成这么重要的工作。

但他们还是被我感动了，加之又没人去，因此就决定把这个并不轻松的担子搁在了我的肩头。

我交待了局里的工作，简单地收拾了一下，就一个人搭长途汽车去我的工作目的地。

此时正值三四月间，也是这地方一年间气候最恶劣的日子。大黄风卷着沙粒，没明没黑吼叫着。除过不得已外，人们宁愿一整天足不出户。

虽然已是春天，但气候仍然极其寒冷。我裹着棉袄，坐在颠簸的汽车里缩成一团。

车窗外什么也看不见，天和地都被风沙搅得一片混浊。虽说是白天，汽车有时候还得开灯，道路大半已被沙埋没，只留了一点路的痕迹。人坐在汽车里，就像坐在风浪中的一叶小舟上，五脏六腑都要颠出来了。我感到恶心，但强忍着没吐出来。

望着车窗外飞扬的沙尘，我心里不由得想：在省城，此刻人们大概已经换上了单薄的衣裳。风清日丽，公园里和人行道的杨柳已经吐出嫩黄的柳丝。一群一伙的人们，正以无比愉快的心情，在春天明媚的阳光下散步。林业学院各处的迎春花大概已经开得金灿灿了——不，迎春花已经凋谢，现在应该是桃花如火似霞的时候。大街上，那些爱打扮的姑娘们，早已经脱掉臃肿的冬衣，而换上了鲜艳的春装。她们一定为自己身体和胸脯的线条被重新勾勒出来而容光焕发……

是的，那里的春天是真正的春天，而这里的春天比冬天还恶劣。冬天虽然寒冷，但风沙还要少一些，而一到春天，风沙几乎把世界都要埋葬了。

一阵寒风扑进车窗，我把自己的老棉袄往紧裹了裹，靠在椅背上闭起了眼睛……

下午四点钟左右，我才在终点站下了车。

这里是一个公社的所在地，离我要去的农场还有十多里路。这段路只能步行了。

我带着我的简单的生活用具——一个大网兜和一个小提包，打问了一下方向，就不停歇地向农场赶去。我走得很紧，因为天快黑了，我怕迷路。

我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土人。嘴里总是含着沙子，怎么吐也吐不完；眼睛被风沙吹得泪水直淌，因为逆着风，每走一步都极其艰难。

走了约莫四五里路，我实在走不动了，就想瞅个地方歇一歇。左右环顾，没什么地方可以避风。只好席地而坐。

我坐在路边，任凭风沙吹打。无论远处还是近处，什么也看不见，满眼都是一片混浊的黄色。也听不见什么声音；只能听见风沙的吼叫声和自己的心跳声。心跳的声音现在听起来格外清楚。

我歇了一会，又开始赶路。路只能勉强辨认出来。初次在沙里走路，软绵绵的，极不习惯，就是用很大的劲，也走不快。这时候，我突然听见身后不远的地方传来一阵拖拉机的吼叫声。这声音一下子打破了沙漠的寂静。

声音越来越大——看来是从我身后开过来的。

我站在路旁，准备给它让路。

拖拉机吼叫着开过来了——竟然是有方向盘的大拖拉机，后面拖着斗车。但没有驾驶室，拖拉机手坐在上面，浑身是土，像神庙里的一尊塑像。

拖拉机猛然在我身边停下来了，但发动机还继续轰鸣着。那个驾驶员在车上弯过身看我。我只看见他的一堆白牙齿。

“你去哪？”他开口问我。

“去农场。”

“听声音，我可以说你是个女人。”

“不听声音，我也知道你是个男人！”我对这个人的话很生气。

“哈……”他笑了，“如果你愿意的话，请坐上来，我正是要去农场的……”

我有点讨厌他说：“不了，我自己走着去。”

他大概也看出我生气了，赶快解释说：“我的确没认出你是个女的！因为你完全成了个土人。再说，这地方很少有女人……噢，女同志。女同志！你上来吧，天都快黑了，路还远着哪！”

我有点犹豫了。

正在我犹豫的时候，那个驾驶员已经从拖拉机上跳下来，走到我跟前，把我手里的东西拿过去，放在了斗车里。他的动作很敏捷，是一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

看来我只好坐这拖拉机了。

我踩着车轮胎上斗车，但车沿很高，怎么也上不去。

拖拉机手就站在我旁边，嘿嘿笑着，看我出洋相。我生怕他动手扶我。我一边继续往上爬，一边紧张地防备着他是否走近我。但他没有这样，这使我开始放心这个人了。

我终于勉强跨进了车厢。

他跳上驾驶座，转过头对我说：“手要把车沿抓牢，路不好，小心把你掼倒！因为顶风，把头拧到一边去，最好把眼睛也闭上……”他细心地安咐我说。

我忍不住问他：“你是哪个单位的！”

“我就是农场的。”他一边回答，一边戴手套。

“农场的？”我高兴地喊叫说：“我就是去你们农场搞花棒和桑苗试种的！”

他惊讶地扭头瞅了我一眼，说：“为什么不派个男人来？”

“女的怎啦？”我看出他瞧不起我。

“女的？……噢，女的能顶半边天！”他嘿嘿地笑出了声，接着便启动了拖拉机。

就这样，我坐着拖拉机，没用半个钟头就到了农场。这时天已经黑了——也许只是傍晚，由于遮天盖地的风沙，才使夜幕提前降落了。农场是个什么面貌，现在一点也看不见。

下车后，拖拉机手拎着我的东西，带我去找农场领导。现在我已经知道这个小伙子叫吴有雄。

吴有雄把我领到了一排亮着灯光的砖房前。

在中间一个房门口，他向里面喊叫说：“曹书记，有客人来！”

房门打开了，出来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光头，体格魁梧——看来这就是曹书记了。

曹书记详细地看了看我，说：“你是郑小芳？”

“是。”我回答说。

他笑着说：“好，好，好。地区林业局已经打电话了，说你要来，我们把房子都给你收拾好了……有雄，你给灶房的人说一下，让给这位女同志做饭……噢，先打些洗脸水端到一号客房去！”

吴有雄把东西递给我，向我点点头，就走开了。

曹书记把我领到了准备好的“一号客房”里。

房间是极其简陋的——这我以前就想到了——不过比想的还要简陋一些。

曹书记我把领到房间后，问候和安咐了我一番。他叫我吃完饭好好休息，其它事明天再谈。他临走前补充说：“我叫曹生荣。”

洗脸水和饭菜都是吴有雄为我张罗的。

他已经洗过了脸。我这才完全看清楚了他的面貌：脸方方正正，肤色黝黑，年纪大概有二十七八，一副很纯朴的模样。我一再感谢他。

他反而不好意思地说：“这有什么感谢的……”

他把洗脸水和饭放下后，就走了。

我一下疲倦地坐在炕栏石上，感到头晕目眩。稍微歇了一会，就先洗脸，然后挑着吃了几根面条。现在我只想睡觉，对于房间的其它状况，我也无心察看。

只是在脱衣服前，我详细地检查了一下被褥。

真叫人恶心！肮脏不说，一下子就发现了一个虱子！

尽管我瞌睡得要命，但在这床铺盖面前畏怯了。

没有办法！既然到了这样的环境，就什么都得忍受。

我举着煤油灯，费了好大的劲，仔细地把被褥上的虱子捉完。

我打消了脱衣服的想法，便和衣躺在褥子上，被子只遮住胸脯以下，就吹灭了灯，睡在了一片黑暗中。

外面的风在继续吼叫着，像大海的涛声那般汹涌。沙子把窗户纸打得啪啪价响，像谁用手大把大把扔在上面似的。

尽管我瞌睡极了，但一躺在这黑暗中，反而又睡不着了。

不知为什么，薛峰的脸突然在黑暗中浮现在了我的眼前……是的，在这风沙怒吼的夜里，在这荒寂而陌生的地方，此刻我又不由得想起了他。他啊！现在怎样了呢？一切都像他当初想象得那样好吗？

九 （薛峰）

我现在的一切都可以说相当好。

老实说，像我这个年龄的人，能有我这样的好运气是不容易的。人要知足而乐。先不说社会上那大批和我同龄的人在城市待业、在农村劳动了，就是大学毕业，要进入一个理想的工作单位也是很困难的。

而我现在已经是一个著名文学刊物的正式编辑了。

我在编辑部上班以后，几乎得到了所有老同志的喜欢。由于这单位老人手多，现在进来了一个青年人，大家都感到很高兴。

我当然分在诗歌组当编辑。

这个组连我一共三个人，我先前已和他们熟悉了。其中的一位正休创作假，我和另外一个老编辑值班。这位老编辑叫吴洁，经常在全国各地报刊上发表诗作，是我很崇拜的一位诗人。

老吴让我看初稿。他叮咛说，如果我认为不错的，填个稿签送给他；如果不行，我就可以直接退掉。

我坐在稿件堆积如山的办公桌前，开始了工作。工作量尽管很大，但我兴致勃勃。这工作叫人感到神圣而庄严。我，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人，就像法官一样，每天对无数人的稿件进行判决。我会让一些人充满欣喜；也会让一些人感到失望——当然，失望的是大部分人。因为投稿的人太多，而刊物每期只有十来个页码发表诗，所以挑选的数量是极有限的。

每天，我把大量的诗稿都分别装在信封里，抱到收发室退掉了，只选出少数十几首送给老吴复审。而老吴还嫌我送得太多，让我再精选。

一般说来，我对初学写诗的作者比较看重。因为我自己就是刚开始发表诗作，知道一个人能在《北方》上发表一首诗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我愿意让许多陌生的青年朋友能尝到初次发表作品所带来的喜悦的幸福。

但实际上，这些诗很难发表。这倒不是说这些诗没水平，主要是作者没名气。刊物每期发表的大部分是一些名人和外地刊物诗歌编辑们的作品。

名人的稿件一般不会到我的桌面上，作者通常都是直接寄给老吴或休假的老林；有的甚至直接寄给主编本人；再由主编转给老吴，又由老吴送审主编。

有时候，老吴会把国内一位著名诗人的作品让我看。这当然不是说让我看能不能发表，而是让我学习。这些名人的诗，哪怕完全是胡扯，一般总是来稿必登。

老吴有时也向我征求对这些诗的看法。我已经学会了油滑，不管这些名人的诗写得好不好，照例要大大赞扬一番。

但老吴有时反倒不以为然地说：“我看完全是平庸之作！”

平庸之作？是的，平庸。但你为什么又要发表呢？

不管怎样，这一切和我没什么利害关系——这并不影响我发表诗。

我来这里才七八个月，已经在全国各地刊物上发表了十几首诗。很怪，现在每次寄到外地刊物的诗，几乎没有退回来的，都发表了。也不怪。因为我本人也成了诗歌编辑。不久，有些外地小有名气的诗人，寄他们的作品时，也开始在信封上写：“吴洁、薛峰收”。这说明我也成了个人物。

老吴对我很满意，经常在主编室说我的好话。

他应该对我满意。我除过努力完成好他交给我的工作外，组里的一切杂务，包括扫地、抹桌子、打开水，都由我一个人包了。

这编辑部是个搞艺术的单位，但在日常生活中也要讲究艺术。这里虽然听不见什么争吵声，但并不是一团和气。有些无声的争吵比有声的争吵更厉害。等级观念是明显的。任何人都要在任何场所明白自己的地位，并以和自己的地位适当的方式说话、动作。你不能表现的太无能。无能在这里是站不住脚的。长期下去，说不定连行政人员都对你不屑一頋，说不定发电影票都把你遗忘了。这里对人的污辱不是打骂和训斥，而是干脆把你忘掉。

当然你也不能把才气显露得淋漓尽致。再高明的意见首先必须用谦虚的方法讲出来，否则有人会把你的好意见撇在一旁不管，而主要关注你的方法和态度，给你一个坏的评价。这里和任何地方一样，也少不了个把是非精，他们工作和创作都很平庸，整天打探各种人的各种事，到处传播，挑拨离间。看见谁工作好或者有能力，专门打击谁，一直想把这些人弄得和自己一样卑鄙和无能才甘罢休。总之，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在这样一个环境里，最聪敏的做法是埋头工作，默默地承担最繁重的劳动，而把一切荣誉和出风头的事让给别的同志。

我一开始就小心翼翼。一切做得看来还算好。

我身上的血液终究太年轻了。不久，尽管我压制着不让燃烧，但还是沸沸扬扬得压抑不住。我渴望运动，但这里没有一件体育器材。老同志们的锻炼形式主要是慢跑和打太极拳。我想唱歌，但这里最忌讳大喊大叫。我想天上地下地和谁聊天，但在这里肯定是一种浅薄的表现。这里一切应该表现为严肃、安静和学者风度。

我只有在下班以后，才能把自己还原成一个青年——上班时走路要慢、说话要慢，尽量要像一个成熟的人。

下班后吃过晚饭。我就骑着用积攒的稿费所买来的那辆“永久”型自行车，投入到了街上的人流里。

这永远沸腾和运动着的大街，总给人以说不尽的快乐。

我有时候没有什么目的地，只是骑着车子在人群中随波逐流。

当然大部分是有目的地的：通常都是去看体育比赛，看电影，看文艺演出。我喜欢交响乐和歌舞晚会，不喜欢戏剧——尤其是传统戏剧。

但我去的最多的地方却是戏剧家协会，因为我的朋友岳志明分在那里工作。

到社会上工作后，我和岳志明仍然保持着一种亲密关系。除过单位上的同志，我在这个城市没有熟人，岳志明当然还是我生活中的一个重要伙伴。

隔那么几天，我总爱到岳志明的宿舍去泡上一段时间。他那里有立体声录音机和许多磁带，可以听国内外时髦的流行歌曲。他也不知从哪里搞来许多乱七八糟的消遣书，可以躺在他床上尽管看。如果碰上什么内部电影，志明也总有办法搞到票的。

他对戏曲也不感兴趣，正试着搞电视剧。这事他当然离不开我，我经常帮助他构思和修改。我们合作的一个电视剧本，竟然被外省的一个电视台选中了。后来电视台又通知说，剧本宣传部门没有通过，不拍了。害得我们两个瞎高兴了一场——为庆贺此事，我们已经在西华饭店大吃了一顿。

不瞒你说，我的名字在本省文艺界已经为人熟知了，省上其他单位开个什么会，也开始给我发请帖，同时，我每天都要收到许多作者写给我的信和随信来的诗稿。给我的信写得极其恭敬，并且把我的诗吹上了天。

在编辑部上班时，也有不少作者亲自来送诗稿的。尽管他们之中有些人从年龄上说可以做我的父亲，但他们却开口闭口叫我“薛老师”。一开始听着极不舒服，后来慢慢也就习惯了。

总之，我现在越发知道我现在的这个位置是多么荣耀，是的，《北方》是省内外瞩目的刊物，而诗歌编辑只有三个人——我就是三个人中间的一个！

现在除过工资我每月都要收入几十元稿费。这可以使我买一些质量较高的时新衣服，也可以不时去西华饭店那样的高级餐馆去吃一顿。有个好工作，受人尊敬，又不缺钱花，我能不愉快吗？

也有不愉快的时候。

我时不时想起小芳。一想起她，就如同一块黑云彩遮住了阳光，给我明亮的心境投下一层阴影。

不要以为我们分别了这么长时间，你就会认为我已经忘记了她。不，不会忘记的。

有时候，我在大街上的人群中走过，突然会一下子停住脚步，失魂落魄地站在道路上——因为我想起了她……

我经常想起我们过去在一块的那些时光；想起她对我的那些甜蜜的、充满深情的爱。我怎么也想不到，我们现在竟远隔两地……她现在在哪儿呢？

当然是在风沙漫天的沙漠里。她已经来信告诉我了——唉，我们后来的信也通得这么少了！

开始通信时，我们仍然在纸上继续着我们的辩论。我让她回来，她让我回去。结果还是谁也说服不了谁。到后来，两个人就几乎都没什么可说的了，只是像朋友那样给对方写信——而且间隔时间很长。

时间的流水冲刷着我们感情的堆积，但它还是不能把这一切连根剜掉……这时候，编辑部一些热心的老同志开始关心起我的对象问题。许多人要给我介绍据说非常出众的姑娘，但我都婉言谢绝了。

可是最近以来，我越来越为此事痛苦。

尽管我不愿意承认，但现实生活仍然使我清醒的意识到：我和小芳最终结合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了；即使我在感情上割不断对她的爱，但实际生活也迫使我最终不得不和她各走各的路。另外，我的年龄使我不只是想念一个我看不见的姑娘，而需要一个姑娘在实际生活中和我在一起。

每当我在街上或者公园里，看见一些多情的姑娘挽着小伙子的胳膊走路的时候，我就受到一种强烈的刺激。我也非常渴望有一个姑娘挽着我的胳膊走路。

我敢说，喜欢我的姑娘并不少。有些是留在这个城市的我的那些女同学，她们常来找我谈天说地。有的时候一些爱好诗歌创作的女作者，常拿着她们的作品来“请教”我，实际上是向我示爱。

但她们之中的所有人我一个也看不上。因为所有的人出现在我面前，她们实际上就等于站在了一面镜子面前——这镜子就是郑小芳。她们没能比上小芳的。除过漂亮，我的小芳有一种女人难得的品质：质朴，从不矫揉造作，并且富于牺牲精神。

但我现在只能面对现实。我简直不能忍受现在这种孤独的单身汉生活。

岳志明了解我的心情。有一个星期天。他突然把他的表妹领到了我的宿舍。他以前提起让我和他的表妹见面，我当时表示没有这种心思。

现在，这家伙居然把她领到了我的面前！

岳志明的表妹无疑是一个漂亮的姑娘。这漂亮甚至使我吃了一惊。

她叫贺敏，完全是舞蹈演员的身材，脸像白色大理石一样光洁；最时髦的服装把她衬托的像一朵正在开放的玉兰花。

贺敏非常大方。到我宿舍后，她就毫不拘束地和我东拉西扯交谈起来。通过交谈，我感觉她知识不少，也并不浅薄。

我承认我一下子就动了心，迷上了她。我当时想，要是我和她一块相跟着出现在公共场所，一定会引来许多羡慕的目光。尽管我还不会全了解她，但我肯定已经爱上了她。

岳志明待了一会就借口溜走了。

这一天，我和贺敏单独在一块呆了很长时间。下午，我们甚至一块去西华饭店吃了一顿西餐。

上帝！我怎么也想不到，我和另外一个姑娘开始恋爱了……

十 （郑小芳）

在风沙的吼叫声中迷糊着睡了几个钟头，天就明了。天明的时候，风仍然没有停。

我睁开眼睛，好半天才明白过来自己此刻在什么地方。我跳下炕，把那床肮脏的铺盖收拾起来。

这时候我才留心了一下我的住所：墙壁是砖砌的，但房顶却是用沙柳捆子棚起来的。沙柳捆子呈弓形状，每一捆都像一条巨型蟒蛇，给人一种恐怖的感觉。

墙角挂着蜘蛛网；炕席上落着一层尘土——只是在放被褥的地方扫开一块。看来这房子好久没人住，为了迎接我，才匆匆收拾了一下。我看见地上扫帚画了一些道道，表示扫过了；而垃圾就堆在了炉坑里。房里一张油漆剥落的小木桌和一个没有靠背的小方凳，全都落满了沙尘。

使我惊讶的是，屋里竟然吊个电灯泡。我拉了拉灯绳，不亮。

总之，房屋里一切都给人一种极不愉快的印象。

但我想，不论怎样，这里长时间就将是我的家了。不要紧，我能把一切都收拾好的。

我打开门，来到了院子里。风沙仍然飞扬着，但比昨天要小一些了，远远近近的景物都能分辨出来。

我怀着一种亢奋的心情开始在各处溜达，察看起了我将要生活的这个地方。

农场有三排简陋的房屋，没有围墙。院子里到处丢弃着坏了的农机零件和犁铧。就是一些看来能用的机械也搁置在院子里，全部都长着红斑——看来好长时间不用，也没人管。

院子里到处都是粪便，有一股臭烘烘的味道，看来这里的人都是随地大小便的。真的，我竟然没有发现厕所在哪儿。

农场周围有一些农田，树木还算不少，但看来都是多年前栽下的。在农田和乔木以外的地方，还有一个植物圈，长着草和灌木丛。这一圈植被的面积相当可观，但从生长情况看，也是多年前营造的。东面像是一个大碱滩，白茫茫一片——那里没有什么生命。更远的四周，就是一望无际的荒凉的大沙漠了。

我想，如果在夏天，从远处望这里，无疑算是一块绿洲了。这里有草，有树，有庄稼。在大沙漠的腹地，这是不可思议的。这是一块宝地。可惜看来农场眼下的管理并不怎样。

我一边溜达，一边留心细看。除过三排房外，东面还有一排南北坐落的低矮的柳笆庵子。这是仓库，里面的粮食就堆在地上。从破烂的窗户可以看见一群麻雀在里面尽情地啄着。这进一步证实了我对这个农场管理方面的恶劣印象。

当我又转回到前面一排房前时，看见我昨天坐过的那辆拖拉机，还静静地停在院子里。

我突然听见有人说：“你起来了？”

我一惊。四周没有人，谁和我说话呢？

紧接着，我就看见是吴有雄。他从拖拉机斗车下面爬出来，手里拿把钳子，身上糊满了土和油污。

他拍打着两只手，对我笑笑，说：“这地方你两天恐怕就得逃跑了。”

我说：“我准备长期住下去呢。”

“是吗？”他怀疑地斜视了我一眼，说，“……你还没洗脸吧？”

“没有。”我说，“这间房子是干啥用的？”我指了指旁边一座大房子问他。

“发电房。里面有195型12马力柴油机一台，是照明用的，可惜坏了。”

“能修好吗？”我一下子想起我房间那个电灯泡，便急切地问他。

“这机器另外一个人管，他说修不好。实际上能修好……我看过了。”

“那你为什么不修？”

“我们有电灯没电灯无所谓，煤油灯凑合惯了……不过，看来你不是愿意用电灯吧？”他有点揶揄地对我笑笑，就又钻到斗车下面去了。

这人有点怪。我转身朝我的宿舍那里走去。

就在我走的时候，我听见斗车下面吴有雄说：“我建议你今晚上试试拉一下你的电灯开关……”

我忍不住笑了：这人真有意思！

回到宿舍后，我先洗了脸，然后把房间仔细收拾了一下，并且把那床臭烘烘的铺盖搭在了屋外的铁丝上，让晾一晾。

收拾完后，我就去找曹书记（他同时兼任场长），以便商量种植花棒的事。

农场工人下地去了。这里一早起来先下地，上午十点钟左右才回来吃饭。一排房子都锁着门。不锁的那间房子肯定是曹场长的。

我在门上敲了敲。

里面传来一个粗鲁的声音：“谁？”

听声音好像不是曹场长。

我说：“我找曹场长。”

“找我？噢，进来进来！”

原来这就是曹场长。我推门走进去。我看见曹场长正和一个粗壮的汉子蹲在炕上喝酒。两个人看来都有些醉了，脸红彤彤的。

我一下感到很尴尬，站在地上不知如何是好。

那个粗汉瞪着一双醉眼，极下流地看着我。

曹场长醉意十足地用筷子指着那位粗汉，向我介绍说：“这是侯会计……你有什么事？”

我站在地上说：“这次花棒准备种植八千多亩。量很大，光农场的工人怕忙不过来。是不是能在这个公社联系一下，组织附近生产队的社员们帮助种呢？按规定我们林业局可以按劳动日付工资……”

“那是你们的事！”曹场长突然吊下脸，“我们才不和公社打交道呢！我们连我们自己的事也转不开轴……当然，下种时，我们的人手都可以参加。其它事我们管不了！”

如同一盆子凉水泼在了我的头上。

我到这里来，原来是指望他们帮助的。想不到这位场长竟然这么对待这项工作。尽管他们是县办农场，不属地区管，但我们这项工作不是支持他们农场吗？如果周围的沙被固定了，不是利于农场今后的发展吗？

我看着曹场长那被酒烧红的胖脸，心里对他产生了反感。我现在知道，我刚才看见的农场那种破败的景象原因在哪里了。

真令人心痛！这么一个宝贵的地方，竟然让这么一个人来领导！

我被曹场长那冷淡而粗暴的话呛得不说什么。

这时候，那个侯会计竟然举起他的酒杯，摇摇晃晃地递到我面前，喀皮笑脸地说：“来！来！干上一杯！早听说了，咱们这儿要来个女人。真稀罕！就像沙圪梁上长出一朵玫瑰花！喝上……一杯呢！”

我气愤地一拧身就走。

在我出门的时候，听见醉了的曹场长说：“别……生气，侯会计……醉了……”

我几乎是跑着回到了自己的宿舍。

我呆坐在炕沿上，真想哭一场！

怎么办？我没有想到这工作会遇到这么大的困难。这里艰苦的环境我不怕，但遇上这么些人可怎样开展工作呀？花棒的播种工作五月初就得开展，而现在已经到了四月下旬！

我突然想起了吴有雄。

是的，尽管刚和这个人认识，但我对他的印象还不错，我是否找他谈谈，看能不能帮一下忙呢？

我很快去找吴有雄，并向他说出了我的难处。

吴有雄严肃地听我说完，皱着眉头沉思了一会，然后他说：“我陪你去公社一趟。公社赵书记人不错，他肯定会支持你的。”

我对吴有雄一下子充满了一种感激的心情，同时也对他产生了信任。

我问他：“曹场长这个人怎样？”

“怎样？”他嘲讽地一笑，“整天蹲在炕头和那个侯会计喝酒，一天到晚发牢骚，嫌共产党给他的官太小了。我看共产党干脆不要让这些人当官。说不定事情还能办好。这个人来几年了，把好好一个农场糟蹋得一烂包，我看不惯，平时爱提个意见，就成了他和侯会计的仇人……不过，我不怕。”

“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就在这公社中学毕业，读完高中，没考上大学，就在这里当了工人……唉，这可是个穷地方啊！从我记事起，这公社没有考上过一个大学生，也没一个大学生来这里工作……你是大学生吧？”他问我。

“我去年刚从省林业学院毕业。”我说。

“那你是来这个地方工作的第一个大学生了……你种完花棒就走吗？”

“不。我准备长期呆在这里。我不仅要看着花棒长起来，还要在这里栽桑树养蚕呢！”

“是吗？”吴有雄激动了，“那可太好了！你别管他曹场长和侯会计什么态度，这儿所有的工人都会帮助你的！你有什么困难就给我们说！”

我很高兴——这么快就有了一个事业上的热心支持者。

吃完午饭，我坐着吴有雄的拖拉机去了公社一趟。

公社赵书记正像吴有雄说的那样，是个好人。他热心地支持我的工作，说这实际上是给他公社办好事哩。他说播种花棒的劳力由他们公社组织，让我放心好了。什么时间要人，只要通知一下就行。

下午回来后，我又找了一次曹场长。在他的房子里，我向他谈了我去公社的情况。

他的酒看来醒了，说：“那好……你是坐拖拉机去的吗？”

我说：“是的。”

他说：“唉，这个吴有雄！一点组织纪律性都没有！怎能随便把拖拉机开出去呢？”

我说：“他拉回来一车炭。”

“炭？现在又不需要炭！”

我突然听见大立柜后面人说话：“这拖拉机要变成专车了！”

这是侯会计。我不知道这个下流的酒鬼在柜子后面。我不愿和这些人磨嘴，就转身出了门。

下午，我详细地制订了花棒种植的规划。种多少亩，用多少种子，需要多少劳力，计划几天完成，得付出多少工资等等都写成了报告。我准备上报局里，并且也给农场和公社各送一份。

做完这一切后，天已经完全黑了。

我闭住眼靠在椅背上休息了一会。这时，我突然想起，我应该给薛峰写一封信。不知为什么，上次给他写信后，好长时间了没有收到他的回信。是不是他出了什么事？病了？

我这样想的时候，突然听见外面传来一阵机器的轰鸣声，这声音不像是拖拉机的声音，是什么在响动呢？

我笑了。我记起了上午有雄对我说过的话。

我走过去，拉了拉电灯的开关。

黑暗的小屋子一下子被电灯光照得雪亮！

多么好，电灯！

我兴奋地坐在了桌前，铺开纸在明亮的灯光下开始给薛峰写信——我要把我的新生活和全部喜悦的心情吿诉他……

十一 （薛峰）

我现在完全陷入到与贺敏的热恋中去了。

这一段，我几乎每天都要见她。除过上班，所有的时间都设法和她泡在一起。

她是一个各方面都“现代化”了的姑娘。衣着不必说，爱好也是最时髦的。喜欢朦胧诗，喜欢硬壳虫音乐，喜欢现代派绘画，喜欢意识流小说。

虽然她的爱好不一定我就爱好，但我仍然装出和她一样爱好，甚至比她还要爱好。这全因为我喜欢她。

有一次，她硬拉我去看一个非公开的现代派画展。那些画展实在看不出个所以然来。有的画看起来就好像是把搅拌起来的各色颜料，随意倒在画布上的。至于雕塑，更是莫名其妙：有的是几根废钢管横七竖八焊接在一起；有的干脆就是一块奇形怪状的树根或者打掉几个豁口破碗——只不过下面都冠个名称。每件“作品”都配一首朦胧诗，读起来像咒一样难理解。

贺敏完全被这些“艺术”陶醉了。她津津乐道地向我评说这些“作品”的超凡脱俗之处。

我自己尽管看不懂，但为了投她所好，也就跟她瞎说一通。岂不料贺敏对我的瞎说评价颇高，说我不愧是个诗人，见解极其精辟。这使我哭笑不得。仅从这一点上看，就可以知道这个“艺术展览”有多么荒唐。

不久，这个展览会就被查封了……

但在这个城市，我们的去处是很多的。我们听音乐会，去游泳，去公园和孩子们一声挤着坐转椅，踏跷跷板……更多的时间，我都是在她的宿舍里度过，听西方那些古怪的音乐——那声音就像弹棉花一样，叮叮咣咣的。

当然，我并不感到这一切都是令人舒服的。有时候，我也能意识到，这种所谓“高级”的生活，实际上埋伏着一些危机。这将导致我完全可能变成另外一种人。什么人？我也很难说清楚。

但我已经很难从这里拔出来了。我迷恋贺敏。

她当然也不是个妖精，而是一个具体的、漂亮的姑娘。正如我原来预料的那样，和她一同在街道上走过，总有许多羡慕的目光投向我。这极大地满足了我的虚荣心——这种虚荣心也许青年男女都有吧？

这恋爱使我每天心神不宁。我的精力、智慧全用在了与贺敏的周旋上。为了博得她对我的更深的爱，我几乎每天都给她写诗——恨不得从她的头发一直赞美到脚后跟上

……由于精力不集中，工作无疑受到了影响。

糟糕的事终于发生了：我竟把本省两个稍有名气作者的稿子退错了——这个人的稿件装在了那个人的信封里。

这两个人最近本来就由于寄过多稿而刊物没用，心里很不高兴，现在又发生了这样的事，使他们非常气愤。

他们都直接给主编写信，反映这件事。

在编辑部的全体会议上，主编念了这两封信，并且批评了我。我本来在编辑部混得还可以，这下可完了。

紧接着，倒霉的事又出现了：我负责校对的一期诗稿，竟然出现了几处严重错误。这次不仅作者提出了抗议，连许多读者也投书编辑部，对这种粗疏而不负责任的工作作风表示了强烈的不满。编辑部上下立刻议论纷纷，都说这样下去，刊物恐怕没有多少人订阅了。我在编辑部一下子抬不起头了。

主编找我谈了几次话，狠狠刮了我一顿。

这些丢人事使我非常苦恼。为了弥补过失，我开始尽量克制着少和贺敏见面。我有时候躺在床上，脑子乱成一片，对自己的思想和生活理不出一个头绪来。我似乎意识到，在这些短短的日子里，我已经很难把握住自己了，就像醉汉驾驶一叶小舟盲目地航行在狂涛巨浪中，随时都面临危险，但又充满一种危险中的快乐。

尽管我减少去找贺敏的次数，但她找我的次数却增加了，因此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实际上并没有少。

有一次，正是工作间休息的时候，大家都在院子里聊天。这时，贺敏却闯到这地方来找我。我尴尬极了——我早吩咐过她，不要在上班时间来找我，以免给我造成不好的影响——我在这里的影响已经不好了。

她的出现，立刻引起了编辑部院内一片无声的哗然。

她太显眼了！才是五月时光，就穿了一条鲜艳的裙子，而且头发毫无拘束地披散在肩头。这种服饰打扮在这里只能引起鄙视。

贺敏好像根本不在乎这些，走到我跟前，说有个事要对我说，但又不说出来——分明是个秘密。在大家看来，我俩似乎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

我脸烧得像一把火，只好把她引到我的宿舍里。

一到房子，贺敏的两条胳膊就钩住了我的脖子。我极不高兴地推开她，说：“上班时间你找我什么？有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呢？你也不看看这是个什么地方！”

她不高兴了，说：“这是个什么地方？中南海？”

我说：“你这身打扮太刺眼了，我们这单位很严肃……”

“巴黎圣母院！”她刻薄地说。

“你究竟有什么事嘛？”我问她。

她说：“下午三点人民剧院有一场电影。现在离开演只剩半个钟头，打电话老是占线，我就跑来了。”

“你这不是开玩笑吗？我上班时间怎能去看电影？”我确实有点生气了。

“不看就算了。不过你可别后悔！”

“什么电影？”

“《甘地传》！”

“《甘地传》？”我一下子急了。我知道，这部电影已经风靡全球，并且得了多项奥斯卡金像奖。但这部影片我们国家没有进口，怎么会在这个城市放映呢？

我以为她在骗我，说：“这电影咱们国家没进口，怎能……”

“这片子是美国可口可乐公司资助拍的。为了推销他们的‘汽水’，带着这片子在全世界做广告，现在周游到这里来了，并且只能放一场。听说导演也来了，票非常难搞，这两张票是我缠我姑父才弄到的……怎么？你不去就算了！”

我赶快说：“我去！”

真的，这个机会可不能放过！甘地是我小时候就敬仰的一位伟人，更何况这部电影名声这么大，不看太遗憾了。

我很快编造了一个请假的理由，给老吴打了招呼。就和贺敏一同骑车奔向人民剧院。

五月的阳光暖洋洋地照耀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

这是一年里一个美好的季节：寒冷已经过，炎热还未到来。人们换上了单的衣裳，尽情地让温暖的风吹拂着。街道两边的树木，已经全部换上了嫩绿的新叶，叫人看着十分舒心爽气。石榴树正在开花，在绿色中像燃烧的火苗一样耀眼夺目。

此时，大街上穿裙子的姑娘几乎很少见，因此我身边的贺敏极受行人的注目。当然，这不像在我的单位，因此我并不为贺敏害臊，心里反而美滋滋的——让陌生的人们注目吧！这个过早地敢把自己的腿袒露在阳光下的时髦姑娘，正是我的女朋友！

当我们来到电影院门口的时候，这里已经黑压压地聚集了许多人，看来大部分人没有票，只有怀着一种侥幸心理，看能不能钓个“鱼”。这鱼太难钓了，谁愿意放弃这个大饱眼福的机会呢？

大部分人只好眼睛睁看着少部分人鱼贯进场。

进场的有的一看就是领导干部身份的人，但大部分看来都是领导干部的子女——一般都成双成对。

所有能进入这种场所的人，大概觉得这不仅是欣赏艺术，而且也是来显示某种地位和身份的，因此脸上都带着一种优越感。这使得进不了场的人羡慕中带着某种愤怒。

当我自己被贺敏挽着胳膊穿过人群，走向那个小门的时候，就像步入一个神圣的殿堂一般。那副样子虽然庄严但肯定已经有点可笑了。

影片如同想象的那般激动人心。赤身裸体、全身只缠一块白布的甘地，他为国家独立和民族尊严所表现出来和伟大献身精神，强烈地震撼着人的心灵……

我敛声屏气地看完了这部电影。

我送走贺敏，仍然长久地沉浸在电影的情节中，甚至返回单位时都没有骑自行车，一直推着车子走去。

单位上已经下班了。我来到门房取报纸和信。

我一眼就看见了小芳给我的信。我一把拿起来，心里热辣辣地，像塞进来一把火。

我回到宿舍，用发抖的手前开了她的信。

她用火一样热情的语言，描述了她在沙漠里所开始的生活和感受；并且仍然用那么赤诚的语言表达了她思念我的深情……

我躺倒在床上，望着屋顶久久地发呆。我似乎看见她正以风沙滚滚的路上向我走来，而身上也缠着一块白布……

是的，我太对不起她了！我已经瞒着她和另外一个姑娘恋爱，而好长时间也不给她写信。

我啊我啊！我即使没有勇气跟她去生活，但起码再不应该对她隐瞒自己和贺敏的关系了。

我决定马上给小芳写信，对她说清楚我现在的一切。我写好信，又来到了大街上。

当我走到邮筒前时，手却抖得像筛糠一样，怎么也把那封信投不进去了。我看见邮筒上的那道缝，像一个微微张开的严厉的嘴巴……我犹豫了半天，这封信还是没有投进去。

我把信又装进自己的口袋里，怀着极其痛苦的心情又回到了单位。

十二 （郑小芳）

你不要以为沙漠的气候总是那么叫人讨厌。沙漠也同样有清爽的风，沁人心肺的细密的雨丝，以及别的地方没有的新鲜空气和洁净的地面。

现在，一场雨过后，沙漠完全又是另一个面貌了。一些有水或者潮湿的地方，绿色的生命已经顽强地生长。所有的乔木、灌木，也开始缀上鲜嫩的绿叶，给人一种生机盎然的景象。

远处无边的沙漠，像一个巨大而动荡不安的海突然凝固不动了。真有意思！那些在初春的大风中滚动过的沙兵，现在却像无数头疲倦的黄牛卧伏在地，但它们还保留着运动时的姿态。沙丘的曲线妙不可言；整个大沙漠就是用这些互相衔接的、无数美妙的抛物线而组成。

农场周围更是变得让人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喜悦。由于这里树木多，从远方向这里看，已经是绿蒙蒙一片了。有些无名的小黄花，像碎金一般点缀在草木间。如果在城市和肥沃的平原，这些草木花朵也许并不怎样令人稀罕，可这里是沙漠呀！

我们的农场据说原来只是一个低洼的滩地，由于远方的沙漠在大雨过后来不及吸吮它的水流，然后就漫过来，聚汇在了这里。年经月久，竟然形成一个大水潭。沙漠里的人爱水如命，见大自然给他们送来这么大一片水，喜欢得不得了。在热天，周围的农牧民就成群结队来这里洗澡、游泳，结果先后淹死过许多人。迷信的农民认为这水里养起了妖精，便用人工把这浑水排入了远方的波浪河。

水流走后，地上渐渐出现一层植被。后来就在这里建起了农场。

经过十几年的营造，这里已经出现了大片的农田和林草……现在我来到这里，正是企图扩大这片绿颜色的。

令人遗憾的是，这农场现在的领导人看来对我的工作并不热心。但是，不管怎样，既然来了，非要干出个名堂不可！经过一段紧张的准备工作后，花棒的种植就开始了。公社组织了九个生产队上百个人，准备把四千多斤花棒种子播入将近一万亩的沙丘上。

这一天，远远近近的农牧民们，有的步行来，有的骑马来，有的坐着拖拉机来，纷纷聚集到农场西边的草滩上。

我一下子成了一个大战役的总指挥，忙得前后乱跑。

吴有雄充当我的助手，和我分头给各队的负责人讲解播种技术。有雄相当灵，也爱钻研，我只给他说过一次，他就把有关的技术要求记熟了。

曹场长自食前言，推说农活忙，只给我打发来几个工人。但我并不沮丧，因为公社赵书记也亲自上阵来帮助我了。

播种工作进行得相当混乱，有人为了早完工，故意不按技术要求播种。我，有雄，赵书记，不时地在几十个大沙梁上跑来跑去照应。

经过两天乱哄哄的忙碌，播种工作基本搞完了。

当所有的人马撤走以后，我就不由得一个人在这些沙梁上转来转去，心情就像一个指挥士兵打了胜仗的将军一样视察激战后的战场。我极其快乐地想到，用不了几年，这些多少年寸草不生的地方，将会被茂密的花棒所统治。那紫蓝里透出粉红颜色的花朵，将会开满这荒沙野地……

播种完后，我每天都往这些沙丘上跑。

半个月后，我终于欣喜地看见了第一棵花棒苗。

我兴奋得不知如何是好。我躺在沙堆里，看着这刚冒出地面的小生命，心里涌上一股甜蜜的感情——就像母亲看着自己刚出生的孩子一样。不知为什么，这时我想起了自己从毕业到现在的全部不幸的生活际遇；也想到了自己孤单一人到这里所受过的那些艰辛……

我躺在沙丘上，躺在我的“孩子”的身边，望着白云在蔚蓝色的天上流动着，四野里静得没有一点声响。远处农场那边，偶尔传来一声马的嘶叫，才打破这梦一般的寂静。是的，多么寂静……

人在静下来的时候，反倒容易想起那些五彩缤纷的生活场景。此刻，我又不由得想起了在省城和薛峰在一起度过的那些时光……现在，那里的石榴花一定又开得像火一样红了吧？亲爱的人还记得我们一起唱过的歌吗？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红得好像燃烧的火焰。它象征着纯洁的友谊和爱情……而城市郊外的麦田，现在肯定已经是一片绿汪汪的海洋了。我们俩经常去的那个“老地方”，水渠两岸的杨柳一定长得像两堵绿色的墙，那清澈的渠水正喧哗着从其间淌过……一切，都成了过去。亲爱的“老地方”！我是再也不会去你那里了，但我永远记得我和他在你那里所度过的那些甜蜜的时光……

是的，这一切都过去了。但我无限的情思还通向那里，那里有我热爱的人。尽管我们已经这样了。我仍然爱他。我怎么也想不到，这爱的最后结果将会是什么……可是他呢？他现在还像我爱他一样爱我吗？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收到他的信了。也许他忙，也许他到外地出差去了……

在以后的几天里，我把一切又都忘了。我只是怀着一种疯狂的兴奋，从这个大沙梁跑到另一个大沙梁。我看见我的花棒已经大片大片从沙里面冒出来——无数的生命破天荒在这不毛之地诞生了！可是，有一个沙丘上的情况却叫我伤心万分：这里的播种者竟然把种子大把大把埋在地下，现在隔老远出来一大丛，大部分地方没有一棵苗。这是偷工所造成的恶劣后果。这意味着这座沙丘将来会像秃子的头发一样稀稀拉拉——根本起不到固沙作用！

我回忆一下，这个沙丘是我们农场工人播种的。我的愉快此刻一扫而光了。

我几乎是跑着回到农场，去找曹场长。

曹场长正光着上身，和侯会计坐在宿舍外面。从那麻木的神态和各方面判断，这两个又是刚喝完酒。

尽管他光着上身，极不雅观。但我还是不顾一切走到他跟前，说：“曹场长，咱们农场工人播种花棒偷工。他们负责的那个沙丘都是把种子大把大把埋在地下，现在……”

“怎？”他瞪着一双醉眼看着我。

“你去看一下。”我说。

“你不看我醉了吗？”他非常可笑地说。

“你醉了也得去！”我强硬地说。

这时，旁边那个无耻的侯会计开口说：“哎呀，你这么厉害！曹场长的老婆也不敢这么说曹场长……”

我忍不住骂了一句：“把你的粪嘴闭住！”

“风嘴！我是雨嘴……”

“驴嘴！”曹场长醉醺醺地对另一个醉鬼说。

他现在勉强起来，回宿舍穿了件衣服，出来说：“看就看吧，已经成了那样子，看了又能怎？”

不管怎样，我得让这个醉鬼领导去看看。

我看他走路的确有点东倒西歪，我只好去把有雄叫来。

有雄搀扶着曹场长，我们三个就一块来到这个沙丘。

曹场长尽管醉了，但也看到了他派去的人手做下了什么营生，醉脸上露出了尴尬。

“怎办？”他问我。

“补种。”我说。

“补种？”

“嗯。”

旁边的有雄对曹场长说：“这两天我不出车，把这事交给我吧。你只给我拨个人数，具体人我来找。曹场长，不管怎说，你是一场之长，咱们就这样搞生产，恐怕非烂包不可。实际上，现在已经烂包了！”

曹场长的酒似乎也醒了点，面有愧色地说：“确实烂包了……他妈的！我看还不如把这农场解散了！龟孙子们，只忙着回家种责任田，谁操心这农场的事哩？”

“那你呢？”有雄不客气地问他。

“我？我明说在这里混日子哩！过两年退休回城呀！我才不把这骨头埋在黄沙里呢！哼！我能来当这个烂场长就不错了，我不知道呆在城里的单位享福？”他振振有词，似乎有什么功劳了。

我顾不上和他磨嘴，我只关心我的花棒。我对曹场长说：“一定要补种。”

曹场长只好说：“补就补吧，让有雄负责找人去……”

第二天，我就和有雄带着一些工人，重新补种了这个沙丘。这些工人都很老实，又都是有雄的朋友，因此活干得既认真又负责。

好了，开头的工作尽管难，但终于熬过来了……

转眼间，三个月过去了。不用说，我的花棒已经在沙漠里扎下了根。我从早到晚，天天都在这几十个大沙梁上巡视着，以防附近生产队的羊群和牲口来侵害。我在这些沙丘上洒下了许多汗水，但也得到了说不出的喜悦——劳动和收获的喜悦，皮肤是黑了，手也粗糙了；衣服经常邋里邋遢，头发乱糟糟的像一棵沙蓬，并且经常像男人们一样赤脚片走路……但我的心灵却从来没有这样充实过。

我现在也基本上适应了这时的生活，我的房子也变得像个女同志的宿舍了。有雄已经帮助我用柳条和废报纸糊了个天花板，把屋顶上那些“蟒蛇”遮盖起来。他甚至从城里捎回来一些白灰，把我的墙壁粉刷得雪白。

我先前已坐有雄的拖拉机回了一趟城里的机关，把我的铺盖和大部分生活用品都搬到了这里。我用画报把炕周围贴了一圈，房子里一下子变得洁净而有了生气。我还在门前种了一些牵牛花——现在它的蔓子已经扯长，常常在早晨或者晚间，把那鲜艳而相互的花朵缀满了我的窗户……

沙漠里的夏天是一年间最好的季节。天高地阔。空气清新，甚至有一点甜丝丝的味道。当然，阳光是炎热的，但沙漠用它那松软的皮肤尽情地吸收着热量。太阳一落，很快就凉爽下来。风是轻微的，吹在人裸露的胳膊腿上，像孩子的手掌在轻轻抚摸。

农场周围的庄稼由于管理不好，长得并不景气，但仍然叫人喜爱。谷子有的已经开始抽穗；大片的向日葵正开得金灿灿的——那炽热的花朵常常会引起人一种激情。荞麦也正在开花，白粉粉的，像一片轻柔的云彩落到了田野上。

农田外墨绿的沙篙，鹅黄的沙柳，淡红的雾柳，都正在发旺。撵狼嚎草像灰色的浓雾一般漫在洼地里。开小红花的秃钮子草、肥头大耳的羊耳根子、棉蓬、抓地草、马前草、苍耳、苦菜、蒲公英、水灰条、旱灰条，点缀在灌木丛中。小路两边和房前屋后的土地上，形成了一个极其热闹纷繁的植物的世界。谁能想到，沙漠里还有这样的天地呢？

实际上，只要人的脚步可以到达的地方，就会有青草、鲜花和其他的生命。

实际上，就是现在那些繁花似锦的大城市，说不定以前也是一片荒凉；是过去一代一代的人们用汗、血和生命的代价才开拓出来的——现在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是不是越过这一片繁华，用自己的眼睛看到过去这一页页人类劳动和创造的历史呢？

是的，幸福属于现在的人们，而光荣则属于过去的开拓者。我们有权获得前人创造的幸福，但也有责任继续为后代开拓……

不要想这么多——这是常识。

为什么不想呢？我们在生活中往往忽略的是常识——而这往往也是重要的。你们知道，不管我怎样认识这一切，但我现在生活的这个天地，给我带来的是说不尽的愉快。

为了我的愉快，我要深深感谢一个人，不用我说，你们也会猜出我指的是谁。

是的，我说的是吴有雄。他对我的帮助，你们已经看到了。

最近，恶毒的侯会计已经在散布我和有雄的流言飞语。我并不因此就躲避有雄。我像对大哥一样信任他。再说，这里谁都知道，我已经有了男朋友，他在省城工作——为了在这样一个全是男人的环境里生活，我早就让所有的人都知道了这一点。

十三 （薛峰）

真热。

讨厌的夏天又来。这个城市立刻就像被扣在了一个大蒸笼里，不管穿多薄的衣服，白天黑夜都被汗水弄得浑身湿透。

我的心也是热的！

现在，我和贺敏的爱仍然处于热烈的状态中。

我承认，恋爱影响了我的工作。因而也影响了我在编辑部的威信……

现在我想起来了，自从上次我没把那封断交信塞到邮筒后，我已经收到小芳的好几封信，但我一直还没有给她回信。回什么信呢？

如果说我现在已经完全打消了和郑小芳一块生活的想法，这是真的。但是如果说我在和贺敏的恋爱中已经把小芳从感情上一笔勾销，这可不是真的。每当想到她，心里就不由泛起一缕负疚的感情。我之所以下不了决心给她写信，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要是写信，我就不能回避我目前和贺敏的关系——因此一直拖着。

现在看来，这个装聋作哑的局面是很难再维持下去了，我必须很快向她说明一切——我们要彻底分手。

分手？

是的，分手。

分手就分手吧！拿凤姐的话说：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

我经过反复犹豫，终于下决心给小芳写了一封短信一封断交的信，寄出去了。

信寄出去以后，我一个人在宿舍里偷偷哭了一场。不管怎样，我爱过她，我现在仍然爱她——仅仅是不能在一块生活才弄成了今天这样一个下场。唉！我个人的一段历史就这样被一封简短的书信结束了……

但愿我和她都能承受住这个痛苦。我们年轻，各自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

流了许多泪水，心里反而轻松了。

从精神上说，我似乎卸掉了沉重的包袱。现在我成了一个自由人。

不用说，我把我的感情依附在了贺敏的身上，现在在我的眼里，她就是我的爱人。我整天开始在脑子里编织着未来家庭生活的美好花环……

为了和贺敏的“现代化”风度相适应，我用积攒的一点钱，买了一套上海出的时髦的青年装，三接头皮鞋擦得黑明光亮，并且还买了一副廉价的蛤蟆镜。头发也故意留长了——可惜不是串脸胡，因此无法留大鬓角。

编辑部的人都开始用异样的目光看待我。我知道大家在背后怎样议论——肯定说我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影响。我不管这些。

我是个青年诗人。——诗人应该浪漫一些，就是衣着穿戴也应和一般人不一样。大家议论吧！现在是新时代，难道只有剃个光头和穿一条大裆裤才算思想意识好吗？

当然，不是为了贺敏，我也不会这样的。我希望同志们谅解我——我现在正谈恋爱。你们大家也有过年轻的时候，也谈过恋爱吧？

我整天头脑热烘烘地和贺敏泡在一起，两个人好得像一个人。可是，有一天，在我和她之间却出现了一宗不愉快的事。

那一天晚饭后，我和贺敏本来约好去和平电影院看香港电影《三笑》。这片子我们一块已经看过三次，但还想看一次。

我像通常那样，在电影开演前五分钟赶到电影院门口等她。但一直等到电影开演，她还没有来。这真奇怪：她从来在这种事上不失约。是不是出了什么要紧事？我决定再等一会儿。

又过了有一刻钟，她还没来。

我的心一紧：是不是她病了？

我于是骑着车子，火急火燎地向她的单位赶去。

我进了省艺术馆的办公院。她是单身，办公室也就是她的宿舍。

院子里一排溜房子都黑着灯。

好，她的宿舍亮着灯光——这证明她在。

我怀着紧张的心情来到她房门上，用指关节轻轻敲了敲门。里面竟没有声音。她不在？

我又用劲敲了敲，这才听见那熟悉的声音问：“谁？”

“我。”

听见贺敏“噢！”地叫了一声，接着就打开了门。

我进了门，一下子怔住了。我看见单人沙发上坐着一位风度翩翩的男青年。

贺敏看着我，突然两手一拍，恍然大悟地叫道：“噢！你看我这脑子！我忘了今晚上还有一场电影哩！”她看了看自己的表，“完蛋了！开演已经四十分钟了……”

贺敏脸通红，看着我说：“真对不起……真对不起……我给你介绍一下。”她指了指沙发上的青年，“这是我中学时的同学，后来到了部队文工团拉小提琴，现在复员回来到咱们省乐团了……我们几年没见面……因此我把看电影的事也忘了……”

那青年没有站起来，坐在那里派头十足地对我点点头。

我在一秒钟之内就开始反感他。

我也派头十足地对他点了点头，过去坐在了贺敏的床上。一种极度的不愉快开始在我心头蔓延开来。

房子里十分闷热。贺敏把立式电风扇开在了快速上。三个人在一刻间都无话可说。房子里只听见电风扇均匀的嗡嗡声。

为了礼貌，我正准备和贺敏那个傲慢的同学搭几句，那青年却站起来，说：“你们在，我得走了……”

“没事再来！”贺敏有点尴尬地对他说。

那青年对她点点头，然后冷冰冰地和我握了握手，就走了。

贺敏出去送他。

我此刻坐在这个空荡荡的房子里，心里不知涌多少滋味。

贺敏即刻就回来了，脸仍然通红，说：“怎么，你吃醋了？……你这人特土！”

“你在……我走了……”我也站起来说。

贺敏神经质地笑了笑，说：“真有意思！刚送走一个，又要送你。”

“我不要你送！”我粗暴地说。

我很快从她的房子里出来，推起自行车就走。

贺敏撵到门口，但我连头也没回……

大街上冷冷清清的没有了多少行人，两排街灯平行地伸展前去，又在远方交叉在一起——这种交叉实际上是眼睛的感觉，其实这两排路灯并没有交叉。

“唉！真是！像生活中的某种现象一样……”我一边骑车，一边自言自语嘟囔说。

一路上，我头脑乱哄哄的，两只握车把的手也微微发着抖——是的，今晚上我真的生贺敏的气……

这气过一两天就平服了——我仍然想和她在一起。

我打电话去约她。这回轮上她不理我了。她说她忙，单位上离不开！

一连几天，她都不来我这里。

两个下午，我都去她单位找她，她也不在！

我的心毛乱极了……

下班后，我只好在自己的宿舍硬着头皮看书，但一页也看不下去。后来只好来到院子转圈圈走——惶惶不安，如同一只丧家之犬！我怎么也想不到，贺敏为这么大点事，就不理我了。

我突然想起了岳志明。她是他的表妹，他总可以出面弥合一下我们的关系吧？再说，当初正是他把这个任性的东西介绍给我的。

自从和贺敏恋爱后，我当然不常去我的这位老朋友那里了。但他现在已经成了我的表哥——当然，我只是在常理上承认这一点。

这天下午，我就到省戏剧家协会去找岳志明。

他的门开着，但人不在。

房子里有一个他的朋友，正打开录音机听音乐。

这个人我也认识，只不过记不起名字——我原来跟岳志明在那个“沙龙”里和一群人高谈阔论时。这个人也是其中的一员。我只听说他是省军区一个副政委的儿子。

我问他：“岳志明呢？”

“看戏去了。”他说。

“一会回来吗？”

“不会的。是什么汇报演出，他是评委会的，一晚上得看几场……你有事吗？”他似乎也好像认出了我。

“没啥事。闷得慌，出来聊聊天……”

“好久没见你了……你认得我吗？”

我点点头，表示认识。这种熟人相互间甚至连名字都懒得问。

他打了个哈欠，关掉录音机，说：“有没有兴趣去参加舞会？”

“舞会？我不会跳舞……”

“不会跳可以看看，反正你不是没事吗？”

“哪个机关组织的舞会？”我问他。

他奇怪地看了我一眼，说：“机关？机关组织的舞会去干吗？老一套……这是家庭舞会，跳迪斯科。”

迪斯科？我知道这是现在风行的一种舞蹈。据岳志明说，早先是非洲的一种民间舞，后来传入西方国家，现在不知怎么的又传到中国来了……不过，我从来没见过跳这种舞。我最迷恋的是芭蕾舞。但出于一种好奇心，我同意跟这个人去看看。

从岳志明家出来后，我就跟这个人骑车径直来到省军区一座家属楼上。

已经是傍晚了。我们进了二层搂的一个单元。

刚一打开门，我就听见那弹棉花似的电子音乐。

我们进入客厅。客厅没有人，只是这里那里扔着一些时髦衣服。舞会正在另一个房间举行。从客厅望过去，通过那扇半开的门，可以看见里面晃动着的身姿。

领我的这个人一边脱长袖衣，一边招呼我说：“进去吧？”

我说：“你先进去。我想坐一会，有点热。”

他穿着背心，迫不及待地进去了。

我在椅子上坐了一会，便怀着一种近似于恐惧的心理推开了那扇门。

我立刻看到一群像我这么大的青年男女，正随着弹棉花似的音乐声，兴致勃勃地跳着。一个个都累得满头大汗，大张着嘴喘气，有的人热得只穿个小背心，浑身上下大汗淋漓。我的第一个感觉是：这些人正在这里活受罪！

这就是著名的迪斯科？

也许我欣赏不了这种艺术。在我看来，舞姿疯狂而有点放浪。男男女女屁股扭来扭去地乱窜，把好生生一人弄成鼠头鼠脑的样子……

我真不好意思看下去，并且非常后悔来这里。我正准备远离这个闹哄哄的世界，突然透过窗户的玻璃，发现阳台上有一个人的身影似乎很熟悉。

我认真辨认了一下，脑袋里“轰”地响了一声！

我看见这个竟然是贺敏！

是的，这的确是贺敏。她竟然和一个男的正在阳台上跳这种该死的迪斯科！

我马上又认出来了，那个男的正是上次在她房间里碰见的那个人……

我感到一阵眩晕，赶忙用手扶住了门框。

这时，弹棉花声停止了。这群疯狂的人都先后落下架式，等待换磁带。

我看见阳台上的那两个人亲密地挤在一起，开始接吻……

我猛地转过身，穿过客厅，打开房门，从二层楼上尽快地拾级而下，绊绊磕磕地找到了车子，出了省军区家属院。

我在黄昏中的街道上飞驰而行！

我眼前一片混浊，也不知道此刻在哪一条街道上，更不知道向哪里去……

一辆汽车在几米远的地方“嘎”地停住，司机探出头，恶狠狠地骂道：“送死呀？”

我一惊，猛地捏住了闸，结果连车带人都摔在路边的排水沟里。

眼前金星乱冒，身上有好多地方都像火钳烙了似的灼疼。我感到左脚上黏糊糊的，便用手摸了一把——在路灯桔黄色的光亮中，我看见自己的手掌上染满了血……

十四 （郑小芳）

我怎么也想不到，薛峰已经和另外一个姑娘恋爱了！

我看完他的信，就忍不住扑在床上痛哭起来。

一切梦想最后破灭了，而我原来还指望出现奇迹——有一天，他会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

可是，我怎么能想不到今天这个结局呢？

是的，薛峰既然下决心留在了城市，他就很难再离开那里。他在那里将生活一辈子，怎么可能再和我结合呢？他当然要另找一个姑娘——不管迟与早，这件事终归是要发生的！

实际上，我早在心里清楚这一点，只不过在感情上不愿意承认罢了。

但现在这件事真正发生了的时候，却仍然是这样难以令人置信，难道这是真的吗？

真的……

既然已经成为现实，所有的前因后果就不必再多想了。只是静静的痛苦吧！静静地忍耐着让这痛苦成为麻木！

两天来，我一直躺在床上。

身体没有什么病，但又好像所有的地方都不舒服。每天只吃一顿饭，一顿只吃几口——黄米在嘴里嚼着就像沙子一样……

第三天，我还在炕上躺着的时候，听见有人敲我的门。我勉强下去打开门栓，看见进来的是吴有雄。我知道他前几天出差去了。

“……我刚回来，听说你病了？”他局促地站在脚地上，问我。

我没说话，指了指桌前的椅子让他坐。我自己无力地靠在炕沿上。

他小心翼翼地坐下，不安地看了看我，说：“要不要我开拖拉机送你到城里的医院？”

“不。我没病……”我的眼泪竟然忍不住夺眶而出，说实话，我不怕有雄看见我的眼泪。

我看见他慌了，赶忙站来说：“你快躺着休息吧……”说完就笨拙地退出去了。

我没有留他。但我内心倒希望他能多呆一会。大约一个钟头以后，我又听见有人敲门。

我打开门，看见仍然是吴有雄——他端进来一碗面条，里面还泡着两个荷包蛋。他把面条放在桌子上，说：“你吃一点吧。听灶房里的人说，你两天等于没吃饭……”

我深受感动地瞥了一眼他，又瞥了一眼那碗面条。

我一下子感到自己真的十分饿了。我端起那碗面条，问他：“你会做饭？”

“胡凑合呢……”

我吃面条，他蹲在门槛上，掏出一巴掌长的旱烟锅，低头抽烟。

这时候，听见院子里工人们吵吵嚷嚷，敲打着碗筷——显然是开饭了。听见有个工人嚷嚷：“郑技术员几天没出门，听说病了？什么病，这人可常不害病！”

“那是害娃娃哩！你不看脑子都在了吗？”

这是侯会计恶毒的声音！

听见工人们的哄堂大笑……

我气得浑身发抖，一下子把碗放在了桌子上！

吴有雄吧吧两下磕掉烟灰，两片嘴唇骤然地颤动了起来。又听见那个工人说：“她还没有人，哪来的娃娃嘛！”

又是侯会计恶毒的声音：“男人刚给她做了碗面条，里面放了不少醋，害娃娃爱吃酸的嘛！”

众人又开始哈哈大笑了！

吴有雄“呼”一下站起来，冲出去了。

我想拦住他，但已经晚了。

外面立刻打起了架。听见侯会计杀猪一般尖叫着：“救命啊……”

有人喊：“快！鼻子里的血！拿盆凉水来……”

我原来想忍着不出去，但怕有雄闯下什么祸，就跑出来了。

我来到院子里，看见有几个人正围着侯会计，给他洗脸。他们把他的头往一盆水里按——大概是止鼻血。有雄蹲在一边，皱着眉头抽旱烟。

不一会，侯会计像落汤鸡一样直起身，用一只手捂着腮帮子。

有雄的气看来还没消，又向侯会计冲过去了，旁边的人慌忙捉住了他。他向侯会计喊：“你再敢放一个臭屁，我就揍死你！”

侯会计没敢再出声，连饭也不吃了，灰溜溜地回了宿舍。

人们现在都夸有雄是个英雄汉，而侯会计却是头狗熊——在这个几乎没有什么文化的男人的世界里，拳头是一种重要的威胁力量。

我转回到宿舍里，心里涌上一种说不出的味道。

生活是严峻的。改革大自然需要一种强大的力量；但是要战胜人自身的弱点，这需要一种更强大的力量，我想不管怎样，我不应该再倒在床上哭鼻子了，一种责任感把我从感情的痛苦中唤回来。

我首先想起了我的花棒——这几天有没有牲畜进去糟践呢？……唉，我暂时也许没力气去跑那十几个沙丘了……

第二天下午，我还是挣扎着出了房门，去察看我的那些花棒。我穿过那一片沙柳和沙篙丛，向远处的大沙梁那里走去。

太阳火辣辣地照耀着大地，远处的大明沙看起来像燃烧的火堆一样。好多天没下雨了，农田的庄稼晒得蔫头耷脑。谷穗卡住脖子抽不出来，糜子只长了尺把高；有些植物已经开始枯干。只有耐旱的牛心草仍然墨绿墨绿的——这种有身的草甚至在大明沙里也活得很旺。

我走过长满一层抓地草的大碱滩，就到了大沙梁的边缘——已经到了种植花棒的地域。

我正在往沙丘上爬，看见沙梁上面走下来了一个人。

谁？这些地方很少有人的踪影。

我很快认出来，这是吴有雄。

他也看见了我，来到我面前，满头满脸的汗水。他问我：“这么热的天，你又有病，跑来干什么？”

“来看看花棒。”我说。

“已经给你看过了。好着哩。”

“噢……”我感激地望着他淌汗的脸，不知该说句什么话。

我只好又和他往回走。

路上，他和我相跟着，拘谨地抽着旱烟，挽过头问我：“你的病好些了？”

我不知为什么说：“我本来就没病……”

“没病？”他迷惑地看了看我，也就不说什么了。

吴有雄敦厚的身躯和纯朴的脸，使我感到一种亲切感。我突然产生了一种想法——想把我的不幸告诉这个人。我现在霈要有一个我信任的人来倾听我的委屈和痛苦，否则我在心里确实要闷出病来。

我犹豫了一会，便用一种拉家常的语调向吴有雄叙说了我和薛峰的前前后后……

有雄一边走，一边静静地听我说。

等我说完后，他一下子站住了，他大概想安慰我，又不知自己该说什么。过了一会儿，才说：“你……想开些。要不，你先回城里住一段，我开拖拉机送你。要不，你干脆请假再去找找他……”

我惨淡地笑了笑，对他摇摇头。

他怔了一会，然后说：“要么这样，明天晚上农场工人都要去黑龙滩大队看戏，你也去散散心……农民祈雨唱戏，很有意思！”

我想了一下，觉得出去走走也好。我对他说：“那好，我去……”

第二天下午吃过饭，农场所有的人都穿上了自己的见人衣裳，有的还洗了头，刮了胡须，就像要去参加什么典礼似的。大家的高兴可以理解，沙漠里一年也没多少这样的娱乐机会。

拖拉机在前院里吼叫起来，大家纷纷向那里赶去。

我知道拖拉机没座位，就拿了个小凳。

我来到前院，看见拖拉机的斗车里挤了许多人。有雄已经坐在了驾驶座上。

车厢旁边有个小土墩，我踩着土墩进了车厢。我把小凳放在一个角落里，便坐下来。车上，有的人手把着车沿站着，有的人带个破麻袋铺下，席地而坐。

我对面坐着曹场长。他穿一身新衣服，光头上戴一顶新制帽，笑嘻嘻地对我打呼。车里的人见我也去，都惊讶地看我，并且向我开玩笑——当然不太粗鲁了。

拖拉机出了农场，就在当地人称“羊脑子地”的白粘土路上跑起来。

道路坑坑洼洼，把人的五脏六腑都要抖出来。我在小凳上坐不稳，就站起用手把着车沿。

拖拉机进入到一望无际的大沙漠的腹地。视野之内全是一片单调的黄色，只有个把牛心草点缀在道路边上。拖拉机剧烈地颠簸着，我的手震得发麻，但不敢松开。

我们的曹场长在车厢里不时被掼倒在地，像皮球一样滚来滚去，惹得大家哈哈大笑。最后边站着的侯会计走过来坐下，和曹场长脊背靠脊背，才算救了他的驾。

走了好一阵，路边出现了一个村子。我看见，村子周围的庄稼都快晒干了，马槽井里看不见一滴水。

拖拉机在树中停了下来。我以为到了黑龙滩，但听车上的人说这是有雄他们村。路上已经挤了许多人，把有雄拦住了——他们显然想要搭他的车去看戏。有雄无奈，只好挥了挥手，让他们上车。一群男男女女很快抢着往上挤，把车厢塞得满满的。

车一走动，车厢里的人被挤得直叫唤。喊声、笑骂声和拖拉机的吼叫声，使得荒凉的沙漠充满了一种欢乐的热闹气氛……

不久，拖拉机就开到了目的地。

这是一个方圆有二华里的大草滩。地势平阔，植被尽管稀疏，但栽着许多幼小的柳树——现在都变成了拴马桩。几乎每一棵树上都拴着马。

整个草滩上到处都是散乱的人群，一片嘈杂热闹的景象。远处一个土台挂了一些红红绿绿的布帐，上面正在唱戏——不过看戏的人并不多，大部分人散落在各处做各式各样的事。蒙古人全家席地而坐，一边喝酒，一边唱歌。一些姑娘在照相摊前摆好姿势，等待打扮得流里流气的摄影师按快门。不时有人离去或走来，大部分人都骑着马。我看见许多蒙族或汉族妇女骑在马上，头上扎着五颜六色的头巾，有的怀里还抱着孩子。有的男女青年同骑一匹马，男的搂着女的腰，给人一种极浪漫的情趣。

在看戏的人围外边，是一圈卖吃喝的小贩。这些人就地挖了炉灶，卖的大部分是羊肉，往往大块大块煮在锅里。洗碗水和熬羊肉的汤脏得不堪入目，但许多人却吃得津津有味。空气中弥漫着沙尘，弥漫着一股难闻的羊膻味。

我们的人从拖拉机上下来后，就四散了。有雄跟大家约定，八点钟到拖拉机旁边集合。

我一个人怀着新奇而兴奋的心情，先在这个闹哄哄的世界里瞎转了一通，然后又来到戏台下看了一会戏。戏是旧戏，是一个公社剧团在演出，水平极低，加上扩音设备不好，连一个字也听不清楚，只听见一群人在台上瞎嚷嚷。打问了一下周围的人，说唱的是《玉堂春》。

我对戏没兴趣，就又走出这个人圈，穿过卖羊肉杂碎的摊子，向大草滩的边缘走去。我看见远处像有一个村子，笼罩在一片浓密的沙柳丛中。

我突然碰见了吴有雄。他让我去看龙王庙。他说那里面景致多着呢！我于是又跟他去看龙王庙。

路上，有雄告诉我说，这个庙很早以前就有，“文化大革命”砸烂了。现在的庙是前年才修起来的，资金由周围几个村子筹集。听说还建立了庙会，负责人都是各大队书记——这次唱戏，就是庙会组织的，目的是求龙王爷普降甘霖，以拯救快要晒死的庄稼……

既是党支部书记，又是庙会负责人，这真是神权一体，政教合一了。在这边远落后地区，目前这种现象并不少见，县上乡上对这类事也大部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我们来到一个沙丘上，进了一座土墙围着的小院——这就是庙。一座砖砌的小房，凹进去的窗户上挂了许多红布匾，布上面写着“答报神恩”、“有求必应”之类的字。右房角挂一面铜锣，左房角吊一口铁钟——此二物不知何讲究！门两边写一副对联，上有错别字两个。对联曰：入龙宫风调雨顺，出龙宫国太（泰）明（民）安。

我看着这些玩艺，只感到新奇而好笑。

我问有雄：“你信不信神？”

他犹豫了一下，说：“我不信。但我从来不敢说不信。因为这里许多老百姓都信……你要说是不信，大家就把你看成野蛮人了！”

“啊？不信神反倒成了野蛮？”我惊讶地叫道。

我们都笑了。然后一块进了庙堂内。

庙堂里画得五颜六色。水泥供台上供着木牌神位。神位前有灰盒，香烟正在神案上飘绕——整个庙里弥漫着一股卫生香的味道。一盏长明灯静静地立在香灰盒边。地上的墙角里，扔着一堆照庙人的破烂铺盖卷。抬头看，正面墙上面画着五位主神：五海龙王居中，两边分别是药王菩萨、虫郎将军、行雨龙王和一位无名神。两侧墙上都是翻飞的吉祥云彩，许多骑马乘龙的神正在这云彩里驰骋。看来造神者画技极其拙劣，所有的神都画得不成比例——也许神形就是如此吧？

我和有雄谁也不说话，静静地看了一会就出来了。

我们俩转出来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在那一排挂着的匾中，竟然有写着“曹生荣敬献”的一块。别人是红布，这人却是红绸子，上写“我神显灵”四个字。

我怀疑是别处有个叫曹生荣的人挂的，但有雄笑了笑，说：“就是咱们曹场长的……他老婆有肝炎……”

这真让人哭笑不得！一个共产党员场长，有病不求医而求神来了！

我们回到草滩的时候已经快八点了。

农场的工人们都纷纷聚集在了拖拉机旁，有的人已经坐在了车厢里。远处的戏台上，一个老生在枯燥无味地唱着什么。

我们返回的时候，夜幕已经扑落下来。

沙漠沉浸在无边的黑暗中。拖拉机的车灯扫射着前面的路和远处的沙丘。天空似乎罩上了一层乌云似的，远处已经亮起了闪电。不久，就传来一声闷雷——看来要下雨了！

车上的人都欢呼起来，都说这祈雨戏唱好了，五海龙王即刻就显了灵。大家高兴得又喊又叫。曹场长坐在我对面，脊背仍然顶着侯会计的脊背。

借着一道闪电的亮光，我看见这位信神的共产党员抬起头敬畏地看着天空……

我忍不住笑了。

十五 （薛峰）

我吞食了自己播种的苦果以后，便觉得人世间的生活一下子暗淡了。

我厌恶别人，也厌恶自己。

我再无心去听什么音乐会了：所有的音乐听起来都是噪音。我也再不去看画展：所有线条和色彩看起来都是些乱七八糟的涂抹。我不读书也懒得看报——这些东西似乎都与我的生活不相干。

我也不经常上街了。我现在不明白街上的人为什么要喜气洋洋——有什么可乐的呢？

但不管怎样，我还总得要按时上班。

上班时像没魂儿似的无精打采，我已经分不清诗稿哪个算好哪个算坏，反正看来都差不多。凑合着挑几篇送给老吴吧！

老吴显然对我的工作越来越不满意了，常常叹一口气说：“这是些什么诗啊！你怎么能把这样的诗挑出来送审呢？”

你说去吧，我就这个水平。我看不出来有什么好诗。不管怎样，你把我一下子也赶不出诗歌组。这种机关也不是吃大锅饭？你就得让我吃下去。至于诗稿，好坏有个什么标准？那些名人的诗明明不好，也不是都发表了吗？为什么对业余作者就这样苛求呢？

……至于我自己，好长时间连一个字也没有发表了。前一段还能给贺敏写点爱情诗，现在什么诗也写不出来了。我完全丧失了创作的灵感。我整天昏昏沉沉，什么也不能使我激动。

过来的一切都变得那么遥远。就是想一想前不久的事，也像迟暮之年的人在回忆自己的童年，朦朦胧胧的。

这天下午，我像往常一样，又到西华饭店的小酒铺。三盘小菜，二两白酒，自酌自饮。我几乎每天都要把一块多钱送到这里，每月的工资花得不剩一分。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有点稿费，还能抽出一二十元寄给家里劳动的父母亲，以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现在没稿费，加之在抽烟之外又多了一项酒的开支，也就再不能尽孝道了。反正现在责任制了，家里起码有饭吃……

我一边喝酒，一边吃菜，一边茫然地看着周围的人。要么，就在心里数着小卖部玻璃窗后面塑料啤酒杯。从左到右，一排一排往过数。数完后，又从右到左往回数。酒杯有拿走的，也有交回来的，每次数完后数字都不一样。如果碰巧有两次的数字正好相同，心里就会发出一声得意的惊叹，就好像过去突然写出来一行好诗一样。

真无聊——我自己也知道这一点。

一个人挡住了我的视线——从背影看似乎很熟悉。等他转过来，我认出这是副政委的儿子——就是上次带我去跳的那个人。

他也认出了我，一只手端两盘小菜，一只手举着一大杯啤酒，过来坐在我的桌旁。

他把东西放下，问我：“你那天怎偷偷溜走了？”

我撒谎说：“我脑子有点疼，也没顾得给你打招呼……”

我们把彼此的菜盘拼在一起，两个人举起酒杯碰了一下，就一块喝起来。

“还去不去？”他夹了一口菜，边嚼边问我。

我勉强笑了笑，没有回答。

“愿意去的话，今天晚上还有……”

我的心动了一下。我不是说，我现在已经愿意去跳那种迪斯科了。我是想在舞会上去碰见贺敏。这也不是说，我还对她有什么留恋。我是怀着一种恶毒的心理去见她和她的那个“同学”，想给他们制造尴尬或某种不愉快或其他一些什么……

我于是随口对副政委的儿子说：“那好吧，我再去看看。”

就这样，我怀着一种说不清楚的心理状态，当晚又出现在省军区家属楼的那个单元里。

情况还和上次一样，里间正在响着“弹棉花”声；虚开的门缝里可以看见各种扭动的身姿。

副政委的儿子给我打了个招呼，就急匆匆地投身于那个混乱的场所里去了。

我坐在客厅的椅子上犹豫起来。这一刻，我又后悔起来，觉得来这里没有必要。既然贺敏是这样一个人，我为什么还要和她纠缠不休呢？我想了一下，准备再一次从这里溜走。

这时候，我发现在这空荡的客厅里还有一个姑娘。她坐在我对面的暗影里，一声不吭地在抠自己的手指头。

我站起来准备走的时候，那姑娘似乎奇怪地看了我一眼。她突然开口说：“你走吗？”

我说：“嗯。我不会跳。”

“我也不会跳。和我一块来的人不走，我想回去，晚了，不敢走……你是哪个单位的？”

我说了我的单位。我们单位是个有名的单位，这姑娘马上说她知道。她说她是西华饭店的，离我们单位不远。

“西华饭店？我常在那儿吃饭，好像没见过你？”

我说完后，那姑娘笑了。我自己也忍不住笑了。饭店那么大，我怎能认识她呢？

她说：“我在四搂，专为洋人服务……”她犹豫了一下，说：“我能不能和你一块走？我一个人不敢上路？”

我犹豫了一下，说：“可以……”

她跑到里间给她一块来的人打了招呼，就出来提起她的小提兜，和我一块下了楼。

我和这位陌生的姑娘骑着车，在人迹稀疏的街道上走着。

我问她：“你是 第一回 来这里吗？”

“是的。”她说，“我最近心里不痛快，我们一块的一个大姐就带我来这里解闷，她说跳迪斯科能把一切不痛快都忘了。可我一来，吓得连看都不敢看……你也是第一回来吧？”她问我。

我只好说：“嗯，我也是由于不痛快……”

“你们是文化人，有那么好的工作，社会地位又高，有什么不痛快的！不像我们，当个服务员，端茶送饭，谁也看不起！”

“西华饭店的服务员可非同一般！”我说。

“照样还是侍候人的！我原来有个男朋友，和我一个餐厅的，后来考上了大学，就看不起咱这个端饭的了，另找了一个大学生……现在是大学生吃香……”她竟然给我说起了这些。

我一下子沉默了——她的不痛快原来是这样。

不知为什么，这个姑娘的话使我心里有点不好受。某种程度上，我像她一样，都被别人甩了。而另外一方面，我又和她的男朋友一样，也甩掉了别人……

我不知怎样再和这个陌生人对话了。只好说：“你也可以自己学，在知识上撵上他们，这也许是最好的报复办法……”

“我现在就学电大文科，只是基础差，跟不上课程进度……你一定文化程度很高吧？你们那种单位都是大知识分子！”她在车上扭头看了看我，有点不好意思地说，“你能不能帮助一下咱呢？”

“我？”我一下不知该怎样回答她。

“你不是说你常来我们饭店吃饭吗？捎着就能给我辅导……你吃饭不要排队，我给你从里边端！”她竟然认真起来了。

我不知该怎办，只好糊里糊涂答应了她……

从这天以后，我就又认识了这个叫赵燕的姑娘。

我几乎隔一两天就去西华饭店给她辅导功课。不知为什么，我很乐意这个自找的差事，也许这样能稍微填充一下我的空虚的精神世界。我非常认真地帮助这个纯朴天真的女孩子学习。她对我非常尊敬，叫我薛教师。我感到了一种友谊和温暖。由于赵燕对我的尊敬，使我觉得自己的一头长发实在丢人，就到理发馆剪掉了。那副蛤蟆镜也扔掉了。

我愿意和赵燕的这种友谊长久地存在下去……

但是有一天晚饭后，她一见我，就极其兴奋地告诉我，今天上午，她原来的那个男朋友突然来找她，说要和她恢复关系……他说那个女大学生把他甩了……他请她原谅，并且发誓赌咒要和她一辈子好……我问赵燕：“你原谅他了吗？”

“原谅了。”她说，“人都会有过失的。不管怎样，我心里一直爱他……”两行泪水挂在了她的脸上。

她用手揩了揩脸，说：“我对他说了这一段你对我的帮助，他说他很想认识你，和你交朋友……”

我真诚地为赵燕高兴——愿她的幸福天长日久……

但我想，从这个晚上后，我再不会来这里了。赵燕的功课将会有另一个人来辅导。我不应该再来这里了，以免她的男朋友产生误会——这种误会在恋爱的青年人中间极容易产生。

当我离开西华饭店的时候，鼻根不由得有点发酸。我突然听见有个熟悉的声音似乎在远方亲切地呼唤着我的名字……我在大街上的人流中急速地走着，夏夜温热的风爱抚地摇动着街上的树叶，亲吻着行人的脸颊。

黄昏来临后，自行车的高峰也过去了，街道上清爽了许多。我随意走着，不知不觉竟然来到了人民剧院的大门口。

这里像通常那样挤着许多人。我看了看广告。知道是省乐团在演出交响乐。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来光顾这个令人喜爱的地方了。我想起了和贺敏一块看《甘地传》的情景……那时候心情是多么快活。谁能想到，后来事情会发展到了这样一种地步呢？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我现在还是我。

我看了看表，还没有演。我现在很想去听这个音乐会——尽管省乐团一般说来，不可能演奏高水平的乐章。

交响乐在这个城市才刚刚开始兴起。一般年纪大的人不来听，他们宁愿不厌其烦地去看那些老掉牙的地方戏曲。来这里的大部分是青年人，多数是男女结伴而来。

售票口的小门已经关闭了——说明票已售完。

我在最后一刻终于钓到了一张票。

我走进剧场，在自己的位子上坐下来，心情不像是来听音乐，而走到这个地方来休息一下——我已经在街上瞎转了好长的时间，脚片子火辣辣的疼。

一开始就是一个大型交响乐曲《北方的冬夜》。这是本省音乐学院一位副教授的作品。

我没想到，我一下子就痴迷地进入了音乐所创造的境界。我闭住眼睛，陶醉在音乐之中。

在那美妙的乐曲声中，我似乎置身于故乡冬天的夜晚。我看见清冽的月光照耀着荒凉的山野；山路像一条灰白的带子从村子里伸出来，消失在远方黑黝黝的山弯里；古铜色的山岗静悄悄地屹立着。河道里，冰面闪耀着暗淡的微光；寒风吹过山坡和原野，割去穗子的高粱秆和树枝上的枯叶发出了飒飒的响声。村子沉睡了，不时传来一声公鸡的啼鸣和狗的吠叫。突然，耳边隐隐约约传来说书匠的三弦声，刷板的呱哒声……声音越来越近……现在已经是在一个弥漫着旱烟味的热气腾腾的土窑洞里了。瞎眼的说书匠正在倾斜着上半身，醉心地弹着三弦，说着古朝古代的故事。农人们有的头低倾，有的大张嘴盯着说书匠的表情变化，一个个听得如痴如迷……窑洞外面，风轻轻呜咽着，地上铺满银色的月光……河道里的那座小桥上现在似乎走过来了三三两两的人，烟锅的火光一明一灰……这些人进了村子，向那个传出说书声音的土窑洞匆匆赶去……

……当乐曲停止以后，我还完全沉浸在这一片梦幻之中。

以后再演奏了些什么，我根本没有听。

我在演出中间就离开了剧场，重新来到了街道上。

街上几乎没有行人了，只有延点的电车哐当地行驶着，两条长辫子在空中的电线上碰击出蔚蓝色的火花。晚风迎面吹来，给人一种舒心爽气的凉意。

我觉得脸上湿涔涔的，用手摸了摸，才发现我不知什么时候流泪了。我用手绢揩了揩脸，急匆匆地向机关走去……

十六 （郑小芳）

过去的某种事不管怎样在人的感情上留下难以磨灭的痛苦，但一个理智健全的人总能够面对现实的——因为人不能掉头重返过去，而总得迈步走向前面。

这并不是说，薛峰和我断绝关系给我带来的痛苦已经消失。不，这伤口已经留在心上，很难痊愈。但我终归不是林黛玉，视爱情为生活的全部。如果是这样，当初我也不会来到这里，会留在他的身边的。在爱情以外，生活中还有我们更值得珍爱的东西——那就是劳动、事业和理想……

我现在的全部心思都在我的工作上。上万亩的花棒成活率相当不错。现在这些小东西已长到二三寸高了；嫩嫩的、灰绿色的茎叶，即使在长期的干旱中也显得很有活力——这是因为它们的根扎得极深——甚至比地面上的茎叶都要长得多。花棒之所以能在沙漠里生长，就是因为它能把根扎在很深的地下，因此不怕干旱。这小生命对人难道不也具有一种启发意义吗？

旅人们如果从远方向这里遥望，现在不会看见这里有什么变化——仍然是黄漠漠的一片。只有亲临此地，你才发现这里已不再是荒凉，已经有了幼小的生命。

也许过不了几年，这上百个黄沙丘，就要变成了一片绿色的海洋，并且有繁密的花朵点缀在其间。不用说，猖狂的毛乌素大沙漠将会又丧失它的一个前沿阵地。

这就是我的最大安慰。

我整天在这些沙丘上转来转去，防止牲畜进去侵害，查看是否出了蚜虫——我已准备好了乐果乳剂以对付这个敌人。

一个人在这些荒无人烟的地方转来转去，确实很寂寞。我唯一的谈心对象就是我的花棒。真的，我在心里不知对它说过多少温柔的话。当然，有时也和沙漠吵嘴，对着它那无边无际的大本营发出诅咒或者挑战！

在这期间，我同时准备我的下一个试验项目——栽桑树。我已经跑了周围许多的村子，搞了一些调查，总共只发现了不到十棵桑树。但这些桑都是灌木类，像拧条一样，桑叶营养价值不大，叶片又小又粗糙，这里的人主要用于编织，从不养蚕，许多老百姓连蚕也没见过。

我准备今年十一月份从外地运来桑树苗，先在这里试种一百亩。当然，我知道乔木桑在这里不好越冬，这里最冷的气温有时要达到零下37℃。春夏少雨，桑苗长不起来，而秋天雨多，长得又太快，这样组织不充分，木质化不够，比较脆弱，越冬时很容易冻坏。

我在心里祈告我的第一批小桑树苗将能越过今年冬天。到明年，我就可以用南方耐寒的甜桑来嫁接了。我知道这件事的意义多么重大——如果我的试验能获得成功，这沙漠里将破天荒有了养蚕事业！

这些日子里，我在农场也另外搞了点小小的革命。我和吴有雄一块把一间闲置的仓库打扫干净，开辟了一个文化场所，原来的一些报刊杂志都堆在曹场长的办公桌下，我们把这些东西都挪到了这里来。我把自己的一些书籍也拿到了这里。另外，我们把建场时上级奖给这个农场的几面锦旗，也从一个仓库的角落里翻开来，洗干净，挂在了这里的墙上。这个文化室俨然像一回事了。连曹场长也乐呵呵地在这里转了几回。

在我的强烈抗议下，曹场长不得不派人修起了厕所。在这以前，农场的人都随地大小便。真气人，有些粗汉甚至大小便故意不避开我！

不用说，在平时的生活中，我还是和吴有雄交往最多。他是一个极好学的人，对什么知识都有兴趣。最后，他竟然把不适用本地耕作的小型拖拉机播种机和畜力播种机，重新组合配制成了一种新型的播种机，拖拉机和牲畜都可以牵引，拉起来轻便，开沟效果好，播下的种子疏密合理，容易通风透光。这个小小的改造已经引起地区农机局和农机研究所的极大重视，许多地方都在推广使用了。

他不仅喜欢机械知识，对于农业、牧业和林业方面的学问也很爱钻研，常来请教我一些有关专业方面的知识。至于我自己，需要有雄帮助的就更多了。

我不想隐瞒我的感觉——我已经感觉到了：有雄对我怀有一种比友谊更深的感情。这不是说他已经向我表露过什么，而仅仅是我的感觉，我的感觉不会错。

至于我，尽管我喜欢他，但我还并没有对他产生比友谊更高的感情。我的心过去一直让薛峰占满了，没有给别的男人留下位置。就是现在薛峰已经离开了我，但我仍然不能改变多年所沉淀下的这种感情。对我来说，要把爱情再给另外一个男人是多么不容易啊！但我理解有雄。我看得出来，他对我的感情不含任何鄙劣的成分，而且从来没有做出什么过分事，让我窘迫和为难。

至于我自己的事以后怎么办，我现在根本没有考虑——让今后的岁月慢慢去回答这个问题吧……

八月下旬的一天，我正在家里整理一些资料，突然传来了一个坏消息，说吴有雄到外地的一个煤窑去拉煤，结果碰上两个挖煤工人煤气中身倒在坑道里，情况非常危急。他让人用绳子拴着腰，进去抱出了那两个工人，而自己却躺倒在了坑道里。当人们把他拉出来时，他已经昏迷不醒，现在已被送到地区医院紧急抢救……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是他已经死了！

这消息就像谁用棍子在我头上猛击了一下。我的腿抖得连站也站不住。我们这里不通电话，城里的电话是打给公社的，公社又派人来传话给我们。事关重大，曹场长立即出发去地区医院。

我不由分说，也跟上他去了。

我们从公社坐班车来到城里，就急匆匆地奔赴地区医院。

到医院后，我们才知道有雄已经脱险——现在已经转到住院部了。

我们又急忙赶到住院部。

按规定，这里只能有一个人进病房探视病人，曹场长是领导，当然应该由他进去。

曹场长进病房后，我惴惴不安地坐在走廊的一张椅子上。由于心情焦急，加上一天没吃饭，觉得头晕目眩，恶心得直想吐。我现在虽然知道有雄已经脱险，但心里仍然七上八下，怕有意外的变故。我现在越来越清楚，这个人的一切方面前是多么可贵。

曹场长出来后，脸上带着满意的笑容，说：“情况好着呢！哎呀，把人吓死了！有雄真是舍己忘生的英雄的人物！”说这话的时候，他脸上带着某种真诚——为此，我这一刻甚至原谅了他的许多缺点。”

当天下午，我在街上买了许多东西回到我们林业局。我在一位同事的家里，利用他们的锅灶，给有雄做了一些饭菜。

当我提着这些吃喝走进他的病房时，他一下子从床上坐起来，对我笑着。我看见他眼里旋转着泪水。

我自己的眼睛也潮湿了。

他首先告诉我，他什么事也没，只是“睡着”几个钟头罢了。我把盛好的饭菜递到他手里，就在他床边坐下来。

他吃得很香，就像平时在农场一样。我看着他这时候还是那副狼吞虎咽的样子，忍不住笑了。

他看我笑，也笑了，说：“医生让我多住几天，可我什么事也没了。我想回家里息养几天，这里那股药味我实在受不了……”

这时候，一位护士进来，对有雄说：“地区报有几位记者要来采访你……”

有雄一下急了，放下碗筷对护士说：“千万不敢让他来！叫他们饶了我吧！这么屁大一点事，传播出去我就不要想安生了！你就说我生命垂危，不能会客……”

护士被他逗笑了，对他点点头，转身出去了。

这就是吴有雄。他把这种事当做一种灾难。

第二天，什么人也说不下，有雄非要回家不可。地区卫生局只好派了一辆小吉普车送这位犟脾气的“英雄人物”回家。我和曹场长也随车回来了。

车到我们农场时，有雄叫我们回场去，不必送他回家来了。曹场长看他身体状况基本恢复正常，也就下车了。

我不下车，非要送他不可——我实际上是想去一趟他家里。他当然乐意我去。但下了车的曹场长却用那么一种目光朝吉普车里瞥了一跟，这使我昨天对他刚产生的一点好看法又一扫而光了。我也不管这些，就和有雄一起乘车回了他家。

有雄家看来并不富裕，房屋是那简易柳笆庵子，一共三间。两间套在一起，是住人的。另外一间看起来是放杂物的。

有雄的父母亲和他的妹妹，热情而惶恐地接待了我们。三个人忙出忙进为我和司机准备饭。

有雄把地区卫生局的小车司机安顿在炕上，让他喝茶，嗑葵花子。然后就引我在他家的房周围转了一圈，而且给我讲了许多这一带的民情风俗。

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屋里屋外涌满了村里的许多人。

我一开始不明白这是怎一回事。后来才清楚了：他们是来看我的。

我听见屋外有几个妇女叽叽喳喳在议论。

“这就是有雄的媳妇！”

“听说还是大学生呢！”

“啧喷，长得俊格旦旦的……”

我端着饭碗，感到又羞又臊。我甚至看出来，有雄父母亲和他妹妹也认为我是有雄的……唉！

有雄十分尴尬，但又不好说什么，只是对我说：“你吃完饭就坐车回农场去，你也累了，好好休息一下……”

我确实受不了这种境遇了。

吃完饭后，我就坐卫生局的车回农场。路上，那个司机对我说：“你爱人力气真大！硬是把两个人抱出坑道……”

显然他也误会了。我赶忙说：“我是他的同志，一个农场……”

“啊？”司机为自己冒失吓了一跳，几乎把车开到了沙梁上！他赶忙说：“实在对不起！我还以为……”

我被他的狼狈相逗得直想笑！

到农场的路口时，我下了车，向我们宿舍那里走去。

当我走进院子的时候，一下子惊呆了：我看见薛峰正靠在我房子的窗台上，手里拨弄着一朵牵牛花，向我微笑。

天！这是真的吗？他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呢？

真的。这就是他吗——我亲爱的人！

泪水一下子模糊了我的眼睛。

我撒开腿赶忙向他跑过去……

十七 （薛峰）

我怎么也想不到，我此刻会出现在这里。

前不久，家里打来电报，说父亲病了，让我回来看看。等我回到家后，父亲的病已经基本好了。实际上，父亲的病并不重，是两位老人家想念我，想借此让我回来一下，让他们看看。细算一下，已经快两年没有回家了。几年大城市的生活使我对家乡观念淡漠了许多。而这一年多又热衷于恋爱，连父母亲也想得少了。现在回来，心里有一种惭愧。

家乡的每一个角落都是那么眼熟。这里的一切都没有改变老模样。只是我自己变了——这从乡亲们的目光中可以看到。因此，尽管我对家乡仍然抱有亲切的感情，但家乡看待我已经如同看待一个外来的客人。

我自己也知道我身上是发生了许多变化。

是的，我不再是那个顽皮、瘦弱的、穿戴破烂的小峰了。我现在穿戴入时，并且风度翩翩，像一个在大地方干事的样子。

有一点叫我特别脸红，就是我的本地话说得极不纯正了，时不时冒出几句乡亲们称之为“咬京腔”的酸溜普通话。别说他们听着别扭，连我自己也觉得很不自在。

我尽量纠正着，力争恢复说地道的本地话。因此说个什么就得慢一点，结果又像外国人说中国话一样难听！

村里人的确都已把我当客人对待，几乎每家人都请我吃了饭，规格和请新女婿一样——按我们这里的风俗，村里谁家女儿结婚，全村人都要请她的女婿吃饭。

以前，每当星期六我从学校回到村里，许多和我年龄相仿的青年农民都要挤到我们家来串门，言谈说笑，毫不拘束。现在，这些人都不敢随便上门来了。就是来，也都规规矩矩坐在我家的炕栏石上，双手恭敬地接过我递上的纸烟，礼节性地拜访一下就走了。我现在的位置已经明显地使我和村里人隔开了距离。使我难以忍受的是，连我父母也不像从前那样对待我，现在也对我抱有一种尊敬的态度，在我面前说话行事都不随便——好像只有这样，才算是适合当这个有出息儿子的父母亲。

回家几天后的一个晚上，父母亲才用一种试探性的口气问我，要不要去看看郑大叔和大婶呢？

我一时窘迫得泛不上一句话来。

他们说的是小芳的父母亲。

在我小的时候，小芳的父母亲曾像对待他们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过我。他们没有儿子，因此特别亲我。

记得上小学时，我们村和他们村中间隔一道大马河，夏季这条河常常发洪水，我下午放学后要是洪水落不下去，就回不了家。每当这样的时候，小芳就会把我领到她家，这时，她父母亲就会把已经做好的普通饭收拾掉，专门给我和小芳做好吃的。晚上，他们会把平时那床一直搁在箱子里准备招待客人的新被褥拿出来，让我盖，我晚上就在他们家过夜。那时我和小芳都还小，就睡在一个炕上，也不害臊。

就是平常的日子里，如果他们家吃好饭，总要让小芳把我叫到他们家去。有时我有事不能去，他们就把好吃的给我留着，非要把那属于“小峰的一份”让我吃掉，他们才高兴……后来，我和小芳长大了，周围村子的大人们就开玩笑说，他们两个是天生的一对。不用说，郑大叔和大婶并不反对别人这样说，而且乐意让人们去说，但他们自己从来也不提起这事。他们尊重我们自己的决定。但谁也看得出来，这两位老人为我和小芳相好而高兴。可是现在……当父母亲向我提出这个问题后，就把我心上的一个没有痊愈的伤疤揭破了。我怎能再上郑大叔家的门呢？

我和小芳的关系现在已经成了这个样子！但我没有向父母亲肯定或者否定我去不去。

第二天，我怀着一种惆怅的心情，独自一个人去我小时候读过书的学校逛一圈。

正在暑假，学校还没有开学。院子里静悄悄的，教室和老师们的住宿都上着锁。学校新修了不少窑洞，院子也大了，并且有了围墙。不管怎样变化，这地方仍然是熟悉和亲切的。

我在这院落里转悠着，透过窗户纸的破洞向每一个教室和宿舍看了看。我看见了我曾经坐过的位置——小芳曾经坐在我旁边。我似乎还发现了我和她当年共同坐过的那张小木桌……在我从学校返回家的中处，突然碰见了郑大叔。

他老远就喊我的小名。

我惶愧地走过去，站在他面前，不知如何是好。

郑大叔却好像什么事也没，笑呵呵地打量我，并且用那双劳动磨练硬的手亲切地抚摸我的肩头。我强忍着没让眼泪涌上眼睛。

郑大叔硬拉着让我到他们家去吃饭。吃饭！我曾经吃过他们家多少饭……我无法推辞，只好硬着头皮到了他家。

大婶同样热情地欢迎我。老两口即刻就紧张地开始为我准备饭。我用眼睛的余光看见，大婶一边和面，一边不时用围裙上去抹眼睛，而大叔却用严厉的目光制止她……

我的心顿时作疼起来。我溜下炕栏石，去看墙壁上镜框里的相片。这里面有许多我。有中学时全班同学的合影；有我和小芳以及其他同学的照片。在镜框的左上角，是我和小芳在上大学时——正确地说是谈恋爱时的一张合影：我笑着，她也笑着，依偎在一起。

我真想哭……左下角，是小芳在沙漠里的一张照片，她站在一丛沙柳前，穿一件棉大衣，背景是一片荒凉。

荒凉。没有什么能比得上我此刻心境的荒凉了……

我看见照片上的她好像比过去瘦了一点，脸上是一种严肃沉思的表情。我的目光久久地盯着她。她也在久久地盯着我……

吃过饭以后，我就匆忙而难受地告别了大叔和大婶。他们仍然像过去一样对待我，而我现在却不能直视他们的眼睛了。我知道我有负于他们年老而慈爱的心。

回到我们村子的时候，我惊讶地看见，一辆吉普车停在我们家院子的门前，车周围围了村里的许多人。

我打听了一下，原来这是县上专门派来的小车，接我去城里给业余诗歌爱好者讲课——我原先就认识的县文化馆长亲自接我来了。这件事当然在村子里引起了轰动，因为在本地代表某种荣耀和地位的小吉普车，从来也没有光临过我们村。

村里的人此刻都在羡慕地议论我父母生养了个有作为的儿子。我父母亲更是惶恐而庄严，跑前跑后张罗着给馆长和司机做饭。两个人都有点手忙脚乱。

县文化馆长热情地拉住我的手说：“我们早听说你回来了，县上好多业余作者纷纷要求你去县里讲课。好不容易呀，咱们县出了你这么个人才……”

我自己也很兴奋。我不无感慨地想到，几年前，我在县城还是一个普通的中学生。当时没有几个干部认识我。现在县上竟然派了通常只是县长县委书记的吉普车专程来接我，让我去讲课……

这件事一下子压住了我最近的那种灰心丧气的情绪。

我从这件事里又一次意识到，尽管我在生活的其他方面不顺心，但留在省城，进入《北方》编辑部工作这条路无疑走对了。试想，如果我大学毕业回到这里，当今普通的中学教师，我能有这么荣耀吗？我的家乡能这样抬举我吗？

我觉得我一下子又重新有了活力。我在心里说：家乡，我是爱你的，但我不能留在你身边……

县上讲课时，我受到了可以说是隆重的接待。听课的人很多，大部分是比我还要小点的青年，也有我的同学和一些干部。他们纷纷尊敬而佩服地向我问这问那。

讲完课后，县上主管文教的县委副书记和副县长专门来文化馆看望了我。晚上还举行了个小型宴会，县文化局长亲临宴会以表示对我的尊重。

第二天，又是小吉普车把我送回了家。

是的，我在《北方》编辑部是个小人物，有时免不了还要受点气，但一到下面，俨然就是个人物了。

假期眼看就要到了，我本来想很快返回单位去，但我想起了小芳。说实话，我心里渴望见她一面。

我想念她——因为我内心深处仍然爱着她。尤其是我在爱情上走了这段弯路以后，我实际上更爱她了。

我知道她现在一个人生活在那里有多苦，我想，她也许已经悔悟了当初去那里的决定，只不过她要强，不愿承认罢了。是的，她外柔内刚，不会轻易否定自己的行为，哪怕是错了大概也不会回头的。但也说不定。我想我有可能去把她说服，让她离开那里，再回省城去，再回到我的身边去。我多么愿意和她生活在一块……也许她已经不会原谅我了，因为我在这期间和另外一个姑娘谈过恋爱——其实等于胡闹了一场……

不管怎样，我强烈地渴望见她一面！

……就这样，我离开家，搭车继续北上，来到了这个地方。分别一年以后，我终于又看见她。

相见的一刹那间，我们都忍不住热泪盈眶。我们谁也不提过去的一切，只是为终于又能见到对方的面而高兴。

但拥抱是不可能的了，只有四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她看起来和我在她家照片上看到的差不多，只不过现在是夏天，她穿着一身朴素的单衣裳，勾勒出了她更加苗条的身材。脸黑了一些，但仍然非常光洁，嘴角上那丝妩媚的微笑也没有消失。傍晚，她亲自到灶房给我做了一碗鸡蛋面条，像过去那样亲切而温柔地看着我吃完。唯一不同的是，她的话少了。我自己也不知该说什么。双方大概在心里都有一个默契：刚见面，先不要谈那些伤心动情的事。是的，不要……

晚上，她安顿我在她的床上睡，而她自己到隔壁的客房里睡去了。

我躺下后，怎么也睡不着。夜静得叫人心慌意乱。外面没有什么响动，只有风和树叶在谈心，发出一些人所不能理解的低声细语……

我和她一墙之隔。我猜想她此刻也没睡着——她在想什么呢？

十八 （郑小芳）

我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此刻我躺在黑暗中，思绪像泛滥的洪水一样漫向四面八方……

我心里是高兴的还是难受的？我也说不清楚。大概两种成分都有吧。

我是高兴的。是的，不管怎说，一年之后，我终于又看见了他。

从外表上看，他好像没有什么变化，还是那么健壮漂亮。皮肤比过去更白皙了——这是因为常不见太阳的缘故……

想到此，我下意识地在黑暗中摸了一下自己的脸。我的脸比过去黑了，也粗糙了。

他的外表变化不大，但眼睛里似乎有一种阴郁的东西。是什么造成的呢？我不清楚。按说，以他自己的观点看，他现在应该是幸福的。他有一个许多人都羡慕的职业，同时又找到了一位漂亮的城市姑娘……

我是难受的。是的，不管怎说，他现在已经和我断绝了那种最亲近的关系，我们充其量现在是一个要好的朋友罢了。

我之所以难受，是因为我仍然没有在感情上割断对他的爱。不瞒你说，最近我也在心里悄悄地试验过，看我能不能去爱吴有雄。但不能。我对吴有雄只能产生一种友爱和尊敬的感情，而不能成为爱情。也许时间长了，说不定我也能对有雄产生这种感情吧？也许永远不能对他产生这种感情。最起码现在是绝对不行的。

我和薛峰现在的关系，就像我亲手种下的一棵瓜，虽然果实被别人摘走了，但蔓子还长在原来的地方……这比喻恰当吗？既然没有了果实，那蔓子又有什么用呢？是的，没有用。但它仍然在我的心里盘缠着。

我现在也没有弄清楚，他为什么突然来到这里？

是出差路过看一看我，还是有其他……他也没有给我解释。

我能张开口问他吗？不会的。我的自尊心强了。

那么我现在该怎样对待他呢？

哦，我应该像一个要好的朋友那样来对待他；我要把一切属于高兴和难受的情绪都统统深埋在心里……

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睡着的。醒来的时候也不知道是几点——反正天已经大明了。

我赶忙穿好衣服，过去看他起来了没有。

门开着，他显然已经起床了。

我走进去，心一沉：他不在房子里。

等到我看见他的挂包仍然挂墙上时，又由不得为什么刚才的一惊而不好意思。

我马上打扫了房子。我端着小簸箕到房后倒垃圾时，看见薛峰正在远处的沙柳丛中串游。从他走路的敏捷和不断地东张西望看来，他的兴致不错。

我很高兴。我为沙漠的独特风光而自豪。看看吧，我们的沙漠……我们的沙漠？是的，这沙漠曾经是我们共同热爱和向往过的。哦，沙漠……

我赶忙转回去给他准备早点。

我们这里一年四季都不吃早点。第一顿饭通常都在上午十点左右才吃。我已经入俗了，但我知道他已经习惯于城市生活，早上不吃东西不行。

我把自己积存的鸡蛋、奶粉和白糖拿出来，到灶房里煎了几个茶包蛋，冲好了奶粉并加了白糖。主食有蛋糕（这是前不久从城里带回来的）。

我把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好，就转到屋后去找他——我看见他也正往回走。等他走近前来，我问他：“昨晚睡好了没有？热不热？”

他笑着说：“比城里凉爽，但没睡好。”

“为什么？”

“蚊子太多……”他问我：“你睡好了吗？”

我看见他的眼睛闪烁着意味深长的光芒。

我没有回答，摇摇头，对他说：“回去吃早点吧……”

“早点？”他惊讶地说，“你们这儿还吃早点？”

“怎么？这儿的人连饭都不吃了吗？”我们都笑了，然后走回宿舍。

好长时间来，我第一次这么早吃东西，而且是和薛峰坐在一块吃。这使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我一边吃，一边不由想：当初我不正是这样幻想每天早晨和这个人一块坐下来吃早点吗？……想着想着，我根本不知道有两颗泪珠已经挂在了脸上。等薛峰盯着看我的时候，我才感觉到了。

我赶忙用手揩去脸上的泪水，放下手中的一块蛋糕，装着去打水，提起暖水瓶出了门。

等我提着暖水瓶回来的时候，我看见薛峰也把半块蛋糕放在纸上，不吃了，呆呆地坐在椅上了。

我已经稍微平静了一些，对他说：“你快吃吧，杯里的奶快要凉了。”

他一言不发，仍呆呆地坐着。

我自己也不知该做什么，放下暖水瓶，就靠在炕栏石上，低头专心地抠自己的手指头。

沉默。过了一会，薛峰抬起头，突然问我：“……小芳，你还喜欢我吗？”

我抬起头又把头低下。

“我仍然喜欢着你……”他补充说。

喜欢？这并不等于爱。爱，是的，他不会再说出这个字来。

可他又开口说：“我永远爱你！小芳！”

他现在怎么还能这样说呢！我甚至为此有些愤怒。我抬起头，发现他眼里旋转着泪水。

“你怎么还能这样呢？你已经……”我带着责备的口气对他说。

“不！我盲目地闯进了一个烂泥塘……”他痛苦地喊叫说。

停了一会，他便把他后来的情况，尤其是和贺敏的前前后后，都给我说了。我相信他没有撒谎。说完后，我们又是一阵沉默。

我竟然忍不住哭了。我并不只是为他和贺敏的恋爱而痛苦；也不只是为他和她断了关系而庆幸；我主要为他自己难过。在这一年多里，他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日子啊！难道我热爱的薛峰就成了这样一个人吗？他痛苦地望着我，问：“你能饶恕我吗？”

“这只是你的事……”我说。

“不，我问你，你能不能饶恕我！”他叫道。

“我的心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低下头说。

“你能不能饶恕我？”他固执地再一次问我。

我沉默着。我觉得心里打起了一个热浪。

现在我知道他已经从椅子上站起来了，并且走近了我。

我没有躲避。他紧紧地抱住了我，并且把他泪水斑斑的脸贴在我的脸上……我也忍不住伏在他的胸脯上抽泣起来了。是的，我又重新拥抱了我已经失却了多时的幸福，并且由此而感到多么委屈……

当我们重新面对面坐下来的时候，双方都感到了这一刻有多么美妙。就像一个贵重的物品丢失后又重新回到手中——尽管东西还是原来的，但好像比丢失前更珍贵了。

停了一会，平静了一会，薛峰怀着激动的情绪对我说：“……小芳，当然重新再见到你的时候，我知道你对于我是多么珍贵。我再不能没有你了；我也再不会做出那些荒唐事了；我一定要和你生活一块……跟我走吧！到省城去，我们一辈子会很幸福的……”

“啊？”我瞪大眼睛望着他，怔住了。像一年前一样，我立刻又回到这个严峻的问题前面来了。是的，闹了半天，由于感情冲动，我竟然忘记了横在我们中间的那条老鸿沟。

“小芳，你不要再折磨我了。你应该知道，现在时代不一样了，不一定到艰苦的地方就是英雄模范，而留在城市里的就是落后分子。实际情况恰恰相反。现在的许多英雄模范都产生于大城市和高级学术单位。蒋筑英，罗健失，孙冶方……”他又开始滔滔不绝地阐述他的关于新时代的高论了。

我冷静下来了。我平静地对他说：“你对我误解了，我来这里工作，并不是要做英雄模范。我只是一个普通人，我并不想让谁封我什么头衔。薛峰，你应该了解我是个什么人。再说，你也知道我学的专业是什么，我只有在这里才能更充分地发挥自己的知识专长……”

“但是，我也知道，你来这里，是带着一种理想主义色彩的！”他辩驳说。

“我并不忌讳这一点，”我对他说，“我们这么年轻，如果没有理想，就不会有正确的生活目的。”

“那么理想就是只能在这沙漠里？”

“不要鄙视沙漠。它虽然荒凉，甚至是一块不毛之地，但它仍然是我们的土地，祖国的土地。”

“你怎么唱这样的高调！”

“这怎么是高呢？我说的只是事实。这是我们的土地，祖国的土地，这难道是高调吗？如果因为贫困而荒凉，我们就不要它了吗？正如我们的父母亲因为他们贫困甚至愚昧，我们就不承认他们是我们的父母亲吗？难道承认他们是我们的父母亲，就是一件丢人的事吗？我们因此就可以逃避对他们的责任吗？”

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事实，可遗憾的是，我们的许多同辈人往往视自己是新时代的产儿，只有操纵电子计算器，才算当代风流人物。别忘了，就是我们的生活全部进入电子时代，但这并不能取代人本身的一切，人，应该永远追求一种崇高的生活，永远具有一种为他的同类献身和牺牲的精神……假如有一天，全世界每个人都坐在了火箭上，够先进了吧？但火箭上的这些人已不再是真正的人，而是狼或者狐狸，那这种先进又有什么意义呢……

“你真能胡扯！”薛峰打断我的话，忍不住笑了。

我也笑了。真的，我怎么扯得这么远呢？实际上我的想法简单极了：最重要的不是我们在什么地方生活，而是我们如何使自己的生活更有价值一些。这里贫困、荒凉，需要人来改革和建设，我就来了——就是这样而已。我不愿意说留在城市工作就不好，我只是说，这里更需要年轻而有知识的一代人来工作。尤其是我的专业，在这里工作是理所当然的。

薛峰停了一会，叹了口气，说：“就是你说得对，但我来这里干什么呢？和你一块种草栽树？”

“不，”我说，“你不知道，这个公社有史以来没有一个大学生在这里工作过；而这地方也从来没出过一个大学生。如果你要能来这个公社的中学教书，你就创造了这个公社的一页历史，以后这里的人们将会记得，你是第一个来他们公社工作的大学生。如果你要是能用你的知识使这里的农牧民子弟考上大学，那你又给这个地区书写了一页历史，大家会用感激的心情记得你为他们所做的好事。但是作为你自己，你应该把你所做的一切都看做是最自然不过的事……”

“噢！我创造两项纪录，再加上你创造的纪录，这就好几项了……”他有点揶揄地说。

“薛峰！我多么希望你不要变成一个玩世不恭的人！过去的你到哪儿去了呢？淳朴、热情、崇高，连那双眼睛也是深沉而明亮的……你看看你现在吧，真叫人难过……你自己也应该看见你变成怎样一个人了……”

我说着，泪水已经汪满了眼睛。

他低下了头，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

十九 （薛峰）

唉，多么让人苦恼！我来这里时，对小芳的回心转意还抱一丝幻想。

是的，幻想。我本来就应该想到她决不会改变主意的！现在怎么办？我投降她吗？

我自己也转不过这弯来。我不能忍受在这里生活一辈子。

这里太苦、太落后了。物质条件极差，吃的主要是小米饭——和当年八路军的伙食差不多。蔬菜几乎吃不到，水果比药还缺。方圆几百里，连一盒像样的饼干也买不到。

肉倒是不少——主要是羊肉，可没有什么调料。白水煮羊肉，再加一点盐，就被视为美味。

至于文化生活，那就更谈不到了。别说交响乐，连县剧团也不常来。几个月看一回电影，都是老掉牙的。巫婆比医生多，无神论者比迷信的人少。

最要命的是，一年里就有半年多坏天气。黄风斗阵，天昏地暗，长时间看不见一点绿颜色，看不见一朵鲜花。整今生活艰苦、单调、寂寞，几乎和外面的世界处于隔绝状态！唉，可这里又有我亲爱的人……

她美丽、温柔，但不听话。我害怕这个环境，可我又离不开她！我现在不愿再和她争辩那些理想呀，生活意义呀……我知道我很难说服她。当然，你又很难说她坚持的这些东西有什么错。最主要的问题是，今天大多数人都变成了现实主义者，可她还生活在理想之中……

第二天中午，小芳硬拉我去到外面转一转。

她给我戴了一顶遮阳的硬邦邦的柳条帽。她自己也戴了一个。我们沿着屋后那条小路向沙漠的远处走去。

走着走着，路就没有了。

我们爬上了一些长着沙柳丛的小沙丘，一直向前面的不毛之地走去。我每走一步都感到很吃力。脚上软绵绵的，用不上劲。小芳显然习惯了，像硬地上那样行走自如。她看我如此狼狈，得意地笑了，把她的手伸给我。

我握住她的手，感觉到一种热流传到了我的全身。那手是纤弱的，但又是有力的。我愿意永远不放松这只手。

我们没有直接到大明沙中间，而在植被蔓延的边缘上停下来，坐在一丛大沙柳下。

面前是一望无际的光秃秃的大沙漠，在中午的阳光下闪烁着刺眼的淡红色光芒。在地平线那边，似乎有一块像小圆镜似的东西在黄沙中闪闪发光，并且微微凸出于地平线之上。小芳告诉我，那是刀兔海子，离这里少说也有一百多里路。

远方无边的大沙漠，没有任何一点生命的踪迹，给人一种荒凉而又恐怖的感觉。我想，就是月球表面也不过如此罢了。倒身向东南方向望去，一片黄沙中，似乎有一条褐黑色的带子埦蜓伸向看不见的远方。我知道那是古长城。城墙残破不堪，相隔矗立的烽火台大部分也已崩塌，但气势依然极其雄伟——这是几千年前劳动者留下的伟大印记。

猛然，我觉得一种情绪顿时像潮水般从我的胸中涌动起来。我知道这是一种诗的激情——好久都没这样一种激情了。

我立刻感到一种愉快的颤栗，便用一只胳膊搂住小芳的肩头。

“你怎么啦？”她脸通红，惊讶地看着我。

“没什么……”我仍然望着远处那条褐黑色的古长城的遗迹。

“你的手有点抖……”她说着，用手在我的额头上摸了摸。

我笑了，说：“我有点激动……”我指了指远处的古长城线，“我真想写诗！”

我看见她的眼睛一下子明亮了：“你快写吧！真的，这古长城能引起人一种说不清的情思。这里长城不像北京八达岭的，那是经过现在的人整修过的，而这里完全是原始的……咱们当年在沙漠里那个县城比赛篮球，曾经就上过长城，你当时说你要为沙漠和长城写许多诗……”

是的，生活并不是诗……

我在她身边躺下来，透过沙柳丛望着湛蓝的天空和洁白的云朵，望着壮阔的大漠，望着雄伟的古长城的遗迹，心里翻腾得非常厉害。在这一刹那间，我感觉到了一种新奇的激动。我真想用一种朗诵式的声调喊出——啊，沙漠！啊，长城！啊，我亲爱的人！我将永远留在你们的身边……

但我没有喊出这些字眼来。另一个声音在耳边警告我说：生活并不是诗……

我很快又回到我的现实中来了。

我首先想到的是，后天我就得离开这里——因为假期到了。但直到现在，我此行的目的还没有踪影。和她的讨论是再不会有什么结果了。看来我只能按期离开这里。

我们今后怎么办？我不知道……

我们在这里呆了一会以后，她又领我到了西边大明沙中间的一些沙丘，让我看了她的花棒。花棒刚从沙里长出来，像婴儿的头发一样纤细。我想不到，就是这些可怜的小草把她拴在了这里。我在心里感叹：唉！我活得竟然连一棵小草都不如……

第二天，小芳尽管看来很难受，但还是张罗着要给我包饺子——因为我明天要走了。

中午的时候，她说灶上没酱油了，让我到公社的商店买一点。她自己要剁馅、和面。

我也正想一个人出去走走，于是就提了个洗干净的空葡萄酒瓶子去公社买钱油。农场离公社大约十来里路。

我在路上走着，一直没有碰见一个行人。我想：买点酱油得跑十来里路！假如我要生活在这里，免不了就得经常提着这么个瓶子在这路上走来走去……

到公社商店后，商店的门关着。问了旁边一个老乡，说下午两点才开门。真急人！我这一个多钟头到哪儿去消磨呢？

我于是在这个方圆几十里唯一的集镇上瞎转起来。

这实际上只是一个小村子。除过公社几个机关和一个小商店、一个邮电所、一个汽车站外，也没有多少人家和建筑。

我突然发现，一个破败的大门口挂着这公社中学的校牌。我马上想起小芳动员我到这个中学教书的事。

现在让我去看看这是个什么地方。

学校放学了，不见一个学生。教师们此刻大概也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午睡了。我一个人手里提着空瓶子，开始视察这个学校。

学校看起来就像一个废弃了的大院落。院子里堆满沙子。几棵老柳树大部分的皮都被牲口啃光了。到处都是马粪和驴粪蛋——看来老百姓赶集时，可以随意把牲畜拴在学校的院子里。没人管吗？两排砖砌的敎室，门窗都没油漆，日经月久，木头都沤成了黑的。院子的墙角里长满杂草——这倒看起来很惹人喜欢。如果在大城市的学校，这些杂草恐怕早被铲除了，但在这里，杂草是一种很好的风景。

整个学校是用一道黏土墙围起来的。从墙里望出去，就是无边的大沙漠。现在，那沙丘已经一直涌到墙头上来了。嗯那二三月大风季节，恐怕这学校一夜之间就被埋在沙梁之下了

……亲爱的小芳，你就让我到这里来创造那两项纪录吗？

“真不堪设想！”我自言自语说着，便离开了这个学校。

我来到商店门口，又等了二十多分钟，才终于买到了一斤酱油。返回农场时的十里路上，我仍然没有碰见一个行人。唉，沙漠里的道路也是寂寞的……

不论怎样，小芳是为我准备了一顿味道鲜美的饺子。她把一碗粉汤饺子调好后，自己先尝一尝味道怎样，才双手递到我手里——按我们这里的风俗，只有自己的爱人才尝自己男人碗里的饭。她这种亲切的感情，使我忍不住鼻根发酸……

晚上，小芳细心地帮助我收拾好东西，让我早点休息，自己就过客房那边去了。我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就拿出一本《拜伦抒情诗选》看，我眼睛模糊得连一个字也辨不清。

大大小小的蚊子、飞蛾和一些不知名的虫子，雨点般散落在书上和身体的裸露部分。窗户纸和屋顶的天花板也消满了蚊虫，像下雨似的沙沙作响。

我不时发出一连串的叹息……

有人敲门。我穿上外衣去开门。是小芳。

“蚊子太多，让我给你想想办法。”她说。

她让我到屋外去，然后拉灭了屋里的灯。她点了一盏煤油灯放在门外面，又在煤油灯旁放了一脸盆水。

蚊子和飞蛾都纷纷从屋里的黑暗中飞出来，向煤油灯罩上扑去，然后又落在了脸盆的水里。

我们搬了椅子坐在院子里，都没有一点睡意。

我们努力搜寻着拉一些家常话。更多的时间都是默默地相对而坐。我们就这样坐着，一直到深夜。偶尔有农场的工人穿着短裤出来上厕所，惊异而迷惑地看一会儿我们。

我们就这样坐着，一直到天亮……

吃完早点，小芳送我到公社的汽车站。

……当汽车开动以后，我看见她撵着车跑了几步，然后便绝望地站住，把头扭到了一边。

我的心都要碎了。我含着泪水向她拼命招手。别了，我亲爱的人！

我爱你，但我还是要离开你。我将深切地盼望着你有一天会来到我的身边。但我又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我知道你也盼望我来到你的身边生活，但这对我来说，也是多么困难……

别了，我亲爱的人！

别了！

别了！

别了……

二十 （郑小芳）

我不知道我是怎样从汽车站回到农场的……我怎么也想不到，他还是走了。

他也许再不会来这里了。他爱我，但并不爱我所坚持的生活道路。既然是这样，我们怎么可能再在一块生活呢？当他刚出现在我面前时，我似乎心花怒放地以为，他终于又和我并肩走在了一条路上。我甚至想对他大声朗诵我们曾共同喜欢过的伟大的惠特曼的诗句：请和我同行吧，和我同行，你将永远不会感到疲倦……

但是我错了。他只是来看看我。他在我和大城市之间依然选择了后者。可是，薛峰，既然是这样，你为什么又要来这里呢？你把艰苦和伤心留给我，然后你走了……

一种痛苦的情绪不时地涌上我的心间。是的，像任何别的女人一样，我希望按自己的思想去进行崇高的劳动和创造，但也希望在爱情上能得到幸福和满足。可是，生活往往不能如人心愿——你得到一些东西，也许就会失去另外一些东西。

可是想来想去，不管多么痛苦，该失去的也只能失去。人总不能为了得到某种感情上的满足就背叛生活的原则。

对于我来说，现在并不是一无所有。我有我热爱的事业，这足以使我的精神感到充实。无论如何，我不可能再离开这里了。这里有我的花棒，我的桑树苗，我的蚕……

几天以后，我突然在一天之内同时接到薛峰的两封信。

第一封信写道：“芳：亲爱的人！我最后一次央求你，到我身边来吧！否则我就无法活下去了！你的峰写于火车站候车室里。”第二封信写道：“芳：亲爱的人！刚把信塞进邮筒，我就又后悔了！我知道你不会答应我的呼唤。那么，我央求你，给我一点时间吧，让我好好想想。我说不定会很快回到你身边来的。你应该相信我，我要是再回到你那里，就永远也不会离开你了。我现在的脑子像火烧一般疼！亲人，你答应我吧！等着我！等着我吧！！你的峰写于火车站候车室。”……我把两封信放在桌子上，默默地坐了一会。

此刻，我似乎看见远方那个小火车站的候车室里，他怎样像一个神经错乱的人一样，转圈圈走着，并且一支接一支地拼命吸烟……我理解他的痛苦，我也知道他那矛盾的灵魂，在进行怎样一种严酷的搏斗！也许他能战胜自己，重新勇敢而高尚地直面人生。也许他仍然不能悔悟，继续在原来的生活轨迹上走着……

但不论怎样，我亲爱的人，我还是要对你说：我答应你，我等着你，我盼望你回到我的身边来。要知道，我虽然离开你，但我一直爱着你，想念你，并且在梦中常常和你相会……回来吧！我亲爱的人！我等着你……

（原载《文学家》1984年第1期）

我和五叔的六次相遇

开头

我和五叔，实际相遇不止六次。

五叔姓张，名志高，是我姑夫的弟弟，算个刚能沾点边的亲戚。

姑夫家的村子离我们村十几里路，同在大马河川。川里一条简易公路从县城一直通到川掌。我们村和姑夫家的村子都在公路边上。

小时候，我常跟妈妈到姑夫家走亲戚。不过，那时可没有公路，我们是沿着大马河边那条凹凸不平的石头小路去张家堡的。

那时，我就认识了张志高。他在姑夫的弟兄们中间排行第五，我就叫他五叔。

当时，我记得五叔常穿一身破破烂烂的黄军装，腰里束一根旧皮带，皮带的断裂处用麻绳缀着，他个子高大，虽然年轻，串脸胡已经初具规模。那时乡里人大都是光头，为了凉快和省得梳洗，一般不留发。但五叔却别具一格，像城里人那样留着分头，不过平时都被尘土锈得像肮脏的毡片一样；只是赶集上会，才到河里洗刷一番，用一把破木梳对着镜子细心地把头发一分为二，中间就亮出一条白缝来。

五叔力气很大．爱说爱笑爱唱，还爱拨弄个乐器什么的。在地里，在庄稼场上，常和人比赛摔跤，村里几乎没有他的对手。

我听姑夫家村里的人说，五叔当过兵，只因为部队要调到南方去，他听传说那里天气热得要命，那里的人说话也和外国人一样难听，所以就打报告复员回家来了。据说他要是不回来，怕早已升成了军官。

五叔不识字，但听说在军队上已经入了党，光这一点就不能不使人对他肃然起敬。那时候，农村的党员大部分都是些老汉，像他这么年轻就“在党”，真不简单！

五叔出山劳动，常把一根梅笛别在腰里的那根烂皮带上，休息时就吹上几声。有时背上背东西，那根梅笛就插在衣领里面，像个什么标志似的。

一般来说，农村像他这种人，往往逛了几天门外，有点见识，就不太爱劳动，吹拉弹唱，游东逛西，夜里说不定翻墙拨门，钻到了别人家媳妇的被窝里。

可五叔没有这些毛病。他爱劳动，也爱给村里的人帮忙干活。逢个集体事，他总是跑前跑后为大伙张罗，因此村里人都喜欢他。也许正因为这些原因，后来大家才拥戴他当了张家堡大队的党支书。

小时候，每次到姑夫家，我总爱跟五叔厮混在一起。那时候，五叔还没有成家，光棍一条，因此他对孩子们的态度不像有家的大人那样傲慢。我有时跟他去种地，或者跟他去砍柴，许多次吃过他从悬崖上为我摘来的木瓜。我记得我们还一同合伙偷过邻村一位老头的西瓜。我们在月光照耀下的一个河槽里吃完偷来的西瓜后，五叔突然内疚地说不该白吃人家的东西。他摸了摸口袋，似乎在找钱，但看来没带钱，就引着我到他的自留地掰了十几穗嫩玉米，又转回到邻村老头的西瓜地里，偷偷放在摘掉西瓜的那几棵瓜蔓下。这件事一直长久地保持在我的记忆里。

而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每当傍晚我们回到家里的时候，五叔就抱起他那把心爱的土三弦，坐在他门前一堆烂柴烂草中间，叮叮咣咣地弹个不停，一直弹到太阳落在西面我们村子的那些大山的背后。每当这时，我就和他喂养的那条老黄狗一同卧在他身边，静悄悄地听他那醉心的弹拨声……

时光与童年的生活一起飞快地流逝了。离开那时光到现在转眼就是三十年。小时候的有些人和事已经逐渐被日后纷繁杂乱的生活经历所模糊了。

以后我长成大人，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又分在省报当记者。由于我采访工业部门，常在城里转，加之成了家，回故乡的次数不多了。即使回去，也因为忙，很少能再到姑夫家走亲戚。至于张志高——我的五叔，我早年就听父亲说他当了张家堡大队的书记，不过我很多年也再没见他的面；在我的记忆中，他是属于那些已经被淡忘了的一个早远年间的熟人而已。

但是，在前几年里，由于种种原因，我却有机会好几回和我早远年间的这个熟人相遇。几次相遇，都可以说非同一般，而五叔的变化也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现在就让我把这几次和五叔相遇的情况，不按先后顺序记录在下面。这些东西也许太平淡了，构不成什么小说，但我总觉得里边还是有些意思的。

第六次相遇

大概是前年冬天吧，我正在家里为报纸赶写一篇报道。

大约是早晨九点钟，听见有人不住气地敲我的门。敲门声看来不是询问能不能进来，而是非要进来不可。

我厌烦的事情又发生了，只好把笔扔在稿纸上，前去开门。在这个过程中，敲门声一直不断，而且相当没有规矩，我生气极了。

门一打开，我看见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生人。

来人年纪不大，约摸十八九岁，脸上汗淋淋的，一对黑眼珠灵活地转动着，张开嘴只管对我畏怯地笑着。从他那身半新半旧的制服和手里那个落满尘土的大黑人造革皮包，一看便知道这是我家乡那里来的人。我一时想不起来他是谁。

“你是刘叔叔？”

“是。”我说。听他说话的确是家乡口音。

“我是张家堡的。”他说。

“谁家的娃娃？”我问。

“我父亲叫张志高。你认识……”

“噢……”我这下才看出他脸上有一些我所熟悉的特点。是的，他简直就是我童年认识的张志高。

我把五叔的后人让进家门，给他冲了一杯茶，把糖盒放在他面前。他拘束地接过茶杯，坐在椅子上，端着那杯茶，也不喝。

“你来省里有什么事吗？”我直截了当地问他。

小伙子的脸一下子变得通红，嗫嚅着说：“我父亲在这里被拘留了。我来看他。”

“什么？”我惊讶地从椅子上站起来，“为什么？”我问他。

“为倒贩粮票。”

“现在在哪里？”

“新城区公安局。”

“你见他没有？”

“没……走时我妈吩咐我，让我来找你……”

我坐在椅子上，脑子像乱麻一般没有了头绪。

我透过水蒙蒙的窗玻璃，望着外面冬日灰暗的天空，开始盘算我该怎样对待这件事。

我知道五婶叫儿子找我来的意思是什么。记者在我们家乡人的眼里也是一种不小的“官”，甚至我父母亲都这么认为。这些年，凡是家乡来省城办事的人，包括县上我所认识的那些半生不熟的干部也都来找我，让我给他们走这样那样的“后门”。他们来，当然都不空手，总要给我带些家乡的土特产；我自己自然也要给他们管饭。我爱人为这些事早已经叫苦连天了，和我吵了好几次架。我自己心里也相当烦。但没有办法，乡里乡亲，远路风尘来到你门上，能把人家赶出去吗？这不是说我已经“修”了，看不起家乡来的人；也不是小气得不愿给他们管饭。关键是这些事太耗费人的精力了。我的家快成了个办事处，有的人甚至把这里变成他们在省里办公事和做买卖的碰头地点，并且不时让我给他们“走后门”。其实我在这方面并不开窍，只能帮他们找找旅社，买买车票而已。

现在，五叔的儿子又找上门来，肯定是要让我想点办法把他爸领出来。这真是开玩笑！我怎么敢去触犯神圣的法律呢？

“你父亲还当大队书记吗？”我随便问五叔的儿子。

“当着哩。”他说，手里仍然拘束地端着那杯一口也没喝的茶水。

“你住下了没？”我又问他。

“住下了，在建华旅社，离你们这里不远。”

我考虑了一下，对他说：“我现在忙着要写一篇稿子，你先回去，等我把稿子写完再说。”

小伙子立刻站起来，脸上显出一副感激人的表情，就机灵地过去拿起了那个黑色人造革皮包。

我也机敏地意识到，我又面临那老一套了，赶忙先发制人，过去捉住他的手，不让他把那些我已经熟悉而厌烦的礼物给我留下。我知道这些人虽然不识字，也没经见过世面，但懂得一条经典性的格言：你吃了我的，就得给我说个什么！

结果，五叔的儿子用劳动锻炼出来的力气，打架一般把我一巴掌推到了墙角里，我没站稳，把地上的痰盂也踢翻了。小伙子趁我收拾痰盂之机，麻利地拉开了黑皮包的拉链。他怕我腾出手又来拒挡他，竟然把那一包红枣、瓜子和没有剥壳的落花生“哗”一下全倒在了我的办公桌上。我是个爱干净的人，见那沾灰带土的礼物把一张干净的办公桌弄得一塌糊涂，连稿纸、笔记本和钢笔也被埋了，于是又绝望地扑过去，结果又被客人一巴掌把我推到了原来站的地方。这种送礼的方式真诚到了野蛮的程度。我虽然又气又急，但还不能发作，只好忍气吞声接受了这份恼人的馈赠。

五叔的儿子看我失去了拒绝的信心，就满意地一溜烟跑了。

我沮丧地站在屋墙角里半天不能动弹。我为五叔悲哀，也为我自己悲哀。

我怀着痛苦的心情来到阳台上，接连抽了几支烟。

现在的问题是，我去不去拘留所看五叔呢？

想来想去，不管能不能见到他，我总应该去一次。这不是说五叔的儿子给我办公桌上倒了一堆土特产；也不是说我有什么办法能把他从拘留所领出来；而是说，他毕竟是我的乡亲，并且是我姑夫的弟弟，而且小时候他曾给过我那样的爱抚；我也曾怀着那样愉快的心情，和他的老黄狗一起卧在他的身边，听他弹奏过那叮叮咣咣的土三弦……

第二天早晨，我连早点也没吃，就起身去新城区拘留所看我的五叔。

刚下过一场雪，街上乱糟糟的。有的地方雪已经化成水，有的地方又结成了冰。自行车和行人的洪流簇拥着电车和汽车，在严寒笼罩的大街上流淌，迎面过来的行人，嘴里都喷着白雾。

我在这庞大而纷乱的旋流中走着，由不得想起了家乡冬日的早晨。在这样的日子里，故乡的山野已是一片荒凉。斑驳的积雪反射着阳光；寒风打着唿哨吹过冰封的河道和清冷的村巷。四野里全是一片寂静，只能偶尔听见一两声鸦的啼叫。庄稼已经收割，禾场上也没有多少堆积了，但人们仍然在田野里操劳着。拉粪，打柴，编筐，修理坏了的农具，给大牲口铡草……今年虽然结束了，但赶紧要为明年的一切劳务。天地是寒冷的，但生活仍然热气腾腾。这就是我熟悉的故乡。现在我要去看望的那个人正是从这一块土地上来的，他现在本来也应该在那里，像其他人一样为明年的活计而操劳，可是现在却被拘留在了省城里。而更令人不解的是，党的一个基层组织的领导人竟然出来搞这种把戏。但是，问题还不仅仅在此。问题在于：为什么让这样一个人来领导一个党的基层组织呢？在这之前，我已经几次和五叔相遇，我早觉得他已经再不能担当这个职务了，可是他仍然一直是张家堡大队的党支书……

我踩着乱糟糟的人行道走着，脑子里也乱糟糟地想着。

我来到一家副食门市部买了一些点心，心情就像去医院看望一个得病的亲朋好友，沉痛地来到新城区的拘留所。

我在拘留所办了一些必须要办的手续后，一位预审科的干部接待了我。

这位干部告诉我说，我要查问的这个人问题基本查清，属于倒贩粮票，但数量不大，已经和本人所在地的领导机关联系过了，不久就可以让他们来人把他领回去。

我问能不能见一见他。

这位干部说，按现在的规定，轻微犯罪者主要案情查清后，亲属在工作人员在场的情况下，可以见面，不过要协助工作人员做犯罪者的转化教育工作。

我说我虽然算不上是他的什么亲属，但我一定会帮助做工作的。

这位干部让我坐在这儿等着，他就出去了。

不一会儿，公安干部领着五叔进来了。

我先吃了一惊：我一下子竟然认不出五叔来了。他脸色灰白，头发胡子毛楂楂的，背驼了下去，个码也好像低了许多。两只原来咄咄逼人的眼睛，现在毫无光气地深陷在眼窝里。那本来挺壮实的身板，一下子就好像瘦了许多圈，显得衣裤异常地宽大而不合身。一个在家乡土地上有权有威的强人，此刻已经没有一点分量了。

五叔一见是我，嘴唇子剧烈地哆嗦着，恓惶得眼泪在毛胡楂子脸上淌个不停。他眼睛不时胆怯地瞄着公安干部，那张能说会道的嘴巴竟然像驴蹄子踢了一般，拙讷得一个字都吐不出来了。

我对五叔说：“你要好好把问题交代清楚，不要隐瞒任何一点什么，争取从宽处理，党的政策……”

没等我说完，五叔忙接住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五叔对政策是熟悉的。我也再没什么好说的，只是重复刚才的意思。五叔也一再表示他一定好好交代问题，知罪伏法。

规定的谈话时间到了以后，工作人员就把五叔领走了。临出门时，五叔回过头悲哀地望了我一眼，使我的心忍不住像针扎了一般痛楚。是的，不论怎样，他现在沦落到这般地步是一种极大的不幸。五叔啊，你怎么从我记忆中那个纯朴热情的青年走到今天这一步呢？

我怀着一种难以言传的沉重心情出了拘留所，又来到了拥挤热闹的大街上。

电车、汽车、自行车和行人组成的洪流仍然在这宽阔的大道上流淌着，像一条永远汹涌澎湃的河流。是的，生活的河流永远激荡，但也总会有一些船只搁浅。

太阳已经从东边那一片灰蓬蓬的建筑群中升起来，把那淡淡的橘红色的光芒洒在积雪融化了的水迹斑斑的街道上。空气里已经流荡着一种微微的、潮湿的暖气，甚至能嗅到远方田野和山谷中飘来的泥土和草的气息。

我在拥挤的人群中匆忙地走着，纷乱的人群和车辆，那一排排落光了叶子的中国槐的褐黑色枝丫逐渐变成模糊的一片，而五叔那张长着毛楂楂胡须的面孔却在眼前清晰地晃动着。

我很快想起了我上一次和他相遇的情景……

第四次相遇

那年秋天，我被报社派往我家乡所在地区采访农村生产责任制的情况。

我的第一站首先要直接去地区有关部门了解情况，然后再做重点采访。因此，长途公共汽车虽然要路过我们县，但我也不能回家去看望我的年迈的双亲。我只能路过我们县城停一下，而我们村离县城还有二十多华里路。

从内心上说，我是急切地想回我们村子看看的。看望老人这是不必说的，更主要的是想看一看家乡的变化。听弟弟来信说，责任制后，家里一年打的粮就够几年吃，钱也比前多年宽裕多了。

这些情况，虽然我没有回家，但已经感觉到了。以前每次接到家信，我总是愁眉苦脸：不用看信，就知道不是让我给他们寄钱就是买粮。而这两年家里来信除不要我的钱和粮，反而还问我要不要什么。我为此常常在心里激动不已。

我深知我的家乡那贫困的历史。黄土高原，在那块贫瘠的土地上，拥挤着稠密的人口。打开每一部县志、府志，都记载着令人毛骨悚然的饥饿史。解放以后，这里也一直是全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几乎每年都要吃大量的救济粮……现在，这一页历史是怎样翻过去的呢？而新的农业政策在我的家乡又展现了什么样的面貌呢？我以前一直采访工业，就是因为家乡这些不断传来的福音使我决心要求改行采访农业的……

这次虽然我不能回我们村，但开往地区的公共汽车几乎要穿过我们县的全境，我起码可以走马观花一下。并且按常规旅客要在我们县城吃午饭，我可以在那个亲切而熟悉的小山城呆一两个小时，说不定还能碰上几个熟人呢。

汽车进入我们县境后，在山峦夹峙的川道里行驶。我把脸紧贴在车窗上，透过玻璃，观望着一闪而过的秋天的原野。

大川道里，再不像往年一样，几乎是一色的庄稼。现在，大地就像五彩织锦似的斑斓。各类作物一块一块互相连接而又独成一家，每个劳动者在土地上的创造个性都表现得淋漓尽致。也有个把地块庄稼长得不怎样。你可以知道它的主人必定不是个勤劳人，而就是这样的人，前多年却在集体的大锅里捞走和别人一样的一份。

有的庄稼已经割倒并且上了村头的禾场。赤膊的庄稼人把那金黄色的颗粒一锨锨扬向蔚蓝色的天空。碎雨似的五谷落下来，落在粮堆中打滚嬉闹的孩子们的身上。远处的山坬上传来悠扬的信天游。道路旁，可以看见农妇们挑着送饭罐，悠悠闪闪地走着。田野里，羊、牛、驴、马，成群结队的很少，往往是三五七八，分别由一些孩子和老人放牧。没有什么人闲呆着。生活和劳动是平静的，但又充满了一种紧张的节奏。土地和人，一切积极性似乎都调动起来了。这真是不可思议。谁能想到我们的农村一下子就从一种群蚁式的生活方式变成了眼前这种状态呢？新的政策被大多数人如此迅速而乐意地接受了下来，这说明过去的一切已经多么令人厌烦。当然，这新政策刚开始不久，并不尽善尽美，但它是受人欢迎的，这在我们家乡这样贫困的山区尤其表现了它的感召力……

我怀着一种极其兴奋的心情在县城下了车。像往常一样，旅客要在这里吃午饭了。

这就是家乡的汽车站。一切都没有变，只是增加了数不清的摊贩。卖土特产的乡里人和卖熟食的城里人立刻把下车的旅客包围了，纷纷用花言巧语兜售他们的东西。往日记忆中的汽车站是清冷的，现在却成了一个闹哄哄的世界。

我暂时还不想吃什么，就摆脱了这些热心的纠缠者，来到候车室。

我看见候车室的一个角落里正围着一群人在吵架。这些人操着外乡口音，农民形体上穿罩着一些廉价的城市服装。凭经验我判断那是无定河流域的石匠。他们用手艺和苦力纵横漂流在高原的城镇乡村，承包修建各式各样的窑洞和楼房。

似乎是一群人在围攻一个人。被围攻者我看不清脸面。但耳朵逮住的一两句话听起来像是本地人，而且口音相当熟悉。

本来我对这类常见的争吵不感兴趣。但一种恻隐之心使我忍不住想看看那个一定很狼狈的被围攻者是个什么人。

我走过去一看，吃了一惊：原来这个人是我的五叔张志高。

五叔似乎在同一时间也看见了我。他立刻用胳膊肘豁开和他吵嘴的人，过来热情地和我握住了手。他喊叫说：“啊呀，我的侄儿！你这大记者回来了！”这话几乎不是对我表示欢迎，而是故意说给和他吵架的那些人听。

那些刚才还怒目圆睁、摩拳擦掌的石匠们立刻好奇地打量着我，一个个面有虚色，像突然面对一个什么大人物似的。他们当然也不敢再和“大记者”的叔叔吵架了。

而五叔却立刻转守为攻，对那些人喊叫说：“怎么？你们还吃人呀？我张志高什么时候亏过人？嗯？你们到大马河川打问我的人品去！”他转过头唤着我的小名说：“君娃，你才下的车？今儿个回不回村？东西带不了的话，我和你一块回！”

我对五叔说，我这次不能回家了，吃完饭就得上车走。

五叔听说是这样，便一把扯住我的袖口，说：“走走走，我带你去食堂。咱叔侄两个好好喝几口！”

他说完拉着我就走。那些和他吵架的石匠们只好悻悻地站在一边，目送着我们出了候车室。

在去食堂的路上，我问五叔：“这些人和你吵什么呢？”

“哼！说我给他们少开了工钱。”

“什么工钱？”

“我给县上副食公司承包修窑洞，这些匠人都是这工程上的。工完了，他们嫌我给开的工钱少了，扬言说不给他们增加，就要捶我！哼！”

“你怎么出来包工了？”我惊讶地问他。

“唉……不包工怎办？农业社烂包了！”他脸上露出一种相当不愉快的表情。

我知道他说的是责任制。

“你还是大队书记吗？”

“当然是。不过，现在这书记连个屁都不顶！”

我一时不知该说什么。

我们进了车站旁边的国营食堂。

五叔打架一般推开我，到售票口上买了饭菜。我只好在旁边的小柜上买了几盘小菜和一瓶白酒。

我和五叔在国营食堂一张脏桌子旁坐下来（几乎没一张干净桌子）。

一连碰了三次杯，五叔的脸就红钢钢的了。他问我这次回来又准备“记录”些什么。我向他简单地说了我的任务。五叔立刻激动地说：“你们记者权大着哩！能不能给中央反映一下，咱社会主义的大集体完全烂包了！”

“怎是烂包了呢？五叔，党在农村的新政策刚开始实行，你是党员，又是大队书记，有责任贯彻执行党的政策。你现在这思想可不太对……”我有点严肃地对他说。

“哼！就因为我是党员，因此我不愿走资本主义道路！”他振振有词地说。

这已经相当可笑了。我知道我是一时说服不了他的。

我于是转了个话题问他：“我姑夫家现在光景怎样？”

“怎样？发财了！光自留地的旱烟和包心菜就能收入一千块！至于粮食，都没处搁了。现在这政策对自私人有利嘛！前几年他到处砸我的洋炮，说我把张家堡弄穷了。这阵轮上他张狂了！”

他竟然攻击起他的亲哥哥来了。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各自端着酒杯抿着。

这时间，我突然想起了他们村的另一个人。那人名字似乎叫张宽，现在大概有三十五六岁了吧。他是一个孤儿，父母死后，给他撂下了一河滩账。

但小伙子会擀毡，就出去耍手艺挣钱还账。结果，他被五叔揪回来在社员大会上批判了一通，说他走资本主义道路。那次批判会我碰巧在他们村。记得那个老实后生在批判会上痛哭流涕，说他还不了账，三十来岁还是光棍一条，娶不下媳妇……记得当时我听了他那些话，难受极了。但当时正割“资本主义尾巴”，我们报纸上每天报道的也就是这些，所以我只能把这些难受咽回到肚子里。记得当时五叔相当厉害，两只大眼睛咄咄逼人，指着鼻子骂张宽忘了本，走资本主义道路……

张宽现在怎样了呢？

我于是问已经醉意十足的五叔：“你们村那个张宽现在怎样？”

“张宽？”五叔瞪起一双醉眼，说，“现在放开马跑了！擀毡挣的钱口袋里都装不下，往银行里存哩！上两个月刚结了婚，娶了高家村死了的老地主刘国璋的孙女。这小子全忘本了，他爸旧社会就是给刘国璋扛长工的！他现在美得唱道情哩！”五叔气愤地把一大杯酒一口就灌了下去。

我自己却感到了一种说不出的欣慰。

为了不再刺激五叔，我就随便问他家现在的情况怎样——我知道他的光景一直是很殷实的。

不料，这下却更刺激了他。

他拳头在桌子上捣了一下，嘴里气愤地溅着白沫子，叫道：“我的家烂包了！你知道，我的大儿子高中毕业，好不容易在县上副食公司找了个合同工营生，现在也被清退回去了。而今地一分开，都得自家种。儿子吃不下苦，整天在外面瞎逛。我也没心思种那些地。粮没粮，钱没钱，就跑出来包工了。刚包了一工，就赔了，匠人们打发不走，向我要钱……刚才车站上你已经看见了。唉，硬是这政策把我给害了！前多年，我张志高是什么光景，现在哩？我这个一辈子说人的人，活成个人下人了！好君娃哩，咱当了几十年领导，可现在……”他痛心地倒勾下了脑袋。

我知道这都不是醉话。

桌子上的饭菜已经快光了。我看了看表，已经快到开车时间，就起身向五叔告别。

他站起来，和我一同出了食堂门。

分手时，他说：“……我就不送你了，那把龟子孙还在车站上哩……你要是再回家，一定到张家堡来，你姑和你姑夫常念叨你哩！”

他像脱产干部那样老练地和我握了握手，就向街那头走了。由于酒的作用，他的步履有点踉跄，但还不至于栽倒。

他走出去一段后，又回过头对我喊叫说：“君娃，你可要写材料向上面反映咱农村的情况……”

我知道他要我反映什么情况，便笑了笑对他喊：“你放心，我会反映的！”但他是不知道我要反映什么的。

他走了，他此刻要走到什么地方去呢？……

过了一会儿，我便又坐在了飞驰的长途汽车上。车窗外依然是那样令人愉快的山光水色和田园景象。

我坐在车上，想着刚才我和五叔的谈话，同时也想起了我和他的另外一次相遇……

第二次相遇

那正是刚开始实行责任制的时候。当时，我因为母亲有病，请假回来看望她。

正好省报驻这个地区的记者也要到我们县了解一下责任制推广的情况。就和我一起来了。

我陪他到县委宣传部说明了来意。宣传部的同志说：“你们城关公社正开大队书记会，专门讨论落实责任制的问题。你们要是有兴趣，可先去听听。”

我的同行当然很乐意去。他问我去不去。

我本来没有采访任务，但我关心这方面的情况，也想去听一听。对于家在农村的干部来说，别说农业政策要发生这么大变化，就是刮风下雨也是关心的。

我们即刻就来到城关公社。书记、主任热情而惶恐地把我们领进会议室。

会议室里已经坐满了人。会还没有开始，大队书记们都在抽烟，喝水，拉闲话。

当书记给大家介绍了我们俩时，人们都立刻精神振作起来。

我很快发现了我们村的支书老侯。他也看见了我，挤过来对我说，我母亲的病不要紧，已经缓过来了。

“哈呀！这不是君娃吗？”一个人在我背后喊叫说。

我转过身，原来是五叔张志高。

他抽着黑棒卷烟，脸上虽有了不少皱纹，但看起来蛮有精神，他笑哈哈地握住了我的手。

“你这次又记录什么来啦？咱们公社工作做得实在好，各方面都比他们其他公社强！咱公社赵书记，还有马主任，先进事迹可多哩，报纸上应该好好宣扬一下！”他转过脸对赵书记和马主任看了看，又笑了笑。

那两个领导赶忙谦虚地对我们说：“工作没做好，请记者同志多批评！不要光说我们的成绩……”

这简直扯到哪儿去了。我们并不是来采访他们的什么先进事迹，而只是想了解一下落实责任制存在的问题。这本来已经给公社领导说明了的，但他们却固执地认为我们就是来报道他们的“先进事迹”。

会议开始后，公社赵书记简短说了几句，就让大家谈。他说县委强调公社要尽快讨论实行责任制的问题。

沉默了足有十来分钟。

我们大队支书老侯终于先开了腔：“我看这政策是好政策。我们大队没麻达，我们很快就搞呀。当然，这里面具体问题很多，搞起来得仔细一些……没了。”

赵书记点点头，说：“各种意见都可以往出倒。谁再说？”

五叔咳嗽了一声，说：“我说！”

他一对大眼睛环顾了一下四周，点燃黑棒烟吸了一口，说：“我看这政策有问题哩……这样一来，不就单干了吗？这比刘少奇的三自一包还厉害！这明明是资本主义道路嘛！我怎么也想不通，给地富子弟平反，这些人现在翘尾巴，看不起咱贫下中农，现在又要单干，分成一家一户，我们这些大队书记再领导谁！不是成了光杆司令了吗？反正我们张家堡大队不实行责任制，我们要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这话！”他转过头对我和我的同行说：“这记者同志也在场哩！你们记者权大，给中央反映一下我们贫下中农的心声！”

五叔说完，看了看赵书记和马主任。

赵书记对他点点头，然后又望着大家说：“各种意见都可以往出倒。谁再说？”

“我说。”一个与五叔年龄差不多的汉子坐在小凳上，一边抽纸烟，一边开口说，“……也没什么新意见。我同意志高的看法。我们高家村也不准备分。最起码现在分不成。”

我认出这是高家村的支书高明楼，绰号叫“大能人”，和五叔一样在大马河川有点名气。听说他俩都是公社党委委员。

这两位书记发完言，其他大队书记都不言语了。

我现在多少看出了点眉目：公社领导和五叔、明楼的意见差不多，对实行责任制有抵触情绪，因此其他想实行责任制的大队书记也就不好发言了。

会议开得相当沉闷。因为没人发言，只好散了会。

散会后，我就和我的同行分了手。他要到另外的公社去了解情况，我准备回家看望母亲。

我走出公社大门后，五叔突然跟了出来，对我说：“今天城里有集，说不定你姑夫到城里赶集来了。我领你到街上转一转，看能不能碰见他。”

我答应了五叔。因为这次没有时间去姑夫家，能在集上见见面也好。

我跟五叔来到了闹哄哄的街道上。一路走过去，五叔不断和他的熟人打招呼——这些人大部分是县上的干部。我真惊讶一个不识字的农民竟然能认识这么多在县上有身份的人。

在街上逛了一圈，也没碰上我姑夫。

五叔对我说：“咱干脆再到菜市上转一转。你姑夫跟集常不空手，说不定又拿把菜卖哩。我哥这人私心重，整天谋光景。虽说是个党员，前多年连会都不常参加，还常瞅空子砸我的洋炮哩！”

看来他们弟兄之间关系不太好。但我不能同意五叔对我姑夫的攻击。我姑夫是个务实的庄稼人，土改和合作化时，都是村里的积极分子。他一辈子反感那些花里胡哨的事。至于谋光景，这又有什么可指责的呢？一个庄稼人谋光景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我知道，姑夫尽管谋光景，但前多年的光景可实在不太好。粮没粮，钱没钱，尽是熬煎。大儿子算是成了家，已经分开过日子了。还有一个儿子连媳妇都没订下。而今农村娶个媳妇，少说也得七八百元钱。父子两个在队里拼命劳动一年，也分不了几个钱。姑夫和姑姑的头发早在前几年就愁白了。

我真不理解五叔为什么不能体谅他哥的难处。五叔家的人口也不少，难道这几年他的光景就好过？

我这样盘算着，便跟五叔来到了菜市场。

眼下正是夏末秋初，市场上的蔬菜看来还不少。集体的菜都是架子车拉着。私人的就可怜了，只是筐子里担一点——这是自留地的收获。乡下人就靠这点菜卖几个钱，才能把油盐酱醋买回去。

五叔领着我在菜市上串了一阵，也没找见我姑夫，却碰见了他们村卖菜的。菜是大队集体的，由一个我不太熟悉的老汉在卖。五叔问那老汉见没见我姑夫赶集，那老汉也说不清楚。

“干脆，”五叔对那老汉说，“你到其他处再给我看看去，菜让我照料着卖一阵。你如果见了我哥，就说侯家坪他侄子君娃在这里等他，让他来见一面。”

那老汉惊讶地对我说：“啊呀，你就是侯家坪那后生？常听你五叔说，你在省里当大官着哩！”

我只好对他笑了笑。

那老汉走后，我就在菜车旁和五叔闲聊了起来。

这时，有个干部模样的人来买菜。五叔对那人热情地招呼道：“刘主任，你要甚菜？”

“想买几个茄子。”那人说。

五叔从菜车里拣了七八个好点的茄子，扔在了刘主任的菜篮里。

“称一称……”那人不认真地说。

“称甚哩！你拿去吃就是了。几个烂茄子值几个钱！”五叔慷慨地说。

“……最近门市部进了一批山西柳林瓷器，质量实在好。你要的话，来……”刘主任没掏钱，撂下几句话就扬长而去了。

这把戏实在叫人看着不顺眼。我假装去看别的菜摊，稍稍躲开了点五叔。

但是我不时看见有干部家属去五叔那里“买菜”。干部们一般都不掏钱，家属们一般象征性掏点钱。这些人看来都和五叔惯熟了，以前明显都已经吃过他的甜头，他们也都给他吃过甜头。

我才想起五叔从大街上走过时，为什么有那么多干部给他打招呼。我同时也想到这么多年来为什么他很少出山，却比他哥——我的姑夫——光景好。这就是秘诀。当大家在一块吃大锅饭的时候，有些人可以从锅底捞稠的吃，而另一些人只能喝清汤。

不一会儿，那个寻我姑夫的老汉转回来了。但我姑夫没来——他显然没来赶集。

我于是过去对五叔说：“我去买些点心，给我姑和我姑夫捎回去。你给他们说，这回我时间紧，不能去看望他们，下回回来一定去。”

五叔说：“既然是这样，那我带你去买。我大儿子就在副食门市上，你可以认认他。我那儿子是个窝囊货，以后说不定还要麻烦你帮扶哩！”

五叔很快领我来到副食门市部，他儿子一口一个哥地称呼我。我买了几斤点心，还想买两包好点的烟，但门市上没有。五叔的儿子很快跑到后面的库房里，给我拿了整整一条“牡丹”牌香烟。

我把点心和烟交给五叔，就向他道了别，然后去县委宣传部借自行车，准备回家。

当我从县委宣传部推着自行车来到街口的时候，突然看见五叔正站在前面的一个街角上，手里提一大包菜，笑嘻嘻地招呼我。

他走过来，对我说：“这包菜你带回去吃。你们大城市人爱吃菜。我知道你们村菜缺！”

我怎样推让都不行。五叔打架一般推开我，把那包菜绑在了我的自行车后架上。

我看不行了，就掏出钱给他。他一下子生气了，说：“哈呀，你这娃娃怎这么见外！”

我说：“菜是队里的……”

“我把钱出了。这是我送你的！”他大声喊着说。

我只好苦笑着接受了他的馈赠，并且按世俗的一套对他说：“五叔，以后有什么要我帮助的，你就言传一声。”

“没什么……听说副食公司的胡经理是你中学的同学？”

“是。”我说。

“方便的话，你以后见了胡经理露个话，如果公司有转正指标，让他考虑一下我那小子，他已经当了三年合同工了……”

一种说不出的滋味顿时漫上了我的心头。

我现在才明白，五叔从公社里出来缠上我，一直绕了这么大个弯，在最后一刹那才把圈套套在了我的脖子上。他的手腕之高明，多么叫人惊叹——这就是多年不正常的社会生活所培养出来的一些农村的政治家！

五叔又一次和我热烈而长久地握了手，这才告别了。

我怀着难以名状的心情离开了县城……

第三次相遇

同年冬天，在一件公事办完后，我顺路又回了一趟家。

此时，我们村和整个黄土高原的任何村庄一样，都正处于一种纷纭的变革之中。

在全省范围内，山区比平原更早地开始实行农业责任制。党以巨大的魄力检讨了我们几十年的农业政策，开始了一种新鲜而鼓舞人心的改革。山区的农民首先热烈地响应了这个改革。这是因为，多年群蚁式生产方式给他们所带来的贫困生活状况，比之平原地区来说，也许更要严重。所以改变这种“大锅饭”状况对他们来说已经是一件迫不及待的事。当然，他们在以前做梦也不会想到生活会发生如此重大的变化。一切都是新鲜而陌生的。正因为这个原因，一开始的各种问题或者干脆说某种程度的混乱是不可避免的。在这样的时候，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和它的负责人，对这个历史性的变化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行动，就成了一件极其重要的事。

我回到村里后，看到我们村的党支部和老书记一直是认真而细心地进行这项庄严的工作的。土地的分配和其他生产资料的分配，每个劳力和每个家庭将要获得的收益与他们所要对国家、集体以及社会其他方面承担的义务、责任，都是明确而合理的。一切都在原则中进行。分而不乱，有条不紊。我去问了支书老侯一些情况。他不识字，也谈不出什么高论，只是对我说：“责任制嘛，那就要负责任！”

不用说，我父母和弟弟都极其兴奋，他们谋算明年将要在自己耕种的土地上进行怎样一种创举了。

我父亲甚至对我说：“前几年，我一直发愁，你弟弟要是结婚成家，非你帮扶不可，指望我父子俩在队里那点红利钱是不顶事的。现在好了，我们明年拼一年命，说不定就能把你弟弟结婚的彩礼打闹好，这就用不着连累你了。你的工资也不高，要养家糊口的……”

父亲的话使我深受感动。这不只是说我被他那种深厚的爱我的感情所感动，而是感到，生活给父亲这样的人带来了一种希望：在土地上自由创造的希望；想用劳动换来巨大收获而满足自己劳动者尊严的希望！我意识到，我现在虽然是一个在大城市工作的干部，但这穷乡僻壤生活变化的光芒，也投照在了我的身上。

这次回家来，我想得一定去看看姑姑和姑夫。他们听说我回来了，已经捎了几次话让我去。父母亲也一再催促我到张家堡走一趟。他们说姑夫和姑姑人都老了，也说不准我什么时候再回来，就不一定能见到他们了。

我于是拿着我自己的礼物和妈妈按乡俗为我准备的礼物，起身去姑姑家。

我没有走简易公路，而选择了大马河边的那一条崎岖不平的石头小路，向张家堡走去。小时候，我就是跟母亲从这条路上去姑姑家的，而且每一次都曾那样激动过我的心。那时候，对于一个乡村的孩子来说，生活大部分都局限于自己的村子和自己的家。到外村去走亲戚，那简直就像要出国一样新鲜而有趣……这一切离开我已经是那么遥远了。山路崎岖，山路蜿蜒，大地古老而宁静，一切依然和过去差不多。现在，我知道，在这古老而宁静的土地上，生活将要发生一些前所未有的变化……

姑姑和姑夫含着喜悦的泪水迎接我的到来。我看见，岁月已经使他们的脸刻满了皱纹，显得非常苍老了。

“啊呀，要实行责任制了，这真是一件大事！做梦也没想到！”姑夫一见面就和我谈这件事。他的心情看来兴奋而不安。“你是公家人，你知道这是一时的政策，还是……”他问我。

“我想不会是一时的。”我肯定地说。

“我不信你的话！”姑姑说。

“就是的！”姑夫附和姑姑的意见。

这种疑虑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村的人见面也是首先和我讨论这个问题。我尽量将自己所了解和理解的中央政策给他们讲，让他们放心。但他们还是将信将疑。

这是多年来不正常的社会生活所造成的。眼前这些人的疑虑需要时间和实际生活的发展来打消。目前只能让他们在欣喜中保持他们的某种疑虑吧，党会用实际来证明自己改革的决心，并以此取得千百万劳动者真挚的信任。

“你们村现在怎样了？”姑夫问我。

我把我们村的情况给他说了说。

姑夫立刻感慨地说：“老侯那人我知道，是个老党员，人可靠，是个好把式！他能领导好哩！”

“你们村搞得怎样了？”我问姑夫。

“我们村？唉……”他叹了一口气，“共产党的好经叫你五叔常给念歪了。可那些歪经他倒念得蛮顺口！”

“怎么回事？”

“快分烂包了！完全像土改一样。不过，地主不是过去的刘国璋，是生产队了！”姑夫痛心地摇了摇他雪白的头。

“政策不是很明确吗？”

“你五叔有你五叔的政策！他常制定土政策哩！”姑夫忧郁地一笑。

姑姑已经把饭端上来了，这方面的谈话就此中断。

我一边吃着香喷喷的臊子面，一边想起我和五叔的上次相遇。他曾那么强烈地反对责任制，但现在他也挡不住了。他在张家堡可以一手遮天，但他的巴掌毕竟太小了，遮不住中国的天。在社会变革的巨大潮流中，他和高家村的高明楼那些人是渺小的。好，他们现在也搞责任制了。不过，从姑夫的话中可以感到，他们有他们的一套。

吃完饭，来了一个青年人。

这位青年人愁眉苦脸地对姑夫说：“张大叔！你看这怎么办呀？我志高叔全给我分了些三等地！”

“为什么？”姑夫瞪着眼问。

“他说不为什么，就给我分坏地，还骂我富农的孙子翘狗尾巴哩……”小伙子的眼泪都涌出来了。

姑夫气得白胡子直颤，说：“而今党的政策明明的嘛！志高怎能这样胡来哩！”

“大叔，你能不能给他说说？”

“你回去，我说！”

小伙子说了一串感谢话，走了。

五叔的“土政策”我立刻领略了一件，这的确太不像话了。

姑夫对我苦笑了一下，说让我先自己呆一会儿，他要去喂猪了——姑姑这两天胳膊疼，提不起猪食桶。

已经是傍晚了。我一个人在窑里转着看了一看。摆设还和我以前来时一样，没有增添任何一点什么。岁月除去使老两口渐渐衰老外，没有带来什么特别的大喜大福。而且，我的表弟和我亲弟弟一般大小，已经到娶媳妇的年龄了，这又给两个老人增添了许多忧愁。他们怎么能拿得出上千元彩礼呢？

按说，大表哥分家后，姑夫家三口人，两个出众的庄稼人，加上姑姑的勤劳，这个家庭完全可以富裕而殷实。可是结果每年都几乎连肚子都吃不饱。如果他们是些二流子，那活该，可他们是怎样的庄稼人啊！一年四季，恨不得用脑袋去耕耘土地。为了多挣点工分，两个男劳力连个集都不敢去上，量盐买油，都是姑姑颠着小脚到城里去的。

我想，只要实行了责任制，姑姑家和我们家一样，他们的劳动完全可以创造出比现在多好多倍的价值来。

就在我这样乱盘算的时候，门被掀开了。

我以为是姑夫。一看，原来是五叔！

“哈呀，我中午就听说你来了，当时忙得没顾上来看你。这回你可要多住几天！”五叔进门后就嚷嚷着说。

“不能多住，明天就走。”我给五叔递上一根纸烟。

他接过烟，在煤油灯上吸着，然后感叹地说：“世事变化可真大呀！上次咱们见面到现在刚刚半年，就一下子乱套了！我那时听说要单干，就像听故事一样，以为那是胡扯哩，可现在就实行开了！”

“这是责任制，不叫单干。”我纠正他说。

“名词不一样了，可还不是单干哩！”五叔不以为然地把嘴一撇。

这时我想起上次见面，五叔曾要我给副食公司我的那个同学“做点工作”，让他儿子转正哩。可我却一直没有“做工作”。现在我赶忙先对他说：“五叔，你上次吩咐的那件事，我还没给我的同学说哩……”

“不麻烦你了，我看屁事也不顶！现在这政策硬了，恐怕迟早都得回来。”五叔先知先觉地预言了儿子的结局。“不过，混了几天公家饭，娶了个没出钱的媳妇，这也划得来了！”他又补充说。

“你们村也开始实行责任制了吗？”我问五叔。

“不开始行吗？上面口气很硬，咱个平头老百姓怎抗得住？君娃，你好好在咱农村记录一下，你是记者，权大！好好给上面反映一下，农村烂包了，资本主义完全复辟了！”他痛心疾首地说。

他仍然是他的老认识。对于这个“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我觉得他现在已经相当可笑了。

还没等我说什么，姑夫进来了。

姑夫把猪食桶往脚地上一放，开口就问五叔：“你怎给前村的治亮光分三等地？”

“怎？”五叔瞪起眼，“富农的孙子他挑啥哩？现时虽说不让讲成分了，但他就要和贫下中农平起平坐了吗？”

“现在共产党哪一条说要给富农出身的人分三等地？他爷是富农，他也是富农吗？”姑夫也瞪起了眼。

“好哥哩！你向来是个没立场的人！按你这样说，把原来他家的地都再分给他家！那都是一等地！你旧社会给治亮他爷揽工，你现在再给治亮揽工去！”五叔挖苦地说。

“放你的臭屁！”姑夫以当哥的身份对五叔破口了，“你再这样胡弄，快倒霉了！不信你等着看！”姑夫吼叫着说。

五叔因为姑夫当着我的面骂他，气得脸通红。但他可不能对他哥破口，只好悻悻地站起来，准备告辞了。

“你明天就把属于治亮的一等地给人家分了！你现在不给人家，将来也不得过去。你屙下的要你吃！”姑夫毫不客气地对准备起身的五叔说。

五叔看了看我，脸更红了，他转过头对他哥求饶似的说：“我就是错了，你好好说嘛，我改就是了。动不动就骂我，我成你的儿了！”

他说完，匆匆和我握了握手，就怏怏不快地走了。

五叔一走，我就忍不住笑了。

姑夫也笑了，说：“对这种人，就得骂！这几年，不是我时不时敲打一下他，这张家堡早叫他弄成个赤土滩坪了……”

这时候，我姑突然慌慌张张跑进来，说：“饲养院里打开架了！”

“为什么？”姑夫问。

“为分东西……”姑姑说。

“咱看看去。”姑夫对我说。

我于是跟着姑夫来到了张家堡前村的饲养院里。

一进院子，我们就看见了一个极其混乱的场面。

人们纷纷拥挤在棚圈里拉牲口——听说是按抓纸蛋分开的。因此，运气好的在笑，运气不好的在叫，在咒骂。有一个老汉竟然蹲在一个角落里放开声哭着。

另外的地方，集体的东西都按五叔制定的土政策在分。分不清楚的就抢，就夺，接着就吵、就骂、就打架，甚至一根牛缰绳都要剁成几截……一旦失去了原则和正确的引导，农民的自私性立刻就表现出来。有些东西哪怕变成废物，也要砸烂，一人均等地分上那么一块或一片。不能用就不能用！反正我用不成，也不能叫你用得成！

我作为一个国家干部，对这种状况已经不能熟视无睹了，因为我看见有些人竟然把队里的手扶拖拉机都大卸八块，像分猪肉一样，一人一块扛走了。他们说拖拉机上的钢好，拿回去能打造老镢头。

我立刻让姑夫去叫五叔。我自己开始规劝打架的人和破坏东西的人。但这些人根本就不把我放在眼里。他们说书记让这样分，你管得着吗？

姑夫气急败坏地回来了。他说没找见我五叔。

正好我表弟赶来了，他匆匆地问候了我一声，然后着急地对我姑夫说：“爸！我五爸把队里的公窑都平价卖给私人了……”

“那你是干啥的？亏你还是个团书记哩！你羞先人哩！明天等着看吧，半村人都会叫公安局用法绳捆了去！”姑夫气愤地指教儿子说。

“我五爸说单干了，还要公窑干什么！他现在正领着队干部分公路边的树哩！”

“天老子呀！这家伙不要命了！公路边上的树怎敢分嘛！虽说是队里栽的，可公路是公家的嘛！你等着看吧，树一分开，一两天就被连根刨了！这还了得！是这，你腿快，赶快去公社叫个干部来。最好是来个领导！”姑夫命令我表弟说。

“我的面子怎能把公社领导请来……”表弟嘟囔着说了一句。

“你就说，张家堡分东西打死了几个人，看他们来不来！快去！到你五叔家把他的自行车骑上，叫公社的人连夜上来！”

表弟撒开腿跑了……

两个钟头以后，公社书记就亲自跑来了。他也显然对张家堡这个局面生气极了，把五叔狠狠批评了一顿。公社书记让社员都把东西先交回来，破坏了的生产工具，谁破坏了谁赔钱。他宣布：张家堡大队的责任制先缓后搞，公社要专门派工作组来协助进行……

五叔当时给公社书记作了检讨，说他水平低，没把事情弄好；说他也是“为了执行党的路线”，想把这场运动搞得轰轰烈烈……

这个骚乱的夜晚就这样平息了下来。

我躺在姑夫家的土炕上却怎么也睡不着。我想，如果我是公社书记的话，今晚上我就会把五叔的书记职务撤了。可是……他将仍然是张家堡的领导人。

我想起他说的“把这场运动搞得轰轰烈烈”的话，他把什么事都看成了运动。他实际上也就是前多年各种各样的“轰轰烈烈的运动”培养的一种干部，他患了一种“运动”病。

于是，我又想起了上一回我和五叔相遇的情景——那是我自童年见罢他后第一次遇见他，又是在那么一个特殊的场所，因此留下的印象很深……

第一次相遇

这是一个混乱的年月。

江青在全国推广小靳庄经验，要肚子都填不饱的农民赛诗，赛歌，赛唱样板戏。这个政治游戏一时风行全国农村。赛不赛诗，唱不唱样板戏，学不学小靳庄经验，拿当时最流行的话说，就是一个“路线问题”。许多县为了“紧跟形势”，纷纷派出专人去天津的小靳庄参观学习。参观大寨，参观小靳庄，在当时已成为一种相当时髦的行为。有些穷得一个劳动日只值几分钱的队，也要拿出一笔经费让他们的大队书记去朝拜这两个圣地。

学习小靳庄的活动一开始，报纸的报道照例要立刻在版面上反映出来，而且无疑应该是这一时期报道的重点。总编辑召开了紧急会议，让各部立即下去采访。我们家乡所在地区属于革命老区，在这些政治运动中照例被列为重点报道地区。我也被临时抽到了这一报道班子，和一群记者来到我们地区。

到地区革委会政工组了解了一些一般情况，这个记者组就分头下到了各县。

我和另一名记者来到了我们县。据地区政工组负责人讲，我们县这方面的工作是全地区的“样板”。

县政工组得知我们是来采访这方面活动的，当天下午就在县礼堂举行了县级各单位学习小靳庄赛诗会。在这个闹哄哄的赛诗会上，一群一群的人轮流上台，又唱又叫。有一个县革委会的副主任也自告奋勇上台念了他自己胡诌的一首“诗”。县政工组长竟然和他老婆一块上台唱样板戏，他扮李玉和，他老婆扮个李铁梅，当他老婆叫他“爹”时，台下的人笑得几乎发了疯。

我坐在“贵宾席”上，痛苦得如坐针毡。一切都目不忍睹。实际上，这一切都是专为我们两个人安排的。尊贵的人啊，已经被糟蹋成这个样子了！

我的同行却是个响当当的“革命派”。他在这样的场所里十分活跃。他拿出记者的派头，举着带闪光灯的照相机，在台上台下忙得不亦乐乎。我尽管反感所有这一切，但只能把一切烦恼埋在心头。我是个渺小的人物，没勇气公然去反抗这类东西；我只是还没有丧失正常人的感觉罢了。

当天晚上，我在县副食公司工作的一个同学请我到他家吃饭。他是我中学的同学，我们一直是很要好的朋友，他现在已是副食公司革委会的副主任了。

在饭桌上，我的同学首先攻击了我一番：“你们这些人，真是些厚脸皮的吹鼓手。今天可以骂自己的昨天，明天又可以骂自己的今天，自己经常打自己的嘴巴，可连脸都不红一下。这就是你们！请你别生气，你知道我是个直筒子。比如说你来采访这狗屁小靳庄经验吧，县上前几天就听说了，命令各单位停工停产搞这玩艺。连我们的门市部都被迫关了门，群众连酱油醋都买不上。中国人现在都成猴了，什么丑都得出。幼稚、荒唐、愚蠢、疯狂！”他愤怒地喊叫说，已经不能自已了。

我对他谈了我内心的痛苦。他说他理解我；说就是他自己，人家让关门停止营业也得照办。是的，人们现在谁也主宰不了自己的命运，对于正直人来说，只是不要让自己的心也黑了。

这天晚上，我们谈得很多，两个人几乎都喝醉了。深夜，他送我去县招待所。我们两个人互相搀扶着，东倒西歪地走过昏暗的街巷。一路上，由于酒醉勾起了许多伤心事，我们竟然都抽抽搭搭哭了起来。我们记起了小时候，我们戴着红领巾，就在这些熟悉的街巷里手拉手走过，天地一片阳光灿烂，我们的心灵愉快而纯净。当时我们曾发誓长大后要为祖国的建设事业创造不平凡的业绩。现在我们已到年富力强之时，生活却变得这样令人失望。我们不得不清醒地走在人生的歧途上，白白地糟蹋掉自己最宝贵的年华！

回到旅社以后，我的同行正伏案疾书，他兴奋地对我说：“今天这个赛诗会真让人感动。我已经写好一篇报道，你看一看，明天就可以发回到报社去。你们县政治思想方面的工作的确是先进……”

我往床上一躺，对他说：“我不看了，喝了点酒，头疼，你就按你的写吧。不过，你可不知道，我们县这几年吃国家返销粮也是全地区第一！”

我的同行停住笔，惊讶地看着我。我知道他并不惊讶我们县吃返销粮是全地区第一，而是惊讶我怎能说出这样的话。

由他去想吧，如果他有兴趣，回去还可以打个小报告。至于我，现在已经瞌睡了。我要借着酒劲，短暂地忘记一下自己的烦恼。

我很快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第二天早晨，县政工组长来到我们住的地方，说今天带我们去参加一下农村的赛诗会。他告诉我们说，这个队是全县学习小靳庄的先进单位。

我因为是本县人，就不由得问：“是哪个队？”政工组长说：“就是你们城关公社的，张家堡大队，离你们村不远。赛诗会完了，小车还可以把你顺路送回家。”

我的头“嗡”地响了一声。

张家堡，不就是我姑家的村子吗？除过我们村，那就是我最熟悉的地方了。小时候，我曾在那里度过许多美妙的日子。前多年回了几次家，总想着要去看看姑夫和姑姑，结果总是七事八事的没去成。想不到这次竟然是因为这样的机缘使我能有机会重访久别的张家堡。

上午九点左右，县上的小车把我们直接送到张家堡大队的小学校。

从吉普车上下来，第一个迎接我们的就是五叔张志高。他穿一身干净的蓝制服，脸上的胡楂刮剃得干干净净，满脸喜气洋洋，就像农村过红白事的主事人迎接宾朋好友一样迎接了我们。

五叔长久地握着我的手，摇着，说着：“哈呀，君娃而今出息成个大人物了，这是咱整个大马河川的光荣！小时候我就看出你将来不得了……想不到你今天亲自来了，请你好好检查指导我们的工作！本来你五叔没把工作做好，可县上硬给我带面子，要在咱这里开现场会，还有你们大记者都记录来了，哈呀，真是……”

自童年以后，我好多年都没见五叔了。他看来还不显老，红光满面的，穿罩和头发的式样有点像脱产干部。

我们拉扯了一顿客气话后，县政工组长给我和我的同行介绍说：“张志高同志是张家堡大队的书记，抓政治思想工作的一把好手，每次运动都是县上的先进。这次学习小靳庄，他们行动快，工作搞得很出色……”

“不行！不行！”五叔兴奋地笑着，说：“请县上领导和报纸的同志多批评！多指导！”

这时候，整个学校院子里都挤满了庄稼人和小学生。教室门前已经搭起了一个台子，台子下面，一长溜学生娃的课桌上都蒙着一些门帘和床单一类的东西，上面放着暖水瓶和茶缸、香烟。

张家堡许多上年纪的人小时候都认识我，现任纷纷过来，又拘束又亲切地挤前来和我说话。

我的心情很不好，但强装笑脸和众人应酬。

我问五叔：“我姑和我姑夫来了没？”

我心里希望他们不要来！

五叔说：“你姑来了，她今天还要上台念诗哩！你姑夫没来，说病了。我知道他装病。他虽说是个党员，这几年革命性差得太离谱了！”

我此刻对五叔非常反感。由于我的身份，我不能流露什么。

我对五叔说：“你帮我找一下我姑。”

五叔打发周围几个年轻人去找，说他还忙着哩。他匆匆和我握了手，到人群前扯嗓子吆喝去了。

姑姑被表弟引来见我了。老人家双手拉着我的手，泪水直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对姑姑说：“你年纪这么大了，来这里干什么？你老人家快回去！”

“唉……不敢嘛！说这是中央的命令。你姑夫是个犟板筋，顶着不来。我总得来嘛。你弟弟是村里的团支书，我怕给娃娃造罪……”

表弟站在旁边一句话也不说，只是低倾着头。

“你可不知情，听说你们上面的人要来，村里的人已经七八天不出山劳动了，地锄不开，今年下来吃什么呀……你不是外人，姑姑敢说这反动话哩……”姑姑用手擦着眼角的泪水，难受地说。

“那你们不能不搞这赛诗会吗？”我对表弟说。

姑姑和表弟都一下子吃惊地望着我。

我一下子意识到，我说了一句出边的话。他们怎能不为我的话而吃惊呢？我不正是来采访他们队的“先进事迹”吗？我怎么能在此时此地说出这样的话呢？

我一时很难对他们说清楚我的心情，只好沉默地面对他们惊讶的神色。

“硬是你五叔胡成精哩！这多年一股劲这运动那运动，弄得村里人粮没粮，钱没钱，就是挣下一公窑奖状！奖状能吃吗？唉，世事越闹人越糊涂了……”

“妈！你不要说了……”表弟胆怯地望了我一眼。

这时候，五叔在台子上吼叫着让人安静下来，说赛诗会就要开始了。

县政工组长过来招呼让我到“主席台”前去就坐。

姑姑只好对我说：“会完了一定到姑姑家去，你姑夫常想得念叨你哩……”

我说我一定要去的。

我和姑姑、表弟道了别，就跟随政工组长来到“主席台”前坐下来。

五叔开始在台上讲话了。想不到他这几年锻炼出这么好的口才。他从世界革命说到中国革命，从省上说到县上，又从县上说到张家堡；向众乡党说明评法批儒和学习小靳庄的伟大意义，并且还背了几句“圪塔纲领”（《哥达纲领》）里的话，他说学习小靳庄经验要掀起一个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接着他臭骂了一通两千年前的死人孔老二，然后宣布“三赛”会开始。他说第一个节目由他自己来演出。

这家伙竟然从后台拿出一把土三弦，叮叮咣咣地弹起来，嘴里念念有词道：“我的三弦就是机关枪，对准孔老二的黑心肠……”

这叮叮咣咣的三弦声又把我带回到童年的记忆中。我记起了那年月间的五叔……一个年轻而纯朴的庄稼汉，坐在门前的草堆里，弹着三弦，唱着信天游；我和他的老黄狗就卧在他身边，沉醉在那迷人的歌声里……

现在，我又听见了那土三弦的弹拨声。但是，时过境迁，这一切已变了模样。三弦已经成了“机关枪”，成了五叔的一种政治武器。

我的同行为五叔的表演兴奋得又鼓掌，又照相。县上和公社来的干部也都纷纷为五叔鼓掌、称赞。五叔更有点得意了，几十岁的人，竟然摇头晃脑起来。

我为此真想哭一鼻子。五叔，你为什么成了这个样子？是谁让你成为这个样子的？

五叔的“节目”完了后，学生娃们上去唱样板戏；学生娃们唱完后，台上竟然上去了一群白发老婆婆，她们豁牙漏气，在五叔的指导下，背诵几句小学教师为她们胡诌的顺口溜。她们怎么也念不到一块，一个个老皱脸臊得通红。我痛苦地看见，姑姑也站在里边！

这一切已经有点残酷了。我低下头，用双手捂住眼睛，心中涌满了悲哀和愤怒！此刻，这些老人们就像羔羊一般被搁在了这个可诅咒的祭坛上，而我却要在这么近的地方目睹这一切！

我不知道这一场闹剧是什么时候收场的。

我勉强和我的兴奋的同行分了手，然后就和表弟搀扶着姑姑回了他们家。

姑夫又惊又喜地迎接了我。他当然连一点病也没有。

我仍然对刚才的一幕感到痛苦，对姑夫说：“你们村怎么胡闹哩？”

“你也是这么看的？”姑夫又惊讶又激动地叫道。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君娃还是君娃，唉，好君娃哩，咱农村完了！没光景了！不能活了！而今党里头有人作孽哩！你五叔跟上疯子扬黄尘，把张家堡完全弄倒塌了！地连一遍都没锄，草长得比庄稼都高，整天不劳动就弄这些瞎事！我真想把你五叔的腿打断，把这龟子孙的嘴拿针缝了，再叫他王八蛋跳叫！”

“你可千万不敢闯乱子……”姑姑害怕地央告姑夫。

我把一些点心和两块布料从提包里掏出来，放在炕上，对姑夫和姑姑说，我因为明天要返回县上，在这坐一下就准备回我们家去看看。

姑夫和姑姑非要我留下吃一顿饭不行，他们说吃了饭也能赶回去。

我不能拒绝他们的心意，于是就留下来。

我和姑夫在这孔窑里说话，姑姑到另一孔窑洞去给我做饭。

过了好一阵，我和姑夫突然听见隔壁窑里我姑姑的哭啼声。尽管声音不大，但我们两个都听见了，我和姑夫慌得不知出了什么事，赶忙跑了过去。

我们过去一看，见锅里正冒着热气，我姑手里拿着笊篱，伏在锅台上泣不成声！

我和姑夫都问她出了什么事。

姑姑抬起头，伤心地哭着说：“我给咱君娃包了几个高粱面饺子，都烂在锅里捞不出一个新的来了，成了一锅糨子……我娃常也不回来……”她哭得更伤心了。

我也哭了。

姑夫叹了一口气，说：“高粱面怎能包成饺子哩，你应该做成面片……甭哭了，君娃又不是外人……”他的声音也哽咽了，转过头对我说：“这几年正好没粮嘛，白面、豆面都没……你看姑夫活成个什么人了……”他一下子蹲在灶火圪崂里，双手抱住了白发苍苍的头。

我扶起姑姑，对她说：“你千万不要这样，你一辈子都亲我疼我，我小时候都不知吃了你们家多少好东西。我就是在你们这里喝上一口凉水也是甜的……”

说完后，我自己捞了一碗高粱面和土豆丝糊汤大口大口吃起来，并对姑夫和姑姑说：“白米白面我都吃够了，这饭正对我的胃口！”

姑夫和姑姑看见我这样，都惨淡地笑了。

吃罢这顿伤心饭，我便告别了二老，起身回家看望我父母亲。

当我出了张家堡村口时，五叔张志高突然撵来了。他手里拿着一卷材料，在村口堵住我说：“君娃，这是我叫队里的会计赶写的，上面记录了我们队学习小靳庄的先进经验，你们报纸写文章好参考，你拿着，我就不专门给你们往城里送了……”

我厌恶地对他说：“这次我不管这事，你还是送到城里去吧……”

当我走在田间小路上，思绪便像洪水一般开始泛滥。一切都是这样叫人难受。乡亲们连饭都吃不上，却让他们停工停产去唱歌跳舞。五叔，你也是个农民，难道你的眼睛瞎了吗？你就看不出这一切有多么荒唐吗？

可是我自己又有什么权力谴责五叔呢？我也是农民的子弟，竟然千里迢迢赶回来，要把他们如此惨痛的悲剧当做喜剧来写……我发誓这次我连一个字也不会写的！

一路上，姑姑流泪的脸和五叔喜气洋洋的脸交替在我眼前晃动着。我在心里呼唤：把这一页惨痛的历史尽快翻过去吧，让姑夫和姑姑们的脸上露出笑容，而让五叔们脸上的笑容黯淡下来……

第五次相遇

又是一个夏天了。

我搭上西去的列车，去F市采访。火一般的太阳照耀着车窗外无边的原野，大地已经变成了一片绿色的海洋，车厢里极其闷热，旅客们一个个汗流浃背。按节气，已经到一年中最炎热的时候了。

社会生活同时也处在一种热烈的气氛中。尤其是幅员辽阔的农村，显出了历史上少有的激动。山区的生产责任制已经搞了两年了，实际成果说服了怀疑论者。那里大规模生产方式的改变，极大地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初步改善了极度贫困的生产状况，使他们有吃有穿了。当然，冒尖户是少数，眼下并不像某些文艺作品所宣扬的那样，农民个个都已经进了天堂，动不动就把高档商品买回了家。我们的农民难道还不清楚吗？他们过去在某种程度上已穷到了骨头里，新政策的优越性不可能一下子就把所有的人都变成大富翁。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解决了温饱问题，这就是一个了不起的胜利。另外，一切都还刚刚开头，许许多多的新问题和新矛盾接踵而来，需要迅速而有力地给予解决。但党的某些基层组织和它的负责人本身在认识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些严重的问题，因而，使得许多新矛盾无法得到妥帖地解决。毫无疑问，我国整个农村的进步有待于一个长期不断改革的过程。但是，最初的这一步已经显示了一种令人鼓舞的景象，这是任何眼睛没瞎的人都能看得见的。

平原地区也在仿效山区的榜样，开始大规模地实行生产责任制了。省委第一书记已经在答省报记者问中，号召平原地区迅速落实生产责任制。但是，F市所在地区在这方面一直抵抗着，长期按兵不动。为此，省委已经把那里的主要领导人调离了。新建不久的新市委班子坚决执行省委的指示，F市和全地区的农村已经处于一种急骤变革的状态中。我正是赶去采访和调查这一地区的农村形势的。

我坐在飞驰的列车上，听着铿锵的车轮声，感受着一种强烈的时代变革的气息。我记起了一本长篇小说的名字：《在田野上，前进！》，那是写另一个时期中国农村的大变化的。现在，我们也可以兴奋地呼喊：在田野上，前进！

我在F市下了火车，通过检票口，来到了候车室。

已经是晚上了，我想很快先找个住处，于是就小心地通过睡在地上的横七竖八的旅客，向外面走去。

到候车室门口的时候，我一下子呆住了。我看见了一张熟悉的面孔。

这不是张志高吗？

是的，这的确是五叔，他现在赤膊露体躺在候车室大门口的一个角落里，头枕着自己的两只鞋。打着很响的呼噜在睡觉。他看来疲惫不堪，头沉重地歪在一边，身上和头上布满了汗水珠子，身子下面的水泥地板似乎都湿了一片。他的长裤管挽在大腿以上，上身只穿我们家乡农村的那种红裹肚，两条腿摞在一起，侧身倒地，就像家乡农人们在山野里睡觉一样。

五叔，你到这里来干什么呢？为什么你一个人流落在这陌生的异乡，受这份洋罪呢？

我犹豫地站在这个酣睡的乡亲面前，不知该不该叫醒他。

我想叫醒他，问明他的一切。我又不忍心叫醒他，他看来太疲倦了，睡得那么死沉，说不定好长时间没睡一个好觉了。我躬下身，看见他抽动的嘴角和紧蹙的眉头间，似乎隐约地流露出心灵深处某种阴郁的迹象。此刻，他也许在梦中回到了我们亲爱的大马河川，回到了那个鸡叫狗吠的村落……

不论怎样，我眼下无法想象五叔为什么睡在这里。

我犹豫了一会儿，叹了口气，先出了候车室。我想还是让他在这个肮脏的地方再睡一会儿，等我找好住处再来叫他吧。今晚，我要让他和我住在一起。他大概是不想掏住宿费才在那里凑合的。

我在F市委招待所包了一个两张床位的房间，把东西放好，连脸也没擦一把，就又急匆匆地来到了火车站。

五叔仍然睡在候车室的门口，似乎连动也没动一下。

我在他旁边蹲下，轻声唤他：“五叔！五叔！”

他一动也不动。

我又一边叫他，一边用手掀他汗淋淋的身体。

他慢慢地睁开眼，似乎竭力要弄清楚他在什么地方，而眼前又发生了什么事。

在一刹那间，他认出了我。

五叔一下坐起来，叫了一声：“君娃？”

我对他点点头。

他先害臊地两把将衣服裹在赤身裸体上，把枕在头下的两只鞋穿在脚上，说：“做梦也想不到在这里碰见你……”他的眼里似乎闪动着泪水，亲热地用汗涔涔的手抓住了我的手。他显然相当激动，像在外国碰见我一样。

我在他身边的一块半截砖头上坐下来，问他：“你在这儿干啥哩？”

他不知为什么，脸一下子通红，说：“唉，跑一点小生意……”

“给集体还是给你？”

“集体？还有集体吗？集体早散伙了！单干了！资本主义了！”他顷刻间变得恼怒了。

这个顽固的人，他仍然是他那老一套！

“那你跑出来，地怎种呀？”我问他。

“我没心思走资本主义道路！地让我那个二流子小子胡弄着，我出来跑点生意。新政策不是号召让做生意吗？”他有点嘲弄地说。

“你做什么生意哩？”

“零七碎八……”

他显然不想说他干什么。我不愿再打问了。这是属于别人的私事，再问也许不合适。可是我隐约地觉得，这个“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他的“生意”有点非社会主义的味道。但我不是公安局的，无权追究这些，何况他是我的五叔。

“你又到什么地方记录去呀？”他问我。

我告诉他，我就到这个地方来的，再不走了。

我问他到什么地方去，他说他明天一早就坐火车去省城呀。

我马上对他说，我已经包好了一间房子，也有床位，让他今晚跟我去住。

“我怕误了火车的钟点。”他说。

“不怕，招待所离火车站不远，几分钟就到了，误不了车。咱们住在一块，还可以拉拉家常话。”

他同意了，拿起了身边那个落满尘土的黑人造革皮包，和我一同出了候车室。

我把他先领到火车站附近的一个食堂里，要了些菜、馍、啤酒和汽水。

五叔喝不惯啤酒，说像些马尿。我就又给他买了几两白酒。

几杯酒下肚，他就有点醉意了，瞪着一双微微发红的眼睛，对我说：“你是个记者，好好把咱农村的情况记录下来，给中央和胡耀邦总书记反映上去！就说资本主义完全复辟了！”

我又记起了上次在我们县车站附近食堂里的情景，那时他在饭桌上就说这些话，现在还在说。我同时也想起了多年前在学校院子里的赛诗会，想起了他在公社会议室的发言和菜市场的表演，也想起了大队饲养院里的那次骚乱……我又看看此刻桌子对面那双醉意蒙眬的眼睛，感到心情沉重而痛苦。不正常的时代造就了这样一种不正常的人，而且还是党的一个基层组织的领导干部。这样的人本应该早被撤换下来了，可他仍然占据着领导地位。我们的改革首先正是应该针对这样一些人的，而不幸的是，眼下有些地方往往正是由这样一些人在领导着我们的改革。比如说F市吧，前几年正是由几个对抗中央政策的人在领导着一个几百万人口的地区。这些人当然要比五叔高明多了。他们采取的是在口头上拥护新政策，而在实际工作中顽固对抗的方法，他们在会议上一口一个要坚决贯彻中央精神，而在私下里，在和老婆睡觉的时候，在和心腹们下棋打扑克牌的时候，却用一种嘲弄的口气讥讽所有的改革。我国新时期社会改革的最大困难就在这里。

吃罢饭，我搀扶着五叔，来到市招待所的房间里。

五叔脱掉外衣，躺在凉席上，一口一口地长叹气，对我说：“唉，君娃，你五叔现在活得不像个人了……”

我不知该说什么。

他直愣愣地望着房顶的天花板，叹着气说：“以前，我张志高是个什么世事？常是站在人面前的人嘛！工作常是先进，给张家堡挣了一墙的奖状和锦旗。公社和县上的领导谁不看重我张志高？参观大寨，到地区和省里开先进会，哪一回能少了我张志高？想当年，常是坐‘主席台’的人嘛！可是而今呢？却像个要饭吃的一样，流落到了这等地步！……哎，你不知道，以前我参观开会路过这些地方，都像上宾一样住在带澡堂子的宾馆里，可如今躺在候车室的地板上，连条狗都不如……”

他说完，一下子翻身趴在凉席上，竟然呜呜咽咽地哭起来了。

我慌忙劝解他，但他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呜咽着。

这哭声强烈地震撼了我的心。

我无法安慰他，也说不出来什么同情话，于是就从房间里走出来。让五叔一个人在房子里静静地哭一会儿吧！我无法同情他，但我怜悯他。直到现在，他还不明白他的悲剧。是的，这不仅是他的悲剧，也是一个时代的悲剧。正是一个悲剧的时代造成了这样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实际上，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多少个五叔一样的人物啊！历史往往就是这样：一个悲剧性的时代结束了，但那些悲剧性的人物并没有结束自己的悲剧。

我在招待所的院子里长久地徘徊着。

此刻，沸腾了一天的F市安静了下来。城市的灯火先后熄灭了一些，夜空中的星星却更繁密，更明亮了。晚风习习地从远方的山峡中吹过来，驱散了城市上空的热气，使人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爽快。

等我回到房间后，看见五叔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睡着了。

我默默地坐在床沿上，点燃一支烟，静静地看着熟睡的五叔。我固执地在他的留有泪迹的脸上，寻找我在童年时所熟悉的一些特征。

我长久地看着睡梦中的五叔，两滴泪水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涌出了我的眼睛，从烫热的脸颊上滑落了下来；耳边似乎隐约地又传来了那久远年间的叮叮咣咣的土三弦声……

结束

我去拘留所看罢五叔二十多天后的一个早晨，五叔突然来到了我的家里。

他神色有些沮丧，但因为从拘留所放出来又有些高兴。他的身体和精力明显地衰弱了，甚至显出了某种老态；多时没刮剃的胡楂乱蓬蓬地在皱纹脸上围了一大圈。

我高兴地问他：“放出来了？”

他百感交集地用手指头揩去眼角的两颗泪珠，说：“放出来了。判了个免于刑事处分……”

我和我爱人立刻忙着给他炒了许多菜，招待他吃饭。我们都留他在我们家多歇息几天。

五叔说他不准备住了，已经买好了明天回老家的长途汽车票。

当天晚上，他就在我们家住了一夜。

第二天早晨，我送他去长途汽车站。一路上，他不说其他，只是反复地感叹说：“唉，真丢人！以后我再怎领导张家堡大队的工作呀……”

得了吧，五叔！你怎么还能领导张家堡的工作呢？你自己首先应该回到土地上老老实实地劳动，用汗水好好洗刷一下你自己，你身上积起来的污垢已经太多了。

我怀着一种极其悲哀的心情，一直目送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长途汽车站检票口的后面。

当我转身走上宽阔的街道时，曙色已经染红了东方的地平线，城市从睡梦中醒来，到处都是沸腾的声响——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我走在上早班的人流里，心头猛地打起了一个热浪——因为我从五叔们的衰败中，看见中国正挺起朝气蓬勃的胸膛走向未来！

（原载《钟山》1984年第5期）